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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 “三合一”审判工作、“大立案、大服务、大调解”三大机制、绿色司法理念、“五表一书”制度、公益诉讼……“两院”工作报告中一个个充满温度的新名词表明，促进司法公正，关键在于改革。
代表们建议，2017年，全省法院和检察机关要从严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稳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为建设法治浙江和平安浙江、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智慧法院”倒逼司法公开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只有公开才有公信。今年的法院工作报告对此着墨甚多。刚刚过去的一年，浙江法院深入推进审判流程、庭审活动、裁判文书、执行信息四大公开大平台建设，主动公开依法应当公开的所有司法信息，让公正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上网公布裁判文书257万份，位居全国第一……
浙江明显律师事务所主任陈显明代表向记者介绍，司法权作为一种定分止争、实现社会正义的手段，公开透明是本质要求。但由于其专业化，往往也具有神秘主义的倾向，成为世界范围内司法公信力普遍不高的一个因素。“而裁判文书公开，是司法公开的重要平台，它有助于司法界统一裁判尺度，提升司法能力。公开裁判文书是一种勇气和态度，也是司法机关的一场自我革命。”
然而，现实中深化司法公开的阻力也不小。裁判文书公开，不仅法律适用的问题难以藏匿，文字上的疏忽都可能招致一片批评。因此，部分法院出现了选择性公开裁判文书的现象。对此，陈显明代表直言不讳：“说到底还是观念转变不易。”有的法官对公开还有一些消极情绪，怕添麻烦，还有的法官因自身能力、素质问题也不愿公开，不敢公开。
而在浙江台温律师事务所主任柳正晞代表看来，关键是要形成倒逼机制，“新技术的出现与运用，就是这样一种行之有效的倒逼机制。”
陈国猛院长在作法院工作报告时说，浙江法院通过加快建设“智慧法院”，开发“浙江法院公开网”、“浙江智慧法院”APP，适用远程视频庭审系统开庭审理案件，大大提高了审判效率，也打开了司法公开的无限空间。
陈显明代表回忆，过去有的法官会因为情绪冲动说粗话，会急躁，现在就很少了，因为都会被光盘记录在案。“法院要通过一刀不剪的直播、完全透明的司法、身临其境的庭审，创造触手可及的正义。”真正让法庭成为以看得见的方式保障司法公正的“殿堂”。
保障民生践行“司法为民”
“积极践行司法为民”“着力保障民生”，在两院的工作报告中，分别出现这两句话，概括起来就是民生至上。
如何牢固树立司法为民理念？嘉兴市中级法院院长许惠春代表向记者介绍，2016年以来，浙江法院将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法院运行体系，健全“大立案、大服务、大调解”三大机制建设，“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司法说到底是一项社会服务工作，只有为人民群众提供良好的司法服务，才能让每一个人感受到公平正义，实现司法与公众的良性互动。”许惠春代表对此评价。
从2013年省人代会开始，陈显明代表一直关注网络司法拍卖等司法改革举措。当听到陈国猛院长说，“全部涉讼资产通过淘宝网公开拍卖，成交率达93.4%，为当事人节省佣金12亿元。网络司法拍卖改革成为浙江法院的金名片，已被推广到全国”，陈显明代表非常高兴。
“12亿元，是一个很大的数字。”陈显明代表也对此深有感受，他说，以往司法拍卖中介费用很高，实行网络司法拍卖后，为当事人省下了很大一笔中介费。而且，通过司法网拍，拍卖成交的速度也很快，参与的人群也更广，有利于实现债权人的利益最大化。
“用两年时间在全国率先基本解决执行难，这个目标值得点赞。”1月18日，在台州代表团审议“两院”工作报告现场，温岭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学明代表的话，引发了代表们的热烈讨论。
多位代表发言表示，各界對解决执行难问题有着热切期待。“解决执行难是一个系统性大工程，需要方方面面配合。如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不能坐飞机、不能坐二等以上的动车，这个谁来管？显然不是法院，只能是民航铁路相关机构。”柳正晞代表说，“总的来看，现在大环境对解决执行难很有帮助。比如出台许多措施，总体实现了‘一处失信、处处受限’，效果是明显的。”
柳正晞代表建议，解决执行难问题，“执行警务化”是一个大趋势。“建议参照审判人员‘1+N’的团队建设方式，设立与法官平衡的执行官序列，专门设立执行团队。”柳正晞还介绍了发生在基层的多种创新，如分阶段执行、由中级法院投入更多力量到基层案件的执行，这都有利于解决执行难问题。
在金华代表团的冯秀勤代表看来，破解执行难，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她举例说，报告中有一个数字，即对拒不执行行为人，2016年全省法院司法拘留了1.6万人。“如果把这个数字分摊到全省那么多法院头上看，因拒不执行行为被处司法拘留的人并不多。”因此，她建议，对拒不执行行为人，可以更多地采取拘留、判刑等惩治手段，用法律的刚性推动解决执行难。
健全机制严防冤假错案
在今年的法院、检察院工作报告中，都提到了一个词：司法公正。防止冤假错案，维护公平和公正是司法的终极目标。
如何保证司法公平公正？法、检两家“各显神通”。全省法院“积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严格落实罪行法定和疑罪从无等法律原则，对26名被告人依法宣告无罪，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省检察院守好防止冤假错案的第一道防线，通过健全和落实纠防冤假错案的长效机制，严格落实重大案件同步录音录像审查制度等措施，对不构成犯罪的依法决定不捕203人，不诉353人；对证据不足的依法决定不捕5410人，不诉1083人。
近几年，司法机关依法纠正了一批冤假错案，这些冤假错案虽然是个别现象，但对法治的冲击和破坏是巨大的。侦查、起诉、审判都经过了环环相扣的严密程序，为什么仍难以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会议主席瞿韶军代表认为，刑事诉讼过程中没有做到以审判为中心，是关键所在。本应分工负责、互相衔接、互相制约的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却时常“三合一”，使控辩力量失衡，纠错功能失效。一旦公安机关出错，容易出现“起点错、跟着错、错到底”的现象。一些案件到了最后环节，事实尚有不清、证据尚有不足，法院却没能按照“疑罪从无”的法治原则宣告被告人无罪，而是搞“疑罪从轻”，在证明标准上打折扣、降要求，作出“留有余地”的有罪判决。
司法机关1%的错误，对当事人来讲就是100%的不公。瞿韶军代表斩钉截铁地说，坚守防范冤假错案的底线，就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让审判这一司法环节的腰杆硬起来，让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
当前，以“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为核心的新一轮司法改革已经启动。如何实现“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也成为了检验本轮司法改革成败的标志。
法院工作报告中说，“探索建立以员额法官为核心的审判团队，推进院庭长办案常态化，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实现让审理者裁判，由审判者负责，审判绩效得到明显提升。”
陈显明代表认为，一直以来，法院都是司法改革的主战场。新一轮司法改革要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必须通过制度设计让法官成为“正义看门人”，让审判回归司法属性。
“打虎”“拍蝇”严惩贪渎腐败
在“两院”工作报告中，“打虎”“拍蝇”引人关注。省检察院立案查处职务犯罪嫌疑人1217人，其中，贪污贿赂犯罪909人，渎职侵权犯罪308人；处级干部81人，厅级干部5人。严肃惩治基层腐败犯罪，依法查处群众身边的“蝇贪”345人。
“‘蝇贪’，这个提法很形象，相比于打‘虎’，群众对近在眼前嗡嗡乱飞的‘蝇贪’，更加痛恨，危害也更深远。”桐庐县委党校高级讲师袁素华代表说，这些所谓的“蝇贪”大多级别不高，收受钱财也不多，然而“蝇贪”虽小，却是“虎贪”温床。
袁素华代表说，当前正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老百姓对自身利益和社会公平的关注度大大提高，对身边的腐败就更为不齿。特别是在征地拆迁、学校办学、医疗服务中的腐败问题，不但侵害了本就弱势的特定群体的切身利益，而且严重影响了政府各项政策的落实，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一方面要打大老虎，另一方面也要严惩基层干部吃拿卡要、收受财物等老百姓身边的腐败。”袁素华的话朴实无华，反映的是老百姓真实的心声。
柳正晞代表特別关注严查行贿犯罪问题。 4年前，柳正晞代表就提交建议，建议加大惩处行贿者的力度。
柳正晞代表认为：“为什么要严厉打击行贿犯罪，因为他们是‘喂食者’。”他说，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对于行贿者的处理比较宽容，对行贿案件要早立案、早侦查，受贿、行贿案件要同步部署、同步侦办。此外，对于不构成犯罪的行贿行为，还应加强非刑罚处罚的制裁措施。
“加强追逃追赃工作，成功缉捕或劝返在逃人员9人，其中境外3人，特别是外逃13年的‘百名红通’头号嫌犯杨秀珠回国自首归案，彰显了党和国家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坚强决心。”今年的检察院工作报告中，关于国际追逃的部分也引起了代表的热议。
已连续三届当选省人大代表的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一级律师李根美代表认为，国际追逃追赃本身就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对于很多外逃人员，要让他们归案，需要各个部门做出大量的工作，攻克一个个难以想象的难关。”
她说，如今全省在国际追逃追赃上取得的成就，也将促进各地反腐工作的开展。“或许以前有人认为，贪污腐败的行为被发现后，逃到国外一走了之，就能逃过法律制裁。但事实上，如今我们通过强有力的国际追逃追赃，让所有人看到，一旦触犯法律，无论你是谁，无论逃到哪里，也一定会被绳之以法。反腐是每个国家都极为重视的事，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将有效遏制腐败发生，有利于促进廉洁政府建设。”
代表们建议，2017年，全省法院和检察机关要从严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稳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为建设法治浙江和平安浙江、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智慧法院”倒逼司法公开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只有公开才有公信。今年的法院工作报告对此着墨甚多。刚刚过去的一年，浙江法院深入推进审判流程、庭审活动、裁判文书、执行信息四大公开大平台建设，主动公开依法应当公开的所有司法信息，让公正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上网公布裁判文书257万份，位居全国第一……
浙江明显律师事务所主任陈显明代表向记者介绍，司法权作为一种定分止争、实现社会正义的手段，公开透明是本质要求。但由于其专业化，往往也具有神秘主义的倾向，成为世界范围内司法公信力普遍不高的一个因素。“而裁判文书公开，是司法公开的重要平台，它有助于司法界统一裁判尺度，提升司法能力。公开裁判文书是一种勇气和态度，也是司法机关的一场自我革命。”
然而，现实中深化司法公开的阻力也不小。裁判文书公开，不仅法律适用的问题难以藏匿，文字上的疏忽都可能招致一片批评。因此，部分法院出现了选择性公开裁判文书的现象。对此，陈显明代表直言不讳：“说到底还是观念转变不易。”有的法官对公开还有一些消极情绪，怕添麻烦，还有的法官因自身能力、素质问题也不愿公开，不敢公开。
而在浙江台温律师事务所主任柳正晞代表看来，关键是要形成倒逼机制，“新技术的出现与运用，就是这样一种行之有效的倒逼机制。”
陈国猛院长在作法院工作报告时说，浙江法院通过加快建设“智慧法院”，开发“浙江法院公开网”、“浙江智慧法院”APP，适用远程视频庭审系统开庭审理案件，大大提高了审判效率，也打开了司法公开的无限空间。
陈显明代表回忆，过去有的法官会因为情绪冲动说粗话，会急躁，现在就很少了，因为都会被光盘记录在案。“法院要通过一刀不剪的直播、完全透明的司法、身临其境的庭审，创造触手可及的正义。”真正让法庭成为以看得见的方式保障司法公正的“殿堂”。
保障民生践行“司法为民”
“积极践行司法为民”“着力保障民生”，在两院的工作报告中，分别出现这两句话，概括起来就是民生至上。
如何牢固树立司法为民理念？嘉兴市中级法院院长许惠春代表向记者介绍，2016年以来，浙江法院将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法院运行体系，健全“大立案、大服务、大调解”三大机制建设，“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司法说到底是一项社会服务工作，只有为人民群众提供良好的司法服务，才能让每一个人感受到公平正义，实现司法与公众的良性互动。”许惠春代表对此评价。
从2013年省人代会开始，陈显明代表一直关注网络司法拍卖等司法改革举措。当听到陈国猛院长说，“全部涉讼资产通过淘宝网公开拍卖，成交率达93.4%，为当事人节省佣金12亿元。网络司法拍卖改革成为浙江法院的金名片，已被推广到全国”，陈显明代表非常高兴。
“12亿元，是一个很大的数字。”陈显明代表也对此深有感受，他说，以往司法拍卖中介费用很高，实行网络司法拍卖后，为当事人省下了很大一笔中介费。而且，通过司法网拍，拍卖成交的速度也很快，参与的人群也更广，有利于实现债权人的利益最大化。
“用两年时间在全国率先基本解决执行难，这个目标值得点赞。”1月18日，在台州代表团审议“两院”工作报告现场，温岭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学明代表的话，引发了代表们的热烈讨论。
多位代表发言表示，各界對解决执行难问题有着热切期待。“解决执行难是一个系统性大工程，需要方方面面配合。如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不能坐飞机、不能坐二等以上的动车，这个谁来管？显然不是法院，只能是民航铁路相关机构。”柳正晞代表说，“总的来看，现在大环境对解决执行难很有帮助。比如出台许多措施，总体实现了‘一处失信、处处受限’，效果是明显的。”
柳正晞代表建议，解决执行难问题，“执行警务化”是一个大趋势。“建议参照审判人员‘1+N’的团队建设方式，设立与法官平衡的执行官序列，专门设立执行团队。”柳正晞还介绍了发生在基层的多种创新，如分阶段执行、由中级法院投入更多力量到基层案件的执行，这都有利于解决执行难问题。
在金华代表团的冯秀勤代表看来，破解执行难，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她举例说，报告中有一个数字，即对拒不执行行为人，2016年全省法院司法拘留了1.6万人。“如果把这个数字分摊到全省那么多法院头上看，因拒不执行行为被处司法拘留的人并不多。”因此，她建议，对拒不执行行为人，可以更多地采取拘留、判刑等惩治手段，用法律的刚性推动解决执行难。
健全机制严防冤假错案
在今年的法院、检察院工作报告中，都提到了一个词：司法公正。防止冤假错案，维护公平和公正是司法的终极目标。
如何保证司法公平公正？法、检两家“各显神通”。全省法院“积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严格落实罪行法定和疑罪从无等法律原则，对26名被告人依法宣告无罪，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省检察院守好防止冤假错案的第一道防线，通过健全和落实纠防冤假错案的长效机制，严格落实重大案件同步录音录像审查制度等措施，对不构成犯罪的依法决定不捕203人，不诉353人；对证据不足的依法决定不捕5410人，不诉1083人。
近几年，司法机关依法纠正了一批冤假错案，这些冤假错案虽然是个别现象，但对法治的冲击和破坏是巨大的。侦查、起诉、审判都经过了环环相扣的严密程序，为什么仍难以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会议主席瞿韶军代表认为，刑事诉讼过程中没有做到以审判为中心，是关键所在。本应分工负责、互相衔接、互相制约的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却时常“三合一”，使控辩力量失衡，纠错功能失效。一旦公安机关出错，容易出现“起点错、跟着错、错到底”的现象。一些案件到了最后环节，事实尚有不清、证据尚有不足，法院却没能按照“疑罪从无”的法治原则宣告被告人无罪，而是搞“疑罪从轻”，在证明标准上打折扣、降要求，作出“留有余地”的有罪判决。
司法机关1%的错误，对当事人来讲就是100%的不公。瞿韶军代表斩钉截铁地说，坚守防范冤假错案的底线，就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让审判这一司法环节的腰杆硬起来，让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
当前，以“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为核心的新一轮司法改革已经启动。如何实现“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也成为了检验本轮司法改革成败的标志。
法院工作报告中说，“探索建立以员额法官为核心的审判团队，推进院庭长办案常态化，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实现让审理者裁判，由审判者负责，审判绩效得到明显提升。”
陈显明代表认为，一直以来，法院都是司法改革的主战场。新一轮司法改革要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必须通过制度设计让法官成为“正义看门人”，让审判回归司法属性。
“打虎”“拍蝇”严惩贪渎腐败
在“两院”工作报告中，“打虎”“拍蝇”引人关注。省检察院立案查处职务犯罪嫌疑人1217人，其中，贪污贿赂犯罪909人，渎职侵权犯罪308人；处级干部81人，厅级干部5人。严肃惩治基层腐败犯罪，依法查处群众身边的“蝇贪”345人。
“‘蝇贪’，这个提法很形象，相比于打‘虎’，群众对近在眼前嗡嗡乱飞的‘蝇贪’，更加痛恨，危害也更深远。”桐庐县委党校高级讲师袁素华代表说，这些所谓的“蝇贪”大多级别不高，收受钱财也不多，然而“蝇贪”虽小，却是“虎贪”温床。
袁素华代表说，当前正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老百姓对自身利益和社会公平的关注度大大提高，对身边的腐败就更为不齿。特别是在征地拆迁、学校办学、医疗服务中的腐败问题，不但侵害了本就弱势的特定群体的切身利益，而且严重影响了政府各项政策的落实，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一方面要打大老虎，另一方面也要严惩基层干部吃拿卡要、收受财物等老百姓身边的腐败。”袁素华的话朴实无华，反映的是老百姓真实的心声。
柳正晞代表特別关注严查行贿犯罪问题。 4年前，柳正晞代表就提交建议，建议加大惩处行贿者的力度。
柳正晞代表认为：“为什么要严厉打击行贿犯罪，因为他们是‘喂食者’。”他说，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对于行贿者的处理比较宽容，对行贿案件要早立案、早侦查，受贿、行贿案件要同步部署、同步侦办。此外，对于不构成犯罪的行贿行为，还应加强非刑罚处罚的制裁措施。
“加强追逃追赃工作，成功缉捕或劝返在逃人员9人，其中境外3人，特别是外逃13年的‘百名红通’头号嫌犯杨秀珠回国自首归案，彰显了党和国家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坚强决心。”今年的检察院工作报告中，关于国际追逃的部分也引起了代表的热议。
已连续三届当选省人大代表的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一级律师李根美代表认为，国际追逃追赃本身就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对于很多外逃人员，要让他们归案，需要各个部门做出大量的工作，攻克一个个难以想象的难关。”
她说，如今全省在国际追逃追赃上取得的成就，也将促进各地反腐工作的开展。“或许以前有人认为，贪污腐败的行为被发现后，逃到国外一走了之，就能逃过法律制裁。但事实上，如今我们通过强有力的国际追逃追赃，让所有人看到，一旦触犯法律，无论你是谁，无论逃到哪里，也一定会被绳之以法。反腐是每个国家都极为重视的事，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将有效遏制腐败发生，有利于促进廉洁政府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