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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人们提起《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就会想起作者陶菊隐先生。他既是近代中国风云变幻的历史见证人，又是近代中国最杰出的新闻记者之一，还是一位著名的民国史学者。曹聚仁先生赞誉他是一位“目光如炬的史学家”。他著述丰富，除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还有《菊隐丛谈》、《袁世凯演义》、《孤岛见闻》、《记者生活三十年》、《蒋百里传》等脍炙人口的文史著作传世。
陶菊隐先生在新中国建立后先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参事、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参事、上海市文史馆副馆长，适值他诞辰110周年之际，本刊特发表其后人撰写的回忆文章，以示纪念。
我出生在1944年6月，时年我的父亲陶菊隐先生已满46岁。作为家中的幼子，我伴随父亲度过了他45年的后半生。由于我母亲罹患精神病，几位兄姊又陆续离家，在这并不完美的家庭里，我自幼便得到父亲的宠爱。他是位健谈的父亲，忙里偷闲，每天他都会抽出时间跟我聊天。内容有的是一些逸闻轶事，有些是他近期亲身经历，谈话生动风趣。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寒门子弟 锋芒毕现
不少人知道陶菊隐曾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达29年之久（1960-1989），是位著作颇丰的近代史学家，其实他还有一重身份——上海的老报人、上海《新闻报》的名记者。
回忆我的父亲要从他富有传奇的早年经历谈起。
1898年，他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贫寒的家庭。祖父是一名教国文的穷教员，平时有空就为他讲解《孟子》、《战国策》等古文。父亲从小就表现出写作的天分，第一次在上海的《时报》上发表小说，还只有12岁。这段时期，他投稿成瘾，不料无意中写了一篇讽刺小品《饭桶先生》，他的国文老师竟会误会学生撰文隐射自己，投诉到校长那里，年少的陶菊隐被学校劝退。此事传遍了整个长沙，没有一所学校愿意收留这样的麻烦学生，父亲只念到初中就被迫辍学。14岁那年，为谋生计，通过一位朋友的介绍，他进入湖南的《女界日报》，并先后在《湖南民报》、《湖南新报》、《湖南日报》任编辑，从此他正式入行成为记者。
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以后，湖南成了南北军阀必争之地。皖系第七师师长张敬尧进驻长沙，他手下的士兵多是由土匪收编而成的兵痞，杀人放火，无所不为。我的祖父，在一个月夜正在为族人守护祠堂，号称“烂五团”的张敬尧手下突然闯宅抢劫,祖父上前阻拦，匪兵不问情由，举枪就杀。名记者父亲被杀的事件，被当时的湖南民众列为张敬尧祸湘十大罪状之一。遭此杀父之仇，父亲对军阀统治深恶痛绝，不断向报章投递通讯，对军阀的恶行大肆鞭挞。鉴于湖南在张敬尧的统治下，不能公开发表反张言论，他用化名向上海《新闻报》投递通讯，向外界提供湖南的战局。他想出办法，利用侨民邮政通讯的保护措施，套上日文信封，贴上日本邮票，跑去日本邮便局去投信。当局对此类信件从来不敢检查，可以顺利送达。受到战火阻隔，当时湖南的战局往往由湖北的记者间接报道，隔岸观火既不准确又不及时。到1920年左右，父亲已正式被邀为《新闻报》的驻湘记者。
张敬尧败退后谭延闿宣布“自治”，记者的采访环境有所松动。父亲得以报界身份参加军政联席会议，趁机结识权贵，捕获时局新闻。1921年的湘鄂之战，我父亲全程亲历采访，为上海《新闻报》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新闻报道。在随后的十几年中，父亲发表了北伐军血战汀泗桥、济南“五三惨案”、台儿庄战役等各时期发生的大事件报道。其中有一篇佳作《台儿庄上好月色》写的是1938年中国军队大胜日本侵略军的事迹，报道连载四天。直到晚年父亲对此文仍津津乐道，引以为得意之作。由于在《新闻报》上佳作频发，青年时代的父亲从自由撰稿人,晋升到特约记者,完成了他人生中重大飞跃。
上世纪30年代报界盛传“南陶北张”叫法，意思是南有上海《新闻报》的陶菊隐，北有天津《大公报》的张季鸾。父亲的伯乐，是《新闻报》中方总经理汪汉溪。由于他独具慧眼，将陶菊隐由一名湖南的青年记者，从化名投递的通讯稿件中发掘出来，授以战地记者的重任，随后又欢迎父亲进入报馆，举家迁沪。
少年得志报界奇才
父亲在结束萍踪无定的战地记者生涯后，于1937年举家迁往上海，进入《新闻报》工作。《新闻报》是上海第二大报，比较贴近金融商务，与市井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销路居上海各报之首。在商店柜台上往往摆放《新闻报》，供客人随意取阅。几十年后父亲跟我说过当年亲历的一个笑话。有一次他邀朋友吃饭，往饭店里打电话订位子，人家问他贵姓，他说我姓陶，接电员不知道陶字怎么写，他问是不是桃李的桃，说不是的，又问陶字什么边旁，最后说你是不是陶菊隐的陶。答：是的。这才挂了电话。为此父亲非常得意，他说当年我的名气连跑堂的都知道了。迁居上海以后，由于老板信任，父亲许多务新的举措均被报社采纳，读者几乎天天都能在报纸的头版见到父亲的时事述评。父亲在法租界租了洋房，学会了上海话，结交了上海滩的新朋友，从家里保存的旧照片来看，父亲头戴礼帽，洋装革履。很快便从一个湖南伢子变为风度翩翩的上海绅士。
北伐胜利国民党占领上海，新闻开始受到检查控制。报纸上屡屡出现“天窗”，凡不利当局的新闻稿，都要被新闻局删剪。父亲从北洋军阀时代开始写新闻稿，旧军阀多少还顾忌“民主”这面幌子，甚至还提供某些方便。“四·一二”政变之后，作为记者，新闻写作环境已不复存在。父亲就此被迫改写国外新闻，当时国民党对国外新闻版块的控制相对松懈。太平洋战争前，国际形势波谲云诡，大战一触即发。他负责编写《显微镜下之国际形势》专栏，新闻都源自外国几大通讯社，电文由专员翻译送交。他再以个人独特视角、准确超前的推断及生动犀利的文风吸引广大读者，从此又获“专栏作家”称号。新闻写不成，父亲又改为写军阀时期的掌故旧闻，自诩为“旧闻记者”。就连父亲的家变——一场车祸夺去爱女生命，都可在自己的专栏里写下《悲剧出在自己的家门》这样声泪俱下的文字，赚取了许多读者的眼泪。《新闻报》时期父亲无论新闻、随笔还是掌故，都写得天马行空，跌宕有致。他始终认为，文风一定要灵动，刻板沉闷是不会有人看的。这点也恰似他的为人。
“没有《新闻报》，就没有陶菊隐。”这是他生前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南下衡岳 晋见元首
“八·一三”事件后，新闻报馆挂上美国旗，报馆命运岌岌可危。1938年9月父亲不合时宜向报馆请假，应老友蒋百里之约，做了一次不寻常的远行。
早在1919年父亲就见过蒋百里先生，也熟知蒋氏早期投身辛亥革命军事救国的经历。那时彼此并无深交。父亲发表分析二战前世界动态的专栏，再次引起作为军事家的蒋百里的注意。他经常在上海家里约见父亲，谈论时局。在父亲眼里蒋除擅长军事理论外，对文学、史学、外交无一不精通，是位才气横溢的多面手。以前父亲结交过不少军阀，多是土老帽一类的武夫，惟独蒋百里这样具有西方现代科学知识的军事家，以其卓越的学识，虚怀若谷的求知精神，让我父亲倾倒，两人遂成忘年之交。此次蒋百里以邀约父亲香港见面为由，设计了一次迂回曲折的旅游，其实最终目的是引见父亲给蒋介石，希望能让当局听一下新闻记者对时局的高见，同时也不无提携后进的用意。蒋介石接见了父亲，让我父亲陈述对欧洲战场形势的看法，接见约个把小时，问了欧洲战局走向看法，并指示以后在局势上有什么见解可以向陈布雷报告。父亲回上海后，蒋介石还来过几次电报，曾咨询过《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日苏外蒙冲突等具体问题，父亲都一一作答。当时电报由父亲自翻自送，密码锁在报馆的抽屉里。1941年12月8日,日军占领公共租界,父亲冲到报社,将与蒋介石联络用的密码本和电文, 赶紧烧毁冲入马桶。报馆被侵略军占据，父亲就此离开《新闻报》，三十年的记者生涯在铁蹄下划上句号。
蒋百里于1940年谢世后，父亲曾浓彩重墨写就《蒋百里先生传》，收录在中华书局《菊隐丛谈》丛书内。
追求进步 锐意求新
许彦飞是父亲的莫逆之交，在他的影响下，步入中年后父亲倾向进步，迈入人生的新境界。他俩是明德中学时的同学，共事始于办《湖南日报》时。许敦厚率直，父亲则遇事多谋，两人性格互补，非常投缘，遂换帖结拜为兄弟。到上海后，他们共在《新闻报》任职。许很早就接触共产党，在龚饮冰的领导下，以一名国民党少将的身份为党的地下战线工作。革命烈士李白就在许的寓所为延安发送情报，许彦飞的传奇经历在许多资料中都有记载。
上海沦陷后，昔日的优越生活好景不再，父亲只得靠与许彦飞合开湘绣店为生。该店即是一个共产党的地下据点。汪伪千方百计想拖人下水，一个早年认识名叫叶蓬的同乡，此时已投敌当了汉奸，他叫来一辆汽车，让不明就里的父亲和许彦飞坐上车，一路谈谈。在路上父亲听出来者的弦外之音，趁等红灯的一刹那，开启车门，两人成功逃脱纠缠。父亲上了汪伪暗杀的黑名单。为躲避暗杀，父亲只好从金神父路搬到萨坡赛路隐居起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曾寄希望于《新闻报》的重生，但是国民党接管了《新闻报》，一份民营的报纸，沦为国民党的喉舌。据父亲说，当时孔祥熙想办一份金融报，派其子孔令侃宴请父亲并许以总编辑一职。父亲一方面对金融毫无兴趣，另外更不想跟为百姓侧目痛恨的四大家族有什么瓜葛，也就谢绝了。四十年代后期，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物价腾飞，经济崩溃，父亲清楚地看到国民党已经走向衰亡。正在此时，许彦飞告诉父亲，共产党了解他的历史，欢迎成为党的同路人。通过许彦飞的关系，父亲开始跟中共地下组织联系，认识了“三刘”，即当时上海地下工作的负责人刘宁一、刘长胜、刘晓，并开始为统战工作。父亲、许彦飞及舒新城在善中路284号、286号两幢街面房子开了一爿名叫“豆蔻”的湘菜馆，届时成了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的秘密聚会场所。刘长胜指派已经是共产党党员的许彦飞负责统战工作，鼓励各界文化名流留在国内，为新中国效力。父亲的老朋友，湖南籍的肺科名医钱慕韩、精神科泰斗粟宗华在长沙湘雅读医科时就与父亲认识，后来都在上海成名。父亲通过他们联络一批医务界高级人士，留在上海，迎接解放。
解放初，父亲被华东军政委员会聘为参事，父亲跟广大知识分子一样，学习勤奋，努力改造自己，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他经常列席参加政协会议，到各地视察，广交朋友。通过学习认清形势，并在党内朋友的叮咛关照下，约束自己的言行，这就是父亲在解放后直至“文革”，历次政治运动都安然无恙的原因之一吧！
这段时期较多引起非议的，是父亲顶着压力写作和出版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毕生心血 浇注史话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父亲的生活得到安置后，尚值中年的他并不安于清淡的机关生涯。多年来，他在担任记者的三十年间的丰厚积淀，在解放后又得到大量的补充。一批旧时代的老朋友，解放后或投诚共产党或他们的后裔成了统战人士，旧事重提，顾忌不再。例如唐生明、唐生智两位六十年代初多次来沪，总叫上父亲去华侨饭店叙旧。觥筹交错之余,父亲总会有意无意问及湘鄂战争等等的细节。他想把旧著材料加上陆续收集的内幕轶闻，整理出一部上至袁世凯朝鲜发迹，下至张作霖皇姑屯被炸死，横贯中国三十三年军阀统治时期的历史书籍。书名叫《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下文简称《史话》）。父亲联系了生活·读书·知识三联书店，签定了出版合同。由于历史上父亲担任过记者，亲历过一系列战事，认识许多军阀，解放前《菊隐丛谈》里也有部分现成的素材，看起来史话的基础很好，但据我所见，父亲的这本书出版前后的艰难困苦，是始料未及的。写历史必须符合时代，再天马行空般行文是不行了，父亲于是在书里尽量学着用唯物史观来贯通。作为编年史，日期地点不能有差池。为了史实的准确，他经常出入徐家汇藏书楼，收集旧报纸上种种资料。他减少了消遣应酬，无论寒暑，把自己关在全家最僻静的三层楼亭子间里。在没有助手、用原始的写作工具的条件下他苦苦地写了三年。1957年3月由生活·读书·知识三联书店出版了第一册，全书共有八册，版面为32开本。正如他几十年写作习惯，写一册出版一册，并非一气呵成。
1958年出版社鉴于日益见紧的政治形势，提出要中止合同，中止出版《史话》。父亲作了一生中最大的决定，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求助信。原来，早年在“驱张运动”中父亲曾与毛泽东有过一段共事经历。当年湖南人民成立“驱张各界联合会”，父亲是新闻界的代表，教育界代表正是毛泽东。凭这层关系，他给主席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将剩余的《史话》全稿付印。主席办公室曾经回过一封信，《史话》也终于在1959年12月全数出齐。
《史话》的出版是我父亲最重要的一套书，由于它以一位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写就的史料，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描写，体裁新颖，填补了新中国北洋时期史料的空缺，因此受到广泛的注意。著名学者曹聚仁读后叹称父亲为“目光如炬的史学家”。①1980年代的台湾，书禁解除后，《史话》曾出现在当地的书市，流传之广可见一斑。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奠定了父亲作为近代史权威的学术地位。1960年，上海市政府聘请父亲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劫后余生 笔耕不辍
1966年夏开始，一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在全国开展了。从运动一开始，抄家、免职、减薪、扫地出门等再加上大批小斗，我父亲概莫能外。“扫四旧”父亲将他保存几十年的《菊隐丛谈》付之一炬。家里原来占有一面墙的存书，包括二十四史、父亲早期作品、中外名著等全都当成“四旧”处理了。1968年林彪控制的中央军委派来五人专案调查小组，对父亲和许彦飞两人进行了隔离审查。他们从调查两人的历史开始，让父亲交代20年代至30年代的一段历史问题。来者的真实目的，是想收集陷害贺龙元帅的资料。1931年父亲在武汉任《新闻报》驻汉记者，正值蒋介石发动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围剿。贺龙元帅在洪湖地区组织革命武装。外调人员想从父亲、许彦飞口中挖出贺龙被俘投降军阀的有利“证据”。五个人中有唱白脸的，有唱红脸的。每天上门工作，一谈就是半天，对父亲精神上百般折磨长达半年。贺龙当时早已被扣上叛徒、反动军阀的帽子，父亲要想脱身的话，是可以迎合他们胡编一气的。但是，出于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良知，父亲不作伪证。他事后对我说：“在武汉办报时，我跟湖北警备司令夏斗寅非常熟，共产党大员贺龙在他手里投降，他还不会对我们这帮记者大吹大擂吗？贺龙的结论还不是他们说了算，但投降这事根本没有。”“文化大革命”对父亲而言，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岁月的蹉跎。那时，父亲的年纪虽然已近七旬，但耳聪目明，记忆还没衰退，日子就在无休止的批斗中荒废殆尽。1974年后，“文革”稍有退温，赋闲日久，父亲想起曾经胎死腹中的《袁世凯演义》。“破四旧”前来抄家的各路豪杰手下留情，家中的书稿都没有拿去。旧稿何不拿来重新校正一番呢？于是，父亲把侥幸躲过一劫的文稿重新誊写润色一遍，图书馆去不成，好在家中还有全套的文史资料（这些抄家时都准予保留）可以参考。当时家人和一些友人都劝我父亲别写什么书了，没机会出的。但父亲写作意愿已决，他对我说，在世之日无法出书，就权作给你的遗产。
“四人帮”打倒后，父亲是第一批被解放的人士。他中学时曾参加辛亥革命学生军，为此他被邀请出席了辛亥革命66周年的纪念活动。1978年至1980年期间市政府召开的民主人士会议活动，他都在被邀请之列。长期被桎梏的精神解脱了，劫后余生的朋友又重新接头了，各种应有的待遇逐渐得以恢复。“文革”结束不久，广大群众对文化的渴求达到极致，当时作为第一批解冻的文化著作，《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八册迅速重印出版了。前来联系出书的各大出版社络绎于途。我父亲久蓄待发的创作热情像火山般迸发出来。陶菊隐的名字屡屡见诸书店的橱架上。1978年至1984年，我父亲先后出版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袁世凯演义》、《记者生活三十年》、《孤岛见闻》、《蒋百里传》等著作。《史话》的再版，父亲对旧著中的一些政治标签作了删节，充实了不少内容。另一部《袁世凯演义》全亏“文革”后期的补救，此时可以“信手拈来”。除了日常的起居及非到不可的政治活动外，他几乎将全部时间都用在了写作上。望九高龄的父亲，全然不顾自身衰老的身躯，宏愿不已，还计划写《张学良父子》。他活在他的著作里，身体却日见衰退。每次发烧住院不到治愈便吵着出院。1988年4月由于肺部感染，他再次送入华东医院，那时他已经过了90岁，衰老吞噬了他最后的精力，时而昏睡，时而清醒。沉寂的医院，隔绝了他和外界的联系。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活在遥远的过往，他对我讲起的事提及的名字，至交许彦飞以及同时代的朋友，一个个都已成古，剩下的只是寂寥。
父亲其实很看重自己的文名。《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等著作在1983年再版后，他老让我关注报纸上的评论文章，但是当时的报纸没有针对此书的书评。改革大潮已经隐约可闻，更多的读者关心的是体制改革、出国、下海，书店里摆着父亲的这类书成了冷门。这情形伤了老人的心。来日无多，他希望身后留名。1989年10月14日，与中国近代风雨紧随相伴的父亲走完了他92年的人生旅途。
十八年后 旧著新生
父亲辞世20年间，知识界并没有遗忘他，他的旧作平均每隔数年都会再版。2005年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中华书局易名再版了《孤岛见闻》和《记者生活三十年》。2007年北京一家文化机构“汉唐文化”组织专家对《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进行重新编辑，编绘了重要战事的地图，汇集了人物影像，对旧著的地名等进行核对勘误。包装后的新版比较符合当代读者的口味，比原版更具可读性。全国过百家报刊发了消息和书评。
2007年，也许冥冥中有天意，也许仅仅是巧合，恰逢父亲辞世18年忌日10月14日当日，北京召开了父亲著作《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再版书名）发布会 。我有幸作为作者的后人参加盛会。发布会其实是父亲的学术研讨，与会的有十数位当代北京文化名人和众多媒体代表。专家们一致指出，就北洋史领域现在有许多专著，其实都在转述陶先生的《史话》，但没有人正面指出真正出处。所有的这些专著，其成就没能及得上陶先生。《史话》的精彩，在于它细节的真实，而真实的缘由是陶先生记者的身份。能在政治斗争严酷的上世纪50年代，坚持出版这部著作，陶先生不愧为“孤独的文化英雄”。至于书中那些多余的政治诠释，他们俱表示理解。②听了专家的这番评述，我感动不已。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和亲历者，父亲为后人留下一个时代的记载。他并没有被岁月湮没，人们读到这段历史会记住这个名字——陶菊隐。
注释：
①曹聚仁先生此评语见其发表的文章《旧闻记者》，由曹聚仁夫人邓珂云女士提供。
②《武夫当国》座谈会整理稿，由“汉唐文化”提供。
陶菊隐先生在新中国建立后先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参事、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参事、上海市文史馆副馆长，适值他诞辰110周年之际，本刊特发表其后人撰写的回忆文章，以示纪念。
我出生在1944年6月，时年我的父亲陶菊隐先生已满46岁。作为家中的幼子，我伴随父亲度过了他45年的后半生。由于我母亲罹患精神病，几位兄姊又陆续离家，在这并不完美的家庭里，我自幼便得到父亲的宠爱。他是位健谈的父亲，忙里偷闲，每天他都会抽出时间跟我聊天。内容有的是一些逸闻轶事，有些是他近期亲身经历，谈话生动风趣。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寒门子弟 锋芒毕现
不少人知道陶菊隐曾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达29年之久（1960-1989），是位著作颇丰的近代史学家，其实他还有一重身份——上海的老报人、上海《新闻报》的名记者。
回忆我的父亲要从他富有传奇的早年经历谈起。
1898年，他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贫寒的家庭。祖父是一名教国文的穷教员，平时有空就为他讲解《孟子》、《战国策》等古文。父亲从小就表现出写作的天分，第一次在上海的《时报》上发表小说，还只有12岁。这段时期，他投稿成瘾，不料无意中写了一篇讽刺小品《饭桶先生》，他的国文老师竟会误会学生撰文隐射自己，投诉到校长那里，年少的陶菊隐被学校劝退。此事传遍了整个长沙，没有一所学校愿意收留这样的麻烦学生，父亲只念到初中就被迫辍学。14岁那年，为谋生计，通过一位朋友的介绍，他进入湖南的《女界日报》，并先后在《湖南民报》、《湖南新报》、《湖南日报》任编辑，从此他正式入行成为记者。
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以后，湖南成了南北军阀必争之地。皖系第七师师长张敬尧进驻长沙，他手下的士兵多是由土匪收编而成的兵痞，杀人放火，无所不为。我的祖父，在一个月夜正在为族人守护祠堂，号称“烂五团”的张敬尧手下突然闯宅抢劫,祖父上前阻拦，匪兵不问情由，举枪就杀。名记者父亲被杀的事件，被当时的湖南民众列为张敬尧祸湘十大罪状之一。遭此杀父之仇，父亲对军阀统治深恶痛绝，不断向报章投递通讯，对军阀的恶行大肆鞭挞。鉴于湖南在张敬尧的统治下，不能公开发表反张言论，他用化名向上海《新闻报》投递通讯，向外界提供湖南的战局。他想出办法，利用侨民邮政通讯的保护措施，套上日文信封，贴上日本邮票，跑去日本邮便局去投信。当局对此类信件从来不敢检查，可以顺利送达。受到战火阻隔，当时湖南的战局往往由湖北的记者间接报道，隔岸观火既不准确又不及时。到1920年左右，父亲已正式被邀为《新闻报》的驻湘记者。
张敬尧败退后谭延闿宣布“自治”，记者的采访环境有所松动。父亲得以报界身份参加军政联席会议，趁机结识权贵，捕获时局新闻。1921年的湘鄂之战，我父亲全程亲历采访，为上海《新闻报》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新闻报道。在随后的十几年中，父亲发表了北伐军血战汀泗桥、济南“五三惨案”、台儿庄战役等各时期发生的大事件报道。其中有一篇佳作《台儿庄上好月色》写的是1938年中国军队大胜日本侵略军的事迹，报道连载四天。直到晚年父亲对此文仍津津乐道，引以为得意之作。由于在《新闻报》上佳作频发，青年时代的父亲从自由撰稿人,晋升到特约记者,完成了他人生中重大飞跃。
上世纪30年代报界盛传“南陶北张”叫法，意思是南有上海《新闻报》的陶菊隐，北有天津《大公报》的张季鸾。父亲的伯乐，是《新闻报》中方总经理汪汉溪。由于他独具慧眼，将陶菊隐由一名湖南的青年记者，从化名投递的通讯稿件中发掘出来，授以战地记者的重任，随后又欢迎父亲进入报馆，举家迁沪。
少年得志报界奇才
父亲在结束萍踪无定的战地记者生涯后，于1937年举家迁往上海，进入《新闻报》工作。《新闻报》是上海第二大报，比较贴近金融商务，与市井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销路居上海各报之首。在商店柜台上往往摆放《新闻报》，供客人随意取阅。几十年后父亲跟我说过当年亲历的一个笑话。有一次他邀朋友吃饭，往饭店里打电话订位子，人家问他贵姓，他说我姓陶，接电员不知道陶字怎么写，他问是不是桃李的桃，说不是的，又问陶字什么边旁，最后说你是不是陶菊隐的陶。答：是的。这才挂了电话。为此父亲非常得意，他说当年我的名气连跑堂的都知道了。迁居上海以后，由于老板信任，父亲许多务新的举措均被报社采纳，读者几乎天天都能在报纸的头版见到父亲的时事述评。父亲在法租界租了洋房，学会了上海话，结交了上海滩的新朋友，从家里保存的旧照片来看，父亲头戴礼帽，洋装革履。很快便从一个湖南伢子变为风度翩翩的上海绅士。
北伐胜利国民党占领上海，新闻开始受到检查控制。报纸上屡屡出现“天窗”，凡不利当局的新闻稿，都要被新闻局删剪。父亲从北洋军阀时代开始写新闻稿，旧军阀多少还顾忌“民主”这面幌子，甚至还提供某些方便。“四·一二”政变之后，作为记者，新闻写作环境已不复存在。父亲就此被迫改写国外新闻，当时国民党对国外新闻版块的控制相对松懈。太平洋战争前，国际形势波谲云诡，大战一触即发。他负责编写《显微镜下之国际形势》专栏，新闻都源自外国几大通讯社，电文由专员翻译送交。他再以个人独特视角、准确超前的推断及生动犀利的文风吸引广大读者，从此又获“专栏作家”称号。新闻写不成，父亲又改为写军阀时期的掌故旧闻，自诩为“旧闻记者”。就连父亲的家变——一场车祸夺去爱女生命，都可在自己的专栏里写下《悲剧出在自己的家门》这样声泪俱下的文字，赚取了许多读者的眼泪。《新闻报》时期父亲无论新闻、随笔还是掌故，都写得天马行空，跌宕有致。他始终认为，文风一定要灵动，刻板沉闷是不会有人看的。这点也恰似他的为人。
“没有《新闻报》，就没有陶菊隐。”这是他生前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南下衡岳 晋见元首
“八·一三”事件后，新闻报馆挂上美国旗，报馆命运岌岌可危。1938年9月父亲不合时宜向报馆请假，应老友蒋百里之约，做了一次不寻常的远行。
早在1919年父亲就见过蒋百里先生，也熟知蒋氏早期投身辛亥革命军事救国的经历。那时彼此并无深交。父亲发表分析二战前世界动态的专栏，再次引起作为军事家的蒋百里的注意。他经常在上海家里约见父亲，谈论时局。在父亲眼里蒋除擅长军事理论外，对文学、史学、外交无一不精通，是位才气横溢的多面手。以前父亲结交过不少军阀，多是土老帽一类的武夫，惟独蒋百里这样具有西方现代科学知识的军事家，以其卓越的学识，虚怀若谷的求知精神，让我父亲倾倒，两人遂成忘年之交。此次蒋百里以邀约父亲香港见面为由，设计了一次迂回曲折的旅游，其实最终目的是引见父亲给蒋介石，希望能让当局听一下新闻记者对时局的高见，同时也不无提携后进的用意。蒋介石接见了父亲，让我父亲陈述对欧洲战场形势的看法，接见约个把小时，问了欧洲战局走向看法，并指示以后在局势上有什么见解可以向陈布雷报告。父亲回上海后，蒋介石还来过几次电报，曾咨询过《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日苏外蒙冲突等具体问题，父亲都一一作答。当时电报由父亲自翻自送，密码锁在报馆的抽屉里。1941年12月8日,日军占领公共租界,父亲冲到报社,将与蒋介石联络用的密码本和电文, 赶紧烧毁冲入马桶。报馆被侵略军占据，父亲就此离开《新闻报》，三十年的记者生涯在铁蹄下划上句号。
蒋百里于1940年谢世后，父亲曾浓彩重墨写就《蒋百里先生传》，收录在中华书局《菊隐丛谈》丛书内。
追求进步 锐意求新
许彦飞是父亲的莫逆之交，在他的影响下，步入中年后父亲倾向进步，迈入人生的新境界。他俩是明德中学时的同学，共事始于办《湖南日报》时。许敦厚率直，父亲则遇事多谋，两人性格互补，非常投缘，遂换帖结拜为兄弟。到上海后，他们共在《新闻报》任职。许很早就接触共产党，在龚饮冰的领导下，以一名国民党少将的身份为党的地下战线工作。革命烈士李白就在许的寓所为延安发送情报，许彦飞的传奇经历在许多资料中都有记载。
上海沦陷后，昔日的优越生活好景不再，父亲只得靠与许彦飞合开湘绣店为生。该店即是一个共产党的地下据点。汪伪千方百计想拖人下水，一个早年认识名叫叶蓬的同乡，此时已投敌当了汉奸，他叫来一辆汽车，让不明就里的父亲和许彦飞坐上车，一路谈谈。在路上父亲听出来者的弦外之音，趁等红灯的一刹那，开启车门，两人成功逃脱纠缠。父亲上了汪伪暗杀的黑名单。为躲避暗杀，父亲只好从金神父路搬到萨坡赛路隐居起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曾寄希望于《新闻报》的重生，但是国民党接管了《新闻报》，一份民营的报纸，沦为国民党的喉舌。据父亲说，当时孔祥熙想办一份金融报，派其子孔令侃宴请父亲并许以总编辑一职。父亲一方面对金融毫无兴趣，另外更不想跟为百姓侧目痛恨的四大家族有什么瓜葛，也就谢绝了。四十年代后期，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物价腾飞，经济崩溃，父亲清楚地看到国民党已经走向衰亡。正在此时，许彦飞告诉父亲，共产党了解他的历史，欢迎成为党的同路人。通过许彦飞的关系，父亲开始跟中共地下组织联系，认识了“三刘”，即当时上海地下工作的负责人刘宁一、刘长胜、刘晓，并开始为统战工作。父亲、许彦飞及舒新城在善中路284号、286号两幢街面房子开了一爿名叫“豆蔻”的湘菜馆，届时成了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的秘密聚会场所。刘长胜指派已经是共产党党员的许彦飞负责统战工作，鼓励各界文化名流留在国内，为新中国效力。父亲的老朋友，湖南籍的肺科名医钱慕韩、精神科泰斗粟宗华在长沙湘雅读医科时就与父亲认识，后来都在上海成名。父亲通过他们联络一批医务界高级人士，留在上海，迎接解放。
解放初，父亲被华东军政委员会聘为参事，父亲跟广大知识分子一样，学习勤奋，努力改造自己，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他经常列席参加政协会议，到各地视察，广交朋友。通过学习认清形势，并在党内朋友的叮咛关照下，约束自己的言行，这就是父亲在解放后直至“文革”，历次政治运动都安然无恙的原因之一吧！
这段时期较多引起非议的，是父亲顶着压力写作和出版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毕生心血 浇注史话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父亲的生活得到安置后，尚值中年的他并不安于清淡的机关生涯。多年来，他在担任记者的三十年间的丰厚积淀，在解放后又得到大量的补充。一批旧时代的老朋友，解放后或投诚共产党或他们的后裔成了统战人士，旧事重提，顾忌不再。例如唐生明、唐生智两位六十年代初多次来沪，总叫上父亲去华侨饭店叙旧。觥筹交错之余,父亲总会有意无意问及湘鄂战争等等的细节。他想把旧著材料加上陆续收集的内幕轶闻，整理出一部上至袁世凯朝鲜发迹，下至张作霖皇姑屯被炸死，横贯中国三十三年军阀统治时期的历史书籍。书名叫《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下文简称《史话》）。父亲联系了生活·读书·知识三联书店，签定了出版合同。由于历史上父亲担任过记者，亲历过一系列战事，认识许多军阀，解放前《菊隐丛谈》里也有部分现成的素材，看起来史话的基础很好，但据我所见，父亲的这本书出版前后的艰难困苦，是始料未及的。写历史必须符合时代，再天马行空般行文是不行了，父亲于是在书里尽量学着用唯物史观来贯通。作为编年史，日期地点不能有差池。为了史实的准确，他经常出入徐家汇藏书楼，收集旧报纸上种种资料。他减少了消遣应酬，无论寒暑，把自己关在全家最僻静的三层楼亭子间里。在没有助手、用原始的写作工具的条件下他苦苦地写了三年。1957年3月由生活·读书·知识三联书店出版了第一册，全书共有八册，版面为32开本。正如他几十年写作习惯，写一册出版一册，并非一气呵成。
1958年出版社鉴于日益见紧的政治形势，提出要中止合同，中止出版《史话》。父亲作了一生中最大的决定，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求助信。原来，早年在“驱张运动”中父亲曾与毛泽东有过一段共事经历。当年湖南人民成立“驱张各界联合会”，父亲是新闻界的代表，教育界代表正是毛泽东。凭这层关系，他给主席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将剩余的《史话》全稿付印。主席办公室曾经回过一封信，《史话》也终于在1959年12月全数出齐。
《史话》的出版是我父亲最重要的一套书，由于它以一位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写就的史料，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描写，体裁新颖，填补了新中国北洋时期史料的空缺，因此受到广泛的注意。著名学者曹聚仁读后叹称父亲为“目光如炬的史学家”。①1980年代的台湾，书禁解除后，《史话》曾出现在当地的书市，流传之广可见一斑。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奠定了父亲作为近代史权威的学术地位。1960年，上海市政府聘请父亲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劫后余生 笔耕不辍
1966年夏开始，一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在全国开展了。从运动一开始，抄家、免职、减薪、扫地出门等再加上大批小斗，我父亲概莫能外。“扫四旧”父亲将他保存几十年的《菊隐丛谈》付之一炬。家里原来占有一面墙的存书，包括二十四史、父亲早期作品、中外名著等全都当成“四旧”处理了。1968年林彪控制的中央军委派来五人专案调查小组，对父亲和许彦飞两人进行了隔离审查。他们从调查两人的历史开始，让父亲交代20年代至30年代的一段历史问题。来者的真实目的，是想收集陷害贺龙元帅的资料。1931年父亲在武汉任《新闻报》驻汉记者，正值蒋介石发动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围剿。贺龙元帅在洪湖地区组织革命武装。外调人员想从父亲、许彦飞口中挖出贺龙被俘投降军阀的有利“证据”。五个人中有唱白脸的，有唱红脸的。每天上门工作，一谈就是半天，对父亲精神上百般折磨长达半年。贺龙当时早已被扣上叛徒、反动军阀的帽子，父亲要想脱身的话，是可以迎合他们胡编一气的。但是，出于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良知，父亲不作伪证。他事后对我说：“在武汉办报时，我跟湖北警备司令夏斗寅非常熟，共产党大员贺龙在他手里投降，他还不会对我们这帮记者大吹大擂吗？贺龙的结论还不是他们说了算，但投降这事根本没有。”“文化大革命”对父亲而言，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岁月的蹉跎。那时，父亲的年纪虽然已近七旬，但耳聪目明，记忆还没衰退，日子就在无休止的批斗中荒废殆尽。1974年后，“文革”稍有退温，赋闲日久，父亲想起曾经胎死腹中的《袁世凯演义》。“破四旧”前来抄家的各路豪杰手下留情，家中的书稿都没有拿去。旧稿何不拿来重新校正一番呢？于是，父亲把侥幸躲过一劫的文稿重新誊写润色一遍，图书馆去不成，好在家中还有全套的文史资料（这些抄家时都准予保留）可以参考。当时家人和一些友人都劝我父亲别写什么书了，没机会出的。但父亲写作意愿已决，他对我说，在世之日无法出书，就权作给你的遗产。
“四人帮”打倒后，父亲是第一批被解放的人士。他中学时曾参加辛亥革命学生军，为此他被邀请出席了辛亥革命66周年的纪念活动。1978年至1980年期间市政府召开的民主人士会议活动，他都在被邀请之列。长期被桎梏的精神解脱了，劫后余生的朋友又重新接头了，各种应有的待遇逐渐得以恢复。“文革”结束不久，广大群众对文化的渴求达到极致，当时作为第一批解冻的文化著作，《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八册迅速重印出版了。前来联系出书的各大出版社络绎于途。我父亲久蓄待发的创作热情像火山般迸发出来。陶菊隐的名字屡屡见诸书店的橱架上。1978年至1984年，我父亲先后出版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袁世凯演义》、《记者生活三十年》、《孤岛见闻》、《蒋百里传》等著作。《史话》的再版，父亲对旧著中的一些政治标签作了删节，充实了不少内容。另一部《袁世凯演义》全亏“文革”后期的补救，此时可以“信手拈来”。除了日常的起居及非到不可的政治活动外，他几乎将全部时间都用在了写作上。望九高龄的父亲，全然不顾自身衰老的身躯，宏愿不已，还计划写《张学良父子》。他活在他的著作里，身体却日见衰退。每次发烧住院不到治愈便吵着出院。1988年4月由于肺部感染，他再次送入华东医院，那时他已经过了90岁，衰老吞噬了他最后的精力，时而昏睡，时而清醒。沉寂的医院，隔绝了他和外界的联系。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活在遥远的过往，他对我讲起的事提及的名字，至交许彦飞以及同时代的朋友，一个个都已成古，剩下的只是寂寥。
父亲其实很看重自己的文名。《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等著作在1983年再版后，他老让我关注报纸上的评论文章，但是当时的报纸没有针对此书的书评。改革大潮已经隐约可闻，更多的读者关心的是体制改革、出国、下海，书店里摆着父亲的这类书成了冷门。这情形伤了老人的心。来日无多，他希望身后留名。1989年10月14日，与中国近代风雨紧随相伴的父亲走完了他92年的人生旅途。
十八年后 旧著新生
父亲辞世20年间，知识界并没有遗忘他，他的旧作平均每隔数年都会再版。2005年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中华书局易名再版了《孤岛见闻》和《记者生活三十年》。2007年北京一家文化机构“汉唐文化”组织专家对《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进行重新编辑，编绘了重要战事的地图，汇集了人物影像，对旧著的地名等进行核对勘误。包装后的新版比较符合当代读者的口味，比原版更具可读性。全国过百家报刊发了消息和书评。
2007年，也许冥冥中有天意，也许仅仅是巧合，恰逢父亲辞世18年忌日10月14日当日，北京召开了父亲著作《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再版书名）发布会 。我有幸作为作者的后人参加盛会。发布会其实是父亲的学术研讨，与会的有十数位当代北京文化名人和众多媒体代表。专家们一致指出，就北洋史领域现在有许多专著，其实都在转述陶先生的《史话》，但没有人正面指出真正出处。所有的这些专著，其成就没能及得上陶先生。《史话》的精彩，在于它细节的真实，而真实的缘由是陶先生记者的身份。能在政治斗争严酷的上世纪50年代，坚持出版这部著作，陶先生不愧为“孤独的文化英雄”。至于书中那些多余的政治诠释，他们俱表示理解。②听了专家的这番评述，我感动不已。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和亲历者，父亲为后人留下一个时代的记载。他并没有被岁月湮没，人们读到这段历史会记住这个名字——陶菊隐。
注释：
①曹聚仁先生此评语见其发表的文章《旧闻记者》，由曹聚仁夫人邓珂云女士提供。
②《武夫当国》座谈会整理稿，由“汉唐文化”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