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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棕褐色、两层高的哈佛燕京图书馆里，当学者沈弘翻看、整理美国企业家哈里·福勒·伍兹留下的1905年访华老照片时，感受到历史惊人的相似性。
1870年代，美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因着就业矛盾加剧，美国各地出现排华浪潮。美国国会随后推出一系列严苛的排华法案，对在美华工、入籍华人以及往来两国的中国官员、学生、商人进行各种刁难和出入境限制。
这激起了中国各界人士的愤怒。1905年，中国沿海地区出现了自发的抵制美国货运动，大量美国货物积压在各口岸城市港口，食品等开始腐烂发臭。
为破解中美贸易僵局，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当即对华派出高规格的政府代表团，由时任陆军部长塔夫脱带队，总统的女儿、社交名媛爱丽丝小姐担当亲善大使。
在北京城，爱丽丝一行受到慈禧太后的殷勤款待。爱丽丝到颐和园、紫禁城做客，还在宫殿里住了一晚。在镜头定格中，爱丽丝在古老中国的背景里留下了优美的身姿。
2012年，沈弘与美国总统塔夫脱家族的后人合著《看东方：1905年美国政府代表团访华之行揭秘》，用250张老照片还原了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外交大事件。
“无名的裘德”
1977年恢复高考，已断断续续当了五年工人的沈弘考进了北大西语系。这一年，他23岁，掐着外语系招生年龄线，摸到了痴梦里的北大校门。
沈弘出身于杭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属“文革”后的“新三届”。父亲是一所中学的校长，毕业于老浙大师范学院。因着在政治运动里屡受冲击，身为英语教师的父母担惊受怕，从未正式教过自家孩子外语。幸运的是，家里有很多原版英文小说。为了能看懂这些书，沈弘中学起开始跟着广播自学，有时也偷偷地在短波里捕捉另一个世界的声音。
靠着自学，他把家里的英文小说都翻了一遍，后来又在中学图书馆里找到更多的滋养，雨果的《悲惨世界》、狄更斯的《雾都孤儿》《远大前程》《大卫·科波菲尔》……让他最为震撼和感到共鸣的，是英国小说家哈代带有自传色彩的代表作——《无名的裘德》。
“无名的裘德和我一样也是一个自学者，他住在牛津大学附近，是个青年农民。因为当地一个牧师教了他一点拉丁语，他开始整天梦想能到牛津某个学院去学习。后来，他的人生好像终于发达起来，可以进到大学里去参观。但因为婚姻关系，他还是走向了悲剧。
“我的英语都是在车间休息时间抽空学。在绸厂上夜班挡车时，一边工作，一边还要偷偷地背单词。学得挺苦，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当时还是有很多梦想，梦想哪天能去北大，哪天能去牛津。到后来梦想一个一个都实现了，也是很神奇的。到了北大，就想去牛津，去了牛津，就想去剑桥，就想去哈佛、耶鲁。最后，每个学校我都去过了，还在他们的图书馆里待了很久。”
1980年代初的北大条件极为简陋。学校大食堂是一个四面用毛竹编起来的大棚，里头没有桌子，可以容下四五千人吃饭。每天一到饭点，打饭的队伍排得老长老长，打完饭之后，大家就蹲在地上吃。北方的冬天风很大，一阵西北风刮过来，碗里面就蒙上一层细细的灰尘。当时实行粮食配给制，沈弘胃口大，总感到不够吃，靠着班上女生们的调剂，得以混饱肚子。
“回想起来，那时条件确实很苦，但在精神上很快乐。”在北大，沈弘写下第一篇自己比较满意的英语作文，题目就是《我有一个梦想》。“马丁·路德·金的这段演讲，一读就会有热血澎湃的感觉。所以，我就说自己过去当工人时，很想上北大，所以努力学习英语，现在终于实现了这个梦想。我说我还有梦想，我还想去牛津，还想去其他什么地方。”
那正是思想解放的黄金年代，校园里的气氛非常活跃，经常可以看到辩论、演讲、各种文艺刊物、写诗。当年那些风头上的学生后来好多成为各行各业的风云人物。
个性安静的沈弘有自己的世界。 他常常拿着几本书，在未名湖心的小岛一读就是半天。他给自己立下一条铁规：每天必须读完100页。到了周末，第一件事就是骑着自行车进城去北京图书馆借书还书，“一边在路上骑车，一边脑子里还在构思文章要怎么写。”
刚进北大时，早年自学的沈弘属于底子薄的那种，身边都是来自各地外语学校的毕业生，有很多高干子弟，口语标准又见多识广。经过一学年苦读，他的学业成绩已排到年级前三。
从大二起，沈弘开始尝试做翻译，并投稿给系里自办的《缪斯》，还有各种文艺、学术刊物。先是翻译一些介绍国外情况的书籍和文章，后来慢慢地翻译文学作品，短篇小说、诗歌什么的。早在中学时代，他就试着翻译过一部英文版的苏联长篇小说，那部小说讲的是年轻人参与开发西伯利亚的故事。
1980年代，外语人才紧缺，北大西文系的工作分配特别好，沈弘有好多同学毕业去了外交部、财政部等中央部委，给国家领导人当翻译，也有到联合国任职的。但沈弘对未来有着自己清晰的方向。到本科后期，他开始自学拉丁文。1989年，他成为北大英语系培养出来的第一个博士。 他的专业是英国文学，硕士论文做的是莎士比亚。到博士阶段，他研究的是中世纪英国文学，特别是诗歌部分。他在读博期间翻译的中世纪宗教长诗《农夫皮尔斯》至今仍被认为是国内最好的译本。
研究方向是越来越古老、晦涩的中古世纪英语，但沈弘的兴趣不只局限在象牙塔里的这一角，他喜欢读各个领域的书，尤其是历史方面。
1988年，在导师帮助下，他得到一个去英国牛津大学公派留学的机会。在牛津，每月250英镑的奖学金要负担房租、吃穿出行、买书等一切费用。他当时已结婚，还得想办法在回国时带几大件回家。为了省钱，他总在不停地搬家，一打听到哪里有便宜的房子就搬去那里住。白天，他在学院、图书馆里遨游，回住处的路上顺便送报纸挣外快。
在异国求学的生活多有艰辛，但他幸福得开了花，每天都写日记。
他特别喜欢那种在图书馆里自由探索的状态——“一到牛津，他们就给你一把钥匙，用这把钥匙可以开学院的大门，也可以开图书馆的门，可以开计算机房的门，也可以开洗衣房的门。这个感觉就是当家做主了，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看什么就看什么。随时可以进到图书馆去拿两本书，写个借条扔在桌上就可以拿出来了。”
留学期间，沈弘发现了一个让他从此流连数十年的宝藏——旧书店和二手书集市。
每到周末，牛津附近就有很多人开个小车出来摆摊卖二手货，一般直接放在车的后备箱卖，其中就有各种各样的旧书。每到这个时候，沈弘就兴致勃勃去逛集市，买回好多旧书。因为手头拮据，每买到一批书后，他就会挑几本书拿到旧书店卖，用卖书的钱再去买更多自己想要的书。
靠着版本目录学的知识，再加上经验积累，他练就了一双倒腾二手书的火眼金睛——“往往一倒手，价格就翻了好几倍。刚开始有几本书砸在手里了，到后来就越来越自信了，拿到手就知道这本书肯定能卖得掉，卖得好。”
他成了牛津附近二手书店的常客，包括大名鼎鼎的布莱克尔威尔书店。一年后回国，沈弘带回两大箱共三四百本原版书，“包括运费在内，几乎没花一分钱，都是这么淘来的。”
痴迷老照片
1989年，沈弘回国完成博士论文答辩，留校任教。该年，他开了一门西文版本目录学的课。
当时，北大图书馆马上面临建馆90周年庆，想请专业人士来撰写内部报告，对图书馆藏书的内容和价值进行梳理和评估。他们找到了沈弘，想请他负责西文善本部分。这正好也是沈弘感兴趣的，他一口应承下来。
此时，这些来源很杂的西文书籍已经在地下室里蒙灰四十年，其中大部分为拉丁语，也有英语、法语、德语、葡萄牙语等。1952年，新中国对大学和其他学校进行大规模的撤并，把燕京大学、中法、中德等五六所教会学校的图书馆藏都归给了北大。这些书的大部分都堆在了地下室，许多都没有列进书目。
在整理这批西文善本的过程中，沈弘发现里头有很大一部分是外国人写中国的，里头附有许多极为珍贵的老照片和图画，“都是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价值很高。”
这些西文书和书中照片的作者大部分是来华传教士，其他还有外交官、商人、旅行家和探险家，“因为传教士们的教育程度普遍比较高，很多人本身就是学者，他们需要定期给总部写报告，所以留下了很多文字和图片记录。他们中很多在中国生活很多年，在某个领域研究得很深，有人是专门研究中国鸟类的，还有研究杭州地区民间宗教的，收集很多中国年画，包括灶神、王母娘娘这些。”
在整理过程中，沈弘自己也补上了有关中国的很多知识，“原来不知道，都补上课了。”其中让他感到亲切又陌生的，是传教士来恩赐等人对近代杭州城内、运河、西湖风景的种种描述和记忆。
花费大半年时间，沈弘把这两千多本西文善本书逐一整理翻阅，撰写了一篇馆藏报告，详细介绍这批书的内容、价值、特色，发在《北京大学学报》上。
1997年，时隔六年，待他再次回国任教，到北大图书馆的书库里面转了一圈，却心痛得要死——“破坏得比较厉害，有一些很好的书里头照片给人撕掉了，有的书完全找不着了。我就跟当时的馆长说你要抓紧抢救，把好书挑出来，做特别保护。”
1998年正是北大百年校庆，馆长给沈弘安排了一个专门的办公室，配上计算机、扫描仪，请他来做挑选和保护的工作。沈弘把图书馆里那些外国人写中国的书，尤其是有照片和图片的挑出来，用扫描仪扫描、保存下来。
经过近两年整理，沈弘一共收集了兩万多张老照片。2000年，北大图书馆办了一个清末民初中国老照片展，“吸引了很多人来看展，包括历史系的那些老教授，他们都很吃惊，说我在北大教了一辈子书，不知道还有那么珍贵的照片。”
自1990年代起，沈弘经常到国外访学、做博士后研究，辗转于世界顶尖大学和各大公共图书馆。
1991年，他先在芝加哥一家图书馆做研究项目，结束后又去哈佛大学当访问学者。当时，他先后在美术图书馆、法学图书馆做兼职，既可以补贴生活开销，更是为了自己的研究兴趣。
图书馆的工作内容之一是在地下书库里整理图书。书库里积灰多，空气差，大多数外国学生都不愿意干这种又脏又累、有害身体健康的活儿。惯于吃苦的沈弘却毫不在意，常常是一个人一天完成别人几天的工作量。
“他们是从头到尾拍下来，而且记录了几点几分开始起火，几点几分形成大火，几点几分烧成废墟。除照片之外，我还找到了文字材料，是美国公使夫人写给家人的信里面提到的，她说那天下午起了大火，然后当天半夜，凌晨1点多，突然有两个总理衙门的大臣来访，向美国公使解释：这场大火跟中国政府没有关系，是义和团烧的。”
当时，北京市在拍一个有关老北京城和城墙的纪录片。他们注意到了沈弘的这篇文章，随后登门拜访了他。看了他收集的照片、文字等记录后，在最终成片里把这一段来自老舍爷爷的说法删掉了。
“我很早就有一个观点——图像证据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们上法庭打官司，有好多东西是不能作为呈堂证供的，但图像在很多情况下可以作为比较重要的证据。”
令他欣慰是，国内已有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意识到影像资料的重要性。
更多更多的……
2018年，沈弘到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学。燕京学社的图书馆保存有大量近现代中国的老照片和文字资料。他和另一位学者一道和燕京合作，为他们整理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
在整理馆藏时，沈弘很偶然地发现了几本相册，里头大概有八百多张近代中国的老照片，拍摄地点是杭州、苏州和北京，摄影者名叫约翰·弗莱蒙（John freeman）。
“这批照片拍得很漂亮，艺术水平很高。当时，我就想调查一下背景：他到底是何方人物？为什么会在1910年代跑到中国去？他拍的这些老照片怎么会在这里？”
经过一番搜寻，沈弘的合作者在网上查到麻省理工学院（MIT）校友录里有个相同名字的人。随后，他们又跑到MIT的档案馆查找相关资料。几经查证，他们获知：这位也叫约翰·弗莱蒙的MIT校友实际上是摄影者的父亲。老弗莱蒙有好几个儿子，其中一个和他同名。
沈弘一路顺藤摸瓜，发现老弗莱蒙原来和近代中国有着特殊关联——他是美国水利专家，1914年受袁世凯政府聘请来华，专门负责黄河和京杭大运河的治理，在中国待了四五年。他的两个儿子都曾到中国旅行，一个是1914年，一个是1924年。
1924年，小约翰·弗莱蒙新婚，已回到美国的老弗莱蒙送给儿子一份大礼——环球蜜月旅行。小弗莱蒙和妻子先到欧洲，再到亚洲。在中国旅行期间，他们先后在杭州、苏州、北京逗留，拍下了好多有关西湖和老杭州城的照片，其中一张雷峰塔的照片尤为特殊。在他拍下这张照片数日后，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塔轰然倒塌。
在进一步深挖中，沈弘发现小弗莱蒙有一个直系后代就住在哈佛大学所在的剑桥地区，是一名建筑师。“我们就把他请来座谈。他告诉我们：他们是一个大家族，小弗莱蒙还有个哥哥，这位哥哥有个儿子，名叫Charles W. Freeman Jr，中文名是傅立民。”
傅立民是美国资深外交家，知名中国问题专家。1972年，他陪同尼克松总统秘密访华，担任尼克松的首席中文翻译。他参与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之一的“八一七公报”的谈判。中美正式建交后，他又出任美国驻华使馆公使。如今，77岁的傅立民依然活跃于政界，为美国国务院培训年轻外交官，还经常到哈佛大学做有关国际局势和外交策略的讲座。沈弘留意到，“前两天还看到他接受媒体采访，出来批评特朗普的外交政策。”
得知此事后，沈弘又和傅立民取得联系。对方告诉他，他那儿还有两本他父亲的影集，是他父亲1914年陪同他爷爷老弗莱蒙在中国旅游时拍的。等他后来再到哈佛做讲座时，顺便把那两本影集也带过来了。
“我们看到如获至宝，马上就把它扫描下来。”沈弘他们后来在哈佛燕京学社举办了一个小型座谈会，邀请了一些捐赠中国老照片的后人到哈佛做了一次座谈，仅弗莱蒙家族就来了16位后人。他们告诉沈弘：傅立民的父亲也曾周游世界，家里还保留着他环球旅行时拍下的96本相册。
这些老照片，都是从未公开出版过的历史影像资料。
在不断的深挖中，沈弘意识到，欧美民间保存着数量惊人的近现代中国影像资料。“当时，柯达公司刚刚发明便携式相机。来中国的外交家、商人、传教士、旅行者几乎人手一架相机，因此都会留下照片。这些照片往往是在他们的家庭相册里，因而保存得很好。”
2003年，塔夫脱总统家族后人在家族狩猎营地小屋里发现了五本影集，后来把照片捐赠给哈佛燕京学社。拍摄者哈里·福勒·伍兹为塔夫脱旁系亲属，是一名企业家。1905年，他随美国代表团访华，从香港到清帝国中心，沿路拍摄下整个出访过程。
这次访华意外地打破中美之间的僵局：罗斯福总统随后下令检讨美国的排华法案，做出了把近一半的庚子赔款归还给中国的决定，促成了以输送留美学生为目的的清华学堂的诞生。清政府也劝阻了沿海地区的抵制美国货运动。
沈弘是这一批价值非同寻常的老照片的整理者。“我一直有一個感受：国家之间还是应该多沟通，通过和平谈判来获得谅解和信任，合则共赢，对抗的结果只会是彼此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