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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当前中美关系
王缉思（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
观察当前的中美关系，一方面是地缘战略对抗的因素上升，另一方面是两国在双边与全球层面合作需求的上升。这两种趋势哪种是主要的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检验，可以看出两个趋势是同步上升的，这大概就是中美关系复杂性之所在。
习近平主席会见美国客人时曾说，“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应该合作而且可以合作的领域十分广阔。中美合作可以办成一些大事。”我理解，“中美合作可以办成大事”不是指两国可以合作解决南海争议，而是指可以在关系到两国经济发展、人民福祉以及关系到全球稳定与繁荣的大事上开展合作。
南海问题关系到中国的领土主权，当然十分重要。南海问题也关系到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安全地位，对美国也很重要。平心而论，围绕南海问题讨论出一个旨在避免对抗的行为规则，会损害两国的根本利益和发展目标吗？我个人认为不会。前不久我在华盛顿会见一位美国高级官员，他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不想让南海问题界定中美关系的本质”。我很同意这句话，并且认为，界定中美关系本质的应该是关系到两国国计民生的双边合作和全球治理问题。
黄仁伟（上海社科院副院长）：
在美国眼中，新兴大国对国际秩序的“挑战”，就是对美国霸权的挑战，或者说是对美国制订的国际规则的挑战。所以奥巴马任内特别重视规则问题，因为在美国看来，如果越来越多的国际规则由中国制订，那么这个世界就不是美国领导的了。
对中美关系，消极和积极的力量都在增长。消极面看，是美国对中国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的攻击，是在地缘政治范畴组建共同对付中国的“准联盟”，是在市场竞争方面给中国增加障碍，以及在重要的国际问题上不像原来那样愿意与中国合作。美国对华关系当中也有很多新的积极因素在出现，不过它们经常被忽略。比如，中美经济关系过去以贸易为主，现在是投资为主，中国对美投资越来越重要。美国地方州政府成为推动中美关系的积极力量，而这又与中国对美国地方州投资不断增长有关。美国文教科技人士与中国加强合作的呼声很高。而在全球治理和地区热点问题层面，可以说世界上几乎所有大的问题，没有中美的共识与合作，都推进不了。
这么多问题，正面力量在上升，负面因素在增长，到底哪股力量大？应该说短期内负面力量大，长期看正面力量大。事实上这两股力量代表了两种秩序思维。前者是旧秩序，也就是冷战思维、霸权思维、单边思维的那一套，主张美国利用盟国体系遏制中国；后者是新秩序，代表21世纪的全球思维，强调共同利益、共同安全、共同发展，希望中美合作把世界治理好。平心静气地思考，这个新秩序显然比那个旧秩序进步，应该更有生命力。
南海问题是否已成中美冲突点
金骏远（AVERY GOLDSTEIN，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目前美中双方在南海问题上都被自己的原则立场“锁住”了，彼此观点难以调和，一方无论做什么都会被另一方视为针对自己的错误行为。双方需要观念更新，前提是重新研判美中两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具体立场和政策，中国与美国盟友之间的立场分歧，美国与自己盟友在南海的利益关系。南海问题的意义已经超出了它本身，变成了事关中美关系前景的“大问题”，通过岛礁和海洋权益争端折射出来美中在南海乃至亚太地区存在重大分歧。面对一个更为强大、更具影响力的中国，美国并不确信自己所能同意的中国在亚太地区发挥更大作用的上限在哪里，中方则一直怀疑美国的亚太政策只为阻挡中国崛起而设定。只有美中就各自和对方在亚太地区的作用达成妥协，南海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
陆伯彬（ROBERT ROSS，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波士顿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由于南海问题，美中关系已进入一个相对困难的时期，双方的观念鸿沟正在扩大。在美国看来，中国开始奉行一种更具进攻性的不加克制的政策；在中国眼中，美国对华政策中的遏制因素明显增加。但另一方面，美国即将开始新的政治周期，要为领导层换届做准备，并不希望南海局势过度紧张，否则新总统就职后将不得不立即对中国采取强硬。从这个角度讲，今后八个月（指从现在起到新总统正式就职），难道不是双方加强沟通、开始采取降温措施的好时机吗？希望中方不再采取新的动作，保持现状就好。这样美方就可以回应中方的善意，对自己在南海的巡航监视行为采取克制，并加大对盟友的约束。有了这样的氛围，美中双方可以重思自己在南海的政策，或许能够各退一步，为弥合分歧创造条件。
美中是否相互“妖魔化”？
刘康（美国杜克大学亚洲和中东研究系教授、中国问题项目主任）：
互相“妖魔化”的趋势是客观存在的，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导致这种趋势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美中意识形态不同，各自媒体秉持的价值观相差太远。国与国之间可以就不同的利益达成妥协，但很难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达成妥协，很难协调彼此的价值观。媒体是价值观的载体，对差异性、分歧性的东西有着天生的敏感，往往自动趋近那些煽动性的内容，甚至有着“妖魔化”持不同意识形态者的本能。
美国是不怕被“妖魔化”的，坦然面对，因为它成为超级大国之后没有一分钟不被外界特别是各国媒体“妖魔化”。中国也在成长为世界大国，秉承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自然会被外界越来越多地“妖魔化”。美国在这个地区做了很多年的“老大”，惯性思维，对中国缺少了解和信任，所以它采取的许多举动是针对中国的，客观上对中国是不利的。这个情况大家看得明白。中国要淡定，不要被这种趋势左右自己的判断，该干什么干什么，坚持走开放道路。中国要当好全球性的大国，必须确立开放性的思维，做的每件事都要合情合理，既对得起中国人民，也对得住世界人民。任何一国国家利益的基础都是老百姓的利益，维护好这个基础非常重要。
2016美国大选将如何影响中美关系
金骏远（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唐纳德·特朗普迄已取得的胜利令所有人惊讶无比。尽管气场比不上丈夫比尔·克林顿，但希拉里·克林顿富有从政经验，身边有很多智囊，比特朗普更可预测。她的缺陷是不擅长竞选。特朗普有个性，有个人魅力，对底层选民有吸引力，正在进行一场反传统的竞选。特朗普迄今为止发表了大量言论，但人们从中看不出他一旦当选将会奉行什么样的政策。目前看，反感希拉里和厌恶特朗普的选民都很多，两人大选计票结果可能比较接近，另外届时持不同政治倾向的选民的投票率高低对选举结果也会产生直接影响。
至于本次大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我现在能判断的是，无论哪位候选人当选，都会奉行比现任总统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这是目前唯一可预测的。如果还有什么可以预测的话，那就是，希拉里的对华政策将继续反映现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思路，在南海问题上有较大投入，对人权问题也会更加强调。
陆伯彬（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波士顿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希拉里赢得本次大选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但经过一段时间对希拉里和特朗普的观察，我发现这两个人的外交政策倾向都不是建设性的。特朗普发表的各种言论充满了不可预测性和挑衅性，“合作”一词几乎不在他的字典里。希拉里的对外政策也鲜有致力于和解的内容，她的关注点并没有放在与他国加强合作上，而是更倾向于在世界上扩张美国的存在并进行干预。所以这两个人均使我感到不安。如果非要我在两个人当中选一个，希拉里可能好一些，并且只能寄希望于她在国务卿任上就已从美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失败经历中吸取足够教训。
王缉思（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
观察当前的中美关系，一方面是地缘战略对抗的因素上升，另一方面是两国在双边与全球层面合作需求的上升。这两种趋势哪种是主要的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检验，可以看出两个趋势是同步上升的，这大概就是中美关系复杂性之所在。
习近平主席会见美国客人时曾说，“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应该合作而且可以合作的领域十分广阔。中美合作可以办成一些大事。”我理解，“中美合作可以办成大事”不是指两国可以合作解决南海争议，而是指可以在关系到两国经济发展、人民福祉以及关系到全球稳定与繁荣的大事上开展合作。
南海问题关系到中国的领土主权，当然十分重要。南海问题也关系到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安全地位，对美国也很重要。平心而论，围绕南海问题讨论出一个旨在避免对抗的行为规则，会损害两国的根本利益和发展目标吗？我个人认为不会。前不久我在华盛顿会见一位美国高级官员，他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不想让南海问题界定中美关系的本质”。我很同意这句话，并且认为，界定中美关系本质的应该是关系到两国国计民生的双边合作和全球治理问题。
黄仁伟（上海社科院副院长）：
在美国眼中，新兴大国对国际秩序的“挑战”，就是对美国霸权的挑战，或者说是对美国制订的国际规则的挑战。所以奥巴马任内特别重视规则问题，因为在美国看来，如果越来越多的国际规则由中国制订，那么这个世界就不是美国领导的了。
对中美关系，消极和积极的力量都在增长。消极面看，是美国对中国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的攻击，是在地缘政治范畴组建共同对付中国的“准联盟”，是在市场竞争方面给中国增加障碍，以及在重要的国际问题上不像原来那样愿意与中国合作。美国对华关系当中也有很多新的积极因素在出现，不过它们经常被忽略。比如，中美经济关系过去以贸易为主，现在是投资为主，中国对美投资越来越重要。美国地方州政府成为推动中美关系的积极力量，而这又与中国对美国地方州投资不断增长有关。美国文教科技人士与中国加强合作的呼声很高。而在全球治理和地区热点问题层面，可以说世界上几乎所有大的问题，没有中美的共识与合作，都推进不了。
这么多问题，正面力量在上升，负面因素在增长，到底哪股力量大？应该说短期内负面力量大，长期看正面力量大。事实上这两股力量代表了两种秩序思维。前者是旧秩序，也就是冷战思维、霸权思维、单边思维的那一套，主张美国利用盟国体系遏制中国；后者是新秩序，代表21世纪的全球思维，强调共同利益、共同安全、共同发展，希望中美合作把世界治理好。平心静气地思考，这个新秩序显然比那个旧秩序进步，应该更有生命力。
南海问题是否已成中美冲突点
金骏远（AVERY GOLDSTEIN，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目前美中双方在南海问题上都被自己的原则立场“锁住”了，彼此观点难以调和，一方无论做什么都会被另一方视为针对自己的错误行为。双方需要观念更新，前提是重新研判美中两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具体立场和政策，中国与美国盟友之间的立场分歧，美国与自己盟友在南海的利益关系。南海问题的意义已经超出了它本身，变成了事关中美关系前景的“大问题”，通过岛礁和海洋权益争端折射出来美中在南海乃至亚太地区存在重大分歧。面对一个更为强大、更具影响力的中国，美国并不确信自己所能同意的中国在亚太地区发挥更大作用的上限在哪里，中方则一直怀疑美国的亚太政策只为阻挡中国崛起而设定。只有美中就各自和对方在亚太地区的作用达成妥协，南海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
陆伯彬（ROBERT ROSS，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波士顿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由于南海问题，美中关系已进入一个相对困难的时期，双方的观念鸿沟正在扩大。在美国看来，中国开始奉行一种更具进攻性的不加克制的政策；在中国眼中，美国对华政策中的遏制因素明显增加。但另一方面，美国即将开始新的政治周期，要为领导层换届做准备，并不希望南海局势过度紧张，否则新总统就职后将不得不立即对中国采取强硬。从这个角度讲，今后八个月（指从现在起到新总统正式就职），难道不是双方加强沟通、开始采取降温措施的好时机吗？希望中方不再采取新的动作，保持现状就好。这样美方就可以回应中方的善意，对自己在南海的巡航监视行为采取克制，并加大对盟友的约束。有了这样的氛围，美中双方可以重思自己在南海的政策，或许能够各退一步，为弥合分歧创造条件。
美中是否相互“妖魔化”？
刘康（美国杜克大学亚洲和中东研究系教授、中国问题项目主任）：
互相“妖魔化”的趋势是客观存在的，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导致这种趋势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美中意识形态不同，各自媒体秉持的价值观相差太远。国与国之间可以就不同的利益达成妥协，但很难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达成妥协，很难协调彼此的价值观。媒体是价值观的载体，对差异性、分歧性的东西有着天生的敏感，往往自动趋近那些煽动性的内容，甚至有着“妖魔化”持不同意识形态者的本能。
美国是不怕被“妖魔化”的，坦然面对，因为它成为超级大国之后没有一分钟不被外界特别是各国媒体“妖魔化”。中国也在成长为世界大国，秉承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自然会被外界越来越多地“妖魔化”。美国在这个地区做了很多年的“老大”，惯性思维，对中国缺少了解和信任，所以它采取的许多举动是针对中国的，客观上对中国是不利的。这个情况大家看得明白。中国要淡定，不要被这种趋势左右自己的判断，该干什么干什么，坚持走开放道路。中国要当好全球性的大国，必须确立开放性的思维，做的每件事都要合情合理，既对得起中国人民，也对得住世界人民。任何一国国家利益的基础都是老百姓的利益，维护好这个基础非常重要。
2016美国大选将如何影响中美关系
金骏远（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唐纳德·特朗普迄已取得的胜利令所有人惊讶无比。尽管气场比不上丈夫比尔·克林顿，但希拉里·克林顿富有从政经验，身边有很多智囊，比特朗普更可预测。她的缺陷是不擅长竞选。特朗普有个性，有个人魅力，对底层选民有吸引力，正在进行一场反传统的竞选。特朗普迄今为止发表了大量言论，但人们从中看不出他一旦当选将会奉行什么样的政策。目前看，反感希拉里和厌恶特朗普的选民都很多，两人大选计票结果可能比较接近，另外届时持不同政治倾向的选民的投票率高低对选举结果也会产生直接影响。
至于本次大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我现在能判断的是，无论哪位候选人当选，都会奉行比现任总统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这是目前唯一可预测的。如果还有什么可以预测的话，那就是，希拉里的对华政策将继续反映现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思路，在南海问题上有较大投入，对人权问题也会更加强调。
陆伯彬（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波士顿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希拉里赢得本次大选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但经过一段时间对希拉里和特朗普的观察，我发现这两个人的外交政策倾向都不是建设性的。特朗普发表的各种言论充满了不可预测性和挑衅性，“合作”一词几乎不在他的字典里。希拉里的对外政策也鲜有致力于和解的内容，她的关注点并没有放在与他国加强合作上，而是更倾向于在世界上扩张美国的存在并进行干预。所以这两个人均使我感到不安。如果非要我在两个人当中选一个，希拉里可能好一些，并且只能寄希望于她在国务卿任上就已从美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失败经历中吸取足够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