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从二战时起开始关注缅甸。战后初期，杜鲁门政府虽然在外交上不太关注缅甸，将缅甸事务仅视为英国自身殖民地问题的一部分。但它在缅甸争取独立过程中提供了一些政治与经济帮助，如向英国施加一定的外交压力，并在缅甸独立前迅速与其建立了外交关系，翻开了两国关系史新的一页。
　　关键词：杜鲁门政府；美国；缅甸；中国；英国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1)03－014－03
　　
　　二战结束后到缅甸独立前，美国的对缅政策经历了一个从从较为消极到有限关注、从民间交往到官方联系的逐步转变过程。美国是从二战开始关注缅甸的，它之前与缅甸联系很少，国内几乎没几个人知道这个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缅甸重要的国际战略地位在世界中才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来。“美国公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首次意识到了缅甸在战略上的至关重要性。”而美国人在缅甸独立前就认为：“缅甸在美国规划的援助路线中有着战略地位：它是中国与印度之间的缓冲器，又是一个具有主要潜力的大米出口国，这都证明了美国在此具有进行和平的与合乎宪政的努力的利益的合理性。”美国在这一时期对缅甸的有限关注保持了其前后政策的连续性，为其在冷战逐渐兴起后全面转变对缅政策做好了外交上的准备，缅甸也由此在后来的冷战时期成为美苏两国积极争取的对象。
　　美国在二战中重视缅甸战场的同时，源于英国内部对缅甸战后地位的看法分歧，也对战后缅甸的政治前途表达了自己的关切。“(1944年春开始)西姆拉在伦敦的人员也与各种不同的美国来访者进行联系，透露出对于丘吉尔的殖民政策持有的严重担忧。西姆拉影响的效果是显然的，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最终宣布支持大英整个帝国尽早向英联邦自治领地位的转变。美国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America’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在5月发表了一篇文章，表达了对报告中的观点的赞同。这里表明美国已经想要使英国在战后给予缅甸自治地位。
　　抗日战争胜利后，英国殖民者不顾缅甸人民的反对，强行重返缅甸进行统治。美国政府忙于欧洲与中国事务，根本没有功夫去关注缅甸的问题，并且将缅甸只视为于己无关的英国自身殖民地问题的一部分，也不想在东南亚得罪英国。“美国反对欧洲帝国主义的态度随着和平的前景日益明朗而有所缓和，其激情随着1945年罗斯福去世而消退。……此外，去维持全球安全和美国重新退守西半球的倾向，使美国越来越不关心一旦战争结束就收回“殖民主义”的东南亚。……美国的军事决策者认为，更为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的做法是在包括东南亚在内的世界上的一些动荡地区恢复殖民主义的稳定秩序。而不是建立可能很脆弱的民族国家。……美国政府认识到，它终究不能反对甚至中伤戴高乐，尤其是丘吉尔(他们都是顽固不化的帝国主义分子)等盟国领袖。
　　但这并不表示美国对缅甸局势就完全漠不关心。战后英国西姆拉战时政府重返仰光激起了美国对缅甸形势的兴趣。不久，美国在仰光的总领事馆得以重新开放。国务院与华盛顿情报总部便外派当时的缅甸事务著名分析师约翰·F·卡迪去担任驻缅领事的报告官，以调查该国的国内形势与具体情况。在约翰·F·卡迪离国赴缅前，美方表示了对缅甸浸礼教的战后现存状况的关切，并就此询问过卡迪。“在(1945年)12月中旬一次对纽约的访问中，霍华德(Howard)医生在浸礼派教会总部时请我考察幸存的浸礼教会财产的状况，包括贾德森学院，并且了解如有可能，美国浸礼会传教士在什么时候与条件下可能会被允许返回缅甸。
　　然从总体上说，美国这时对缅甸还不太重视。翰·F·卡迪“准备的努力主要集中于了解该国内部发展的最新动态和涵盖英国的关注与意图的会议的重要声明。”但当他于12月底抵达缅甸时，却发现“领事馆人员正非常泄气、一片茫然。”因为“国务院新选派的驻仰光总领事格伦?阿比(Glenn Abbey)，缺少所需要的理解缅甸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背景培训”，又“以前没有与缅甸联系的经历”，所以“对派他来这个看来不重要的国家的委任令感到不快。”
　　此后形势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1946年初，当卡迪带着美国的新任务再返仰光时，“受到了来自总领事格伦?阿比与战前在美国与缅甸所认识的美国朋友的热烈欢迎。”从这时起，“在1946年早期，政策侧重性的重要转变已经在部门内得到发展。国务卿伯恩斯在1945年12月的莫斯科会议上所追求的策略已经转向关注于美国的东亚目标，而不是那些东欧目标。”当美国开始改变态度后，它在缅甸战后反对英国统治，走向独立的过程中就不再是无所作为。
　　美国在战后对菲律宾的安排就给了英国如何解决其殖民地问题以某种暗示。杜鲁门政府和平地给予菲律宾独立地位后，便希望英国在缅甸问题上能像它一样。美国人预计到，如果英国拒绝允许缅甸独立，继续实施殖民统治，那将面临严重后果。正像英国工党人士克里奇·琼斯(Creeeh Jones)所言，“最终选举的缅甸国会缺乏明确的保证就将使英国政府自己规定的宪法被拒绝，当地国会将不得不一开始就被赋予权力，正如美国给予菲律宾的那样。如其不然，缅甸人就会质问为什么他们不能享有像菲律宾人一样的待遇呢?进而激烈反对英国……
　　美国驻仰光总领事馆的官员一直密切关注着缅甸局势的发展变化，并及时迅速地向其国内发回系列报告。他们主张杜鲁门政府积极参与缅甸事务，抓住英国处于困境的机遇拓展美国利益。如美国驻仰光使馆在1946年4月22日发给国务院的一份电报中说，“目前的困境是缅甸人在其国内重建工程上不愿与英国一起合作，因为他们不相信英国人的意图。”同年11月8日的电报指出，缅甸国内局势令人担忧，“缅甸独立问题的宪政进展与进一步的努力的迅速失败，也能会导致大量非共产主义的缅甸人感到泄气并转而与缅甸共产党一起抵制1946年4月2号的大选。”而由缅英之间的尖锐矛盾所引起的国内动荡将进一步会“导致零星战斗并加重东南亚其他地方的混乱，给共产党人和其他人以浑水摸鱼的机遇。”基于以上情况，因为“我们在缅甸有许多友好的朋友，包括当我们的军队在缅北抗击日本人时而给予我们无数帮助的那些人。”故其向国务院建议美国应该在缅甸走向独立的进程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无论在其实现独立前后，如果美国以某种方式与英缅一起参与该国的经济重建，在缅甸经济发展中随之追求扩大在缅投资机会的利益……那将会形成一个为大多数缅甸人所接受的协议。”“如果我们率先与缅甸在外交领域安排互派外交代表的话，那我们将毫无疑问地在总体上会从缅甸人特别是昂山的身上赢得威望，如此行为将会使缅甸以许多方式长久记住我们的好处。”
　　国务院也一直注意着缅甸的局势变化。它在推进缅甸独立的问题上多次表明自身立场，给英国施加了一些压力，并对英国采取朝着这种趋势的政策表示欢迎。如“Emb(美国驻伦敦外交官)再次(向 英方)重申了美国对缅甸特别是其向独立自治和平过渡的关切与兴趣。”国务院有一次还指示其在伦敦的官员Charg＇e，“希望你继续寻找任何可能的合适机会(向英国)表达我们对缅甸形势的兴趣，特别是其走向独立的和平过渡形势。”在缅甸即将派遣代表团赴英与其就独立问题展开谈判的前夕，1946年12月美国向英国表示，“我们满怀信心地希望伦敦会谈朝着这个重要的亚洲国家的完全自主的一致目标而在未来会取得进展。”
　　美国也给了缅甸一些数目不大的援助。二战后不久，美国就“把为数500万美元的所谓剩余物资转交给缅甸。这些物资多半是旧汽车和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留在缅甸的少量武器。如果美国远涉重洋运回这些物资，那是不上算的，因此它把这些物资交给缅甸作为贷款，要缅甸分15年偿还，年息为2，375％……”接着，“美国与缅甸临时政府双方在伦敦签订了美国在1947年2月向缅甸提供第一次贷款的协定(协定没有公布)”，数目不详。另外，美国在对缅甸的投资态度上亦很消极。“美国在缅的私人投资数量从来都不大，并且在战后的年代里还衰减了。截止1947年。美国在缅甸的私人直接投资大约是一百万美元，而到1950年底时这一数量已减少到80万美元。”
　　1947年后缅甸政治形势日益明朗，它走向独立已成定局。美国对缅甸的接触也更加积极。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1947年6月10日缅甸立宪会议(consdtuent Assembly)主席德钦妙(Thakin Mya)向送去了良好的祝福，并说，“正在以支持的兴趣关注着缅甸在复元过程中的和平而坚定的努力。全世界爱好自由的的人民希望你将为一个稳定而和平和的民族而奠定基础。”作为答复，德钦妙向马歇尔保证说“自由缅甸将与您的国家维持最为真挚且友好的关系和尽一切可能为世界的和平与幸福做出贡献视为其特殊的职责与殊荣。”接着，当缅甸还是英联邦内部的临时成员而尚未取得独立的1947年9月18日，两国之间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当时，美国国务院宣布，两国“同意相互建立大使级关系并互派外交代表”，宣言同时声明，从即日起美国将其驻仰光的领事馆提升到大使级水平。在缅甸于1948年1月4日终于独立的时刻，美国总统杜鲁门向缅甸总统苏瑞泰(Sao Shwe Thaike)发去了一份电文，表示“欢迎缅甸加入自由与民主国家的大家庭并向缅甸保证了美国的坚定友谊与善意。”
　　总之，出于各种原因，美国这一时期的对缅政策只是一种有限关注的政策。美国在处理对缅事务还是主要是与英属缅甸殖民当局打交道，不能直接面相缅甸人。但美国与缅甸的建交以及缅甸的独立，却彻底改写了这一切，两国终于可以摆脱英国的意志而以后自由来往了，从而开始了它们关系史上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