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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范石生､杨蓁3人是云南讲武堂特别班同学，曾结为金兰之好｡1925年滇桂战争时，杨指挥范的“定滇军”，把龙云部滇军围困在南宁，却惨死于“定滇军”内的一场“兵变”｡1939年杨的长子“子报父仇”，当街枪杀范石生，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案｡
血案惊天
1939年3月18日早晨，昆明街头几十个报童飞奔着，高喊着:“看报！看报！范军长遇刺！”
被杀者是原驻粤镇军第二军军长､原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杀人者杨维骞，其父是范石生的结义兄弟杨蓁｡
血案突发，惊动朝野，成为当年媒体的焦点新闻｡《云南日报》的标题是:“范石生出诊遇刺毙命 车夫吴星光流弹击伤 凶犯杨维骞持书投案”;《朝报》的标题是:“杨维骞兄弟替父报仇 范石生被刺殒命”;《益世报》的标题是:“惊人仇杀案”;《民国日报》的标题是:“前军长范石生氏 昨街头遇刺殒命”｡
范的家属当晚向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呼吁:“敬祈按律严惩，以彰国法，而维治安｡”同时也请省主席龙云“依法严惩”｡3天后再次致函龙云:“该凶犯杨维骞弟兄，值此抗战紧张之际，不以国仇为重，竟敢于军警林立之下，明目张胆，强暴凶残，谋杀军职人员，实属目无法纪｡该凶犯杨维骞，身隶军籍，尤属罪不可逭，恳乞主持，迅饬依法组织军法会审按律彻讯严办｡”
蒋介石来电称:“顷悉石生兄惨遭意外，念革命之旧勋，痛故人之永逝，噩耗传来，惊悼殊深，特电驰唁｡”随后发治丧费3000元｡行政院长孔祥熙赠赙金1000元｡国民政府军政大员何应钦､陈诚等纷纷发来唁电，“曷胜痛悼，并望节哀”｡从来不以诗闻名的宋子文，写成诗体祭文，称赞范石生:“善于用兵，卓著功勋;不爱钱不怕死，既爱兵又爱民;医术精深，著手成春，起我沉疴，康我身心;救国教民，中华精英;闻惊天地暗，雨泣山河震｡”
军事委员会致函司法部:“查范石生为本会现任参议，该杨维骞等竟于省会军警林立之区，公然狙击在职人员，殊属目无法纪，相应函请贵部转饬受辖法院，讯明依法严惩｡”司法部训令云南高等法院“遵照办理”｡
云南地下党前辈侯方岳回忆，周恩来当年叮嘱他关照范的家属:“到昆明后要去看一看，或托人看望其家属，以党的经费照料其遗属的生活｡”
人们惊问:义弟之子，为何枪杀义兄？
义结金兰
朱德，字玉阶，四川仪陇人;范石生，字小泉，云南峨山人;杨蓁，字映波，云南昆明人｡3人是云南讲武堂特别班同学，志同道合，结为金兰之好，范的女儿称杨为“三爷”｡辛亥革命后，朱德部驻扎滇南，杨蓁任步七团团长，范石生先在步七团任副团长，后到贵州黔军王文华部任参谋长｡护国战争时期，朱德､杨蓁在川南前线功勋卓著，范石生随王文华出兵湘西，“建不朽之功”｡
1921年初，滇军总司令顾品珍及朱德､杨蓁等众多将领，迫使云南都督唐继尧下台｡后来，顾品珍迫杨蓁出走广东，任云南省政府代表｡唐继尧重登“云南王”宝座后，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也率部来到广东｡范､杨二人追随孙中山，在抗击粤､桂军阀的战争中屡立战功，深受孙中山器重，杨蓁一度代蒋介石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大本营参谋长｡
孙中山去世后，唐继尧派两路大军进入广西，广东政府派范石生率部援桂｡范将所部更名为“定滇军”，打算乘机返回云南，但他要借重杨蓁的军事才干｡1939年8月，杨妻李时珍向法庭追述:“范石生连派代表十余人，送信数十封，请先夫到广东帮他打回云南｡先夫劝他，云南人不打云南人，请他移兵北伐｡他回信说他要(回滇)实行‘三民主义’，军､政两长民选｡先夫素重友谊，慨然到粤任总指挥之职｡”
唐继尧的两路大军都不顺利，唐继虞率领的北路大军，被桂军挫败于柳州;龙云率领的南路大军，被杨蓁指挥“定滇军”围困在南宁｡当时，“定滇军”军部驻武鸣县朱花坪，杨蓁与范石生同住关帝庙内一室｡
胜利指日可待，杨蓁却惨死于“定滇军”内！
祸起武鸣
关于杨蓁遇害的经过，范的女儿撰文说，在师长徐德和田钟谷(杨的连襟)默许支持下，是夜一群官兵拥入住所，几个人将先父拦住，先父说:“你们不能打他(指杨)，他是我请来的｡”众人说:“军长，不关你的事｡”一些人将杨拖出庙外打了一顿，怕他报复，就把他戕杀，“杨在风雨中大声呼救，但先父却失去自由无法施救”｡
而杨妻李时珍对法庭的陈述是:“十二三人伪装成叛兵入先夫卧室，向先夫发一枪，先夫(向范求救)连呼‘小泉！’范反身向墙而卧，不发一语｡其党徒将先夫拖着，经过庙中数十级石阶而下，先夫背部被拖破，露出骨头，又被叛兵连刺数刀，完全变成一个血人｡先夫命随行副官连请范石生十数次，范避不见面，仅派军医处长看了后，说伤不重｡范深恐先夫复活，出巨金收买一个军医护士，将先夫活活扼死｡”杨维骞也向法庭陈述:“我父命副官请老贼数十次，请即派船送梧(州)医治，老贼始终不来｡”
杨蓁遇害的导火线，是团长李兴和被罚｡范的女儿说:“杨蓁限期修筑工事，因土质坚硬，工事没有修好，他将团长至连排长全部罚跪并加鞭笞，限令部队将工事完成，否则还要严办｡”而杨的后人说，杨视察阵地时，发现李兴和正在聚赌，放着工事不挖，便严厉责问，李不得已当众跪下｡
杨蓁遇害的原因，范妻吴石玲在法庭说:“杨蓁之死，乃因其治军过严，激变军心｡”杨的后人却认为，在于范､杨两人的政治分歧｡李时珍向法庭陈述:“杨遇害前十来天，范问杨:‘回到云南后，军､政两长应该属于何人？’先夫回答说:‘誓师时的宣言犹在耳际，当然应该贯彻初衷(军､政两长民选)，否则无以对滇中父老｡’范的脸色立刻一变，从这天起，两人同住一室而互不交谈｡”法官问杨维骞:“你父被他(范)请去，当然有感情，何以要害他呢？”杨回答:“范石生当时已改变初衷，军､民两长都想一人执管，所以他才杀害我父｡”
范为何不惩办凶手？范的女儿解释:“先父顾虑大敌当前，内部不能再乱，(后来)与唐军作战失利，全军溃败，以致凶手终未能惩办｡”
侯方岳追述了朱德的看法:“杨蓁耿直而欠委婉，忠厚而不讲策略，善于攻敌而不善于团结中下级军官，清高廉洁而不善于团结同僚，疾恶如仇而不善于助人改过，操之过急，遭致惨死，太可惜了｡”
杨蓁的遗体草草埋在广西，后来经杨妻的请求，国民政府派军舰运到广州公祭｡
孰是孰非
旁观者怎样看待杨蓁遇害呢？
侯方岳回忆朱德的话:1939年12月在韶关，范多次向朱谈到杨蓁之死，朱也调查过，(杨)确实不是范指使人打死的｡但笔者认为侯老的记述显然有错:1939年12月之际，朱德与八路军总部“驻马太行侧”，而范石生早已遇刺身亡，他们怎么可能在韶关聚谈？朱德又怎么可能进行调查？
侯方岳回忆周恩来的话:“杨蓁的灵柩运到广州，蒋介石乃至粤籍部分将领就散布流言，硬说杨蓁是范石生派兵打死的，要杨将军夫人教育儿子长大了要子报父仇｡”但马伯周的《朱德与范石生》一文却说:1935年蒋介石到昆明视察，电邀在庐山休养的范石生来滇｡省府机要参谋透露，蒋要改组云南省政府，由范接替龙云主持滇政｡此文发表前曾经过范的后人“修改､订正”，也就是说，得到范的后人认可｡看来，蒋对范相当器重，似乎与侯老所述相矛盾｡
云南人士安恩溥说:“杨蓁被范石生杀害……杨维骞报父仇，刺死范石生｡”
曾与范石生并肩作战的桂军首脑黄绍竑说:(“定滇军”)实行断烟(鸦片)整军运动，杨任劳任怨做恶人，范则在旁边做好人……那些被责罚的官兵纠众冲入司令部，将杨殴打重伤，范当时不但不制止，暴动官兵散后，杨尚未死，向范呼救，范也不救｡黄进而判断:“有人说这次暴动是范石生暗中指使，因为回滇在望，先把第一个对手除去｡”
另一位桂军首脑李宗仁回忆:据说杨因操之过急，受部下之忌｡也有人说，是范石生恐尾大不掉，授意部下杀的，然凶手竟逍遥法外，则是事实｡
杨蓁一死，龙云部轻而易举脱围而去｡范向滇南发动进攻，被以逸待劳的龙云部打得溃不成军｡范的女儿回忆:“范常说，如果杨蓁不死，讨唐也不至于失败｡”
泪洒珠江
住在上海的李时珍接到丈夫遇害的噩耗，带着7岁的大儿子匆匆来到广州｡广东国民政府为杨蓁公祭时，李时珍声泪俱下地宣读了一篇祭文，其中说:
“前年今日，尚接手书，而今年今日，惟余白骨，子哭父而不应，余哭夫而弗闻，呜呼痛哉！
哭君幼年，家贫苦读，弱冠丧父，哀毁骨立，事母至孝，乡里称之｡逮乎壮岁，忧国忧民，投身入伍，辛亥革命，举义滇池，复我河山｡袁氏称帝，举国称臣，君独以死而救国，迫滇唐独立，挥戈北指袁贼｡
君由粤入邕，作战三月，辛劳尽瘁，无非为国为民，何罪于人！何罪于天！乃大功将成，竟遭惨击｡君不死于护国､护法，而竟死于豺狼之手，此余之所最痛心者也！
(余)本欲殉君，君子谁教？君女谁育？偷生苟活，勉终君志｡君死之后，君之子女，我自教之，务使成人，以慰吾夫｡”
后来她向法庭陈述在广州会见范石生的情况:“我领带维骞，跪在范石生面前，苦苦哀求搬运先夫灵柩，范推三阻四｡我对范言，映波为你死得不明，现我所要求你的，不过是运映波灵柩及惩办凶手，你俱不能办到，欺我太甚，我只好将映波死事公诸国人｡(范)闻而畏，立命他的军需处长西耀卿来，请我顾全从前友谊，他情愿筹备十万元作教养费｡我对他说，我绝对不忍心将他遗骨卖你的十万钱，请你将借我的港币十万零七千零三十元，还有你父借的现洋一百元还我｡他答复，待到得云南后再还｡”
血溅南城
192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朱德化名“王楷”，率领余下的800多人，隐蔽在义弟范石生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中｡朱德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后，范部奉命向红军进攻，双方打了几场恶战，导致红军战史上的“八月失败”｡
抗战爆发后，范石生回到昆明，挂职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兼禁烟委员会委员，每天下午到小南城外的“日月大药房”坐诊｡
杨蓁遗孀也举家回到昆明，长子杨维骞转学到陆军军官学校第五分校，毕业后留校工作，每逢假日，就与其弟杨维襄到郊外练习射击，准备“子报父仇”｡
1939年3月17日下午，范坐着黄包车，沿南城脚向东走来｡等在城墙上的杨维骞与杨维襄，直奔黄包车冲去，杨维骞举双枪连射，事后验尸，范身中13枪，其中一枪伤及车夫｡事毕，杨维骞兄弟到光华街东端警亭交出手枪，递上《泣呈龙主席》书和《公开告各界》书｡
《泣呈龙主席》书说:“先父惨遭奇冤，未得申)，为人子者，问心有愧……爰乃决定替父报仇，其他不遑顾及｡”《公开告各界》书说:“予父与老贼系本省讲武堂特别班之同学;予父在陆军步兵第七团长任内，老贼充任中校团副，故予父又系其直接长官;老贼赴贵州谋事期间家用缺乏，其双亲由予父代为供养三年之久;老贼在滇川边界被匪掠去，全赖予父竭力营救脱险，故予父又系老贼之恩人……老贼反诬予父为叛兵所害，既杀其人，复加以恶名，其居心辣毒，孰有过于此者！中国立国之道，自来皆以孝为本｡故为国､为家､为社会除此恶贼｡”
各报记者立即进行采访，范的家属代表对《朝报》记者说:“此事之发生，诚属不幸，值兹抗战建国之大时代，大我胜于小我，国仇甚于家仇｡即使杨某真对范氏有仇，亦似不宜出此下策，今此不幸事情之突然发生，令人遗憾殊甚｡”范的大女儿对《益世报》记者说:“余父生前，从未对余言杨三爷半句坏话，常告余杨三爷与余父之友谊笃厚，讵杀余父者竟为杨三爷之子，实出余意料之所不及，真不知杨家所谓仇者，从何说起｡”杨维骞的长姐则对记者说:“当余父每年逝世纪念日，全家吃素，以示不忘父仇，维骞今日复仇，是他之夙愿｡”
1983年，范的女儿有一篇文章说:“(先父)为了民族气节，他一定要回昆明，认为抗战期间，龙云不可能杀害他，一直放松对龙云的警惕｡”似乎暗示范的遇刺与龙有关｡
法庭舌战
1939年8月7日起，位于庆云街的昆明市地方法院公审杨维骞枪杀范石生案，旁听席上座无虚席｡记者报道:范(妻)吴石玲愁容满面，大有悲不自胜之慨，其戚友间，有凄然垂泪者;而杨维骞完全学生气派，供状时态度沉着｡
吴石玲控告李时珍设计煽动其子，“被告等本性凶残，经此教唆，遂成杀人之举”｡依据范生前任职月薪，加上行医收入，吴石玲提出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连带赔偿损害国币十八万二千｡”李时珍提出反诉:“除将该原告范吴石玲之请求驳回外，并祈判令赔偿其夫加害先夫之损害及向先夫所借各款｡”
昆明地方法院提起公诉，指出杨维骞刺范原因是:“李(兴和)掘壕误限，被杨责罚……杨蓁即被李等所杀害，其子杨维骞以为乃父之死，系出自范石生主使，刺激之余，立志与范不共戴天｡”
杨维骞对杀范一事供认不讳｡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
一是范对杨之死是否应该承担责任？吴石玲说:“民夫尚挽救之不暇，抑何有于主谋之可疑？”李时珍说:“先夫责罚抗命超期､没有挖好战壕的团长李兴和｡范私招该团长抚慰，并且授意该团长:‘如欲解决汝等困难，非冒大不韪不可｡’该团长会意，连夜招集党徒宣布:‘奉军长面谕处置杨蓁｡’”“(范)暗使心腹劫杀先夫，佯为叛兵所害｡继反诉人携子抵粤要求扶柩返葬及缉凶究治，范均一再支吾，终置之不理”，“是其主谋杀害先夫之铁证”｡
“定滇军”警卫团团长李正方也在法庭上质疑:“若非范主谋，当时为何不制止？主管长官卧榻之傍，出此大坏纲纪之事，成何事体？若非范主谋，为何始终不惩办凶手？”
二是“自首”之说是否成立？原告致龙云函称:“(杨)自称为自首各节，全非事实”，“(被告)希图减轻刑事之责任，并沽孝子之名，掩饰其罪恶以欺骗社会”｡
被告律师徐铸反驳说:“被告犯罪完毕之后，该处并无行人，距肇事地点咫尺之处有一城墙缺口，且(被告)又身怀利器，何不从该缺口处出城逃走？
市警察局致函地方法院证实:“五所警士钱志道､六所警士邵光汉于当职时闻听枪声，循声驰往查，看见杨维骞迎面而来，向警察称:‘我是凶犯，子报父仇｡’且查所呈冤单，确系早日预备，决心于报仇后呈案自明，并非临时掩饰，似足证明自首｡”
三是凶犯有几人？车夫吴星光作证:“见有两个人在车后面，有一个穿长衫､一个穿短装｡”警察钱志道作证说:“穿长衫的交与我两枝枪，并拿出一张自首书来，既后，穿黄衣裳(的)到｡”
当年的《云南日报》发表了读者评论｡汉玉批评杨“不知道‘报国即所以思亲’的正确释义”，“代代报仇，循环不已，将如何得了呢？”有的说:“他是错误了，但错误中有时也会有说不出的苦衷｡可是杨维骞在抗战最紧张的时期，去实行他狭隘的‘孝’的使命，这是他没有把时代的使命认清楚，和国家培养青年的使命弄明白｡所以，杨维骞的行为我们不愿菲薄，但是决不敢赞同｡”
1939年9月21日，昆明市地方法院判决:“杨维骞杀人自首，处有期徒刑九年零五月，并褫夺公权九年;杨维襄预备杀人，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一月，缓刑三年”;“附带民事诉讼，由杨维骞赔偿被害人家属殡葬损害费国币二千五百元”｡
1943年5月，国民政府议决，以杨维骞“其杀人行为，固干法纪，而年少志纯，出于孝思，奋身不顾，衡情殊属可原”，宣告特赦｡
云南解放后，范的女儿范木兰曾任云南省政协委员，杨维骞曾任省文史馆馆员｡
血案惊天
1939年3月18日早晨，昆明街头几十个报童飞奔着，高喊着:“看报！看报！范军长遇刺！”
被杀者是原驻粤镇军第二军军长､原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杀人者杨维骞，其父是范石生的结义兄弟杨蓁｡
血案突发，惊动朝野，成为当年媒体的焦点新闻｡《云南日报》的标题是:“范石生出诊遇刺毙命 车夫吴星光流弹击伤 凶犯杨维骞持书投案”;《朝报》的标题是:“杨维骞兄弟替父报仇 范石生被刺殒命”;《益世报》的标题是:“惊人仇杀案”;《民国日报》的标题是:“前军长范石生氏 昨街头遇刺殒命”｡
范的家属当晚向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呼吁:“敬祈按律严惩，以彰国法，而维治安｡”同时也请省主席龙云“依法严惩”｡3天后再次致函龙云:“该凶犯杨维骞弟兄，值此抗战紧张之际，不以国仇为重，竟敢于军警林立之下，明目张胆，强暴凶残，谋杀军职人员，实属目无法纪｡该凶犯杨维骞，身隶军籍，尤属罪不可逭，恳乞主持，迅饬依法组织军法会审按律彻讯严办｡”
蒋介石来电称:“顷悉石生兄惨遭意外，念革命之旧勋，痛故人之永逝，噩耗传来，惊悼殊深，特电驰唁｡”随后发治丧费3000元｡行政院长孔祥熙赠赙金1000元｡国民政府军政大员何应钦､陈诚等纷纷发来唁电，“曷胜痛悼，并望节哀”｡从来不以诗闻名的宋子文，写成诗体祭文，称赞范石生:“善于用兵，卓著功勋;不爱钱不怕死，既爱兵又爱民;医术精深，著手成春，起我沉疴，康我身心;救国教民，中华精英;闻惊天地暗，雨泣山河震｡”
军事委员会致函司法部:“查范石生为本会现任参议，该杨维骞等竟于省会军警林立之区，公然狙击在职人员，殊属目无法纪，相应函请贵部转饬受辖法院，讯明依法严惩｡”司法部训令云南高等法院“遵照办理”｡
云南地下党前辈侯方岳回忆，周恩来当年叮嘱他关照范的家属:“到昆明后要去看一看，或托人看望其家属，以党的经费照料其遗属的生活｡”
人们惊问:义弟之子，为何枪杀义兄？
义结金兰
朱德，字玉阶，四川仪陇人;范石生，字小泉，云南峨山人;杨蓁，字映波，云南昆明人｡3人是云南讲武堂特别班同学，志同道合，结为金兰之好，范的女儿称杨为“三爷”｡辛亥革命后，朱德部驻扎滇南，杨蓁任步七团团长，范石生先在步七团任副团长，后到贵州黔军王文华部任参谋长｡护国战争时期，朱德､杨蓁在川南前线功勋卓著，范石生随王文华出兵湘西，“建不朽之功”｡
1921年初，滇军总司令顾品珍及朱德､杨蓁等众多将领，迫使云南都督唐继尧下台｡后来，顾品珍迫杨蓁出走广东，任云南省政府代表｡唐继尧重登“云南王”宝座后，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也率部来到广东｡范､杨二人追随孙中山，在抗击粤､桂军阀的战争中屡立战功，深受孙中山器重，杨蓁一度代蒋介石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大本营参谋长｡
孙中山去世后，唐继尧派两路大军进入广西，广东政府派范石生率部援桂｡范将所部更名为“定滇军”，打算乘机返回云南，但他要借重杨蓁的军事才干｡1939年8月，杨妻李时珍向法庭追述:“范石生连派代表十余人，送信数十封，请先夫到广东帮他打回云南｡先夫劝他，云南人不打云南人，请他移兵北伐｡他回信说他要(回滇)实行‘三民主义’，军､政两长民选｡先夫素重友谊，慨然到粤任总指挥之职｡”
唐继尧的两路大军都不顺利，唐继虞率领的北路大军，被桂军挫败于柳州;龙云率领的南路大军，被杨蓁指挥“定滇军”围困在南宁｡当时，“定滇军”军部驻武鸣县朱花坪，杨蓁与范石生同住关帝庙内一室｡
胜利指日可待，杨蓁却惨死于“定滇军”内！
祸起武鸣
关于杨蓁遇害的经过，范的女儿撰文说，在师长徐德和田钟谷(杨的连襟)默许支持下，是夜一群官兵拥入住所，几个人将先父拦住，先父说:“你们不能打他(指杨)，他是我请来的｡”众人说:“军长，不关你的事｡”一些人将杨拖出庙外打了一顿，怕他报复，就把他戕杀，“杨在风雨中大声呼救，但先父却失去自由无法施救”｡
而杨妻李时珍对法庭的陈述是:“十二三人伪装成叛兵入先夫卧室，向先夫发一枪，先夫(向范求救)连呼‘小泉！’范反身向墙而卧，不发一语｡其党徒将先夫拖着，经过庙中数十级石阶而下，先夫背部被拖破，露出骨头，又被叛兵连刺数刀，完全变成一个血人｡先夫命随行副官连请范石生十数次，范避不见面，仅派军医处长看了后，说伤不重｡范深恐先夫复活，出巨金收买一个军医护士，将先夫活活扼死｡”杨维骞也向法庭陈述:“我父命副官请老贼数十次，请即派船送梧(州)医治，老贼始终不来｡”
杨蓁遇害的导火线，是团长李兴和被罚｡范的女儿说:“杨蓁限期修筑工事，因土质坚硬，工事没有修好，他将团长至连排长全部罚跪并加鞭笞，限令部队将工事完成，否则还要严办｡”而杨的后人说，杨视察阵地时，发现李兴和正在聚赌，放着工事不挖，便严厉责问，李不得已当众跪下｡
杨蓁遇害的原因，范妻吴石玲在法庭说:“杨蓁之死，乃因其治军过严，激变军心｡”杨的后人却认为，在于范､杨两人的政治分歧｡李时珍向法庭陈述:“杨遇害前十来天，范问杨:‘回到云南后，军､政两长应该属于何人？’先夫回答说:‘誓师时的宣言犹在耳际，当然应该贯彻初衷(军､政两长民选)，否则无以对滇中父老｡’范的脸色立刻一变，从这天起，两人同住一室而互不交谈｡”法官问杨维骞:“你父被他(范)请去，当然有感情，何以要害他呢？”杨回答:“范石生当时已改变初衷，军､民两长都想一人执管，所以他才杀害我父｡”
范为何不惩办凶手？范的女儿解释:“先父顾虑大敌当前，内部不能再乱，(后来)与唐军作战失利，全军溃败，以致凶手终未能惩办｡”
侯方岳追述了朱德的看法:“杨蓁耿直而欠委婉，忠厚而不讲策略，善于攻敌而不善于团结中下级军官，清高廉洁而不善于团结同僚，疾恶如仇而不善于助人改过，操之过急，遭致惨死，太可惜了｡”
杨蓁的遗体草草埋在广西，后来经杨妻的请求，国民政府派军舰运到广州公祭｡
孰是孰非
旁观者怎样看待杨蓁遇害呢？
侯方岳回忆朱德的话:1939年12月在韶关，范多次向朱谈到杨蓁之死，朱也调查过，(杨)确实不是范指使人打死的｡但笔者认为侯老的记述显然有错:1939年12月之际，朱德与八路军总部“驻马太行侧”，而范石生早已遇刺身亡，他们怎么可能在韶关聚谈？朱德又怎么可能进行调查？
侯方岳回忆周恩来的话:“杨蓁的灵柩运到广州，蒋介石乃至粤籍部分将领就散布流言，硬说杨蓁是范石生派兵打死的，要杨将军夫人教育儿子长大了要子报父仇｡”但马伯周的《朱德与范石生》一文却说:1935年蒋介石到昆明视察，电邀在庐山休养的范石生来滇｡省府机要参谋透露，蒋要改组云南省政府，由范接替龙云主持滇政｡此文发表前曾经过范的后人“修改､订正”，也就是说，得到范的后人认可｡看来，蒋对范相当器重，似乎与侯老所述相矛盾｡
云南人士安恩溥说:“杨蓁被范石生杀害……杨维骞报父仇，刺死范石生｡”
曾与范石生并肩作战的桂军首脑黄绍竑说:(“定滇军”)实行断烟(鸦片)整军运动，杨任劳任怨做恶人，范则在旁边做好人……那些被责罚的官兵纠众冲入司令部，将杨殴打重伤，范当时不但不制止，暴动官兵散后，杨尚未死，向范呼救，范也不救｡黄进而判断:“有人说这次暴动是范石生暗中指使，因为回滇在望，先把第一个对手除去｡”
另一位桂军首脑李宗仁回忆:据说杨因操之过急，受部下之忌｡也有人说，是范石生恐尾大不掉，授意部下杀的，然凶手竟逍遥法外，则是事实｡
杨蓁一死，龙云部轻而易举脱围而去｡范向滇南发动进攻，被以逸待劳的龙云部打得溃不成军｡范的女儿回忆:“范常说，如果杨蓁不死，讨唐也不至于失败｡”
泪洒珠江
住在上海的李时珍接到丈夫遇害的噩耗，带着7岁的大儿子匆匆来到广州｡广东国民政府为杨蓁公祭时，李时珍声泪俱下地宣读了一篇祭文，其中说:
“前年今日，尚接手书，而今年今日，惟余白骨，子哭父而不应，余哭夫而弗闻，呜呼痛哉！
哭君幼年，家贫苦读，弱冠丧父，哀毁骨立，事母至孝，乡里称之｡逮乎壮岁，忧国忧民，投身入伍，辛亥革命，举义滇池，复我河山｡袁氏称帝，举国称臣，君独以死而救国，迫滇唐独立，挥戈北指袁贼｡
君由粤入邕，作战三月，辛劳尽瘁，无非为国为民，何罪于人！何罪于天！乃大功将成，竟遭惨击｡君不死于护国､护法，而竟死于豺狼之手，此余之所最痛心者也！
(余)本欲殉君，君子谁教？君女谁育？偷生苟活，勉终君志｡君死之后，君之子女，我自教之，务使成人，以慰吾夫｡”
后来她向法庭陈述在广州会见范石生的情况:“我领带维骞，跪在范石生面前，苦苦哀求搬运先夫灵柩，范推三阻四｡我对范言，映波为你死得不明，现我所要求你的，不过是运映波灵柩及惩办凶手，你俱不能办到，欺我太甚，我只好将映波死事公诸国人｡(范)闻而畏，立命他的军需处长西耀卿来，请我顾全从前友谊，他情愿筹备十万元作教养费｡我对他说，我绝对不忍心将他遗骨卖你的十万钱，请你将借我的港币十万零七千零三十元，还有你父借的现洋一百元还我｡他答复，待到得云南后再还｡”
血溅南城
192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朱德化名“王楷”，率领余下的800多人，隐蔽在义弟范石生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中｡朱德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后，范部奉命向红军进攻，双方打了几场恶战，导致红军战史上的“八月失败”｡
抗战爆发后，范石生回到昆明，挂职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兼禁烟委员会委员，每天下午到小南城外的“日月大药房”坐诊｡
杨蓁遗孀也举家回到昆明，长子杨维骞转学到陆军军官学校第五分校，毕业后留校工作，每逢假日，就与其弟杨维襄到郊外练习射击，准备“子报父仇”｡
1939年3月17日下午，范坐着黄包车，沿南城脚向东走来｡等在城墙上的杨维骞与杨维襄，直奔黄包车冲去，杨维骞举双枪连射，事后验尸，范身中13枪，其中一枪伤及车夫｡事毕，杨维骞兄弟到光华街东端警亭交出手枪，递上《泣呈龙主席》书和《公开告各界》书｡
《泣呈龙主席》书说:“先父惨遭奇冤，未得申)，为人子者，问心有愧……爰乃决定替父报仇，其他不遑顾及｡”《公开告各界》书说:“予父与老贼系本省讲武堂特别班之同学;予父在陆军步兵第七团长任内，老贼充任中校团副，故予父又系其直接长官;老贼赴贵州谋事期间家用缺乏，其双亲由予父代为供养三年之久;老贼在滇川边界被匪掠去，全赖予父竭力营救脱险，故予父又系老贼之恩人……老贼反诬予父为叛兵所害，既杀其人，复加以恶名，其居心辣毒，孰有过于此者！中国立国之道，自来皆以孝为本｡故为国､为家､为社会除此恶贼｡”
各报记者立即进行采访，范的家属代表对《朝报》记者说:“此事之发生，诚属不幸，值兹抗战建国之大时代，大我胜于小我，国仇甚于家仇｡即使杨某真对范氏有仇，亦似不宜出此下策，今此不幸事情之突然发生，令人遗憾殊甚｡”范的大女儿对《益世报》记者说:“余父生前，从未对余言杨三爷半句坏话，常告余杨三爷与余父之友谊笃厚，讵杀余父者竟为杨三爷之子，实出余意料之所不及，真不知杨家所谓仇者，从何说起｡”杨维骞的长姐则对记者说:“当余父每年逝世纪念日，全家吃素，以示不忘父仇，维骞今日复仇，是他之夙愿｡”
1983年，范的女儿有一篇文章说:“(先父)为了民族气节，他一定要回昆明，认为抗战期间，龙云不可能杀害他，一直放松对龙云的警惕｡”似乎暗示范的遇刺与龙有关｡
法庭舌战
1939年8月7日起，位于庆云街的昆明市地方法院公审杨维骞枪杀范石生案，旁听席上座无虚席｡记者报道:范(妻)吴石玲愁容满面，大有悲不自胜之慨，其戚友间，有凄然垂泪者;而杨维骞完全学生气派，供状时态度沉着｡
吴石玲控告李时珍设计煽动其子，“被告等本性凶残，经此教唆，遂成杀人之举”｡依据范生前任职月薪，加上行医收入，吴石玲提出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连带赔偿损害国币十八万二千｡”李时珍提出反诉:“除将该原告范吴石玲之请求驳回外，并祈判令赔偿其夫加害先夫之损害及向先夫所借各款｡”
昆明地方法院提起公诉，指出杨维骞刺范原因是:“李(兴和)掘壕误限，被杨责罚……杨蓁即被李等所杀害，其子杨维骞以为乃父之死，系出自范石生主使，刺激之余，立志与范不共戴天｡”
杨维骞对杀范一事供认不讳｡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
一是范对杨之死是否应该承担责任？吴石玲说:“民夫尚挽救之不暇，抑何有于主谋之可疑？”李时珍说:“先夫责罚抗命超期､没有挖好战壕的团长李兴和｡范私招该团长抚慰，并且授意该团长:‘如欲解决汝等困难，非冒大不韪不可｡’该团长会意，连夜招集党徒宣布:‘奉军长面谕处置杨蓁｡’”“(范)暗使心腹劫杀先夫，佯为叛兵所害｡继反诉人携子抵粤要求扶柩返葬及缉凶究治，范均一再支吾，终置之不理”，“是其主谋杀害先夫之铁证”｡
“定滇军”警卫团团长李正方也在法庭上质疑:“若非范主谋，当时为何不制止？主管长官卧榻之傍，出此大坏纲纪之事，成何事体？若非范主谋，为何始终不惩办凶手？”
二是“自首”之说是否成立？原告致龙云函称:“(杨)自称为自首各节，全非事实”，“(被告)希图减轻刑事之责任，并沽孝子之名，掩饰其罪恶以欺骗社会”｡
被告律师徐铸反驳说:“被告犯罪完毕之后，该处并无行人，距肇事地点咫尺之处有一城墙缺口，且(被告)又身怀利器，何不从该缺口处出城逃走？
市警察局致函地方法院证实:“五所警士钱志道､六所警士邵光汉于当职时闻听枪声，循声驰往查，看见杨维骞迎面而来，向警察称:‘我是凶犯，子报父仇｡’且查所呈冤单，确系早日预备，决心于报仇后呈案自明，并非临时掩饰，似足证明自首｡”
三是凶犯有几人？车夫吴星光作证:“见有两个人在车后面，有一个穿长衫､一个穿短装｡”警察钱志道作证说:“穿长衫的交与我两枝枪，并拿出一张自首书来，既后，穿黄衣裳(的)到｡”
当年的《云南日报》发表了读者评论｡汉玉批评杨“不知道‘报国即所以思亲’的正确释义”，“代代报仇，循环不已，将如何得了呢？”有的说:“他是错误了，但错误中有时也会有说不出的苦衷｡可是杨维骞在抗战最紧张的时期，去实行他狭隘的‘孝’的使命，这是他没有把时代的使命认清楚，和国家培养青年的使命弄明白｡所以，杨维骞的行为我们不愿菲薄，但是决不敢赞同｡”
1939年9月21日，昆明市地方法院判决:“杨维骞杀人自首，处有期徒刑九年零五月，并褫夺公权九年;杨维襄预备杀人，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一月，缓刑三年”;“附带民事诉讼，由杨维骞赔偿被害人家属殡葬损害费国币二千五百元”｡
1943年5月，国民政府议决，以杨维骞“其杀人行为，固干法纪，而年少志纯，出于孝思，奋身不顾，衡情殊属可原”，宣告特赦｡
云南解放后，范的女儿范木兰曾任云南省政协委员，杨维骞曾任省文史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