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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西溪，世外幽谷。
我被这无声的浪一下下拍打着，涌入嘴里的，不是海水的咸味，却是一味味久违的草药。
第一味：杜仲
杜仲，又名胶木，是一种民间常见的滋补中药，《本草经》中把它列为上品。药用的杜仲是杜仲皮，颜色发黑紫，厚实，像树皮，有一种土气味，用手掰开，中间有胶状的拉丝。
十几年前的一个夏天，期末考试刚刚结束，即将升入初三的我从住宿学校回到山区的家。一进院门，母亲就发现我眼皮肿了。那个时候，一家人的事是胡同里所有人家的事情，我眼皮肿了的事没多一会儿整个胡同就都知道了。斜对门有一个很有本事，能治疗邪病的媳妇。她又高又大，两只眼睛闪闪发亮，有四十多岁，但按照辈分来讲却和我同辈。她似乎什么古话老理都能知道，什么难题都能解决。
她看了看我眼皮断言我肯定是长了针眼，还给母亲出主意，让她从扫床笤帚上拔下来一根马尾巴毛，拿这根毛捅我下眼皮下面的一个小孔。我才知道，原来每个下眼皮靠近内眼角的位置都有这么一个小孔，马尾巴毛正好刚刚能插进去，不仅不疼，用手一拉还能把马尾巴毛抻来抻去，就跟拉二胡一样。她说长针眼就要用马尾毛去捅，一捅就好。
我一听“针眼”两个字就很不高兴。因为从小到大听我们村人说的，只有偷看别人上厕所和洗澡的人才长针眼呢。小学的时候，同班男生如果想骂谁就会说他长了针眼。我怎么能得这么讨厌的病呢。心里虽然别扭可母亲拿马尾巴毛给我捅眼皮的时候还是很配合的，因为眼皮肿着可不好看啊。第二天，肿眼皮真的消肿了。我正在高兴这怪法的神奇时，母亲又和胡同里的邻居们说我的两条腿粗得不行，哪还有女孩的样子。那媳妇吓了一跳，一拍大腿大叫一声，让母亲赶紧回来按按我的腿，“去看看是胖还是膀啊。”膀就是水肿的意思，北京这边说膀的意思是说身上带水肿，好像白萝卜泡在水里又粗又大。母亲被她弄得也很着急，急忙回家在我双腿上一按，果然一按一个坑。
几天后，我就住了院。每天都打几瓶点滴，水肿是消下去了，可是化验结果却不见好。姑姑们来到医院给我喂鸡蛋，可大夫看到了赶紧拦着说鸡蛋可千万不能吃，豆腐也不能吃。内科病房主治医师把我母亲叫出去，不知说了什么，她回来的时候满脸泪水，双眼通红。我给她擦眼泪问大夫跟她说了什么，她说没说什么，就是说你很快就好了。她虽然嘴上这么说，却又催父亲托人给我转院。几天后，我就住进了在北京南二环的一家肾病专科医院，又经过腰部穿刺的小手术确诊得了一种学名叫微小病变的肾病。这种病的主要症状是高蛋白尿和水肿，这两样我全都占了。医生说它发病快，治病期也很短，如果错过最佳时期就会发展成慢性肾炎。我躺在病床上听着这些并没有意识到它的严重性，反而对自己因为生病获得父母的重视感到高兴。确诊几天后，医生开始给我用西药治疗，我也没当回事。现在想想，那时候如果多想多问一下就好了。
两年后，在我们当地商场买衣服时，因为病没好，面带病容，被一个卖服装的女人看出来了。她给我母亲出主意，说把狗肾里面填上杜仲在锅里蒸，连续吃两个月就能好。这个偏方因为不知真假，母亲不敢轻易给我试，可是也因为这件事，我才开始意识到一直被遗忘的中药说不定才能治好我的病呢。
第二味：五味子
五味子是一味常见药，能够润肺止咳，治疗失眠。随便进入哪个药店都能买到。它集合了酸苦甘辛咸等几味于一身。一颗入口，你会把世界上最重要的几种味道全都经历一遍，这种感觉就和煮药的时候差不多。混杂在一起的草药经过熬煮，在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特别的混合气体，酸臭苦腥甜都有。
因为生病，我吃了两年西药；又因为西药没治好，又吃了七年中药。所以，直到今天，我一闻到中药味就打嗝，甚至聊天时不能提它，写字时不能写它，只要一提一写，胃就翻腾。
实际上，我因为喝药的时间太长，在药盆旁边翻药的时间也太长，鼻子已经不敏感，胃也伤了。大姨说我的鼻子是“瞎鼻子”，意思是跟盲人看不到东西，两眼一抹黑一样，我鼻子闻不出味来。她倒没说我的胃是“瞎胃”，但是我觉得，经过上千副中药的折腾，即使不“瞎”，药汁也早给胃里带上了一副墨镜片了。
先说煮药的器具吧，这个可是有讲究的。煮药不能是铝铁钢，砂锅最好，搪瓷次之。因为铝铁钢据说会在煮药的过程中和中药发生反应影响药效，而且它们制作的锅子一般底子很薄，煮药时即使开文火也很可能煮糊了，但是砂锅和搪瓷盆就不会。最开始母亲也给我用砂锅，但再耐用的砂锅最多煮一个月也会开裂，药汤沿着裂缝从里面流出来浇在火上差点把火扑灭。用坏了几个后，母亲干脆就用和面的搪瓷盆来煮药了。果然结实多了，用的时间也长多了。
煮药的步骤也是有讲究的，一包草药倒在盆子里不能立刻去熬，要先用水泡二十分钟。当草药把水分都吸收的差不多，水里面泡出淡褐色了才可以上火去熬。开始用大火，开锅后用小火，煮药的时候要用筷子不停翻动。一般来讲中药要熬两遍，第一遍四碗水熬成一碗，第二遍三碗水熬成一碗，但这也要根据每包药的药量来调整。一般来说，如果病重，中药的味数就多量就大，如果病轻则量少味数也少。我最初抓的草药就是很大量，一张方形草纸根本包不下，要改用塑料袋装，但随着后来病情逐渐好转，药量开始减少，包药的材料也从塑料袋变成了大纸包到最后的小纸包。很多吃药的人是不懂中医药理的，但是经常吃药的人却可以根据药汁的味道来了解自己药的功效。一个吃了十几年药的老病人在候诊时告诉我说，药甜为补，药苦去湿，药酸入肠，药涩活血。我曾经留意过自己喝的药，发现是由苦到酸到涩到甜几乎都尝过了。
喝药还有很多禁忌。所谓“三分药，七分养”，这个养字可不单单是说要躺着休息。给我治愈的大夫在我第一次去看病的时候就叮嘱我说：“吃中药并不是说不运动，可是适当运动，但一定要忌口。牛羊海鲜不能吃，辛辣也是不可以的。”我就曾看到一个病人跟人说她为什么化验又不合格了，就是因为吃了一小片带鱼。就因为这句话，我几年没吃过带鱼。除此之外，还不能吃超量的盐和高蛋白。这在正常人看来都没什么，在我们就不成。比如我从未一天吃鸡蛋超过两个，从未吃过很咸的食物。如果不小心吃咸了就要赶快吐掉，或者用跑步或汗蒸的方式将盐分排出来。 还有一点是，我自己坚持但其他人不知道的，那就是从不吃鹅肉炖笋。这个倒不是医嘱，是我自己琢磨的。当时因为退学有了大量时间可以看闲书，看过一些传说野史，也和大姨在家里听评书故事。听过一个事，记不清是从哪段书里听到的，说的是清朝的大清官刘墉是怎么死的。话说有一次刘墉身上长了一个大脓疮，明明已经快好了，但和珅却用计让乾隆赐给刘墉一碗鹅肉炖笋，说是对他的病有好处。乾隆不知道情况，就宣旨赐给刘墉这道菜。菜送到刘府刘墉一看，就说这是皇上赐我死呢。因为鹅肉炖笋是大发之物，吃下去容易让大病复发。但是圣命难为他只好吃了，吃完后没几天果然脓疮复发很快死掉了。这当然是传说，但是鹅肉炖笋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吃的。
父母把大姨接过来帮我熬药，楼道里都弥漫着我家厨房飘出来的草药味。
大姨陪我度过了最初熬药的三个月。整整三个月啊，她吃完早饭就开始泡药、熬药，把两遍药汁兑成三大碗，催我每餐之前喝下去。我呢，当时就自然把自己当成了家中霸王，把喝药当成了自己最大的工作，其他什么事都不做。有时候大姨也会偶尔失手把药锅熬干。这个原因可就多了，因为她喜欢看电视，听评书，还给我聊天讲故事，聊着聊着忘了火上的药也是常事。每当这个时候，她会先关火，再拿暖壶里的热水不紧不慢倒进药锅继续熬。有一次，我们正讲着突然又闻到了一股烧焦味。我赶紧窜到厨房，看到火上的药盆盆底都烧黑了，最下面的一层药烧成了黑炭。我赶紧把暖壶的热水也倒进去想继续打火，可是大姨拦了下来，接过药盆把药直接倒了，又重新泡一副新的。
“我的傻闺女哦，药熬糊了吃下去会死人的。”
“谁说的话？”
“还不是你姥爷说的，我做闺女的时候就知道这个理了。”
大姨一说，我自然深信不疑了，但是考虑到药费很贵，一分也不报销，当时一副药下来将近一百块钱也很心疼。大姨还说中药熬好了必须扣上盖子，不能让壁虎看到在里面撒尿。她说壁虎尿要是掉到药里，人喝了就死。传言也罢，科学也罢，大姨走后，我自己熬药的几年里都是严格按照她说的去做的。
第三味：大腹皮
大腹皮，灰黑色外壳的一种干果壳，劈开两半，能看到黄褐色的干丝。几年前，有人给了我一颗槟榔吃，我把嚼后的槟榔吐出来发现它很像大腹皮。回来一查，发现它们果然是一种植物上的两种药材。大腹皮是槟榔的外壳，槟榔是大腹皮的种子。再看药方本，竟然很多都是同时开了大腹皮和槟榔两种在里面。不过现在想起这味药却不是因为槟榔，而是因为会望字生义。
在肾穿刺手术不久，我就面临要做出一个选择了。那是我长到十几岁做的最重要的一个决定，那就是要吃西药还是吃中药。别看现在，我对于西药中药能说出很多道理来，在那个时候可是什么都不懂。
吃西药就在第二天开始用药，每天三次，一次一杯水一个小药碗；吃中药也在第二天开始用药，每天三次，三袋汤药（医院提供代煎药的业务，药剂煎好后密封在一个塑料包里）。不少老病友劝我，有提议吃西药的，也有提议吃中药的。吃西药的都说西药虽然有副作用，但是作用快效果好；提议吃中药的却说中药去根，万一西药没治好还是去找中医就是瞎兜圈子。我呢，我把他们所有人劝说的利弊都听了进去，又原封不动地都给他们退了回去。因为在我心里面早就做好了打算，哪怕父母都不能帮我拿主意。在这件事情上，我真是肯定又肯定啊。十五岁的少女斩钉截铁义正言辞，哈哈笑着对着同病房的病友们宣布，“我是绝不会吃中药的。”对，我是绝对不会吃中药的。
这样说是有两个原因。一来，是因为所受的教育。自从有生理课开始所学的所有知识似乎都偏重西化的。同学间开始兴起对西化知识的崇拜，我自己也觉得西方的肯定比中国的要先进很多。就像这个病，中医号脉根本说不出具体叫什么病，到底是怎么得的。可是西医呢？一根针扎到腰上通过显微镜分析细胞就定性了。这才科学才先进呢。二来，还因为遇到了一个命中注定要遇到的姐姐。那是病房里的一个姐姐。她二十七岁，得的病比所有人都重。大夫说她很快要换肾了。她五官非常漂亮，皮肤又很白，总梳着一根过腰的长辫子。当时我从未见过除去学校老师之外的美丽女子，所以觉得她身上有一种林黛玉般梦幻的美。我和一个同病相怜的女孩最喜欢帮她编辫子。她也喜欢唱歌，跟我们聊天。不，不，这些不是重点，她的美丽和我对她的惋惜都不是重点，重点的是———她是个中医。没错，她说自己学了几年中医又做中医给人看病。她还有一个在日本留学的男朋友好像也在学中医。可是一个坐堂的大夫竟然不能号脉给自己查出自己是什么病还要住到西医部来解命，这不是巨大的矛盾吗？我一方面喜欢她，一方面又鄙夷着中医。所以，当主治医生问我是愿意西医治疗还是中医治疗的时候，我立刻回答，当然是西医了。
西医，西医。并没有否定它的意思，但它真害惨了人。十五岁不到的我在同意用西药后的第二天开始吃激素，因为医生说我这个病必须吃激素，还是从最大剂量开始。没过几天，我就被催成了一个大胖子。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激素是什么。让我来告诉你吧。想想现在鸡鸭猪这些牲畜为什么长那么快？为什么吃炸鸡吃多的孩子会长得特别胖？就是因为鸡鸭猪吃的饲料中有激素的成分。虽然给牲畜吃的和给人治病服用的不是一种，但它们在副作用上可完全是一样的。和我住同一个病房里的女孩前前后后一共有三个，她们有一个拒绝吃西药就出院了，另外两个都和我一样同意用西药。服用激素后不久我就出院回了家。家人看我除了胖很多并没有别的变化还以为治好了，可是一个月后我就出现了严重的骨质疏松。一活动各个关节都咯咯响，有时候一用力整个手掌都会响。
那时候，我不知道是副作用还觉得很有意思。很怕摔倒啊，因为如果摔倒可能会像老年人一样因为缺钙而骨折。还是因为它，我没法上学只能休学一年，复学半年没过多久又复发再住院，最后干脆退学了。从此再也没上过一天……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对于一个青春期的女孩来讲，最重要的是服用激素让我彻头彻尾完全变了一个人。身体的变化比预想的还要严重，体重长了三十多斤，脸上五官被挤到肉里，好像一块面团上镶嵌几个小坑。医学上称之为“激素面容”，也叫“满月脸”。是说吃了激素的人脸会变得像满月一样圆圆胖胖，确实很形象。但是民间对“满月脸”的理解更有意思。他们觉得“满月脸”的患者脸蛋胖乎乎和刚出满月的娃娃一样。但实际情况真是那样吗？一个半大人拥有一张婴儿的满月脸真的那么喜气吗？拥有“满月脸”的半大人为什么不能顺便给她一颗婴儿的心呢。 我变了。消沉，抑郁，不爱说话，见人就躲，每天眼泪汪汪。因为太胖，肚子在药效下鼓出来，就跟大腹皮这味中药一样。我的脸色也很暗淡，这怪样子在镜子前自己都认不出自己，更不用说其他人了。复学后的同学是比我原来低一年级的，他们搞不清楚我到底是什么人，怎么和他们长得都不一样。我原来的同学都已经升入高中，留本校的几个同样不知道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变得都认不出了。课堂上、校门口、车站台，都会有对我侧目瞪眼睛看的人，以前和我关系不好的女孩捂嘴在远处朝我笑，一个男生公开在英文课上洋洋得意用英文问我———他显然是默念了好几遍，说出来的时候特别流利———他问你有妹妹的话，她也是和你一样这么胖这么难看吗。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自己听错了。很多同学课后跑来安慰我，以为我会哭。但我没哭，我只是想了好几天。我想问问老天，才活了十几岁的我究竟做了什么大逆不道伤天害理丧尽天良的事，你要这样惩罚我。
曾经问过很多朋友，你们知道人最痛苦最绝望最无助的时候，身体会有什么样的自然反应吗？他们都说不太清楚。我说，人的大脑会无法控制肌肉，尤其是脸部肌肉。它会抽筋，嘴巴和眼角都会拽到一起，口水也会从嘴里流出来像个傻子一样。因为我自己就是那样。当我第二轮吃激素复发之后，大夫跟我说让我再次住院吃第三轮激素的时候，我就是那样。一个，身体严重变形的胖姑娘；一个，吃西药吃到地狱里面的女孩，吃了两次激素又复发两次的女孩；没有学上，再也不会有了；没有未来，很快就要连命都没了。我哭着求父母，不吃西药了，不吃西药了，我要吃中药。
就这样，吃了快两年西药总复发的我终于兜完了一个大圈，最终回到原点才转吃中药。
第四味：冬瓜皮
冬瓜皮就是我们平常吃的冬瓜外面那层黄绿色的硬皮，它没什么味道，入口有点清凉气。很多人做菜的时候，会留下瓜瓤去掉皮，却不知道它对于消肿利水有很好的疗效。冬瓜皮若要入药需要晒干，成品冬瓜皮坚硬打卷特别好认，我过去喝的中药里有它。
我的老家在北京京西的山区，有着上千年佛教文化历史，山里山外也都有各种各样的草药。上小学的时候，爱花的校长把山上的奇花异草都种在学校的花圃里。其中有几颗两三片叶子，比手掌长一点像是令箭一样的草。同学们都说那是草药，没有一个人敢去碰。这种草不单单在花圃里，在我们的田间、山坡上都能见到。既然是草药，肯定比别的花花草草要珍贵，我甚至想过去山里挖这种草好卖给收药材的人。
我二姑父因为在北京卖锅包鱼常住在爷爷家。有一天晚上我亲眼看见过他抓了两只墙上的毒蝎子放在二锅头酒里泡了几天。泡好之后，酒变成了淡黄色，他一口一颗花生米一口对着酒瓶子喝。他对我说毒蝎子也是药，能驱毒。村里老墙根上长有一种能治病的钢针草。它形状像鸭掌，背面有白粉可以印在手掌上形成一个五角星的印子，根茎是棕色的像钢针一样硬。如果手上身上长了瘊子就用它根茎把瘊子从头到尾穿透，反复穿，直到穿出血把瘊子彻底弄成一块伤疤就好了。村里人谁长瘊子都这么做，但我一直怀疑如果用缝衣针来回穿是不是也有同样效果。还有一种更奇怪的。刚上初中时，我们宿舍一个从革命老区来的女孩说她不满周岁的小弟弟的尿也可以做中药，喝了对人有好处，她有一次就不小心喝了。我们当时听了没有一个不相信的，都觉得这可真是太神奇了。
满山坡的草可以是中药，毒蝎子可以是中药，老墙根上的钢针可以是中药，就连未满周岁的小男孩的尿还可以是中药，这样看来中药的取材似乎有点随意。西药给人的感觉就正式多了。要么装在漂亮的玻璃瓶里，要么灌在五颜六色的胶囊里，要么压成圆圆扁扁的药片，吃的时候只要一杯水，一仰脖下肚，又干净又利索。因此，让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内觉得中药是过时的，封建的。等到后来我开始吃中药，并且一吃就是七年的时候，才渐渐发现自己曾经的想法有多么幼稚。中药取材广泛，不单单常吃的食材，还有生石灰这样的矿物质都可以入药。因为每一样动物或植物或矿物都有它自己功效，就好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需要发掘才能发挥出来，中医大夫只要通过“望闻问切”这四步了解病人的身体状况，再把这些药材合理搭配，通过熬制蒸煮把它们的功能逼出来，就可以给人治病了。泡药酒，外敷草药膏都是这个道理。
这样看来，中药治病的原理又似乎是一种转化。用它物的精华经过蒸煮成汤汁后服下，被己吸收，补己的缺失。当然，将它物的精华转化为自己的需要一个过程，所以中药治病都很慢。一般吃中药都是治疗慢性病，没有半年以上是看不好的。常吃中药的人也都相信这样一句话，那就是“西药治表，中药去根”。
来家里做客的亲戚邻居经常会说起他们知道的什么地方有神医。
有一天，一个表叔在闲聊时候说，就在我们家旁边十几里地外的一个村子里有个医术高明的大夫，他们村有人得了治不了的病就是这个神医给看好的。有表叔引荐，又有本地乡亲的乡情，父母当即决定带我去看看。神医的诊所就在他家里。一下大路就能看到一个红字白底的十字招牌。他有一个好客的妻子和一个可爱的儿子。那大夫的名字特别好，和三国中的一个良将同名。因为这个原因，我坚信他无论从本性还是技能哪一方面来说都一定能治好我的病。他家里，满屋满墙都挂着大红锦旗，上写着“妙手回春”“当代神医”“再世华佗”的字样。这些是对于一位医生医术精湛的最好证明，也是一种不会说话的广告。它们更坚定了我全家的决心。
父母一周带我去看一次，每次去都是他给我号脉，他妻子陪我父母聊天。他的治疗方法很奇怪，除了要把大量的中药当水喝之外还要求我一定要每天吃一斤多的胡萝卜。可我讨厌胡萝卜。母亲每天想尽办法给我做各种胡萝卜餐，煎炒烹炸，胡萝卜包子，胡萝卜饺子，胡萝卜面条。我当时觉得如果一直这么吃下去肯定哪天就变成兔子了，又觉得只要能看好病做几天兔子也没什么。
几个月后，没有任何好转。我身体越来越虚弱，还吃了一脸胡萝卜色。又去他家里看病时，母亲说如果再不好打算换大夫了。他拍胸脯保证说我很快化验都会正常。当他在旁边的屋给我抓药时，他小儿子突然跑过来跟我们说，他爸爸在往我的中药里面添加白色药面。神医妻子立刻骂他，让他不要乱说话，孩子很无辜地看着我们。我看到神医妻子紧张的样子心一下子被冰透了，拉着父母哭着从他家跑出来。 第五味：独活
独活，又名大活。能治疗中风、头痛等很多病症。记不清给我开完的几个药方本上究竟出现过多少次这味药的名字。只是因为它与众不同的药名总是让我印象深刻。它样子也不太好看，是一种干干扁扁的块茎切片，放在嘴里没什么特别的气味。
有那么一段，接替母亲给我熬中药的人是我大姨。她比母亲大七岁，她们都出生在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她虽然没读过几年书，但冀中大平原本身蕴藏的神秘气在她身上显露得特别明显。对于大姨来讲，生病死人不是新鲜事，但若要活下来也并不难。
“你这可不算大病啊，乖子，你指定能长命百岁。”大姨总是给我打气。
最终把我治好的诊所叫国医堂，在北三环中路，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下属的一所专门由大学教授组成的专家门诊部。门诊部下设肾病会诊中心，主任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彭教授，也就是后来我的主治医生。听病友们说才知道原来彭教授是著名的三代御医之后赵绍琴先生的得意门生、学术继承人。看病的那一天，我是大姨搀着走进诊室的。因为双脚肿胀得穿不上鞋，走起路来好像针扎。诊室里的病人看到我那个样子都纷纷让路。彭教授一见我就问：“还在上学吗？”他看到我身上穿着校服。我眼圈一红：“退了。”他人真是很好，边给我号脉边说：“你的病情很轻，我保证你一月之内就会好。”
我就问他：“真的吗？真的能好吗？”
他说：“当然了，你年纪这么小，病又不是很重。”
号脉之后，彭教授在诊疗本上写下了很多味草药的药方。我大概数了数，足足三十多味。大姨取完药，搂宝一样把药搂到了家。
药到了家就要熬煮了。所有吃过中药的人都知道熬药其实是最麻烦的。母亲就把熬药当作苦差事，可大姨却不。她把熬药当成和买菜做饭一样的事，把它日常化了。泡药，熬第一锅，熬第二锅，并不觉得比煮面条费多少事。后来她回徐水后，我自己给自己熬了几年的药也从不觉得麻烦。如果碰到哪个人说熬药辛苦还想过帮人去熬，这可能就是受了她的影响。吃中药苦，吃中药难，在那一段我学会了除了熬药喝药，把其他时间都分散到看书中去。
就好像“独活”这味药的两个字，既可以是一种因为吃药养病而孤立于世俗生活之外的一种独处，也可以是一种排除万难终于活下来之后的勇气。
第六味：熟地黄
熟地黄，生地黄，它们本是一类，却因为生熟有别具有了两种不同的功效。长大后才发现，原来地黄这味药竟然就是我们小时候山上常看到的一种叫“甜酒”的花。那种花浑身长有白毛，像个小罐子，拔出来放在嘴里一尝，味道甜如酒。当时这种花在山前山后经常可以看到，是孩子们的最爱。“甜酒”土里生土里长，先长成一种药材，又经过九蒸九晒变成了另一种药材。
民间的常用药“六味地黄丸”里，就含有熟地黄。
在新的地方吃药一个月，我各项指标化验竟然都正常了，又过了一个月，身体所有的症状都消失得差不多了。虽然仍旧不能上学，每天还要吃药，但是之前所有期盼和不敢想的都至少能想一想了。我父母的心里却并不踏实，虽然我主要和大姨在一起，他们只是每天晚上回来问问我，因为我经历过几次复发的情况，这种担忧也是正常的。
大姨也找到了方法来断我的病根。虽然没有上面所说的任何一种神奇，它甚至都不用药———不对，它用药，药是它最主要的材料，但是它的用法可真是和任何一种用法都不一样。
那一天，大姨没有像平常那样把我的药倒掉而是统统都放在一个塑料袋里放在门后头。到了晚上，她带着母亲和我从家里出来，手里还提着那兜子药渣。我和母亲都不知道她要做什么，却觉得肯定是和我的病有关，就跟在她后面什么也不问。直到我们走出了大门又向后拐到了一条土路上时，大姨突然停下了。
她抬头看看天。初秋的天黑得不早，六点多的样子依稀能看到行人的轮廓。我们停的那条路是大路，往来上下班和晚上溜达的人不少都要从这里过。大姨又左右前后都看了看，确定正好没人通过时，突然把袋子里熬剩下的药渣都倒出来撒在大路上。接着，她又用脚一点一点把药渣像晒麦子一样在路上摊开，把那一小段路面都铺满了才不踩了。
“姐，你这是要干嘛。”母亲也没弄明白。可是大姨却不说话，让我们都站在旁边的杨树旁等着看。
没过一分钟，就有几个下班的人骑车从路上过来，自然，车轮胎就压着药渣骑了过去。又过了几个饭后散步的人，他们走过这段路的时候，因为脚踩到药渣觉得不对劲，还用脚踢了踢，但是大姨铺得很满，踢也没用，所以只脚踩着药渣走过这段路。接连过了十几个人，无一例外都从这些药渣上面走过后，大姨才让母亲我们跟着她回去。路上，她告诉我们说这是她们那边自来有的一种做法。前段时间她一直忙熬药竟没想起来，现在家里催得紧，她才想起来了，说这定能去掉我的病根。
“什么方法？不就是拿着药渣让人去踩吗？”我觉得这有点封建迷信，又觉得很好笑。
鲁迅《祝福》里的祥林嫂不就是花钱捐了个门槛让人去踩吗？大姨的这种做法真是太愚昧了。可她却很严肃，睁着眼睛肯定地说，“对啦，对啦，乖子。药从土里生，再回土里去。我这个法子就是把药扔到地上踩药，踩它个药渣子。得了病喝了药，药渣子再让人踩踩，你的病就会给踩没了，病根也就踩断了。”
她和母亲又接连去了几次，把我剩的药渣撒别的地方让人踩。等这一切都办好了，她才收拾好包袱和我们告别回了徐水的家。几年后，当我病完全好了并在一家公司上班时，姥姥家传来消息说大姨突发脑溢血要做开颅手术。母亲先去保定医院看一下情况，要是严重让我立刻去。我呢，无论如何都觉得大姨肯定不会有事。果然，几天后母亲回来说大姨没什么事了。又过了几个月，她去姥姥家说大姨又能自己骑车了。后来我也回了姥姥家一次，发现大姨身体和以前没什么两样，虽拄着拐杖走得却比我还快。我送给了大姨一只银镯子，说如果她能活到八十岁再送她另一只凑成一对。倒不是为了一只银镯子，只是希望她能借着这个小赌把身体保养好点。大姨眨眨眼睛，对此颇有信心。
有时候，我路过那条大姨曾经撒过药渣的路也会看到别人家的药渣撒在上面。我自然知道这路面上的愁苦和寄托，总会走过去多踩几脚。
第七味：忍冬
忍冬就是金银花。初开时是白花，过了几天又变成黄色。它具有清热驱毒、延年益寿的作用。在我喝过的那一包包中药里，因为它的出现，让苦涩中有了一点甘甜，怪味中带有了一点芬芳。据说它的生命力极强，能在极差的土壤和极低的气温中生长开花。
有一天，我在半夜中醒来，那是在持续发烧又腹水的那一个月，最接近死亡的那个月。我问躺在旁边的母亲：“你说我会死吗，妈。”我忘了她当时是什么语气，忘了她是伤心还是可能在说梦话。她说：“人怎么会那么容易就死呢，一个人要想死是多难啊。”
我信奉这句话，并且总是说给自己听。
这么多年过去了，曾经的病痛和那个中药陪伴的岁月都已经一去不复还了。回头再看过去，我发现自己在忘记它的同时竟然开始感谢它了。
我感谢它，让我想清楚了上天为什么没让自己死去，为什么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感谢在那之后活着的每一天，感谢映入眼帘的每一次日出日落，感谢每一口饭每一口水，感谢和家人共同度过的每一分钟，甚至感谢每一根新长出来的白头发和每一道新添的皱纹……
我拿起笔，决定给一个久未联系的人写封信：
彭教授：
您工作还是那么忙吧？
……我正在杭州写小说……想想真是不可思议。
我被您治好后，活的岁数竟然超过了当年第一次找您看病时候的岁数……
作者简介：碧珊，女，20世纪80年代出生，北京门头沟人，15岁因病辍学在家，在半封闭中度过7年，19岁开始从事文学创作。著有《9：61分———中国新生代80后影像作者纪实录》，长篇小说女性家族三部曲。2014年4月，其创作的三部曲被麦家选中，成为“麦家理想谷”杭州首位入驻的客居创作人。其入谷期间，创作的中篇小说《夜莺体验馆》，2015年10月发表于《西湖》杂志，本刊同年第12期转载。
我被这无声的浪一下下拍打着，涌入嘴里的，不是海水的咸味，却是一味味久违的草药。
第一味：杜仲
杜仲，又名胶木，是一种民间常见的滋补中药，《本草经》中把它列为上品。药用的杜仲是杜仲皮，颜色发黑紫，厚实，像树皮，有一种土气味，用手掰开，中间有胶状的拉丝。
十几年前的一个夏天，期末考试刚刚结束，即将升入初三的我从住宿学校回到山区的家。一进院门，母亲就发现我眼皮肿了。那个时候，一家人的事是胡同里所有人家的事情，我眼皮肿了的事没多一会儿整个胡同就都知道了。斜对门有一个很有本事，能治疗邪病的媳妇。她又高又大，两只眼睛闪闪发亮，有四十多岁，但按照辈分来讲却和我同辈。她似乎什么古话老理都能知道，什么难题都能解决。
她看了看我眼皮断言我肯定是长了针眼，还给母亲出主意，让她从扫床笤帚上拔下来一根马尾巴毛，拿这根毛捅我下眼皮下面的一个小孔。我才知道，原来每个下眼皮靠近内眼角的位置都有这么一个小孔，马尾巴毛正好刚刚能插进去，不仅不疼，用手一拉还能把马尾巴毛抻来抻去，就跟拉二胡一样。她说长针眼就要用马尾毛去捅，一捅就好。
我一听“针眼”两个字就很不高兴。因为从小到大听我们村人说的，只有偷看别人上厕所和洗澡的人才长针眼呢。小学的时候，同班男生如果想骂谁就会说他长了针眼。我怎么能得这么讨厌的病呢。心里虽然别扭可母亲拿马尾巴毛给我捅眼皮的时候还是很配合的，因为眼皮肿着可不好看啊。第二天，肿眼皮真的消肿了。我正在高兴这怪法的神奇时，母亲又和胡同里的邻居们说我的两条腿粗得不行，哪还有女孩的样子。那媳妇吓了一跳，一拍大腿大叫一声，让母亲赶紧回来按按我的腿，“去看看是胖还是膀啊。”膀就是水肿的意思，北京这边说膀的意思是说身上带水肿，好像白萝卜泡在水里又粗又大。母亲被她弄得也很着急，急忙回家在我双腿上一按，果然一按一个坑。
几天后，我就住了院。每天都打几瓶点滴，水肿是消下去了，可是化验结果却不见好。姑姑们来到医院给我喂鸡蛋，可大夫看到了赶紧拦着说鸡蛋可千万不能吃，豆腐也不能吃。内科病房主治医师把我母亲叫出去，不知说了什么，她回来的时候满脸泪水，双眼通红。我给她擦眼泪问大夫跟她说了什么，她说没说什么，就是说你很快就好了。她虽然嘴上这么说，却又催父亲托人给我转院。几天后，我就住进了在北京南二环的一家肾病专科医院，又经过腰部穿刺的小手术确诊得了一种学名叫微小病变的肾病。这种病的主要症状是高蛋白尿和水肿，这两样我全都占了。医生说它发病快，治病期也很短，如果错过最佳时期就会发展成慢性肾炎。我躺在病床上听着这些并没有意识到它的严重性，反而对自己因为生病获得父母的重视感到高兴。确诊几天后，医生开始给我用西药治疗，我也没当回事。现在想想，那时候如果多想多问一下就好了。
两年后，在我们当地商场买衣服时，因为病没好，面带病容，被一个卖服装的女人看出来了。她给我母亲出主意，说把狗肾里面填上杜仲在锅里蒸，连续吃两个月就能好。这个偏方因为不知真假，母亲不敢轻易给我试，可是也因为这件事，我才开始意识到一直被遗忘的中药说不定才能治好我的病呢。
第二味：五味子
五味子是一味常见药，能够润肺止咳，治疗失眠。随便进入哪个药店都能买到。它集合了酸苦甘辛咸等几味于一身。一颗入口，你会把世界上最重要的几种味道全都经历一遍，这种感觉就和煮药的时候差不多。混杂在一起的草药经过熬煮，在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特别的混合气体，酸臭苦腥甜都有。
因为生病，我吃了两年西药；又因为西药没治好，又吃了七年中药。所以，直到今天，我一闻到中药味就打嗝，甚至聊天时不能提它，写字时不能写它，只要一提一写，胃就翻腾。
实际上，我因为喝药的时间太长，在药盆旁边翻药的时间也太长，鼻子已经不敏感，胃也伤了。大姨说我的鼻子是“瞎鼻子”，意思是跟盲人看不到东西，两眼一抹黑一样，我鼻子闻不出味来。她倒没说我的胃是“瞎胃”，但是我觉得，经过上千副中药的折腾，即使不“瞎”，药汁也早给胃里带上了一副墨镜片了。
先说煮药的器具吧，这个可是有讲究的。煮药不能是铝铁钢，砂锅最好，搪瓷次之。因为铝铁钢据说会在煮药的过程中和中药发生反应影响药效，而且它们制作的锅子一般底子很薄，煮药时即使开文火也很可能煮糊了，但是砂锅和搪瓷盆就不会。最开始母亲也给我用砂锅，但再耐用的砂锅最多煮一个月也会开裂，药汤沿着裂缝从里面流出来浇在火上差点把火扑灭。用坏了几个后，母亲干脆就用和面的搪瓷盆来煮药了。果然结实多了，用的时间也长多了。
煮药的步骤也是有讲究的，一包草药倒在盆子里不能立刻去熬，要先用水泡二十分钟。当草药把水分都吸收的差不多，水里面泡出淡褐色了才可以上火去熬。开始用大火，开锅后用小火，煮药的时候要用筷子不停翻动。一般来讲中药要熬两遍，第一遍四碗水熬成一碗，第二遍三碗水熬成一碗，但这也要根据每包药的药量来调整。一般来说，如果病重，中药的味数就多量就大，如果病轻则量少味数也少。我最初抓的草药就是很大量，一张方形草纸根本包不下，要改用塑料袋装，但随着后来病情逐渐好转，药量开始减少，包药的材料也从塑料袋变成了大纸包到最后的小纸包。很多吃药的人是不懂中医药理的，但是经常吃药的人却可以根据药汁的味道来了解自己药的功效。一个吃了十几年药的老病人在候诊时告诉我说，药甜为补，药苦去湿，药酸入肠，药涩活血。我曾经留意过自己喝的药，发现是由苦到酸到涩到甜几乎都尝过了。
喝药还有很多禁忌。所谓“三分药，七分养”，这个养字可不单单是说要躺着休息。给我治愈的大夫在我第一次去看病的时候就叮嘱我说：“吃中药并不是说不运动，可是适当运动，但一定要忌口。牛羊海鲜不能吃，辛辣也是不可以的。”我就曾看到一个病人跟人说她为什么化验又不合格了，就是因为吃了一小片带鱼。就因为这句话，我几年没吃过带鱼。除此之外，还不能吃超量的盐和高蛋白。这在正常人看来都没什么，在我们就不成。比如我从未一天吃鸡蛋超过两个，从未吃过很咸的食物。如果不小心吃咸了就要赶快吐掉，或者用跑步或汗蒸的方式将盐分排出来。 还有一点是，我自己坚持但其他人不知道的，那就是从不吃鹅肉炖笋。这个倒不是医嘱，是我自己琢磨的。当时因为退学有了大量时间可以看闲书，看过一些传说野史，也和大姨在家里听评书故事。听过一个事，记不清是从哪段书里听到的，说的是清朝的大清官刘墉是怎么死的。话说有一次刘墉身上长了一个大脓疮，明明已经快好了，但和珅却用计让乾隆赐给刘墉一碗鹅肉炖笋，说是对他的病有好处。乾隆不知道情况，就宣旨赐给刘墉这道菜。菜送到刘府刘墉一看，就说这是皇上赐我死呢。因为鹅肉炖笋是大发之物，吃下去容易让大病复发。但是圣命难为他只好吃了，吃完后没几天果然脓疮复发很快死掉了。这当然是传说，但是鹅肉炖笋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吃的。
父母把大姨接过来帮我熬药，楼道里都弥漫着我家厨房飘出来的草药味。
大姨陪我度过了最初熬药的三个月。整整三个月啊，她吃完早饭就开始泡药、熬药，把两遍药汁兑成三大碗，催我每餐之前喝下去。我呢，当时就自然把自己当成了家中霸王，把喝药当成了自己最大的工作，其他什么事都不做。有时候大姨也会偶尔失手把药锅熬干。这个原因可就多了，因为她喜欢看电视，听评书，还给我聊天讲故事，聊着聊着忘了火上的药也是常事。每当这个时候，她会先关火，再拿暖壶里的热水不紧不慢倒进药锅继续熬。有一次，我们正讲着突然又闻到了一股烧焦味。我赶紧窜到厨房，看到火上的药盆盆底都烧黑了，最下面的一层药烧成了黑炭。我赶紧把暖壶的热水也倒进去想继续打火，可是大姨拦了下来，接过药盆把药直接倒了，又重新泡一副新的。
“我的傻闺女哦，药熬糊了吃下去会死人的。”
“谁说的话？”
“还不是你姥爷说的，我做闺女的时候就知道这个理了。”
大姨一说，我自然深信不疑了，但是考虑到药费很贵，一分也不报销，当时一副药下来将近一百块钱也很心疼。大姨还说中药熬好了必须扣上盖子，不能让壁虎看到在里面撒尿。她说壁虎尿要是掉到药里，人喝了就死。传言也罢，科学也罢，大姨走后，我自己熬药的几年里都是严格按照她说的去做的。
第三味：大腹皮
大腹皮，灰黑色外壳的一种干果壳，劈开两半，能看到黄褐色的干丝。几年前，有人给了我一颗槟榔吃，我把嚼后的槟榔吐出来发现它很像大腹皮。回来一查，发现它们果然是一种植物上的两种药材。大腹皮是槟榔的外壳，槟榔是大腹皮的种子。再看药方本，竟然很多都是同时开了大腹皮和槟榔两种在里面。不过现在想起这味药却不是因为槟榔，而是因为会望字生义。
在肾穿刺手术不久，我就面临要做出一个选择了。那是我长到十几岁做的最重要的一个决定，那就是要吃西药还是吃中药。别看现在，我对于西药中药能说出很多道理来，在那个时候可是什么都不懂。
吃西药就在第二天开始用药，每天三次，一次一杯水一个小药碗；吃中药也在第二天开始用药，每天三次，三袋汤药（医院提供代煎药的业务，药剂煎好后密封在一个塑料包里）。不少老病友劝我，有提议吃西药的，也有提议吃中药的。吃西药的都说西药虽然有副作用，但是作用快效果好；提议吃中药的却说中药去根，万一西药没治好还是去找中医就是瞎兜圈子。我呢，我把他们所有人劝说的利弊都听了进去，又原封不动地都给他们退了回去。因为在我心里面早就做好了打算，哪怕父母都不能帮我拿主意。在这件事情上，我真是肯定又肯定啊。十五岁的少女斩钉截铁义正言辞，哈哈笑着对着同病房的病友们宣布，“我是绝不会吃中药的。”对，我是绝对不会吃中药的。
这样说是有两个原因。一来，是因为所受的教育。自从有生理课开始所学的所有知识似乎都偏重西化的。同学间开始兴起对西化知识的崇拜，我自己也觉得西方的肯定比中国的要先进很多。就像这个病，中医号脉根本说不出具体叫什么病，到底是怎么得的。可是西医呢？一根针扎到腰上通过显微镜分析细胞就定性了。这才科学才先进呢。二来，还因为遇到了一个命中注定要遇到的姐姐。那是病房里的一个姐姐。她二十七岁，得的病比所有人都重。大夫说她很快要换肾了。她五官非常漂亮，皮肤又很白，总梳着一根过腰的长辫子。当时我从未见过除去学校老师之外的美丽女子，所以觉得她身上有一种林黛玉般梦幻的美。我和一个同病相怜的女孩最喜欢帮她编辫子。她也喜欢唱歌，跟我们聊天。不，不，这些不是重点，她的美丽和我对她的惋惜都不是重点，重点的是———她是个中医。没错，她说自己学了几年中医又做中医给人看病。她还有一个在日本留学的男朋友好像也在学中医。可是一个坐堂的大夫竟然不能号脉给自己查出自己是什么病还要住到西医部来解命，这不是巨大的矛盾吗？我一方面喜欢她，一方面又鄙夷着中医。所以，当主治医生问我是愿意西医治疗还是中医治疗的时候，我立刻回答，当然是西医了。
西医，西医。并没有否定它的意思，但它真害惨了人。十五岁不到的我在同意用西药后的第二天开始吃激素，因为医生说我这个病必须吃激素，还是从最大剂量开始。没过几天，我就被催成了一个大胖子。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激素是什么。让我来告诉你吧。想想现在鸡鸭猪这些牲畜为什么长那么快？为什么吃炸鸡吃多的孩子会长得特别胖？就是因为鸡鸭猪吃的饲料中有激素的成分。虽然给牲畜吃的和给人治病服用的不是一种，但它们在副作用上可完全是一样的。和我住同一个病房里的女孩前前后后一共有三个，她们有一个拒绝吃西药就出院了，另外两个都和我一样同意用西药。服用激素后不久我就出院回了家。家人看我除了胖很多并没有别的变化还以为治好了，可是一个月后我就出现了严重的骨质疏松。一活动各个关节都咯咯响，有时候一用力整个手掌都会响。
那时候，我不知道是副作用还觉得很有意思。很怕摔倒啊，因为如果摔倒可能会像老年人一样因为缺钙而骨折。还是因为它，我没法上学只能休学一年，复学半年没过多久又复发再住院，最后干脆退学了。从此再也没上过一天……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对于一个青春期的女孩来讲，最重要的是服用激素让我彻头彻尾完全变了一个人。身体的变化比预想的还要严重，体重长了三十多斤，脸上五官被挤到肉里，好像一块面团上镶嵌几个小坑。医学上称之为“激素面容”，也叫“满月脸”。是说吃了激素的人脸会变得像满月一样圆圆胖胖，确实很形象。但是民间对“满月脸”的理解更有意思。他们觉得“满月脸”的患者脸蛋胖乎乎和刚出满月的娃娃一样。但实际情况真是那样吗？一个半大人拥有一张婴儿的满月脸真的那么喜气吗？拥有“满月脸”的半大人为什么不能顺便给她一颗婴儿的心呢。 我变了。消沉，抑郁，不爱说话，见人就躲，每天眼泪汪汪。因为太胖，肚子在药效下鼓出来，就跟大腹皮这味中药一样。我的脸色也很暗淡，这怪样子在镜子前自己都认不出自己，更不用说其他人了。复学后的同学是比我原来低一年级的，他们搞不清楚我到底是什么人，怎么和他们长得都不一样。我原来的同学都已经升入高中，留本校的几个同样不知道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变得都认不出了。课堂上、校门口、车站台，都会有对我侧目瞪眼睛看的人，以前和我关系不好的女孩捂嘴在远处朝我笑，一个男生公开在英文课上洋洋得意用英文问我———他显然是默念了好几遍，说出来的时候特别流利———他问你有妹妹的话，她也是和你一样这么胖这么难看吗。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自己听错了。很多同学课后跑来安慰我，以为我会哭。但我没哭，我只是想了好几天。我想问问老天，才活了十几岁的我究竟做了什么大逆不道伤天害理丧尽天良的事，你要这样惩罚我。
曾经问过很多朋友，你们知道人最痛苦最绝望最无助的时候，身体会有什么样的自然反应吗？他们都说不太清楚。我说，人的大脑会无法控制肌肉，尤其是脸部肌肉。它会抽筋，嘴巴和眼角都会拽到一起，口水也会从嘴里流出来像个傻子一样。因为我自己就是那样。当我第二轮吃激素复发之后，大夫跟我说让我再次住院吃第三轮激素的时候，我就是那样。一个，身体严重变形的胖姑娘；一个，吃西药吃到地狱里面的女孩，吃了两次激素又复发两次的女孩；没有学上，再也不会有了；没有未来，很快就要连命都没了。我哭着求父母，不吃西药了，不吃西药了，我要吃中药。
就这样，吃了快两年西药总复发的我终于兜完了一个大圈，最终回到原点才转吃中药。
第四味：冬瓜皮
冬瓜皮就是我们平常吃的冬瓜外面那层黄绿色的硬皮，它没什么味道，入口有点清凉气。很多人做菜的时候，会留下瓜瓤去掉皮，却不知道它对于消肿利水有很好的疗效。冬瓜皮若要入药需要晒干，成品冬瓜皮坚硬打卷特别好认，我过去喝的中药里有它。
我的老家在北京京西的山区，有着上千年佛教文化历史，山里山外也都有各种各样的草药。上小学的时候，爱花的校长把山上的奇花异草都种在学校的花圃里。其中有几颗两三片叶子，比手掌长一点像是令箭一样的草。同学们都说那是草药，没有一个人敢去碰。这种草不单单在花圃里，在我们的田间、山坡上都能见到。既然是草药，肯定比别的花花草草要珍贵，我甚至想过去山里挖这种草好卖给收药材的人。
我二姑父因为在北京卖锅包鱼常住在爷爷家。有一天晚上我亲眼看见过他抓了两只墙上的毒蝎子放在二锅头酒里泡了几天。泡好之后，酒变成了淡黄色，他一口一颗花生米一口对着酒瓶子喝。他对我说毒蝎子也是药，能驱毒。村里老墙根上长有一种能治病的钢针草。它形状像鸭掌，背面有白粉可以印在手掌上形成一个五角星的印子，根茎是棕色的像钢针一样硬。如果手上身上长了瘊子就用它根茎把瘊子从头到尾穿透，反复穿，直到穿出血把瘊子彻底弄成一块伤疤就好了。村里人谁长瘊子都这么做，但我一直怀疑如果用缝衣针来回穿是不是也有同样效果。还有一种更奇怪的。刚上初中时，我们宿舍一个从革命老区来的女孩说她不满周岁的小弟弟的尿也可以做中药，喝了对人有好处，她有一次就不小心喝了。我们当时听了没有一个不相信的，都觉得这可真是太神奇了。
满山坡的草可以是中药，毒蝎子可以是中药，老墙根上的钢针可以是中药，就连未满周岁的小男孩的尿还可以是中药，这样看来中药的取材似乎有点随意。西药给人的感觉就正式多了。要么装在漂亮的玻璃瓶里，要么灌在五颜六色的胶囊里，要么压成圆圆扁扁的药片，吃的时候只要一杯水，一仰脖下肚，又干净又利索。因此，让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内觉得中药是过时的，封建的。等到后来我开始吃中药，并且一吃就是七年的时候，才渐渐发现自己曾经的想法有多么幼稚。中药取材广泛，不单单常吃的食材，还有生石灰这样的矿物质都可以入药。因为每一样动物或植物或矿物都有它自己功效，就好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需要发掘才能发挥出来，中医大夫只要通过“望闻问切”这四步了解病人的身体状况，再把这些药材合理搭配，通过熬制蒸煮把它们的功能逼出来，就可以给人治病了。泡药酒，外敷草药膏都是这个道理。
这样看来，中药治病的原理又似乎是一种转化。用它物的精华经过蒸煮成汤汁后服下，被己吸收，补己的缺失。当然，将它物的精华转化为自己的需要一个过程，所以中药治病都很慢。一般吃中药都是治疗慢性病，没有半年以上是看不好的。常吃中药的人也都相信这样一句话，那就是“西药治表，中药去根”。
来家里做客的亲戚邻居经常会说起他们知道的什么地方有神医。
有一天，一个表叔在闲聊时候说，就在我们家旁边十几里地外的一个村子里有个医术高明的大夫，他们村有人得了治不了的病就是这个神医给看好的。有表叔引荐，又有本地乡亲的乡情，父母当即决定带我去看看。神医的诊所就在他家里。一下大路就能看到一个红字白底的十字招牌。他有一个好客的妻子和一个可爱的儿子。那大夫的名字特别好，和三国中的一个良将同名。因为这个原因，我坚信他无论从本性还是技能哪一方面来说都一定能治好我的病。他家里，满屋满墙都挂着大红锦旗，上写着“妙手回春”“当代神医”“再世华佗”的字样。这些是对于一位医生医术精湛的最好证明，也是一种不会说话的广告。它们更坚定了我全家的决心。
父母一周带我去看一次，每次去都是他给我号脉，他妻子陪我父母聊天。他的治疗方法很奇怪，除了要把大量的中药当水喝之外还要求我一定要每天吃一斤多的胡萝卜。可我讨厌胡萝卜。母亲每天想尽办法给我做各种胡萝卜餐，煎炒烹炸，胡萝卜包子，胡萝卜饺子，胡萝卜面条。我当时觉得如果一直这么吃下去肯定哪天就变成兔子了，又觉得只要能看好病做几天兔子也没什么。
几个月后，没有任何好转。我身体越来越虚弱，还吃了一脸胡萝卜色。又去他家里看病时，母亲说如果再不好打算换大夫了。他拍胸脯保证说我很快化验都会正常。当他在旁边的屋给我抓药时，他小儿子突然跑过来跟我们说，他爸爸在往我的中药里面添加白色药面。神医妻子立刻骂他，让他不要乱说话，孩子很无辜地看着我们。我看到神医妻子紧张的样子心一下子被冰透了，拉着父母哭着从他家跑出来。 第五味：独活
独活，又名大活。能治疗中风、头痛等很多病症。记不清给我开完的几个药方本上究竟出现过多少次这味药的名字。只是因为它与众不同的药名总是让我印象深刻。它样子也不太好看，是一种干干扁扁的块茎切片，放在嘴里没什么特别的气味。
有那么一段，接替母亲给我熬中药的人是我大姨。她比母亲大七岁，她们都出生在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她虽然没读过几年书，但冀中大平原本身蕴藏的神秘气在她身上显露得特别明显。对于大姨来讲，生病死人不是新鲜事，但若要活下来也并不难。
“你这可不算大病啊，乖子，你指定能长命百岁。”大姨总是给我打气。
最终把我治好的诊所叫国医堂，在北三环中路，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下属的一所专门由大学教授组成的专家门诊部。门诊部下设肾病会诊中心，主任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彭教授，也就是后来我的主治医生。听病友们说才知道原来彭教授是著名的三代御医之后赵绍琴先生的得意门生、学术继承人。看病的那一天，我是大姨搀着走进诊室的。因为双脚肿胀得穿不上鞋，走起路来好像针扎。诊室里的病人看到我那个样子都纷纷让路。彭教授一见我就问：“还在上学吗？”他看到我身上穿着校服。我眼圈一红：“退了。”他人真是很好，边给我号脉边说：“你的病情很轻，我保证你一月之内就会好。”
我就问他：“真的吗？真的能好吗？”
他说：“当然了，你年纪这么小，病又不是很重。”
号脉之后，彭教授在诊疗本上写下了很多味草药的药方。我大概数了数，足足三十多味。大姨取完药，搂宝一样把药搂到了家。
药到了家就要熬煮了。所有吃过中药的人都知道熬药其实是最麻烦的。母亲就把熬药当作苦差事，可大姨却不。她把熬药当成和买菜做饭一样的事，把它日常化了。泡药，熬第一锅，熬第二锅，并不觉得比煮面条费多少事。后来她回徐水后，我自己给自己熬了几年的药也从不觉得麻烦。如果碰到哪个人说熬药辛苦还想过帮人去熬，这可能就是受了她的影响。吃中药苦，吃中药难，在那一段我学会了除了熬药喝药，把其他时间都分散到看书中去。
就好像“独活”这味药的两个字，既可以是一种因为吃药养病而孤立于世俗生活之外的一种独处，也可以是一种排除万难终于活下来之后的勇气。
第六味：熟地黄
熟地黄，生地黄，它们本是一类，却因为生熟有别具有了两种不同的功效。长大后才发现，原来地黄这味药竟然就是我们小时候山上常看到的一种叫“甜酒”的花。那种花浑身长有白毛，像个小罐子，拔出来放在嘴里一尝，味道甜如酒。当时这种花在山前山后经常可以看到，是孩子们的最爱。“甜酒”土里生土里长，先长成一种药材，又经过九蒸九晒变成了另一种药材。
民间的常用药“六味地黄丸”里，就含有熟地黄。
在新的地方吃药一个月，我各项指标化验竟然都正常了，又过了一个月，身体所有的症状都消失得差不多了。虽然仍旧不能上学，每天还要吃药，但是之前所有期盼和不敢想的都至少能想一想了。我父母的心里却并不踏实，虽然我主要和大姨在一起，他们只是每天晚上回来问问我，因为我经历过几次复发的情况，这种担忧也是正常的。
大姨也找到了方法来断我的病根。虽然没有上面所说的任何一种神奇，它甚至都不用药———不对，它用药，药是它最主要的材料，但是它的用法可真是和任何一种用法都不一样。
那一天，大姨没有像平常那样把我的药倒掉而是统统都放在一个塑料袋里放在门后头。到了晚上，她带着母亲和我从家里出来，手里还提着那兜子药渣。我和母亲都不知道她要做什么，却觉得肯定是和我的病有关，就跟在她后面什么也不问。直到我们走出了大门又向后拐到了一条土路上时，大姨突然停下了。
她抬头看看天。初秋的天黑得不早，六点多的样子依稀能看到行人的轮廓。我们停的那条路是大路，往来上下班和晚上溜达的人不少都要从这里过。大姨又左右前后都看了看，确定正好没人通过时，突然把袋子里熬剩下的药渣都倒出来撒在大路上。接着，她又用脚一点一点把药渣像晒麦子一样在路上摊开，把那一小段路面都铺满了才不踩了。
“姐，你这是要干嘛。”母亲也没弄明白。可是大姨却不说话，让我们都站在旁边的杨树旁等着看。
没过一分钟，就有几个下班的人骑车从路上过来，自然，车轮胎就压着药渣骑了过去。又过了几个饭后散步的人，他们走过这段路的时候，因为脚踩到药渣觉得不对劲，还用脚踢了踢，但是大姨铺得很满，踢也没用，所以只脚踩着药渣走过这段路。接连过了十几个人，无一例外都从这些药渣上面走过后，大姨才让母亲我们跟着她回去。路上，她告诉我们说这是她们那边自来有的一种做法。前段时间她一直忙熬药竟没想起来，现在家里催得紧，她才想起来了，说这定能去掉我的病根。
“什么方法？不就是拿着药渣让人去踩吗？”我觉得这有点封建迷信，又觉得很好笑。
鲁迅《祝福》里的祥林嫂不就是花钱捐了个门槛让人去踩吗？大姨的这种做法真是太愚昧了。可她却很严肃，睁着眼睛肯定地说，“对啦，对啦，乖子。药从土里生，再回土里去。我这个法子就是把药扔到地上踩药，踩它个药渣子。得了病喝了药，药渣子再让人踩踩，你的病就会给踩没了，病根也就踩断了。”
她和母亲又接连去了几次，把我剩的药渣撒别的地方让人踩。等这一切都办好了，她才收拾好包袱和我们告别回了徐水的家。几年后，当我病完全好了并在一家公司上班时，姥姥家传来消息说大姨突发脑溢血要做开颅手术。母亲先去保定医院看一下情况，要是严重让我立刻去。我呢，无论如何都觉得大姨肯定不会有事。果然，几天后母亲回来说大姨没什么事了。又过了几个月，她去姥姥家说大姨又能自己骑车了。后来我也回了姥姥家一次，发现大姨身体和以前没什么两样，虽拄着拐杖走得却比我还快。我送给了大姨一只银镯子，说如果她能活到八十岁再送她另一只凑成一对。倒不是为了一只银镯子，只是希望她能借着这个小赌把身体保养好点。大姨眨眨眼睛，对此颇有信心。
有时候，我路过那条大姨曾经撒过药渣的路也会看到别人家的药渣撒在上面。我自然知道这路面上的愁苦和寄托，总会走过去多踩几脚。
第七味：忍冬
忍冬就是金银花。初开时是白花，过了几天又变成黄色。它具有清热驱毒、延年益寿的作用。在我喝过的那一包包中药里，因为它的出现，让苦涩中有了一点甘甜，怪味中带有了一点芬芳。据说它的生命力极强，能在极差的土壤和极低的气温中生长开花。
有一天，我在半夜中醒来，那是在持续发烧又腹水的那一个月，最接近死亡的那个月。我问躺在旁边的母亲：“你说我会死吗，妈。”我忘了她当时是什么语气，忘了她是伤心还是可能在说梦话。她说：“人怎么会那么容易就死呢，一个人要想死是多难啊。”
我信奉这句话，并且总是说给自己听。
这么多年过去了，曾经的病痛和那个中药陪伴的岁月都已经一去不复还了。回头再看过去，我发现自己在忘记它的同时竟然开始感谢它了。
我感谢它，让我想清楚了上天为什么没让自己死去，为什么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感谢在那之后活着的每一天，感谢映入眼帘的每一次日出日落，感谢每一口饭每一口水，感谢和家人共同度过的每一分钟，甚至感谢每一根新长出来的白头发和每一道新添的皱纹……
我拿起笔，决定给一个久未联系的人写封信：
彭教授：
您工作还是那么忙吧？
……我正在杭州写小说……想想真是不可思议。
我被您治好后，活的岁数竟然超过了当年第一次找您看病时候的岁数……
作者简介：碧珊，女，20世纪80年代出生，北京门头沟人，15岁因病辍学在家，在半封闭中度过7年，19岁开始从事文学创作。著有《9：61分———中国新生代80后影像作者纪实录》，长篇小说女性家族三部曲。2014年4月，其创作的三部曲被麦家选中，成为“麦家理想谷”杭州首位入驻的客居创作人。其入谷期间，创作的中篇小说《夜莺体验馆》，2015年10月发表于《西湖》杂志，本刊同年第12期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