【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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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个人所得税改革新增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为探索家庭赡养行为的税收经济调节机制,本文以江苏11535户城镇家庭受赡关系为样本,采用基于被赡养人年龄闽值的模糊断点回归设计,考察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对医疗、非医疗和总赡养支出的处理效应,并针对主赡养人身份、赡养人性别和被赡养人性别进行异质性分析.实证结果表明: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具有税收激励和孝亲示范效应,对非医疗赡养支出的处理效应明显高于医疗赡养支出且存在过度反应,改变核函数和带宽计算函数的结论仍稳健.主赡养人身份和赡养人性别对赡养行为结构存在差异化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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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邮电大学经济学院;南京邮电大学财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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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个人所得税改革新增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为探索家庭赡养行为的税收经济调节机制,本文以江苏11535户城镇家庭受赡关系为样本,采用基于被赡养人年龄闽值的模糊断点回归设计,考察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对医疗、非医疗和总赡养支出的处理效应,并针对主赡养人身份、赡养人性别和被赡养人性别进行异质性分析.实证结果表明: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具有税收激励和孝亲示范效应,对非医疗赡养支出的处理效应明显高于医疗赡养支出且存在过度反应,改变核函数和带宽计算函数的结论仍稳健.主赡养人身份和赡养人性别对赡养行为结构存在差异化影响;填报扣除提前兑付女性被赡养人的赡养支持预期.当前赡养扣除标准可从被赡养人数量和年龄阈值、赡养行为细分、扣除分摊限额等方面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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