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先锋文学作家开始不约而同地将父子关系叙述得紧张而对立，作家往往站在子辈的立场上观照文本故事，父辈的形象却显得丑陋、无能、甚至是卑鄙、龌龊。然而莫言却是个例外，从他著名的《红高粱家族》开始，莫言就努力在他的文本世界中重新建构起高大正面的父辈形象，到了新作《生死疲劳》中，作家有了更加深层次的思考，用深刻的笔力，从日常生活角度伸入，对处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中，阶级伦理一度压倒血缘伦理在民间的统治地位的现象，进行了人文高度的深层探讨。
　　关键词　父辈　子辈　阶级伦理　血缘伦理　商品经济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先锋文学作品中，涉及到父子伦理问题的作品非常多，其中的父子关系一度达到了相当紧张的程度：父亲不但可以算计儿子，靠儿子的阳寿续命(余华《世事如烟》)，也可以靠宗法父权让自己的一个儿子去杀害另外一个儿子，上演兄弟相残“该隐杀弟”的不伦剧情(苏童《罂粟之家》)。如此紧张的父子伦理关系中，儿子同样也会对自己的父亲下毒手(苏童《舒农》)，甚至连自己的母亲也不放过(苏童《平静如水》)。“弑父”“弑子”模式成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先锋文学作品的重要母题之一，大批有代表性的先锋文学作家都把笔触不约而同地伸入到了父子伦理的区域。这批作家对于父子关系的重新思考与审视，是作为“子辈”的先锋文学反抗文学主流这个“父辈”的策略性选择，不仅具有社会学意义，而且具有诗学意义。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对父辈的一片声讨声中，莫言是个例外。在莫言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父辈或者祖辈形象都是高大正派、让人仰望的。在其代表作《红高粱》中，“我爷爷”是莫言塑造的一个很典型的理想之父的形象，这些祖辈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的感受到种的退化。”莫言有意跨过父辈直接书写祖辈，表明了他对于人类“种的退化”的深深忧虑。然而“祖父子孙，本来个个都只是生命的桥梁的一级，决不是固定不易的。现在的子，便是将来的父，也便是将来的祖。”那么祖辈也是父辈，父辈也是子辈，子辈就是子辈的子辈了。作家这种对父辈与众不同的书写方式，表明了作家独特的个人价值观念与是非判断标准。
　　莫言一贯坚持的父辈优秀、子辈不肖的伦理态度在他2006年的最新作品《生死疲劳》中也有充分体现。《生死疲劳》中有两个主要的父亲形象：西门闹和蓝脸(当然，随着时间的轮回，他们也渐渐成为小说中的祖辈)；两个主要的子辈形象：西门金龙和蓝解放(当然，随着时间的轮回。他们也渐渐成为小说中的父辈)，另外还有蓝开放、西门凤凰(庞凤凰)等子子辈人物形象。《生死疲劳》讲述了广袤农村中三代人的家族故事，从建国之初的五十年代到改革开放的九十年代，又因为一些人物之间混乱的性关系，将一个本来就不很简单的家族故事勾联得更加复杂，血缘伦理在这里一度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忽视或者说对于正视的无能为力。
　　分析这部小说耍把它放在世纪之初的物质文化极大丰富，人们的各种欲望空前滋生与疯涨的大环境下来观照。建国之初，人们的思想相对保守，民风也相对淳厚，再加上政治气氛相对宽松，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忠孝”的传统伦理规范起的规约作用还是很明显的，西门闹、蓝脸等父辈们正是这些规约的执行者。随着各种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一波一波地覆盖过中国广大农村地區，人们的观念开始改变，过去的传统伦理行为规约开始失效，直到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彻底清洗，血缘伦理一度为政治伦理所取代，演出了一幕幕只有阶级没有亲缘关系的闹剧。时代的脚步一刻不停，改革开放的浪潮在“文革”结束后毫不留情地冲刷了已经经历过一次“大清洗”的人们的头脑，传统的价值体系无可挽回地彻底崩塌，新的商业文化塑造的价值观念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头脑中开始或多或少的滋生，子辈们也开始了脱离传统伦理价值母体的艰难而刺激的冒险之旅。显然，作者莫言是对这种传统价值伦理轰然倒塌的现实是持否定态度的，从他对父辈子辈的叙述中可以分明地看到作者对进化论的怀疑态度。
　　父辈西门闹是高密乡的地主，然而如果我们能够撇开阶级伦理意识来看这个人物，他是符合我们的民间行为规范的，他“在人世间三十年，热爱劳动，勤俭持家，修桥补路，乐善好施。”然而作为西门闹的儿子，西门金龙这个子辈就远没有父辈那么厚道仁义了。文革期间，他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对自己的养父蓝脸、同母异父的兄弟蓝解放屡下狠手，改革开放后又与县委书记庞抗美通奸生下一女凤凰，并下海经商不择手段赚取了大量不义之财。养父蓝脸是个朴实的农民。在“大锅饭”的年代，有自己的主意，相信朴素的道理：“亲兄弟都要分家，一群杂姓人，混在一起，一个锅里摸勺子，哪里去找好?”坚决不入合作社。金龙怕养父的做法会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在各种软硬方法用尽而无济于事的情况下，坚决地和父亲断绝了关系，带着母亲和妹妹入社，并且站在合作社的角度上想方设法逼养父入社，手段甚是卑鄙。
　　改革开放之后，凡事一马当先的金龙已经在商业大潮中捞到了第一桶金，开始了他的企业老板生涯，早已经不记得“文革”时期的自己了，更不记得他曾有个阶级之父了，“当年许多神圣的掉脑袋的事情，今天看起来狗屁不是。”商业大潮终于将过去的一切冲刷殆尽，不留半点痕迹，一度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阶级伦理，在商业经济面前不攻自破，再没有政治信仰一回事。再没有至上而下的癫狂状态。
　　阶级伦理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突然浮出历史地表，并在其出生之日起便带有强大的生命力，以至于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与它迎面而来的任何既有的伦理关系。然而又后劲不足的在极短的时间内被时代带来的商业浪潮冲击下瞬间土崩瓦解。扮演着社会潜规则的伦理意识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三次易主，是一个非常可怕而又不可理解的现象，几千年的血缘伦理早已构成了广大农村行为规约的集体无意识，强大的看似固若金汤的血缘集体无意识会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土崩瓦解，为“舶来品”阶级关系所悄然取代，却又被下一个商业浪潮冲刷得一干二净，这场来势凶猛而又有头无尾的闹剧实在值得深思。而期间阶级伦理的横空出世更是一个可怕的信号，到底只是昙花一现还是会死灰复燃也许我们能做的只有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