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24日，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成都举行。这次会议的召开出现在关键时刻。关键之一是，这一年正值中日韩三国合作20周年。20年前的1999年，东亚金融危机余波未消，促使中日韩走向经贸合作并外溢到其他领域。但客观地说，20年来，三国合作的成效与潜力之间还有明显距离，即便是在经贸领域也是如此。某种程度上说，成都峰会带有消解合作阻力、寻找合作动力的历史使命。
　　虽然本应是年度会议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曾经四度因为双边关系的恶化而中断，但事实的另一面是，在三边框架下经营双边关系，也一直是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功能之一。20年之后的今天，中日韩三国之间的三组双边关系，以及整个东北亚格局，都处在深刻变动的历史关口。中日韩都面临着如何重新审视对方，如何适应格局之变的问题。
　　成都峰会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这是它的第二个关键之处。

成都契机

　　“东亚三国会晤，年终寻找和解”，《德国之声》的文章这样评价成都峰会。文章写道，“东亚三国以和解的姿态迈向年终。尽管存在各种对抗，但中日正在相互靠拢，中韩长时间的紧张关系也出现缓和。此外，有迹象显示，日韩正在彼此接近，并有望解决争端。”
　　的确，中日韩三边框架下以“和”为特点的双边互动，是这次成都峰会的一大看点。
　　最显眼的莫过于日韩关系之“和”。日本对韩国实施出口管制以来，两国关系降至建交以来的冰点。尽管日韩此后举行了多轮副部长级、部长级磋商，但双方迟迟无法找到缓和关系的突破口。从外交常识来看，外交关系越恶化，妥协的政治代价就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领导人的会晤，通常是打破僵局的第一步。但会晤的时机和场合则颇为微妙，因为这些往往会招致“谁先妥协”的政治解读。
　　2019年6月在日本举行的G20峰会期间，日韩领导人没有实现正式会晤。而成都峰会，微妙地消除了“谁先妥协”的政治顾虑。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成都举行了两国关系恶化以来首次正式会晤，凸显的正是中日韩三边框架的双边价值。韩国是2020年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东道国，几乎可以肯定，日韩将借机推动实现安倍连任首相以来對韩国的首次访问。不难想象，日韩两国打破僵局、缓和关系将是大方向。
　　成都峰会也处在中日关系之“和”的关键节点上。2018年10月安倍正式访华之后，推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一直是安倍政府在对华外交上努力的方向。在中日双方都确认两国关系已经“重回正轨”的情况下，习近平对日本的访问，将是为中日关系“定调未来”的关键步骤。安倍在飞赴成都之前停留北京与习近平举行会晤，无疑是两国“锁定”中日关系大方向的外交安排。
　　让中韩关系彻底走出“萨德阴影”，可以说也是成都峰会创造的一个契机。与安倍一样，文在寅的成都之行，也是经停北京与习近平会晤。据韩国媒体报道，文在寅在会晤时向习近平发出了访问韩国的邀请。2017年5月文在寅就任总统后，习近平至今还未到访韩国。任期已经过半的文在寅，显然有结束这种因萨德风波造成的“非常态”的紧迫感，尤其是在中日关系不断缓和的大背景下。对于文在寅来说，成都峰会当然是需要利用的机会。

中日韩三边框架下以“和”为特点的双边互动，是这次成都峰会的一大看点。

　　从成都峰会可以预判中日韩三国双边关系的走向，也能大致窥见未来三国合作的方向。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发表了《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下称“十年展望”）。1999年中日韩三国合作启动以来，合作主要聚焦于经贸、科技、教育、环境等具体的领域，突出功能性合作。“十年展望”是在时局之变的背景下，中日韩三国达成的带有“战略设计”色彩的政治共识。当然，成都峰会的历史意义，还取决于中日韩三国如何“演义”。

合作动力

　　对于中日韩三国来说，无论是双边关系还是三方合作，未来都不会是一片坦途。但无论三国如何“演义”，合作的大方向基本已定。首先，这是由中日韩合作的历史决定的，更具体地说是合作红利使然。1999年以来的20年里，中日韩之间的贸易额从1300亿美元增加到7200亿美元。2018年，三国GDP总量为20.2万亿美元，已经超过欧盟（18.8万亿美元），逼近美国（20.5万亿美元）。
　　东亚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与中日韩经贸上的融合密不可分。某种程度上说，在经贸领域合作的历史，已经内化为中日韩的政治共识。基于历史孕育出的共识，不可能不投射到三国对未来的构想中。正如“十年展望”所称，“我们一致认为，未来十年将是国际形势深刻演变、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迅速发展的十年。各国利益和命运前所未有地紧密相连、深度交融。”
　　对时局之变以及如何应对的在认知上的共识，是中日韩合作的另一个动力之源。三国合作始于危机应对（即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如今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正在制造新的危机。而危机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中日韩经济增长所倚重的经贸秩序面临崩塌的危险。换句话说，中日韩所面临的危机性现状与其长期坚持的开放、合作的理念存在根本性冲突。中日韩再次面临“危机应对”。
　　如何应对？李克强总理在成都峰会上说得很明白：“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世界需要的是开放而不是壁垒，是合作而不是‘脱钩’。”无须怀疑，反对脱钩也是日韩的共识。不然，可能就不会有中日韩“年终寻求和解”，不会有“十年展望”中这样的表述：“我们将从长远角度和战略高度规划三国合作，打造和平友好、互利共赢、引领未来的合作模式，使中日韩合作成为东亚和平稳定与地区合作的稳固平台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的重要力量。”

　　“我们重申，良好的双边关系是三国合作的重要基础，深化三国合作也有利于促进双边关系。”“十年展望”中的这句话，不只是一种政治性的表态，更是时局之变背景下的必然选择。成都峰会成为改善双边关系的契机，当然是中日韩政治上的主动选择，但何尝不是现实情况下的客观所需？从目前的情况来看，2020年中日韩之间双边关系之“和”，很可能出现新的局面。“基础”牢固了，“展望”更可期。

中国的“重心”角色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自2008年首次举行以来，曾在2013年、2014年、2016年、2017年因双边关系的恶化而中断。2018年5月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日本举行后，外界曾普遍担忧，2019年的会议是否会因日韩矛盾而流产。直到2019年12月10日，东道国中国才正式宣布会议的日期和地点。就国际外交会议而言，这样的安排是比较“仓促”的。而且，除了2008年，历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从未安排在年末。

“我们重申，良好的双边关系是三国合作的重要基础，深化三国合作也有利于促进双边关系。”“十年展望”中的这句話，不只是一种政治性的表态，更是时局之变背景下的必然选择。

　　中日韩“年终走向和解”，局面来之不易。作为会议的东道国，中国在其中发挥的外交协调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从成都峰会的召开以及2020年中日韩外交日程来看，中国注定成为三国外交的“重心”角色。2020年春天习近平对日本的国事访问，将是2008年以来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访问日本。中日关系如何在重回正轨的基础上“更上层楼”，将是两国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如果2020年习近平实现访韩，对中韩关系也会起到定调的作用。
　　在经贸领域，无论是三边还是双边，中国的“重心”角色都已经是一种客观存在。中国多年来一直是日韩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而中国正在形成的庞大的国内市场，必将为日韩创造更多的“合作红利”。在中美战略竞争态势凸显、世界经济不确性突出的背景下，中国以更大力度经营对日韩的外交，推动中日韩合作更上层楼，既是应对时局之变的当然选择，也是中国理应扮演的国际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