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调查会每次人不必多，三五个七八个人即够。必须给予时间，必须有调查纲目，还必须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论。”
　　
　　毛泽东善开调研会
　　毛泽东经常采用开调查会的调研方法，与受访者一块讨论问题，并善于从座谈的情况中抽出客观结论。在1927年至1933年间，毛泽东“用六七年时间”做了十几个有系统的农村调查，多采用开调查会的方法完成。
　　实例之一：1930年5月，毛泽东同志利用红四军分兵江西寻乌等地做发动群众工作的时机，在寻乌住了20多天，走访社会各界人士，开展调查研究工作。
　　一次，毛泽东召集一些同志开座谈会，他问大家：“同志们，你们来寻乌做调查没有？”大家回答：“调查了。”于是，毛泽东向他们提了几个问题：“那你们讲一讲，寻乌做生意人中间，哪一类最多？”
　　有人根据寻乌县城人爱吃豆腐和喝水酒的习惯，回答说大概是做豆腐、水酒的多。毛泽东笑笑说：“就算说对了，那么再说说，寻乌哪几家豆腐做得最好，最容易卖掉？又有哪几家水酒做得最好？”这下可把那些同志给难住了，一个个都回答不出来。
　　于是，毛泽东将自己调查的结果告诉大家，并语重心长地说：“大家到一个地方做调查研究是好的，但调查要深入细致，既要‘身入’，更要‘心入’，蜻蜓点水，走马观花，是了解不到问题的深处的。”
　　实例之二：1930年10月29日，红军总前委传令兵按指定名单通知兴国红军预备队8人去红军总部开座谈会。他们走进红军总司令部驻扎的店铺，见毛泽东坐在正席中间，两位负责记录的秘书坐在左右两侧。毛泽东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一开始就说他是和大家聊天的。然后他一一问过每个人的姓名、年龄、职务、成分、文化程度、家庭人口、家中田地山林和欠不欠债等问题。
　　头两天的调查谈话，边问边答，有说有笑，就像拉家常。毛泽东还让人买了些吃的东西。大家嗑着瓜子，剥着花生，品着茶水，拘谨的情绪和紧张的心情很快消失了。
　　调查会正式开始时，毛泽东说明了开调查会的目的、意义、要求和希望，提出了调查纲目，然后询问了各个乡有多少贫农、雇农、中农、富农和地主，土豪劣绅杀了多少，逃走了多少，甚至连游手好闲、算命卜卦、拐脚瞎眼的人数都作了统计。调查会每天开两三次，有时开至深夜。一切结论，都是由毛泽东事先提出来，征求他们同意后，再记在本子上。毛泽东还向他们询问了苏维埃政府、农村军事化以及发展生产的状况。
　　这次座谈会整整开了一周。1931年1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结束，毛泽东即将长达4万余字的《兴国调查》整理成文。
　　毛泽东开调查会的调查研究方法，在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方面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开调查会便于相互启发，相互质疑，展开讨论，集思广益，把调查的问题反映得更加全面深入。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毛泽东强调：“要了解情况，惟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第二是开调查会。……开调查会每次人不必多，三五个七八个人即够。必须给予时间，必须有调查纲目，还必须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论。”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毛泽东又一次就“怎样开调查会”回答了大家的问题，较为详细地谈了自己多年来的做法和经验，同时也就“怎样找调查典型”、“如何收集和整理材料”、“如何使对方说真话”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和体会。
　　使用开调查会的方法进行社会调查，对调查者的素质有极高的要求，因为调查结果的质量和科学性与调查者的能力和经验有极大的关系。因此，调查者要善于引导，善于归纳综合，要有熟练的谈话技巧。正如毛泽东所言，“要看调查人的指挥能力”、“要会众口说”、“提起辩论”，调查者“必须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论”。
　　怎样使对方说真话？毛主席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说：“各个人特点不同，因此，要采取的方法也各有不同。但是，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来意究竟是否于他们有利。要在谈话过程中和做朋友的过程中，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把你当做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群众不讲真话，不怪群众，只怪自己。”
　　邓小平“问数字”、“爱算账”
　　邓小平求真务实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体现在调查研究工作中，一个鲜明特点就是“问数字”、“爱算账”。他到各地调查研究，常常通过算账了解下情，通过算账摸清建设进展、发现存在问题、纠正工作失误，通过算账为重要决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具体依据。
　　实例之一：1958年2月2日，邓小平来到四川省隆昌县郊新生高级社调查研究。他一到，楼丰乡党总支书记未全树、新生高级社社长叶邦友便掏出笔记本准备按事先拟好的提纲进行汇报。邓小平摆了摆手，说：“不必了，还是我问到哪里，你们就讲到哪里吧。”
　　他首先了解全乡有多少党员、多少团员，多少个党支部、多少个团支部，多少贫农、多少中农。接着问全乡的粮食亩产量有多少斤，社员一年能分多少斤粮食。当听到一个社员平均能分得600多斤粮时，邓小平说：“少了，一般来说要八九百斤，包括牲畜粮要千把斤才够。”“把现有水田产量提高一点，小春多增加一点面积，让社员多分一点粮食。”
　　在这次调查中，邓小平发现一些地方有虚报数字的现象。2月17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有的千斤县，实际亩产只有700斤。他请谭震林研究一下，防止虚假的统计。
　　实例之二：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到2000年实现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在1980年的基础上翻两番，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宏伟目标。“翻两番”究竟靠不靠得住？“翻两番”的目标实现后，社会又将是什么样子？带着这样的思考，1983年2月，邓小平离开北京，踏上南下的列车，到经济发展较快的苏浙沪地区调研，以获取第一手资料。
　　2月9日下午，邓小平从江苏来到杭州。一见到前来迎接的浙江省委负责同志，邓小平便开宗明义地说：我这次在苏州，与江苏同志主要谈到2000年是不是可以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的问题。江苏同志谈，江苏从1977年至1983年六年间，工农业总产值翻了一番，依这样的发展，到1988年就可以再翻一番！
　　当听到浙江省委书记铁瑛说浙江到2000年能翻两番半或三番时，邓小平问：你们看，翻两番是不是靠得住？现在是多少？到2000年是多少？铁瑛一一回答。当省长李丰平说到1982年浙江人均收入名列全国第七位时，邓小平说：北京、上海、天津三个市可以除外，你们是第四位。辽宁、黑龙江的重工业产值高，人民生活水平不如江浙。
　　3月2日，邓小平回到北京之后，约请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他说：“这次，我经江苏到浙江，再从浙江到上海，一路上看到的情况很好”，“到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要有全盘的更具体的规划，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都要有自己的具体的规划，做到心中有数。”
　　邓小平“问数字”、“爱算账”的调查研究方法，在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方面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邓小平“爱算账”，不是就数字论数字，而是将数字作为从政治大局和长远目标来考虑问题的依据。早在1954年1月，他就告诫全国财政局长们说：“数字中有政策，决定数字就是决定政策。”意在提醒大家不要小看数字，要充分把握数字在决定政策、作出决策时的重要作用。
　　看起来邓小平是在算细账，实际上是从具体的数字来看全局，算大账。算账里面有战略，数字里面有政治。通过深入实际调查，并在调查中问明数字、算清细账，能够从中发现问题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邓小平认为，那种走马观花、流于表面的调研，是发现不了真正的问题的，那样做不是一种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认真负责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