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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档案】
朱铁志,吉林通化人。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任《红旗》杂志编辑,《体育报》记者,现为《求是》杂志编委、编审,中国作协第六、七届全委会委员,北京市杂文学会副秘书长。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杂文随笔集《固守家园》《自己的嫁衣》《被亵渎的善良》《思想的芦苇》《精神的归宿》《克隆魂》《浮世杂绘——小人物系列杂文》等10余部,主编《20世纪中国幽默杂文》《中国当代杂文经典》《1998年中国最佳杂文》《1999年中国最佳杂文》《2000年中国最佳杂文》《2001年中国最佳杂文》《2002年中国最佳杂文》《中国杂文大观》(第四卷,合作主编)、《真话的空间》。曾获鲁迅文学奖,多次获中国新闻奖,多次获北京杂文奖,上海笔会文学奖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杂文奖。
【作品选读】
寂寞少年读书时
朱铁志
说到读书,最难忘、最想说的,还是少年读书。
我的中学时代始于1973年,止于1978年,地点是吉林省通化市第三中学,亦即后来以抗日将领杨靖宇将军命名的靖宇中学。就总体而言,这五年的学习是零散、混乱的。一会儿赶上“回潮”,正儿八经地念一点儿书;一会儿又赶上“学工学农”,整天折腾在田间地头;一会儿批“读书无用论”;一会又批“智育第一”。对于少年的我来说,学校教育灌输给我的与其说是系统的知识和正确的价值观念,不如说是满脑子的疑问和官司。比如读书到底有用还是没用?学生到底应该以学为主,还是以做工务农为主?这些今天看来近乎荒唐的问题,在当时却实实在在地困扰着我。在我蒙眬的意识中,学生当然应该“以学为主”,而且毛主席也是这样说的。可在实际当中,我们经常一劳动就是一个月,差不多已变成了“以劳动为主”。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我是把主要精力放在读书学习上还是放在劳动上?如果放在学习上,怕人家说我不热爱劳动,有资产阶级思想;如果全身心地劳动,又怕自己将来真的成为“大老粗”。当我没听说过“素质教育”这个词的时候,素质的选择已经很明确地摆在了面前。
好在父亲是个明白人,当我十分热衷于在劳动中表现自己的“心红”“苗壮”时,他不容置疑地说:“扯什么扯?小孩儿爱劳动没错,但学生总该以读书学习为主业,念不好书,将来喝西北风去?”在他的心目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不论何时何地,他的儿子是不能不读书的。
平心而论,我们那时的学习压力比现在的中学生轻多了,学习难度也小多了。这使我在中学阶段基本可以比较轻松地完成那点学业,不曾为学习考试犯过大愁,而成绩总是名列前茅的。余下的时间就是读各种各样的书,满足好奇心和求知欲,其中当然也包括那么一点儿虚荣心。如果硬要说我现在多少还积累了一点知识,应该说是从那时乱翻书开始的。
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当时有什么书啊!我的父亲原本是个苏俄文学迷,家中差不多藏有所有苏俄小说译本。而“文革”一来,父亲成了“走资派”,家中的藏书当然也成了“封资修”黑货,被红卫兵抄家时付之一炬。当我具备读书能力、特别是具备读“大书”能力的时候,家中已经没有多少可读之书了。急剧膨胀的读书欲望和日益萎缩的读书资源构成了很大矛盾,使我像乞丐似的到处跟人借书。不管从什么渠道,只要听说一本书,也不管读得懂读不懂,都死乞白赖地跟人家借。借来就昏天黑地地一通乱看。那时有一种心理:只要别人说话时带出的书,我就一定要找来看!如果人家说到,而我竟然没看过,就觉得很不甘心,非要“后娘打孩子——暗中使劲”把它补上不可。在这样的心理支配下,我除了看大家都看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欧阳海之歌》《艳阳天》《金光大道》《征途》《西沙之歌》《向阳院的故事》《林海雪原》等大路货以外,还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偷看了《红楼梦》,在浑江边上看完了《三国演义》,在玉皇山后坡儿看完了《西游记》。这些优秀的古典名著使我隐约地感受到了文学的美和作家的伟大。宝黛故事让我知道了“情为何物”,三国争雄让我明白了智谋的重要,而孙猴子的无边法力极大地拓展了我的想象空间。那段时间,我整天迷迷糊糊的,望着遥远的山峦、落日的余晖,总是若有所思。
那个时候,读书是谈不上系统的,许多好书是在令人啼笑皆非的情况下阅读的。大概是1975年左右吧,全党号召读“六本书”,即六本哲学著作。我从父亲那里知道有这回事,就不自量力地读了《共产党宣言》。虽然一个初三学生肯定并不全懂,但也决非全不懂。我实实在在地受到了震撼,不仅为深奥的道理,也为马克思、恩格斯那博大的胸怀和气魄。恰是在那时,我不知又从什么渠道看到了少年马克思写的《我的职业选择》,再次受到心灵的震撼,对伟大导师充满了仰慕和敬佩之情。与此同时,我还试图阅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终因学养和阅历的局限,没有读下去。但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简史》却使我一下子好像长大了许多,我少年的心也开始从家乡通化飞到遥远的地方。书本使我感到人可能会终身生活在某一个地方,而他的思想却可以飞升到世界任何角落。
与这种阅读经历相似的还有很多。比如最早接触《水浒传》不是通过正常渠道,而是通过“评法批儒运动”。原本作为批“投降派”教材供“内部批判”用的《水浒传》,却让我看得如痴如醉、如梦如狂,整天梦想着杀上哪个山头成为绿林好汉,一张嘴就是“招安、招安、招甚鸟安”!觉得非常神气、非常男子汉。
最早看《论语》的情形也大同小异。那时年少无知,跟风赶浪,整天“孔老二、孔老二”地叫着,被父亲大喝一声:“混账!孔老二是你叫的吗?要叫孔夫子!”在这种情形下,我似懂非懂地看完了《论语》。不仅如此,还看了当时作为领导干部参考书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虽然颇有腹非、很不以为然,但并不敢说出来,不知道自己的想法到底对不对。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一本已经缺损封面的《李白诗选》,竟然一看之下爱不释手,不仅认真读了两遍,还用当时拥有的最好的笔记本工工整整地抄了一遍。那一阵子又陶醉在诗歌的美妙之中,看见什么都想来两句儿。找不到更多的诗读,就读当时能够读到的张永枚、纪宇、贺敬之、李瑛等人的诗,还设法弄来一本臧克家的《学诗断想》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后来,我的“诗作”不断出现在学校的板报上,差不多成了每期板报的固定栏目。再往后,全市就某一重大活动比如周总理逝世、毛主席逝世等出板报时,我的“作品”都赫然在目,成了通化市中学生的代表。
中学阶段读了多少书我没做过统计,大概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除了上面提到的书以外,我还认真通读了《毛泽东选集》1至5卷,读了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古希腊罗马神话传说》《毛泽东选集引用古诗文浅释》以及罗森塔尔、尤金的《哲学辞典》。在没书读的时候,我甚至翻过爷爷的医书《汤头歌》和妈妈的《医用人体解剖学》。虽然我对医学并没有兴趣,但在杂览当中意外发现鲁迅、郭沫若等作家都从医学走向文学时,我还是硬着头皮翻看了一点医书。
说到鲁迅,不得不多说几句。我中学时代接触鲁迅主要有两条渠道,一是当时的大批判中经常引用鲁迅的句子,那种初期白话文的语言,半文半白,不知为什么让我感到格外有味儿,二是一位叫迟达明的父亲的好友的影响。这位学医出身的叔叔具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后来做了吉林省出版局局长。是他多次对我谈起鲁迅,并且郑重其事地将一本《吉林日报》采访手册送我,鼓励我要当记者、当作家,就得好好读鲁迅。迟叔叔是我少年时代崇拜的不多的人之一,他所推崇的人肯定是没错的。
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鲁迅先生的书,那种白色条纹背景、上面印有鲁迅浮雕头像、绿色书名、黑色署名的小册子,在任何一家书店都能买到,而且一本只要几毛钱。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个夏天的午后,我刚刚踢完一场足球,满头大汗,兜里揣着姐姐给的五毛零钱,直奔新华书店,用其中的三毛一分买了一本《故事新编》,又把《野草》拿在手里看来看去,舍不得放下。店员看我那么爱不释手,就说:“喜欢就一块儿买了吧。”我说:“我是喜欢,可我只剩下一毛九分钱,而这本书要两毛钱。”店员大概是个喜欢孩子读书的人,痛快地说:“算了,拿走吧!”那会儿没有个体书商,店员肯定自己垫付了那一分钱。我当时乐得跟什么似的,连“谢谢”都忘了说一句,一溜烟儿地跑到江边,迫不及待地看了起来。
此后,我又用有限的零用钱买齐了当时出版的鲁迅先生的所有著作,并且一一拜读了。应该说,在少年的阅读中,我颇引以为荣。是鲁迅先生最深刻地影响了我,使我最终走上了杂文写作的道路。若干年后,当我以鲁迅文学奖获奖者的身份第一次踏上先生的家乡绍兴时,久久地伫立在先生的旧居前,心中充满了崇敬和感激。
回头想来,人的素质真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少年的心是敏感的,对什么都感兴趣,读什么都不白读,有付出就肯定有收获。我感谢自己有一个爱读书并且会读书的父亲,如果没有他的言传身教,我不会养成读书的习惯。我也感谢我的姐姐和哥哥,虽然他们没有我那么幸运,赶上了恢复高考,接受了高等教育,但他们都是非常爱读书的人,他们默默读书的身影就是对我无形的教育和影响。我还十分感谢我中学时代的几位老师,一个是语文老师赵丽仁,我第一次听说北大哲学系,就是在赵老师那里,后来我幸运地在那里学习。另一位是历史老师杜润泽,是他引导我开始接触历史著作,从读史当中得到乐趣。还有一位是数学老师隋继民,这位老师不仅有高超的数学造诣,而且有很深的文学修养,早在初三时,他就让我读《左传》。虽然我根本读不懂,但那种追求高尚精神生活的意念是由隋老师灌输的。还有一位已经去世的张梦飞老师,文学、书法、摄影无所不通,而且风流倜傥、风度翩翩,是我少年时心目中的才子化身。他虽然并不直接教我,但常对我讲读书、作文的道理,使我受益匪浅。我中学时代多次获通化市中学生作文竞赛第一名,张老师都是评委会主席。每次我竞赛获胜,他都要高高举起我的文章,称赞有加。现在想来,一个中学生的作文能好到哪里去呢?而张老师的鼓励让我增长自信,对我最终走上文学道路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上述不少老师都还给了我一个特权,就是可以不上他们的课,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阅读。如此宽松的“政策”,大概今天的中学生很少有人能够享受吧。我觉得自己真是一个幸运的人,在求学和工作中总能遇到好人。
我的中学时代物质条件虽然远不如现在,但精神生活似乎并不逊色于今。除读书外,我还经常组织参加各种文体活动,这些活动可以视为语文训练的延续。每次学校文艺汇演,我都是班级的总撰稿兼总导演,我们班的演出总能在学校引起轰动。我创作并演出的相声在全市汇演中不仅得了创作二等奖,还得了表演奖。高一的时候,我斗胆写了一个电影剧本。怕写得不像那么回事,还特意找来夏衍先生的《怎样写电影剧本》研读。本子写成后像模像样地寄给了长春电影制片厂。除此以外,我还热衷于足球运动,在胜利和失败中体会喜悦与悲伤,培育抵御挫折的能力。而在夜晚的孤灯下,我总是满怀深情地记录下比赛中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我曾不无感触地写道:“小伙子一定要踢足球!足球当中所蕴含的东西决不比书本中少,聪明人在足球中不仅能够找到健康的体魄,还能感悟到人生的哲理。生为男儿而无此体验,那是非常遗憾的。”这些被我自己叫做“随感录”的东西,很好地锻炼了我的文笔和文字感觉,对我日后走上写作道路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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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铁志访谈(节选)
渴望静静地阅读,渴望“纯读书”是您的愿望。阅读本应是人们正常的生活活动之一,而现在却成了我们的“愿望”。这种“反常”说明了什么?
朱铁志:首先请允许我做一点善意的“纠正”:我并不认为阅读是很多人正常的生活活动。据我所知,很多人不爱读书,甚至很多在文化领域混饭吃的人其实也很少读书。就我目之所及,真正爱读书的人并不多,以书为乐的人更少。过去如此,今天似乎更是如此。中国的文化传统是把读书当工具:“学而优则仕”“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读书而不做官,不卖于明主,就算白读了,白面书生就成了落泊书生。从古至今,很少有人把读书学习、把纯粹的精神生活当成终极目的。那种功利性的读书只能是为了功名,为了“颜如玉”“千钟粟”“黄金屋”,为了“光宗耀祖”。而我所谓“纯读书”,主要是指非功利性读书,比如不为学历、不为文凭、不为学位、不为做官,而是在阅读中享受精神的愉悦,享受智慧的喜悦,享受跨越古今与智者对话的快乐。而在今天这种急功近利的社会价值取向面前,这样的愿望几乎成为奢望。被裹挟在疯狂的物欲潮流之中,并不是你想安静读书就能安静读书的,人们常常是身不由己的。
所谓值得“静静地阅读”的好书,是指那些经过时间检验的经典和古典,能够长久留在人们心中,并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痕迹的书。我渴望走向时间深处,去啃那些“磨脑子的书”“读来费劲的书”,真正的智者所写或为真正的智者所阅读和推崇的书,曾经受到人类重大事件感动后所写、写出后同样感动过众人的书。
您从事杂文创作有二十余年了,从青年写到中年,杂文,在您的生命中有着怎样的意义?
朱铁志: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杂文不算什么学问,无非是不成系统的雕虫小技而已。在另一些人的自我标榜中,又把杂文说得天花乱坠,好像它可以普度众生、救民众于水火。对这两种看法,我都不敢贸然说什么。在我的观念中,杂文的确不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不是被概念、判断、推理所武装的学术体系,但它也决不是百无一用的。
我不曾把杂文当作所谓“纯学术”来经营,因为它原本不是。我也不曾带着轻慢的态度玩杂文,因为它本身所特有的凛然正气决定了它不会成为任何人把玩的东西。写杂文的人一旦产生了“玩儿”的念头,事实上他已经成为杂文的弃儿。
杂文虽然不是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但也绝非什么人都可以随意为之的。也许它配不上“匕首、投枪”的美誉,算不上“银针、手术刀”,但它总可以寄托正派人正直的情感,有益于世道人心。有好人喜欢它,有坏人讨厌它,有不好不坏的人容忍接受它,这就够了。
对我而言,少年的抱负、中年的责任,都体现在杂文写作之中。不说作品的客观效果如何,单就主观感受而言,杂文的确成了拯救自我的有效手段。也许有人会问:你迷失自我了吗?那么请允许我反问一句:你不曾迷失自我吗?你从来没有产生过寻找自我的冲动吗?你始终觉得你是自己的主宰吗?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无法对你说什么;如果你的回答是否定的,那么无需我说什么。每个人寻找自我、维护自尊的方式和途径不同,对我而言,就是爱杂文、写杂文、在它可能存在的良性社会效益中享受写作的快乐。如此而已。
朱铁志,吉林通化人。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任《红旗》杂志编辑,《体育报》记者,现为《求是》杂志编委、编审,中国作协第六、七届全委会委员,北京市杂文学会副秘书长。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杂文随笔集《固守家园》《自己的嫁衣》《被亵渎的善良》《思想的芦苇》《精神的归宿》《克隆魂》《浮世杂绘——小人物系列杂文》等10余部,主编《20世纪中国幽默杂文》《中国当代杂文经典》《1998年中国最佳杂文》《1999年中国最佳杂文》《2000年中国最佳杂文》《2001年中国最佳杂文》《2002年中国最佳杂文》《中国杂文大观》(第四卷,合作主编)、《真话的空间》。曾获鲁迅文学奖,多次获中国新闻奖,多次获北京杂文奖,上海笔会文学奖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杂文奖。
【作品选读】
寂寞少年读书时
朱铁志
说到读书,最难忘、最想说的,还是少年读书。
我的中学时代始于1973年,止于1978年,地点是吉林省通化市第三中学,亦即后来以抗日将领杨靖宇将军命名的靖宇中学。就总体而言,这五年的学习是零散、混乱的。一会儿赶上“回潮”,正儿八经地念一点儿书;一会儿又赶上“学工学农”,整天折腾在田间地头;一会儿批“读书无用论”;一会又批“智育第一”。对于少年的我来说,学校教育灌输给我的与其说是系统的知识和正确的价值观念,不如说是满脑子的疑问和官司。比如读书到底有用还是没用?学生到底应该以学为主,还是以做工务农为主?这些今天看来近乎荒唐的问题,在当时却实实在在地困扰着我。在我蒙眬的意识中,学生当然应该“以学为主”,而且毛主席也是这样说的。可在实际当中,我们经常一劳动就是一个月,差不多已变成了“以劳动为主”。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我是把主要精力放在读书学习上还是放在劳动上?如果放在学习上,怕人家说我不热爱劳动,有资产阶级思想;如果全身心地劳动,又怕自己将来真的成为“大老粗”。当我没听说过“素质教育”这个词的时候,素质的选择已经很明确地摆在了面前。
好在父亲是个明白人,当我十分热衷于在劳动中表现自己的“心红”“苗壮”时,他不容置疑地说:“扯什么扯?小孩儿爱劳动没错,但学生总该以读书学习为主业,念不好书,将来喝西北风去?”在他的心目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不论何时何地,他的儿子是不能不读书的。
平心而论,我们那时的学习压力比现在的中学生轻多了,学习难度也小多了。这使我在中学阶段基本可以比较轻松地完成那点学业,不曾为学习考试犯过大愁,而成绩总是名列前茅的。余下的时间就是读各种各样的书,满足好奇心和求知欲,其中当然也包括那么一点儿虚荣心。如果硬要说我现在多少还积累了一点知识,应该说是从那时乱翻书开始的。
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当时有什么书啊!我的父亲原本是个苏俄文学迷,家中差不多藏有所有苏俄小说译本。而“文革”一来,父亲成了“走资派”,家中的藏书当然也成了“封资修”黑货,被红卫兵抄家时付之一炬。当我具备读书能力、特别是具备读“大书”能力的时候,家中已经没有多少可读之书了。急剧膨胀的读书欲望和日益萎缩的读书资源构成了很大矛盾,使我像乞丐似的到处跟人借书。不管从什么渠道,只要听说一本书,也不管读得懂读不懂,都死乞白赖地跟人家借。借来就昏天黑地地一通乱看。那时有一种心理:只要别人说话时带出的书,我就一定要找来看!如果人家说到,而我竟然没看过,就觉得很不甘心,非要“后娘打孩子——暗中使劲”把它补上不可。在这样的心理支配下,我除了看大家都看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欧阳海之歌》《艳阳天》《金光大道》《征途》《西沙之歌》《向阳院的故事》《林海雪原》等大路货以外,还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偷看了《红楼梦》,在浑江边上看完了《三国演义》,在玉皇山后坡儿看完了《西游记》。这些优秀的古典名著使我隐约地感受到了文学的美和作家的伟大。宝黛故事让我知道了“情为何物”,三国争雄让我明白了智谋的重要,而孙猴子的无边法力极大地拓展了我的想象空间。那段时间,我整天迷迷糊糊的,望着遥远的山峦、落日的余晖,总是若有所思。
那个时候,读书是谈不上系统的,许多好书是在令人啼笑皆非的情况下阅读的。大概是1975年左右吧,全党号召读“六本书”,即六本哲学著作。我从父亲那里知道有这回事,就不自量力地读了《共产党宣言》。虽然一个初三学生肯定并不全懂,但也决非全不懂。我实实在在地受到了震撼,不仅为深奥的道理,也为马克思、恩格斯那博大的胸怀和气魄。恰是在那时,我不知又从什么渠道看到了少年马克思写的《我的职业选择》,再次受到心灵的震撼,对伟大导师充满了仰慕和敬佩之情。与此同时,我还试图阅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终因学养和阅历的局限,没有读下去。但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简史》却使我一下子好像长大了许多,我少年的心也开始从家乡通化飞到遥远的地方。书本使我感到人可能会终身生活在某一个地方,而他的思想却可以飞升到世界任何角落。
与这种阅读经历相似的还有很多。比如最早接触《水浒传》不是通过正常渠道,而是通过“评法批儒运动”。原本作为批“投降派”教材供“内部批判”用的《水浒传》,却让我看得如痴如醉、如梦如狂,整天梦想着杀上哪个山头成为绿林好汉,一张嘴就是“招安、招安、招甚鸟安”!觉得非常神气、非常男子汉。
最早看《论语》的情形也大同小异。那时年少无知,跟风赶浪,整天“孔老二、孔老二”地叫着,被父亲大喝一声:“混账!孔老二是你叫的吗?要叫孔夫子!”在这种情形下,我似懂非懂地看完了《论语》。不仅如此,还看了当时作为领导干部参考书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虽然颇有腹非、很不以为然,但并不敢说出来,不知道自己的想法到底对不对。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一本已经缺损封面的《李白诗选》,竟然一看之下爱不释手,不仅认真读了两遍,还用当时拥有的最好的笔记本工工整整地抄了一遍。那一阵子又陶醉在诗歌的美妙之中,看见什么都想来两句儿。找不到更多的诗读,就读当时能够读到的张永枚、纪宇、贺敬之、李瑛等人的诗,还设法弄来一本臧克家的《学诗断想》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后来,我的“诗作”不断出现在学校的板报上,差不多成了每期板报的固定栏目。再往后,全市就某一重大活动比如周总理逝世、毛主席逝世等出板报时,我的“作品”都赫然在目,成了通化市中学生的代表。
中学阶段读了多少书我没做过统计,大概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除了上面提到的书以外,我还认真通读了《毛泽东选集》1至5卷,读了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古希腊罗马神话传说》《毛泽东选集引用古诗文浅释》以及罗森塔尔、尤金的《哲学辞典》。在没书读的时候,我甚至翻过爷爷的医书《汤头歌》和妈妈的《医用人体解剖学》。虽然我对医学并没有兴趣,但在杂览当中意外发现鲁迅、郭沫若等作家都从医学走向文学时,我还是硬着头皮翻看了一点医书。
说到鲁迅,不得不多说几句。我中学时代接触鲁迅主要有两条渠道,一是当时的大批判中经常引用鲁迅的句子,那种初期白话文的语言,半文半白,不知为什么让我感到格外有味儿,二是一位叫迟达明的父亲的好友的影响。这位学医出身的叔叔具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后来做了吉林省出版局局长。是他多次对我谈起鲁迅,并且郑重其事地将一本《吉林日报》采访手册送我,鼓励我要当记者、当作家,就得好好读鲁迅。迟叔叔是我少年时代崇拜的不多的人之一,他所推崇的人肯定是没错的。
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鲁迅先生的书,那种白色条纹背景、上面印有鲁迅浮雕头像、绿色书名、黑色署名的小册子,在任何一家书店都能买到,而且一本只要几毛钱。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个夏天的午后,我刚刚踢完一场足球,满头大汗,兜里揣着姐姐给的五毛零钱,直奔新华书店,用其中的三毛一分买了一本《故事新编》,又把《野草》拿在手里看来看去,舍不得放下。店员看我那么爱不释手,就说:“喜欢就一块儿买了吧。”我说:“我是喜欢,可我只剩下一毛九分钱,而这本书要两毛钱。”店员大概是个喜欢孩子读书的人,痛快地说:“算了,拿走吧!”那会儿没有个体书商,店员肯定自己垫付了那一分钱。我当时乐得跟什么似的,连“谢谢”都忘了说一句,一溜烟儿地跑到江边,迫不及待地看了起来。
此后,我又用有限的零用钱买齐了当时出版的鲁迅先生的所有著作,并且一一拜读了。应该说,在少年的阅读中,我颇引以为荣。是鲁迅先生最深刻地影响了我,使我最终走上了杂文写作的道路。若干年后,当我以鲁迅文学奖获奖者的身份第一次踏上先生的家乡绍兴时,久久地伫立在先生的旧居前,心中充满了崇敬和感激。
回头想来,人的素质真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少年的心是敏感的,对什么都感兴趣,读什么都不白读,有付出就肯定有收获。我感谢自己有一个爱读书并且会读书的父亲,如果没有他的言传身教,我不会养成读书的习惯。我也感谢我的姐姐和哥哥,虽然他们没有我那么幸运,赶上了恢复高考,接受了高等教育,但他们都是非常爱读书的人,他们默默读书的身影就是对我无形的教育和影响。我还十分感谢我中学时代的几位老师,一个是语文老师赵丽仁,我第一次听说北大哲学系,就是在赵老师那里,后来我幸运地在那里学习。另一位是历史老师杜润泽,是他引导我开始接触历史著作,从读史当中得到乐趣。还有一位是数学老师隋继民,这位老师不仅有高超的数学造诣,而且有很深的文学修养,早在初三时,他就让我读《左传》。虽然我根本读不懂,但那种追求高尚精神生活的意念是由隋老师灌输的。还有一位已经去世的张梦飞老师,文学、书法、摄影无所不通,而且风流倜傥、风度翩翩,是我少年时心目中的才子化身。他虽然并不直接教我,但常对我讲读书、作文的道理,使我受益匪浅。我中学时代多次获通化市中学生作文竞赛第一名,张老师都是评委会主席。每次我竞赛获胜,他都要高高举起我的文章,称赞有加。现在想来,一个中学生的作文能好到哪里去呢?而张老师的鼓励让我增长自信,对我最终走上文学道路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上述不少老师都还给了我一个特权,就是可以不上他们的课,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阅读。如此宽松的“政策”,大概今天的中学生很少有人能够享受吧。我觉得自己真是一个幸运的人,在求学和工作中总能遇到好人。
我的中学时代物质条件虽然远不如现在,但精神生活似乎并不逊色于今。除读书外,我还经常组织参加各种文体活动,这些活动可以视为语文训练的延续。每次学校文艺汇演,我都是班级的总撰稿兼总导演,我们班的演出总能在学校引起轰动。我创作并演出的相声在全市汇演中不仅得了创作二等奖,还得了表演奖。高一的时候,我斗胆写了一个电影剧本。怕写得不像那么回事,还特意找来夏衍先生的《怎样写电影剧本》研读。本子写成后像模像样地寄给了长春电影制片厂。除此以外,我还热衷于足球运动,在胜利和失败中体会喜悦与悲伤,培育抵御挫折的能力。而在夜晚的孤灯下,我总是满怀深情地记录下比赛中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我曾不无感触地写道:“小伙子一定要踢足球!足球当中所蕴含的东西决不比书本中少,聪明人在足球中不仅能够找到健康的体魄,还能感悟到人生的哲理。生为男儿而无此体验,那是非常遗憾的。”这些被我自己叫做“随感录”的东西,很好地锻炼了我的文笔和文字感觉,对我日后走上写作道路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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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铁志访谈(节选)
渴望静静地阅读,渴望“纯读书”是您的愿望。阅读本应是人们正常的生活活动之一,而现在却成了我们的“愿望”。这种“反常”说明了什么?
朱铁志:首先请允许我做一点善意的“纠正”:我并不认为阅读是很多人正常的生活活动。据我所知,很多人不爱读书,甚至很多在文化领域混饭吃的人其实也很少读书。就我目之所及,真正爱读书的人并不多,以书为乐的人更少。过去如此,今天似乎更是如此。中国的文化传统是把读书当工具:“学而优则仕”“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读书而不做官,不卖于明主,就算白读了,白面书生就成了落泊书生。从古至今,很少有人把读书学习、把纯粹的精神生活当成终极目的。那种功利性的读书只能是为了功名,为了“颜如玉”“千钟粟”“黄金屋”,为了“光宗耀祖”。而我所谓“纯读书”,主要是指非功利性读书,比如不为学历、不为文凭、不为学位、不为做官,而是在阅读中享受精神的愉悦,享受智慧的喜悦,享受跨越古今与智者对话的快乐。而在今天这种急功近利的社会价值取向面前,这样的愿望几乎成为奢望。被裹挟在疯狂的物欲潮流之中,并不是你想安静读书就能安静读书的,人们常常是身不由己的。
所谓值得“静静地阅读”的好书,是指那些经过时间检验的经典和古典,能够长久留在人们心中,并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痕迹的书。我渴望走向时间深处,去啃那些“磨脑子的书”“读来费劲的书”,真正的智者所写或为真正的智者所阅读和推崇的书,曾经受到人类重大事件感动后所写、写出后同样感动过众人的书。
您从事杂文创作有二十余年了,从青年写到中年,杂文,在您的生命中有着怎样的意义?
朱铁志: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杂文不算什么学问,无非是不成系统的雕虫小技而已。在另一些人的自我标榜中,又把杂文说得天花乱坠,好像它可以普度众生、救民众于水火。对这两种看法,我都不敢贸然说什么。在我的观念中,杂文的确不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不是被概念、判断、推理所武装的学术体系,但它也决不是百无一用的。
我不曾把杂文当作所谓“纯学术”来经营,因为它原本不是。我也不曾带着轻慢的态度玩杂文,因为它本身所特有的凛然正气决定了它不会成为任何人把玩的东西。写杂文的人一旦产生了“玩儿”的念头,事实上他已经成为杂文的弃儿。
杂文虽然不是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但也绝非什么人都可以随意为之的。也许它配不上“匕首、投枪”的美誉,算不上“银针、手术刀”,但它总可以寄托正派人正直的情感,有益于世道人心。有好人喜欢它,有坏人讨厌它,有不好不坏的人容忍接受它,这就够了。
对我而言,少年的抱负、中年的责任,都体现在杂文写作之中。不说作品的客观效果如何,单就主观感受而言,杂文的确成了拯救自我的有效手段。也许有人会问:你迷失自我了吗?那么请允许我反问一句:你不曾迷失自我吗?你从来没有产生过寻找自我的冲动吗?你始终觉得你是自己的主宰吗?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无法对你说什么;如果你的回答是否定的,那么无需我说什么。每个人寻找自我、维护自尊的方式和途径不同,对我而言,就是爱杂文、写杂文、在它可能存在的良性社会效益中享受写作的快乐。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