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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外交活动乃是国家决策与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统治者为了有效地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而运用自己所拥有的国家权力，对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事务做出决策以及运作的国际活动。两宋政权迷恋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铁律，结果一败再败。所以说，决策的好坏直接决定着政权的生死存亡。
关键词：“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海上盟约” 蒙宋协约
National interest hard law
Zang Piwen
Abstract: The diplomatic activity is the national decision-making and a management important content,the ruler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realizes the state power which the national interest maximization utilizes oneself has,makes policy-making as well as the operation international activity to between the country and country contact business.Two Song political power love so-called “enemy’s enemy is the friend” the hard law,finally is dogged by defeat at every step.Therefore said,the policy-making quality is deciding the political power life and death directly.
Keywords:“Enemy’s enemy is the friend” “The marine treaty of alliance” The Mongolian Song agreement
【中图分类号】F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646(2008)02-0111-02
外交活动其实也是决策与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是统治者运用自己所拥有的国家权力，为有效地实现国家利益，而对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事务做出决策以及运作的国际活动。在人类的政治活动中，“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似乎是一条“铁律”。这个铁律最终被演化成国人皆知的名言：“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可是，数千年来的中国大地上曾演出过的一场又一场尸积如山、血流成河的拼杀大戏，丝毫找不到一点儿“铁律”的踪影。
历代的“开国皇帝”没有一个是靠“和平演变”而坐上龙椅的，大宋王朝的赵匡胤也不例外，若没有军队的支持，他绝对穿不上黄袍。不论是颠覆北周政权，来个借窝儿下蛋，还是挥师兼并南方诸国，赵匡胤指挥的军队气吞山河，所向披靡，始终处于上风。
接二连三的胜利，使北宋的统治者信心倍增。979年，宋太宗率兵灭了北汉，欲乘胜收复幽州。可是他们被前来增援的契丹兵杀得大败。从此以后，在剽悍的北方游牧民族面前，以往剽悍无比的宋军却老是挨打受气，总是一溃千里。于是，宋王朝不是割地赔款，就是称兄称臣，最后干脆彻底完蛋。两宋319年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一部“边患史”、“抗战史”、“吃亏史”。两宋所对付的敌人先是辽国，接着是西夏，然后是金国，最后是蒙元。这些敌人一个比一个凶险，一个比一个不讲信义。大宋朝从赵匡胤的“陈桥兵变”到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跳南海，和平的日子屈指可数，战火一直没有熄灭。中国古代自秦以后延续了百年以上的几个大朝代中，宋可算是最软弱最糊涂最可悲可怜的一个，何有“雄风”可言？
当初，在一鼓作气平定了10个小国以后，北宋开始了对辽和西夏“收复失地”的战争。战争进行了半个多世纪，到11世纪中叶（1044年）才暂时停息。北宋认为只有战争才能改变自己每年送钱送物换来的屈辱且不可靠的和平局面。所幸的是辽国并不只欺侮它南边的宋，它对其北边的蛮族女真人也同样进行着敲骨吸髓的残酷压迫，终于激起了女真人更凶猛的反抗。1115年，女真人正式建立金国，立即就向辽国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中原的北宋政权喜出望外，以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憧憬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遂捡起了“远交近攻”的祖传秘方。1117年，宋廷差遣赵良嗣前往金国联络，随后又于1120年另派人渡海去与金国订立了更具体的“海上盟约”，双方约定南北夹击曾经让大宋受尽屈辱的辽国。金军于1125年刚刚攻占了辽的首都，俘获了辽国的天祚皇帝。岂料金兵不怕疲劳，连续作战，乘胜进攻昨天的“朋友”北宋。愚蠢而懦弱的宋徽宗这才大梦惊醒，后悔莫及，急忙把帝位传给他的儿子宋钦宗（1126年），自己则躲在后面玩起了“离休”的把戏。然而，一切都太迟了。仅仅一年以后，翻脸不认人的金兵就席卷了淮河以北的广袤土地，开进了繁华富庶的北宋首都开封城。可怜的北宋皇帝徽宗和钦宗做了金兵的阶下囚，被押往数千里外的白山黑水之间，终日以泪洗面，数年以后便死在了遥远的异国他乡。
12世纪20年代中国土地上的这一幕，留给了世人一个极惨痛的教训：敌人的敌人仍然可能还是敌人，甚至可能是更致命的敌人。历史往往会出现惊人的重复：975年，当赵匡胤摧枯拉朽地灭掉了软弱的南唐，将南唐后主李煜押送到北方的东京汴梁城时，他绝对想像不到，一个半世纪以后，他的后辈也要重走这一完全相同的“囚徒之旅”，何其相似的朝廷，何其相似的命运，一个北宋，一个南唐。赵佶和李煜都是荒于政事的亡国之君，又都是伟大的艺术家，尽管宋徽宗赵佶的诗词平平，但他的绘画和瘦金体书法则堪为空前绝后。因而，他在囚徒生涯中写下了极其悲哀的诗句：“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山南无雁飞。”这首诗写得也算是情真意切，简明流畅，但从艺术水平讲，根本就比不上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样惊天动地千古传诵了。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庸庸碌碌、行尸走肉般的皇帝多如牛毛，也只有赵、李这样不多的几位才华横溢的末代君主，才能引起了我们无尽的叹息。
这或许是历史的报应吧，金兵替李煜报了亡国之仇。当千百万大宋的臣民为亡国而痛心疾首之时，李煜的子孙们此时此刻大概在暗暗拍手称快。
历史在血雨腥风中摇摆着前行。到了13世纪初，先后与北宋、南宋互相砍杀了一百多年的金王朝，此时也面临着自己北边新崛起的蒙古军队的巨大威胁。金国的统治者自顾不暇，没有多少余力去欺侮他南面的宋王朝了，真乃恶人有恶报。面对这样一个“三国鼎立”的崭新局面，眼光远大的政治家倘若能够冷静地审时度势，深刻吸取百年以前北宋与金联手灭辽后金兵马上挥戈南下的惨痛教训，就应该采取崭新的对策。然而，沉浸于“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的临安城里却找不到这样清醒的政治家。即使有那么一两个也势单力薄，得不到广泛的支持。100年来，金国的铁骑对宋朝人民的反复掠夺和野蛮屠杀所激起的巨大仇恨，北宋的亡国和徽宗、钦宗二帝被虏所带来的奇耻大辱，使南宋的君臣人民都冷静不下来。眼前的敌人又一次掩盖了他背后的敌人。于是，相隔107年，同样的一幕悲剧在同一块土地上重演：公元1233年，南宋与蒙古约定“夹击金国”。哪想到宋军遵守协约刚刚收复了开封、洛阳等地，蒙军就马上前来抢夺，一点没有“盟军”的友好姿态，而是毫不留情地把宋军打得弃城而逃，由此拉开了长达40多年灭宋之战的帷幕。
到了这时候，一度被眼前的血海深仇蒙住双眼的南宋上下真不晓得后悔到了哪一步。除了打骂一通出出气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本来，在更加强大的蒙军面前，南宋即使在感情上无法与“可恶的金国”结为同盟，至少也应该保持中立，在蒙、金之战中坐山观虎斗，叫他们两败俱伤，说不定还可以实现从岳飞到陆游等渴望复国者的伟大理想—“王师北定中原日”，或者至少也可以继续偏安东南，不至于那么快就沦于比金国更残暴的蒙元之手！
人们常讲“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北宋当年吃了金国的亏，尚可以说是缺乏经验、被迷住了，就像今人所讲的“交学费”。但后来的南宋已经有了一个不短的时间距离，怎么也是一个“旁观者”，却仍然不能总结教训而再次被迷呢?可见“当局者迷”虽然不乏例子，“旁观者昏”也并非不可能。老犯同样错误的民族一定会受到反复不断的惩罚，这个惩罚又总是极其残酷的。对于狡诈无信的蒙哥和忽必烈等人而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个口号他们只是口头上喊喊罢了，他们心里想的一直都是“敌人的敌人还是敌人”。
有了这些残酷的教训，以后的政治家们对这个“定律”就十分谨慎了。1643年，李自成率军攻占西安以后，山海关外虎视眈眈的满洲人致信李自成，要求与其结盟，南北夹击大明的军队“协谋同力，并取中原”，谙熟历史的李自成断然给予拒绝。［1］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对苏联恨的是咬牙切齿，必欲除之而后快。为了迅速灭亡苏联，希特勒曾邀日本东西夹击莫斯科。依照常理，法西斯轴心国德国和日本的敌人肯定是自己的朋友。但即使在大英帝国最艰难危险的时候，丘吉尔也始终没有把苏联作为真正的朋友。他对斯大林的任何要求和建议都持怀疑态度，都要留一手。［2］1944年8月，当苏联军队已经打到维斯杜瓦河东岸，与波兰首都华沙隔河相望的时候，华沙人民发动了反抗德国占领的武装起义。丘吉尔指责苏联军队隔岸观火，拒绝援助起义人民，听凭德军将起义残酷镇压下去。苏联方面则反驳说，华沙起义是“一小撮罪犯发动（的）华沙冒险事件”，华沙起义领导者是“波兰地方贵族政权的败类们”。［3］说起来波兰和苏联都是“同盟国”，是各自敌人的敌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条所谓的铁律是毫无意义的！
19世纪中期的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反复讲道：“（英国）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句话成为了英国外交的立国之本。二战时期，丘吉尔就时刻没有忘记这个英国人的“铁律”。
1945年5月8日，法西斯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当天，丘吉尔和斯大林互致电报以示祝贺，丘吉尔表示希望能在战胜纳粹暴君之后，“共同走在胜利和平的阳光大道上。”
尽管当时西方和苏联之间存在着一种“广泛的亲善气氛”，但就在这种“亲善气氛”中，头脑清晰的丘吉尔在5月12日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表示他“对于欧洲局势感到十分忧虑”，因为苏联在东欧设置了“一道铁幕。”
二战全面结束的1946年，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富尔敦市发表了演说。其中有一段后来被人们广泛引用的话：“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后面，有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
富尔敦演说公开明确地发出了“冷战”的信号，表明西方国家已经开始认定苏联是最大的威胁，做出了全方位遏制的决策，这才使得世界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相对和平。
参考文献
［1］《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55页，《清帝致西据明帝诸帅书稿》，中华书局，1957年
［2］［3］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胜利与悲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关键词：“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海上盟约” 蒙宋协约
National interest hard law
Zang Piwen
Abstract: The diplomatic activity is the national decision-making and a management important content,the ruler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realizes the state power which the national interest maximization utilizes oneself has,makes policy-making as well as the operation international activity to between the country and country contact business.Two Song political power love so-called “enemy’s enemy is the friend” the hard law,finally is dogged by defeat at every step.Therefore said,the policy-making quality is deciding the political power life and death directly.
Keywords:“Enemy’s enemy is the friend” “The marine treaty of alliance” The Mongolian Song agreement
【中图分类号】F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646(2008)02-0111-02
外交活动其实也是决策与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是统治者运用自己所拥有的国家权力，为有效地实现国家利益，而对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事务做出决策以及运作的国际活动。在人类的政治活动中，“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似乎是一条“铁律”。这个铁律最终被演化成国人皆知的名言：“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可是，数千年来的中国大地上曾演出过的一场又一场尸积如山、血流成河的拼杀大戏，丝毫找不到一点儿“铁律”的踪影。
历代的“开国皇帝”没有一个是靠“和平演变”而坐上龙椅的，大宋王朝的赵匡胤也不例外，若没有军队的支持，他绝对穿不上黄袍。不论是颠覆北周政权，来个借窝儿下蛋，还是挥师兼并南方诸国，赵匡胤指挥的军队气吞山河，所向披靡，始终处于上风。
接二连三的胜利，使北宋的统治者信心倍增。979年，宋太宗率兵灭了北汉，欲乘胜收复幽州。可是他们被前来增援的契丹兵杀得大败。从此以后，在剽悍的北方游牧民族面前，以往剽悍无比的宋军却老是挨打受气，总是一溃千里。于是，宋王朝不是割地赔款，就是称兄称臣，最后干脆彻底完蛋。两宋319年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一部“边患史”、“抗战史”、“吃亏史”。两宋所对付的敌人先是辽国，接着是西夏，然后是金国，最后是蒙元。这些敌人一个比一个凶险，一个比一个不讲信义。大宋朝从赵匡胤的“陈桥兵变”到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跳南海，和平的日子屈指可数，战火一直没有熄灭。中国古代自秦以后延续了百年以上的几个大朝代中，宋可算是最软弱最糊涂最可悲可怜的一个，何有“雄风”可言？
当初，在一鼓作气平定了10个小国以后，北宋开始了对辽和西夏“收复失地”的战争。战争进行了半个多世纪，到11世纪中叶（1044年）才暂时停息。北宋认为只有战争才能改变自己每年送钱送物换来的屈辱且不可靠的和平局面。所幸的是辽国并不只欺侮它南边的宋，它对其北边的蛮族女真人也同样进行着敲骨吸髓的残酷压迫，终于激起了女真人更凶猛的反抗。1115年，女真人正式建立金国，立即就向辽国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中原的北宋政权喜出望外，以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憧憬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遂捡起了“远交近攻”的祖传秘方。1117年，宋廷差遣赵良嗣前往金国联络，随后又于1120年另派人渡海去与金国订立了更具体的“海上盟约”，双方约定南北夹击曾经让大宋受尽屈辱的辽国。金军于1125年刚刚攻占了辽的首都，俘获了辽国的天祚皇帝。岂料金兵不怕疲劳，连续作战，乘胜进攻昨天的“朋友”北宋。愚蠢而懦弱的宋徽宗这才大梦惊醒，后悔莫及，急忙把帝位传给他的儿子宋钦宗（1126年），自己则躲在后面玩起了“离休”的把戏。然而，一切都太迟了。仅仅一年以后，翻脸不认人的金兵就席卷了淮河以北的广袤土地，开进了繁华富庶的北宋首都开封城。可怜的北宋皇帝徽宗和钦宗做了金兵的阶下囚，被押往数千里外的白山黑水之间，终日以泪洗面，数年以后便死在了遥远的异国他乡。
12世纪20年代中国土地上的这一幕，留给了世人一个极惨痛的教训：敌人的敌人仍然可能还是敌人，甚至可能是更致命的敌人。历史往往会出现惊人的重复：975年，当赵匡胤摧枯拉朽地灭掉了软弱的南唐，将南唐后主李煜押送到北方的东京汴梁城时，他绝对想像不到，一个半世纪以后，他的后辈也要重走这一完全相同的“囚徒之旅”，何其相似的朝廷，何其相似的命运，一个北宋，一个南唐。赵佶和李煜都是荒于政事的亡国之君，又都是伟大的艺术家，尽管宋徽宗赵佶的诗词平平，但他的绘画和瘦金体书法则堪为空前绝后。因而，他在囚徒生涯中写下了极其悲哀的诗句：“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山南无雁飞。”这首诗写得也算是情真意切，简明流畅，但从艺术水平讲，根本就比不上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样惊天动地千古传诵了。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庸庸碌碌、行尸走肉般的皇帝多如牛毛，也只有赵、李这样不多的几位才华横溢的末代君主，才能引起了我们无尽的叹息。
这或许是历史的报应吧，金兵替李煜报了亡国之仇。当千百万大宋的臣民为亡国而痛心疾首之时，李煜的子孙们此时此刻大概在暗暗拍手称快。
历史在血雨腥风中摇摆着前行。到了13世纪初，先后与北宋、南宋互相砍杀了一百多年的金王朝，此时也面临着自己北边新崛起的蒙古军队的巨大威胁。金国的统治者自顾不暇，没有多少余力去欺侮他南面的宋王朝了，真乃恶人有恶报。面对这样一个“三国鼎立”的崭新局面，眼光远大的政治家倘若能够冷静地审时度势，深刻吸取百年以前北宋与金联手灭辽后金兵马上挥戈南下的惨痛教训，就应该采取崭新的对策。然而，沉浸于“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的临安城里却找不到这样清醒的政治家。即使有那么一两个也势单力薄，得不到广泛的支持。100年来，金国的铁骑对宋朝人民的反复掠夺和野蛮屠杀所激起的巨大仇恨，北宋的亡国和徽宗、钦宗二帝被虏所带来的奇耻大辱，使南宋的君臣人民都冷静不下来。眼前的敌人又一次掩盖了他背后的敌人。于是，相隔107年，同样的一幕悲剧在同一块土地上重演：公元1233年，南宋与蒙古约定“夹击金国”。哪想到宋军遵守协约刚刚收复了开封、洛阳等地，蒙军就马上前来抢夺，一点没有“盟军”的友好姿态，而是毫不留情地把宋军打得弃城而逃，由此拉开了长达40多年灭宋之战的帷幕。
到了这时候，一度被眼前的血海深仇蒙住双眼的南宋上下真不晓得后悔到了哪一步。除了打骂一通出出气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本来，在更加强大的蒙军面前，南宋即使在感情上无法与“可恶的金国”结为同盟，至少也应该保持中立，在蒙、金之战中坐山观虎斗，叫他们两败俱伤，说不定还可以实现从岳飞到陆游等渴望复国者的伟大理想—“王师北定中原日”，或者至少也可以继续偏安东南，不至于那么快就沦于比金国更残暴的蒙元之手！
人们常讲“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北宋当年吃了金国的亏，尚可以说是缺乏经验、被迷住了，就像今人所讲的“交学费”。但后来的南宋已经有了一个不短的时间距离，怎么也是一个“旁观者”，却仍然不能总结教训而再次被迷呢?可见“当局者迷”虽然不乏例子，“旁观者昏”也并非不可能。老犯同样错误的民族一定会受到反复不断的惩罚，这个惩罚又总是极其残酷的。对于狡诈无信的蒙哥和忽必烈等人而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个口号他们只是口头上喊喊罢了，他们心里想的一直都是“敌人的敌人还是敌人”。
有了这些残酷的教训，以后的政治家们对这个“定律”就十分谨慎了。1643年，李自成率军攻占西安以后，山海关外虎视眈眈的满洲人致信李自成，要求与其结盟，南北夹击大明的军队“协谋同力，并取中原”，谙熟历史的李自成断然给予拒绝。［1］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对苏联恨的是咬牙切齿，必欲除之而后快。为了迅速灭亡苏联，希特勒曾邀日本东西夹击莫斯科。依照常理，法西斯轴心国德国和日本的敌人肯定是自己的朋友。但即使在大英帝国最艰难危险的时候，丘吉尔也始终没有把苏联作为真正的朋友。他对斯大林的任何要求和建议都持怀疑态度，都要留一手。［2］1944年8月，当苏联军队已经打到维斯杜瓦河东岸，与波兰首都华沙隔河相望的时候，华沙人民发动了反抗德国占领的武装起义。丘吉尔指责苏联军队隔岸观火，拒绝援助起义人民，听凭德军将起义残酷镇压下去。苏联方面则反驳说，华沙起义是“一小撮罪犯发动（的）华沙冒险事件”，华沙起义领导者是“波兰地方贵族政权的败类们”。［3］说起来波兰和苏联都是“同盟国”，是各自敌人的敌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条所谓的铁律是毫无意义的！
19世纪中期的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反复讲道：“（英国）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句话成为了英国外交的立国之本。二战时期，丘吉尔就时刻没有忘记这个英国人的“铁律”。
1945年5月8日，法西斯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当天，丘吉尔和斯大林互致电报以示祝贺，丘吉尔表示希望能在战胜纳粹暴君之后，“共同走在胜利和平的阳光大道上。”
尽管当时西方和苏联之间存在着一种“广泛的亲善气氛”，但就在这种“亲善气氛”中，头脑清晰的丘吉尔在5月12日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表示他“对于欧洲局势感到十分忧虑”，因为苏联在东欧设置了“一道铁幕。”
二战全面结束的1946年，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富尔敦市发表了演说。其中有一段后来被人们广泛引用的话：“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后面，有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
富尔敦演说公开明确地发出了“冷战”的信号，表明西方国家已经开始认定苏联是最大的威胁，做出了全方位遏制的决策，这才使得世界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相对和平。
参考文献
［1］《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55页，《清帝致西据明帝诸帅书稿》，中华书局，1957年
［2］［3］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胜利与悲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