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日前做客央视经济频道《对话》栏目时透露，新闻出版行业有望对民营资本开放。柳斌杰称，2008年新闻出版产业总产值预计超过8500亿元，相当于汽车业产值，但还是不满意。他说，美国这一相关的产业叫“版权产业”，占了国民经济的33%。它是产业里边的第一大，超过了航空、航天、汽车和它的三大出口支柱。柳斌杰署长介绍，新闻出版行业改革在融资政策上要对大型传媒开辟上市、吸收大型国有资本、民营资本三个融资通道。
　　柳斌杰署长这个表态，与前些天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直接呼应，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规划期是两年，它让我们直接听到、感到了新闻出版业改革的脚步声急。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明确提出：采取有力措施，发展新闻、出版事业，畅通各种渠道，保障公民的表达权利；依法保障新闻记者的采访权、批评权、评论权、发表权。继续推动电视台、广播电台、互联网以及报业的改革与发展，到2010年，千人日报拥有量力争达到90份，报纸普及率达到每户0．3份；保障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的权利，发挥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和新闻媒体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作用。
　　这让我又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于领导干部定期接待群众来访的意见》、《关于中央和国家机关定期组织干部下访的意见》、《关于把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制度化的意见》等三个文件。文件分别要求，县（市、区、旗）党委书记、县（市、区、旗）长一般每月安排一天时间接待群众来访，信访问题突出的地方要适当增加接访次数；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要把干部下访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统一组织每年至少一次；排查化解各种可能引发信访问题和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矛盾纠纷和苗头隐患，重点是容易引发信访突出问题的重大矛盾纠纷。
　　笔者认为，干部下访、基层领导亲自接访，争取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社会矛盾突显期”的必要之举。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说，它也是应急之举。这种应急措施，仍然遵循权力内部运行的逻辑，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上下级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接访的主要责任人到县一级，似乎也还存在层级不够的问题。从新近披露的河南灵宝、内蒙古鄂尔多斯、四川遂宁发帖“诽谤”案，以及此前披露的“十大文字狱案”及贵州瓮安等一系列群体事件上看，很多问题恰恰发生在公民和县一级政府之间的摩擦上。县一级政权直接面对亿万民众，是各种冲突和矛盾的“最大摩擦面”，由该级别的相关官员自己做自己公正的法官，恐怕有些勉为其难。当然，“提级接访”也不现实，不把矛盾切实解决在基层，再庞大的政府机构都难以应对。
　　因此，不论是从纾解民怨、树立政府威信的角度，还是从保障公民权利的角度，抑或是从发展经济、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的视角，加强和丰富新闻舆论监督都比领导接访更为根本和重要。这是公民权利对公共权力的外部监督形式，比权力内部监督更为及时和高效。各大型传媒集团通过吸引各类资本迅速壮大，并以地方版实现报刊的区域发展战略，是当前改革新闻监督形式、壮大国内媒体、大幅度提高国民报纸拥有率的最佳途径也是可行路径。以往的报刊都是属地管理，很难对当地公共事务实施及时、有效的监督，地方媒體的监督职能相当弱化。因为大量报纸无法有效监督与公民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社区事务、本地事务；外地报纸即使有异地批评，往往也是隔山打牛无济于事；高层级的中央级报刊在大规模迈出专门针对具体区域的“地方版”之路前，任何一个选题和报道都必须考虑全国受众，在全省、全国范围内选择新闻，大量重复性或者不具备特殊性、但与民众利益攸关的地方事务、社区事务常常被排除在报道之外。因此，不少报刊不受群众欢迎也在情理之中。其结果，是一种多方俱输的局面：基层政府权力得不到及时有效监督，公信力受到影响；公民权利得不到及时有效保障，对政府和社会埋藏积怨；媒体得不到发展壮大；中央权威也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巩固，“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便时有发生。
　　通过大型传媒集团的区域战略布局，以地方版的形式实现媒体的地方扩张之路，并实现就地监督，能够有效地突破传媒属地管理、难以实施监督的单一模式，形成真正的市场化竞争，并在竞争中使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得以加强。这种传媒扩张与强化监督模式，代价最小，成功率最高。根本上，它对中央有利，对重树地方政府威信有利，对传媒业发展和公民权利保障也都有利。（作者系北京资深评论员，知名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