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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日关系的多事之秋进行的这一调查，显示出一些耐人寻味的结果，也许，中国人看日本，并非我们想象中那么“愤青”
2010年秋，中日关系的多事之秋。
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可感知的对立情绪因撞船事件和钓鱼岛领土争议而在中日两国间持续蔓延。当《读卖新闻》于10月初就日本民众的对华态度进行调查时，84％的参访者说他们“不信任中国”，89％的人认为中国在撞船事件后的反应“过分”，94％的人表示中国要求日本道歉和赔偿的做法“不可接受”。
同一时间的中国，共计46.29％的参访者认为日本“不可信”，65.20％的人表示“当中日关系出现问题时”将“基于客观中立的立场，就事论事进行评价”，52.08％的人认为“目前中国人在评价日本和日本人时带有偏激的民族主义情绪”。
这些数据来自《小康》杂志于9月27日至10月17日间进行的“当代中国青年的日本观”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在全国范围内选取样本，并最终收回有效问卷1296份，西部、中部、东部各地区的样本量所占比重分别为16.59％、28.86％、54.55％；参访者年龄介于15岁至35岁之间，其中80.17％的人为高中生和大学生，79.71％的人正在或曾经接受大学本科及以上水平教育。
调查结果，透露了一些不常被说到的事实。
想到历史，未必反日
提及日本或日本人时，你首先会想到什么？
没有悬念，67.75％的参访者选择了“中日历史问题”。那么，首先想到历史问题又意味着什么？
一种在日本由来已久的说法认为，日本和日本人给多数中国人以如此联想，主要是因为中国政府长期进行反日教育。对此，大部分参访者并不认同。他们的总体感觉是，“学校教育还比较客观”，而家庭教育和媒体信息倒是影响颇大。
事实上，历史记忆之于当代中国年轻人并不必然导致反日情绪。今年大学毕业的张莹认为，“历史总会遗留一些问题，我们没有必要纠结于这些问题，更不应该以激进的态度去面对。”山东大学研究生樊祎则表示，她愿意相信一位日语老师说过的话，那位老师说“如果没有那场战争，日本人可能是世界上最善良的。”
与此结论有些关联的数据是，在回答“您对日本和日本人抱有怎样的情感”时，共计47.92％的参访者表示“非常厌恶”和“比较厌恶”，42.98％的人表示“没有特殊感觉”，另有共计9.10％的人表示“非常喜欢”和“比较喜欢”。
就职于一家日资企业的周健新也不同意“反日教育说”，不过他认为中国在宣传日本对华善举方面过于低调，“我们的北京首都机场、上海浦东机场都是日本ODA援建的，很多人可能就不知道。”
周健新提到的ODA，即“官方发展援助”（ODA: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是日本官方机构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的有偿和无偿的经济、技术援助。自1980年对华ODA启动至2008年援助停止，日、中两国政府签署的ODA协议金额总计超过300亿美元，北京地铁、中国电气化铁路等项目都曾受益于此。如周健新所言，本次调查中，在回答“您是否知道日本曾为中国提供‘官方发展援助’以及日本ODA在中国的援建项目”时，51.62％的参访者表示“完全不知”，38.89％的人表示“听说过”，9.49％的人表示“非常了解”。
在日本，有人根据这样的事实抱怨中国“不领情”，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室主任吕耀东副研究员却不以为然，“2007年温家宝总理在日本国会演讲时曾明确表示，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日本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建设的支持与帮助，我们对日本的友好行为显然是承认的。另外，为什么日本强调的事我们就必须让年轻人都知道？何况ODA本身就带有战略性目的。”
就软实力扩张战略而言，强化中国人对ODA的认知确实有助于提升日本的在华形象。樊祎承认，了解ODA后，她对日本的看法有所改变，“我会希望这样的行为更多”。清华大学学生吴疆也表示，“知道后感觉日本有些人对中国还是比较好的”。
然而，更多参访者在了解ODA后，或者认为绝非只为友好那么简单，或者倾向于将ODA与日本未对中国进行战争赔偿一事联系考虑，因之得出“难道不应该吗”的结论。“我对日本的态度没有改变”，清华大学研一学生罗小武说，“如果没有利益的话，日本是不会这样做的。”他的同学章朔认为，“日本的姿态太高了，是不是把我们当成接受施舍的国家了？”
“ODA没有让我减少对日本的负面感觉”，曾经在日企工作过两年的刘希鹏说，“在日本端正历史态度之前，我对日本的看法不会有什么改变。我感觉日本人很虚伪，所以就算他们做了好事，也不一定是出于好心。”刘希鹏表示，提到日本，他会首先想到“侵略中国”，不过他对日本人另有三个深刻印象，除了虚伪，还包括敬业和团结。事实上，本次调查的部分参访者也表示首先会想到日本人的某些特点，其中，选择“积极的民族性格”者占样本总量的4.17％，选择“消极的民族性格”者占4.40％。
关于团结，几乎所有在日企工作的参访者都会提到一个事实——若非特殊原因，日本公司只会购买日本公司的商品和服务，尽管同样的东西如果由中国公司提供会便宜很多。刘希鹏说，他曾服务的日本公司将供应商分为三类：中国的、外国的和日本的，而日本的供应商总是首选。
情感上拒绝日本，理性上认同日本
除敬业、团结外，日本人的严谨、细致、讲礼貌、高素质，以及日本的科技产品、流行文化等也给中国青年留有深刻印象。就职于一家日本银行的王焘说，提到日本或日本人，他会首先想到国民素质，原因在于“国人素质实在堪忧”，以及每天看日本人等出租车、乘电梯与几个月来看世博园照片产生了强烈对比。
一位记者表达了与王焘相同的观点，她说她在日本工作的表姐有一次骑自行车撞到了一位日本老人，没想到这位老人竟然向她的表姐连连道歉，并且表示自己妨碍了其表姐骑车，以至其表姐不知所措。“如果事情发生在中国，结果应该不是这样”，这位记者如此猜测。
就读于悉尼大学的刘晶晶说，她对日本的“喜欢多于厌恶”，而她的“喜欢”又多与日本流行文化有关，“从小就看《阿童木》、《一休》、《花仙子》，印象很深。后来看‘大河剧’，感觉日本的影视作品很细致，相比而言，中国的显得很粗糙。”
“我很喜欢日本的动漫，感觉比中国的动画片更能吸引中国孩子”，张莹认为，“这种吸引力甚至已经起到了文化侵略的效果，虽然日本未必有这样的计划。”
“我不喜欢日本，但日本的科技产品很吸引我”，刘希鹏的解释是，“因为精致、漂亮，而且非常先进”。“单从科技角度来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日本比我们领先很多”，罗小武说。
基于这些个案的结论是，日本的文化、科技产品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年轻人的生活，而这“某种程度”也许就如王焘所言，“中国人离不开日货，离不开日本。”事实上，每当中日关系遭遇波折时，“日货”都会成为变成一个敏感词。“当中日关系出现问题时，如果您认为责任在日本方面，那么您最有可能做出怎样的回应”，回答这个问题时，30.86％的参访者选择了“拒绝购买日本的商品、服务”。
“我身边有很多人常说要抵制日货，但仅仅是发泄一下情绪而已。喊几声抵制日货一点都不耽误他们使用日货”，一位职业摄影师以自己为例解释道，“让我放弃尼康、佳能的相机去用一个国产品牌，这不现实。”他说这不仅是因为日本做得好，还因为中国做得不好，“其实我感觉很多事都是这样。”
于是面对日本，中国人给出的评判就显得有些纠结。在回答“您对日本的感性印象与理性认知是否一致”时，38.13％的人选择了“有差异，负面的感性印象，正面的理性认知”， 2.31％的人表示“完全一致，皆为正面”，29.28％的参访者表示“完全一致，皆为负面”，11.25％的人选择了“有差异，正面的感性印象，负面的理性认知”，另有19.03％的人回答“说不清”。而若仅就理性层面而言，本次调查中对日本有正面认知（共计40.44％）与有负面认知（共计40.53％）的参访者数量则大致相当。
“如果抛开民族感情，我喜欢日本”，很多选择“负感正理”的参访者如此表示。
影响中日关系的关键词：领土、历史、经济
对于这样的现实，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日本问题学者颇感忧虑。“我们在经济上依赖日本，而且我们有太多人太喜欢日本，有的人没有自己的立场就会产生自卑心理。”不久前，这位学者曾到日本访问，她说“日本的科技、军事实力以及整个民族对战争的渴望跟他们宣传的完全不一样”，而国人对此知之甚少。
不过，吕耀东副研究员却不这样以为。“我们的年轻人接受日本的流行文化，并不意味着他们否认日本的侵略历史，日本的历史错误也不会被动漫掩盖。中国年轻人有这个分辨能力，我对他们有信心。”
两位专家的观点，在本次调查中都能找到论据。
或许“有太多人太喜欢日本”，不过多数参访者（68.36％）并不认为日本人对中国态度友好，而这或许也会影响中国人对日本的态度，“感觉都是相互的”，刘希鹏说。
您认为未来那些因素可能对中日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在回答这道多选题时，“领土问题”（27.93％）、“历史问题”（20.29%）与“经济竞争、资源争夺”（20.17％）获得最多认同。然而对于如何化解“历史问题”的负面影响，参访者间却存在争议。
关于中日未来，尽管“领土问题”和“经济竞争、资源争夺”等结构性问题被参访者认定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不过在回答“您认为中日两国的利益从根本上来说是……”时，认为“互利相容”和“相同之处多于冲突”的参访者总比例还是略多于选择“冲突多于相同之处”和“完全冲突”者之和。
于是在被问到“您对未来五年内的中日关系预期如何”时，35.30％的参访者相信“有所改善，双方将增进互信并进一步实现互惠互利”，27.64％的人认为“没有明显变化”，22.74％的人预期“前景悲观，双方关系将会恶化”，另有14.32％的人表示“说不清”。
乐观者较悲观者相对多些，不过考虑到两位专家的两种思路，又难说乐观的未来是谁的未来。
2010年秋，中日关系的多事之秋。
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可感知的对立情绪因撞船事件和钓鱼岛领土争议而在中日两国间持续蔓延。当《读卖新闻》于10月初就日本民众的对华态度进行调查时，84％的参访者说他们“不信任中国”，89％的人认为中国在撞船事件后的反应“过分”，94％的人表示中国要求日本道歉和赔偿的做法“不可接受”。
同一时间的中国，共计46.29％的参访者认为日本“不可信”，65.20％的人表示“当中日关系出现问题时”将“基于客观中立的立场，就事论事进行评价”，52.08％的人认为“目前中国人在评价日本和日本人时带有偏激的民族主义情绪”。
这些数据来自《小康》杂志于9月27日至10月17日间进行的“当代中国青年的日本观”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在全国范围内选取样本，并最终收回有效问卷1296份，西部、中部、东部各地区的样本量所占比重分别为16.59％、28.86％、54.55％；参访者年龄介于15岁至35岁之间，其中80.17％的人为高中生和大学生，79.71％的人正在或曾经接受大学本科及以上水平教育。
调查结果，透露了一些不常被说到的事实。
想到历史，未必反日
提及日本或日本人时，你首先会想到什么？
没有悬念，67.75％的参访者选择了“中日历史问题”。那么，首先想到历史问题又意味着什么？
一种在日本由来已久的说法认为，日本和日本人给多数中国人以如此联想，主要是因为中国政府长期进行反日教育。对此，大部分参访者并不认同。他们的总体感觉是，“学校教育还比较客观”，而家庭教育和媒体信息倒是影响颇大。
事实上，历史记忆之于当代中国年轻人并不必然导致反日情绪。今年大学毕业的张莹认为，“历史总会遗留一些问题，我们没有必要纠结于这些问题，更不应该以激进的态度去面对。”山东大学研究生樊祎则表示，她愿意相信一位日语老师说过的话，那位老师说“如果没有那场战争，日本人可能是世界上最善良的。”
与此结论有些关联的数据是，在回答“您对日本和日本人抱有怎样的情感”时，共计47.92％的参访者表示“非常厌恶”和“比较厌恶”，42.98％的人表示“没有特殊感觉”，另有共计9.10％的人表示“非常喜欢”和“比较喜欢”。
就职于一家日资企业的周健新也不同意“反日教育说”，不过他认为中国在宣传日本对华善举方面过于低调，“我们的北京首都机场、上海浦东机场都是日本ODA援建的，很多人可能就不知道。”
周健新提到的ODA，即“官方发展援助”（ODA: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是日本官方机构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的有偿和无偿的经济、技术援助。自1980年对华ODA启动至2008年援助停止，日、中两国政府签署的ODA协议金额总计超过300亿美元，北京地铁、中国电气化铁路等项目都曾受益于此。如周健新所言，本次调查中，在回答“您是否知道日本曾为中国提供‘官方发展援助’以及日本ODA在中国的援建项目”时，51.62％的参访者表示“完全不知”，38.89％的人表示“听说过”，9.49％的人表示“非常了解”。
在日本，有人根据这样的事实抱怨中国“不领情”，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室主任吕耀东副研究员却不以为然，“2007年温家宝总理在日本国会演讲时曾明确表示，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日本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建设的支持与帮助，我们对日本的友好行为显然是承认的。另外，为什么日本强调的事我们就必须让年轻人都知道？何况ODA本身就带有战略性目的。”
就软实力扩张战略而言，强化中国人对ODA的认知确实有助于提升日本的在华形象。樊祎承认，了解ODA后，她对日本的看法有所改变，“我会希望这样的行为更多”。清华大学学生吴疆也表示，“知道后感觉日本有些人对中国还是比较好的”。
然而，更多参访者在了解ODA后，或者认为绝非只为友好那么简单，或者倾向于将ODA与日本未对中国进行战争赔偿一事联系考虑，因之得出“难道不应该吗”的结论。“我对日本的态度没有改变”，清华大学研一学生罗小武说，“如果没有利益的话，日本是不会这样做的。”他的同学章朔认为，“日本的姿态太高了，是不是把我们当成接受施舍的国家了？”
“ODA没有让我减少对日本的负面感觉”，曾经在日企工作过两年的刘希鹏说，“在日本端正历史态度之前，我对日本的看法不会有什么改变。我感觉日本人很虚伪，所以就算他们做了好事，也不一定是出于好心。”刘希鹏表示，提到日本，他会首先想到“侵略中国”，不过他对日本人另有三个深刻印象，除了虚伪，还包括敬业和团结。事实上，本次调查的部分参访者也表示首先会想到日本人的某些特点，其中，选择“积极的民族性格”者占样本总量的4.17％，选择“消极的民族性格”者占4.40％。
关于团结，几乎所有在日企工作的参访者都会提到一个事实——若非特殊原因，日本公司只会购买日本公司的商品和服务，尽管同样的东西如果由中国公司提供会便宜很多。刘希鹏说，他曾服务的日本公司将供应商分为三类：中国的、外国的和日本的，而日本的供应商总是首选。
情感上拒绝日本，理性上认同日本
除敬业、团结外，日本人的严谨、细致、讲礼貌、高素质，以及日本的科技产品、流行文化等也给中国青年留有深刻印象。就职于一家日本银行的王焘说，提到日本或日本人，他会首先想到国民素质，原因在于“国人素质实在堪忧”，以及每天看日本人等出租车、乘电梯与几个月来看世博园照片产生了强烈对比。
一位记者表达了与王焘相同的观点，她说她在日本工作的表姐有一次骑自行车撞到了一位日本老人，没想到这位老人竟然向她的表姐连连道歉，并且表示自己妨碍了其表姐骑车，以至其表姐不知所措。“如果事情发生在中国，结果应该不是这样”，这位记者如此猜测。
就读于悉尼大学的刘晶晶说，她对日本的“喜欢多于厌恶”，而她的“喜欢”又多与日本流行文化有关，“从小就看《阿童木》、《一休》、《花仙子》，印象很深。后来看‘大河剧’，感觉日本的影视作品很细致，相比而言，中国的显得很粗糙。”
“我很喜欢日本的动漫，感觉比中国的动画片更能吸引中国孩子”，张莹认为，“这种吸引力甚至已经起到了文化侵略的效果，虽然日本未必有这样的计划。”
“我不喜欢日本，但日本的科技产品很吸引我”，刘希鹏的解释是，“因为精致、漂亮，而且非常先进”。“单从科技角度来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日本比我们领先很多”，罗小武说。
基于这些个案的结论是，日本的文化、科技产品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年轻人的生活，而这“某种程度”也许就如王焘所言，“中国人离不开日货，离不开日本。”事实上，每当中日关系遭遇波折时，“日货”都会成为变成一个敏感词。“当中日关系出现问题时，如果您认为责任在日本方面，那么您最有可能做出怎样的回应”，回答这个问题时，30.86％的参访者选择了“拒绝购买日本的商品、服务”。
“我身边有很多人常说要抵制日货，但仅仅是发泄一下情绪而已。喊几声抵制日货一点都不耽误他们使用日货”，一位职业摄影师以自己为例解释道，“让我放弃尼康、佳能的相机去用一个国产品牌，这不现实。”他说这不仅是因为日本做得好，还因为中国做得不好，“其实我感觉很多事都是这样。”
于是面对日本，中国人给出的评判就显得有些纠结。在回答“您对日本的感性印象与理性认知是否一致”时，38.13％的人选择了“有差异，负面的感性印象，正面的理性认知”， 2.31％的人表示“完全一致，皆为正面”，29.28％的参访者表示“完全一致，皆为负面”，11.25％的人选择了“有差异，正面的感性印象，负面的理性认知”，另有19.03％的人回答“说不清”。而若仅就理性层面而言，本次调查中对日本有正面认知（共计40.44％）与有负面认知（共计40.53％）的参访者数量则大致相当。
“如果抛开民族感情，我喜欢日本”，很多选择“负感正理”的参访者如此表示。
影响中日关系的关键词：领土、历史、经济
对于这样的现实，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日本问题学者颇感忧虑。“我们在经济上依赖日本，而且我们有太多人太喜欢日本，有的人没有自己的立场就会产生自卑心理。”不久前，这位学者曾到日本访问，她说“日本的科技、军事实力以及整个民族对战争的渴望跟他们宣传的完全不一样”，而国人对此知之甚少。
不过，吕耀东副研究员却不这样以为。“我们的年轻人接受日本的流行文化，并不意味着他们否认日本的侵略历史，日本的历史错误也不会被动漫掩盖。中国年轻人有这个分辨能力，我对他们有信心。”
两位专家的观点，在本次调查中都能找到论据。
或许“有太多人太喜欢日本”，不过多数参访者（68.36％）并不认为日本人对中国态度友好，而这或许也会影响中国人对日本的态度，“感觉都是相互的”，刘希鹏说。
您认为未来那些因素可能对中日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在回答这道多选题时，“领土问题”（27.93％）、“历史问题”（20.29%）与“经济竞争、资源争夺”（20.17％）获得最多认同。然而对于如何化解“历史问题”的负面影响，参访者间却存在争议。
关于中日未来，尽管“领土问题”和“经济竞争、资源争夺”等结构性问题被参访者认定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不过在回答“您认为中日两国的利益从根本上来说是……”时，认为“互利相容”和“相同之处多于冲突”的参访者总比例还是略多于选择“冲突多于相同之处”和“完全冲突”者之和。
于是在被问到“您对未来五年内的中日关系预期如何”时，35.30％的参访者相信“有所改善，双方将增进互信并进一步实现互惠互利”，27.64％的人认为“没有明显变化”，22.74％的人预期“前景悲观，双方关系将会恶化”，另有14.32％的人表示“说不清”。
乐观者较悲观者相对多些，不过考虑到两位专家的两种思路，又难说乐观的未来是谁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