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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货币制度不仅让中国经济摆脱了西方的控制，也不用依附于东方阵营。
1947年10月的冀中平原，寒风凛冽。十万解放军云集石家庄，将这座当时还称为“石门”的城市团团围住。总司令朱德将亲自指挥作战。驻扎在西柏坡的党中央希望，将晋察冀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联成一片，改变整个华北的战局。
一辆摇摇晃晃的敞篷大卡车载来了十几名只带短枪的军人。紧张筹备战事的朱德闻讯，亲自接见了领队一当时已在红色根据地大有名气的经济学家薛暮桥。
一队人继续西行，他们的目的地是距西柏坡三四里一个叫夹峪村的村子——刚刚成立的华北财经办事处驻地。
被山东解放区“扣留”4年后，薛暮桥将代表华东局担任华北财经办副主任。中央在电报上还要求他从山东解放区带些经济干部一同前往。
被薛暮桥点将一同前往夹峪村的杨波，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薛暮桥9月初就从胶东出发，穿越敌军封锁线到达胶西，再到渤海区，于10月初离开山东。他们在石家庄与朱德见面，然后前往平山。最终到达夹峪村时，已经是10月底。
薛暮桥由此从一个地方解放区的经济工作领导人，开始影响整个中国的经济。
法币贬值冲击根据地
薛暮桥，1904年10月25日出生于无锡，23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政变后被捕入狱。在这段被他称为“狱中大学”的经历中，薛暮桥读遍了监狱图书馆里的书籍，“读得最多的是政治经济’。
1930年被保释后，薛暮桥开始从事农村经济调查。1938年他参加新四军，在行军途中写下了《中国革命问题》和《政治经济学》。这两本书在红色地区广为流传，后者还被刘少奇指定为干部读物和根据地学校教科书。
1943年初，中央点名要薛暮桥带一些新四军的知识分子前往延安。他们从淮南出发，过淮北、苏北到山东，再经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等根据地到达目的地。这次行程包括了40年代初中共所有主要根据地，沿途将穿越数十道封锁线，计划半年时间完成。
薛暮桥一路艰辛，他们在淮安还一度被认为是乔装的伪军，被当地民兵阻拦。
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他们到达山东抗日根据地后，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希望他留下。但朱瑞也知道薛暮桥是延安点名调动的，不便强留，就“提出要我留在山东工作三个月，帮助他们解决货币斗争问题、减租减息和征收公粮问题”。
结果这一留就是4年。
曾在胶东行署、山东财政厅工作的杨波，不久被分配到薛暮桥领导的政策研究室。此后到1961年，他一直在薛暮桥的直接或者间接领导下工作。
据杨波回忆，当时的薛暮桥并没有知识分子的样子，看起来更像农村出来的干部。“就一匹马、一个警卫员，马却要最老实的。”
40年代初，山东根据地的经济斗争形势十分严峻。
山东根据地从1938年开始发行自己的货币——北海银行的“北海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北海币都作为法币的辅币，只发行1角、2角、5角的小面额货币。
当时法币由于有英美支持，在各种政权统治区内都十分坚挺。不仅根据地掌握大量法币来保证当地货币稳定，日伪政权也通过在沦陷区发行伪币，收兑法币，然后拿到上海等口岸城市，换取美元英镑或者购买各种物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没收了英美在中国的金融机构，利用法币换取外汇。他们把日伪控制区内的几十亿法币送到国民党大后方和抗日根据地，用来换取物资。
杨波告诉本刊记者，仅在1942年，流入山东根据地的法币就有几亿元。这不仅使相应数量的物资流向敌占区，还导致根据地市场上法币数量远远超过了市场流通的需要。法币购买力迅速下降，与之关联的北海币也快速贬值。
如果将1937年山东根据地的粮价定为100，1941年则是2141，1943年已达到52407。物价综合指数则从2317上涨到47656。
这是1941年之后，所有中共抗日根据地都面临的危机。
物资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金银、外汇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山东根据地从1942年起开始限制法币流入，提高根据地货币的币值。
“当时我们是在法币仍在解放区市场上流通的情况下，与敌人进行货币斗争的。”杨波说，结果法币继续通过黑市流入，反而提高了对根据地货币的比值。加之法币本身继续贬值，根据地货币贬值更加厉害。
最后，山东根据地用行政手段强压法币的比值，宣布根据地货币用1:2的比例兑换法币。结果根本不起作用。
薛暮桥到山东后即提出，要稳定物价只有驱逐法币，建立自主的货币市场。
杨波说，薛暮桥就在这个时候提出了一套新理论：马克思认为货币是各种商品的一般等价物，所以货币不一定同金银联系，也可以同其他商品联系。只要根据地适当控制货币发行量，并掌握充分物资，就能够在必要时用来回笼货币，平抑物价。
当时，山东根据地最强势的物资就是海盐。开始时，海盐由盐商收购后转手倒卖。根据地政府于是专卖海盐，然后降低盐税，增加产量。等到海盐运到接近敌占区的地方，就以高于市价50％的高价出售。这样对敌占区贸易处于出超地位，法币、伪币供过于求，根据地政府在兑换比率上完全掌握了主动权。
1943年冬天，山东根据地的货币斗争已取得一定成果，根据地货币与法币的比值也迅速提高。从1943年7月到12月，根据地物价下降了一半。许多干部就提出，继续提高根据地货币比价。
然而，驱逐法币后市场货币流通量不足，物价又开始下降。根据地的政府单位见状，就出售物资，防止物资贬值，这样物价跌落更快。许多经营单位因此亏本甚至倒闭。
货币发行量与市场流通量的关系，最终成为根据地货币斗争的基本规律。
1946年春，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到山东根据地访问，他问薛暮桥，根据地货币既无金银又无外汇做储备，为什么能稳定物价。
薛暮桥回答，根据地货币有物资做储备。而在根据地，物资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金银、外汇。“我们每发行一万元货币，至少有5000元用来购存粮食、棉花、棉布、花生等重要物资。”如果物价上升，就出售物资回笼货币；反之则增加货币发行量，收购物资。
当时西方国家实行金本位，发行纸币必须有40％以上的黄金储备，用于控制币值。但西方国家还不了解用控制貨币发行量的办法来保持物价稳定。
30年后，美国也放弃了金本位。
1945年底，薛暮桥在山东工商管理工作会议上，总结了对敌货币斗争的经验。这个报告后来在晋察冀等根据地大量翻印分发。
掌握货币兑换主动权
1946年6月，国民党以30万军队围攻中原解放区，内战全面爆发。
国民政府与中共的货币斗争更为尖锐。不久，法币币值开始跌落。当时许多人都认为，这就是压低法币与根据地货币比价的功劳。 薛暮桥却十分清醒。在他看来，在这两种货币类似外汇关系的斗争中，强势货币不会这么容易被压制。
他说，法币的流通是全国性的，它的币值在全国范围内都是一致的。一个地方的单独压价并不起多大影响，也不可能长久支持。如果因为根据地压低法币比价，暂时收到一些效果，就会造成根据地入超，外汇供不应求，最后还是法币升值。“所以我们如不根据市场的自然规律，而主观主义来压低法币，对我们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他进而希望努力扩大根据地货币的流动范围，压缩法币的阵地，并利用贸易掌握法币比价。这样，法币的流通范围越小，通货膨胀便越剧烈，跌落就越严重。
杨波说，在这种情况下，贸易成为进行货币斗争的重要因素。以山东解放区为例，成立了管理貿易斗争的工商局，并由薛暮桥亲自担任局长。
贸易斗争的主要策略是：一，对外贸易，即对国统区贸易尽量严格，内地贸易尽量自由；二，掌握重要物资，这种物资既是根据地能够大量输出的，同时也是国统区必需的。
薛暮桥在解释第二条的时候说，掌握重要物资，也可以通过对外自由贸易的形式。比如利用根据地盛产的花生油来吸纳国统区的棉花，效果要比硬性管理强得多。
随着根据地控制对敌贸易并逐渐处于贸易出超地位，根据地在与国统区进行贸易时的议价能力越来越高。同时在稳定的物价支撑下，根据地货币的流通范围也越来越大。
根据地货币就此对法币形成压制。在根据地边境的兑换所，根据地政府完全主导了兑换比率。根据地货币与法币之间的结算关系就像一道屏障，防止了国统区日益崩溃的经济危机蔓延到根据地。
独立的人民币
不过，在刚开始领导中央财经工作时，薛暮桥对于货币独立的观点，在中共内部也受到质疑。
杨波说，当时延安过来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根据地没有金银储备，又得不到美元英镑等强势货币的支持，如果再切断与法币的联系，岂不是会更加贬值。
薛暮桥则以山东根据地的经验证明，货币的价值是由购买力决定，可以完全摆脱金银、外汇。更为关键的是，一旦关联，根据地经济将受到敌人的影响。
1948年底，在总结过去各根据地货币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中共开始发行统一货币人民币。人民币不规定含金量，并申明与金银脱离关系，汇率主要依据货币实际购买力而定。
当时中共在金银储备方面仍是劣势。如果与金银联系，收购金银要增加货币发行，物价就会上涨。这在国民政府调整法币与白银关系时，已经发生过。
于是，中共在人民币发行的同时，采取了低价冻结政策，金银定价远低于物价上涨速度，也低于国际金银价格。只对土改退押农民所得的金银定价收购。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年国家金银管制政策的由来。
更为重要的是，不与金银、外汇挂钩，就使中国的货币与拥有强大金银储备的西方割断了联系。
杨波说，人民币继承了根据地货币的独立特性，与通行的银本位、金汇兑本位划清了界限。这个特征一直延续到今天。
独立货币制度不仅让中国经济摆脱了西方的控制，也不用依附于东方阵营。
苏联盛产黄金，约占世界产量的五分之二。苏联卢布含金量定得很高，远远超过卢布的实际购买力，据此，使东欧各国在汇兑中吃了大亏。
人民币虽然没有规定含金量，但货币购买力较高，导致价值高于卢布。斯大林后来还专门就此向中国提出质问。
斯大林逝世后，东欧各国提出卢布定值过高，要求计算各国货币的实际购买力，改订汇率，并退赔过去造成的损失。此举连续进行数年之久。
从40年代初期开始成形的新中国货币制度，最终延续到了今天。
对于目前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呼声，杨波说，应该谨慎地、有范围地试行。因为在他看来——也许也是在薛暮桥看来，红色中国的货币战争远远没有结束。
1947年10月的冀中平原，寒风凛冽。十万解放军云集石家庄，将这座当时还称为“石门”的城市团团围住。总司令朱德将亲自指挥作战。驻扎在西柏坡的党中央希望，将晋察冀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联成一片，改变整个华北的战局。
一辆摇摇晃晃的敞篷大卡车载来了十几名只带短枪的军人。紧张筹备战事的朱德闻讯，亲自接见了领队一当时已在红色根据地大有名气的经济学家薛暮桥。
一队人继续西行，他们的目的地是距西柏坡三四里一个叫夹峪村的村子——刚刚成立的华北财经办事处驻地。
被山东解放区“扣留”4年后，薛暮桥将代表华东局担任华北财经办副主任。中央在电报上还要求他从山东解放区带些经济干部一同前往。
被薛暮桥点将一同前往夹峪村的杨波，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薛暮桥9月初就从胶东出发，穿越敌军封锁线到达胶西，再到渤海区，于10月初离开山东。他们在石家庄与朱德见面，然后前往平山。最终到达夹峪村时，已经是10月底。
薛暮桥由此从一个地方解放区的经济工作领导人，开始影响整个中国的经济。
法币贬值冲击根据地
薛暮桥，1904年10月25日出生于无锡，23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政变后被捕入狱。在这段被他称为“狱中大学”的经历中，薛暮桥读遍了监狱图书馆里的书籍，“读得最多的是政治经济’。
1930年被保释后，薛暮桥开始从事农村经济调查。1938年他参加新四军，在行军途中写下了《中国革命问题》和《政治经济学》。这两本书在红色地区广为流传，后者还被刘少奇指定为干部读物和根据地学校教科书。
1943年初，中央点名要薛暮桥带一些新四军的知识分子前往延安。他们从淮南出发，过淮北、苏北到山东，再经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等根据地到达目的地。这次行程包括了40年代初中共所有主要根据地，沿途将穿越数十道封锁线，计划半年时间完成。
薛暮桥一路艰辛，他们在淮安还一度被认为是乔装的伪军，被当地民兵阻拦。
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他们到达山东抗日根据地后，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希望他留下。但朱瑞也知道薛暮桥是延安点名调动的，不便强留，就“提出要我留在山东工作三个月，帮助他们解决货币斗争问题、减租减息和征收公粮问题”。
结果这一留就是4年。
曾在胶东行署、山东财政厅工作的杨波，不久被分配到薛暮桥领导的政策研究室。此后到1961年，他一直在薛暮桥的直接或者间接领导下工作。
据杨波回忆，当时的薛暮桥并没有知识分子的样子，看起来更像农村出来的干部。“就一匹马、一个警卫员，马却要最老实的。”
40年代初，山东根据地的经济斗争形势十分严峻。
山东根据地从1938年开始发行自己的货币——北海银行的“北海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北海币都作为法币的辅币，只发行1角、2角、5角的小面额货币。
当时法币由于有英美支持，在各种政权统治区内都十分坚挺。不仅根据地掌握大量法币来保证当地货币稳定，日伪政权也通过在沦陷区发行伪币，收兑法币，然后拿到上海等口岸城市，换取美元英镑或者购买各种物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没收了英美在中国的金融机构，利用法币换取外汇。他们把日伪控制区内的几十亿法币送到国民党大后方和抗日根据地，用来换取物资。
杨波告诉本刊记者，仅在1942年，流入山东根据地的法币就有几亿元。这不仅使相应数量的物资流向敌占区，还导致根据地市场上法币数量远远超过了市场流通的需要。法币购买力迅速下降，与之关联的北海币也快速贬值。
如果将1937年山东根据地的粮价定为100，1941年则是2141，1943年已达到52407。物价综合指数则从2317上涨到47656。
这是1941年之后，所有中共抗日根据地都面临的危机。
物资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金银、外汇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山东根据地从1942年起开始限制法币流入，提高根据地货币的币值。
“当时我们是在法币仍在解放区市场上流通的情况下，与敌人进行货币斗争的。”杨波说，结果法币继续通过黑市流入，反而提高了对根据地货币的比值。加之法币本身继续贬值，根据地货币贬值更加厉害。
最后，山东根据地用行政手段强压法币的比值，宣布根据地货币用1:2的比例兑换法币。结果根本不起作用。
薛暮桥到山东后即提出，要稳定物价只有驱逐法币，建立自主的货币市场。
杨波说，薛暮桥就在这个时候提出了一套新理论：马克思认为货币是各种商品的一般等价物，所以货币不一定同金银联系，也可以同其他商品联系。只要根据地适当控制货币发行量，并掌握充分物资，就能够在必要时用来回笼货币，平抑物价。
当时，山东根据地最强势的物资就是海盐。开始时，海盐由盐商收购后转手倒卖。根据地政府于是专卖海盐，然后降低盐税，增加产量。等到海盐运到接近敌占区的地方，就以高于市价50％的高价出售。这样对敌占区贸易处于出超地位，法币、伪币供过于求，根据地政府在兑换比率上完全掌握了主动权。
1943年冬天，山东根据地的货币斗争已取得一定成果，根据地货币与法币的比值也迅速提高。从1943年7月到12月，根据地物价下降了一半。许多干部就提出，继续提高根据地货币比价。
然而，驱逐法币后市场货币流通量不足，物价又开始下降。根据地的政府单位见状，就出售物资，防止物资贬值，这样物价跌落更快。许多经营单位因此亏本甚至倒闭。
货币发行量与市场流通量的关系，最终成为根据地货币斗争的基本规律。
1946年春，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到山东根据地访问，他问薛暮桥，根据地货币既无金银又无外汇做储备，为什么能稳定物价。
薛暮桥回答，根据地货币有物资做储备。而在根据地，物资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金银、外汇。“我们每发行一万元货币，至少有5000元用来购存粮食、棉花、棉布、花生等重要物资。”如果物价上升，就出售物资回笼货币；反之则增加货币发行量，收购物资。
当时西方国家实行金本位，发行纸币必须有40％以上的黄金储备，用于控制币值。但西方国家还不了解用控制貨币发行量的办法来保持物价稳定。
30年后，美国也放弃了金本位。
1945年底，薛暮桥在山东工商管理工作会议上，总结了对敌货币斗争的经验。这个报告后来在晋察冀等根据地大量翻印分发。
掌握货币兑换主动权
1946年6月，国民党以30万军队围攻中原解放区，内战全面爆发。
国民政府与中共的货币斗争更为尖锐。不久，法币币值开始跌落。当时许多人都认为，这就是压低法币与根据地货币比价的功劳。 薛暮桥却十分清醒。在他看来，在这两种货币类似外汇关系的斗争中，强势货币不会这么容易被压制。
他说，法币的流通是全国性的，它的币值在全国范围内都是一致的。一个地方的单独压价并不起多大影响，也不可能长久支持。如果因为根据地压低法币比价，暂时收到一些效果，就会造成根据地入超，外汇供不应求，最后还是法币升值。“所以我们如不根据市场的自然规律，而主观主义来压低法币，对我们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他进而希望努力扩大根据地货币的流动范围，压缩法币的阵地，并利用贸易掌握法币比价。这样，法币的流通范围越小，通货膨胀便越剧烈，跌落就越严重。
杨波说，在这种情况下，贸易成为进行货币斗争的重要因素。以山东解放区为例，成立了管理貿易斗争的工商局，并由薛暮桥亲自担任局长。
贸易斗争的主要策略是：一，对外贸易，即对国统区贸易尽量严格，内地贸易尽量自由；二，掌握重要物资，这种物资既是根据地能够大量输出的，同时也是国统区必需的。
薛暮桥在解释第二条的时候说，掌握重要物资，也可以通过对外自由贸易的形式。比如利用根据地盛产的花生油来吸纳国统区的棉花，效果要比硬性管理强得多。
随着根据地控制对敌贸易并逐渐处于贸易出超地位，根据地在与国统区进行贸易时的议价能力越来越高。同时在稳定的物价支撑下，根据地货币的流通范围也越来越大。
根据地货币就此对法币形成压制。在根据地边境的兑换所，根据地政府完全主导了兑换比率。根据地货币与法币之间的结算关系就像一道屏障，防止了国统区日益崩溃的经济危机蔓延到根据地。
独立的人民币
不过，在刚开始领导中央财经工作时，薛暮桥对于货币独立的观点，在中共内部也受到质疑。
杨波说，当时延安过来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根据地没有金银储备，又得不到美元英镑等强势货币的支持，如果再切断与法币的联系，岂不是会更加贬值。
薛暮桥则以山东根据地的经验证明，货币的价值是由购买力决定，可以完全摆脱金银、外汇。更为关键的是，一旦关联，根据地经济将受到敌人的影响。
1948年底，在总结过去各根据地货币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中共开始发行统一货币人民币。人民币不规定含金量，并申明与金银脱离关系，汇率主要依据货币实际购买力而定。
当时中共在金银储备方面仍是劣势。如果与金银联系，收购金银要增加货币发行，物价就会上涨。这在国民政府调整法币与白银关系时，已经发生过。
于是，中共在人民币发行的同时，采取了低价冻结政策，金银定价远低于物价上涨速度，也低于国际金银价格。只对土改退押农民所得的金银定价收购。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年国家金银管制政策的由来。
更为重要的是，不与金银、外汇挂钩，就使中国的货币与拥有强大金银储备的西方割断了联系。
杨波说，人民币继承了根据地货币的独立特性，与通行的银本位、金汇兑本位划清了界限。这个特征一直延续到今天。
独立货币制度不仅让中国经济摆脱了西方的控制，也不用依附于东方阵营。
苏联盛产黄金，约占世界产量的五分之二。苏联卢布含金量定得很高，远远超过卢布的实际购买力，据此，使东欧各国在汇兑中吃了大亏。
人民币虽然没有规定含金量，但货币购买力较高，导致价值高于卢布。斯大林后来还专门就此向中国提出质问。
斯大林逝世后，东欧各国提出卢布定值过高，要求计算各国货币的实际购买力，改订汇率，并退赔过去造成的损失。此举连续进行数年之久。
从40年代初期开始成形的新中国货币制度，最终延续到了今天。
对于目前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呼声，杨波说，应该谨慎地、有范围地试行。因为在他看来——也许也是在薛暮桥看来，红色中国的货币战争远远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