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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明末清初乃至整个清代，白话小说以其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优点而虎踞文坛，蔚为大观。从《三国演义》、《水浒传》到《金瓶梅》、《儒林外史》，直至《红楼梦》的出现，古典文学由文而白的趋势毋庸置疑，但文言小说自宋以后便逐渐没落，至明清尤甚。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却在白话小说盛行的时代，选择文言创作，并且重新赋予文言小说蓬勃旺盛的新生命，给枯竭艰涩的文言文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语言不仅是表达的工具，而且反映着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的差别。一位作家选择什么样的语言形式进行艺术创作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本文试图从蒲松龄的对士子身份的执著，文言文的文体特征，以及当时的社会创作环境等方面展开论述，揭示蒲松龄以文言文创作《聊斋志异》的背后意蕴。
关键词： 蒲松龄 文言小说《聊斋志异》 主观原因 客观原因 催化剂
中国古代小说自宋代起有了明显的进化趋势：说话艺术的繁荣，一方面为白话小说提供了发展的契机，促使白话小说逐渐繁荣，另一方面导致了以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和唐传奇为代表的传统文言小说逐渐式微。沿着这种轨迹发展，到明清时期白话小说已经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无论是长篇章回小说还是短篇白话小说集，都是硕果累累。然而，蒲松龄却选择用文言创作《聊斋志异》，并且在白话小说几乎独霸文坛的情势下异军突起，达到了中国文言小说的最高峰。创作文言小说不仅是蒲松龄作为正统文人，对士子身份的坚持，也源于文言体自身的某些优势，同时还有文言小说在明清短暂复兴的创作环境的影响。
一、对士子身份的坚持
蒲松龄，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居士，出生于山东淄博的一个书香世家，父蒲槃弃学经商，然广读经史，学识渊博。蒲松龄自幼勤学苦读，十九岁时，蒲松龄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考取秀才，但以后屡试不中，年七十一岁始成贡生。科举制度的需要，使大批文人从接受教育之初，就熟习文言。蒲松龄出生在诗礼传家的家庭中，更是如此。在他心目中，文言的地位远远高于日常口语，因此在需要公诸于众的创作中，一般会首选采用文言，文言便成为文人身份的象征。这种根深蒂固的文人意识直接影响并决定了他的创作以文言为表达方式。《聊斋志异》是寄托蒲松龄对人生失意的心灵之作。蒲松龄有着“运笔成风，观收如月”的才华，却无法在科场上取得一席之地，这种屡试不第的遭遇使蒲松龄满腔孤愤无所寄托，因此他决定用整个生命与才情去全身心地投入创作《聊斋志异》。而在一个正统文人心目中，文言有着它庄严的地位，代表着文人的体面、身份。蒲松龄五十余岁尚思进取，时刻没有忘记治国平天下的文人使命，自然会采用象征身份的文言进行创作，蒲松龄所用的语言文体正代表他内心那一份不甘沦落精神和对士子身份的执著。他在弥留之际，召集亲人于枕畔叮嘱：“余生来恶笔遗稿，耻于见人，死后将遗稿深藏匣底，不许他人阅读。”［1］日本学者平井雅尾认为其所谓的“恶笔遗稿”就是指他晚年所做的《聊斋俚曲》，蒲松龄之所以认为它“耻于见人，需深藏匣底”，就是因为它是通俗的俚曲，可见他在思想意识里是如何珍视文人士子的身份。
蒲松龄对士子身份的坚持在《聊斋志异》的人物塑造中得到印证。蒲松龄大量描写并欣赏的是那些体现了士大夫禀赋的文人骚客。爱情题材中只有博学多才、才华横溢又怀才不遇的男子才能获得美丽少女的青睐。小说中那些花妖鬼狐化身的美丽少女，如婴宁、小谢、小翠、青凤、宦娘等都是作为“文人骚士”的知己出现的。其他题材中的人物，如《贾奉雉》中的贾奉雉，《于去恶》中的于去恶、方子晋，《叶生》里的叶生，等等，都是颇具“士子”情结的文人墨客。蒲松龄涉猎的许多其他阶层的人物，如商人、妓女、媒婆、武士、侠士等也都被士子化了，或者被用来作为“士子”的必要衬托，在具有玄远意味的渲染中，树立起作家自身的士大夫形象。在树立士子形象的同时，“雅”的气氛弥漫在《聊斋志异》中，很多身份模糊的人物有“雅癖”，如《黄英》中的马子才好菊，《葛巾》中的常大用好牡丹，《石清虚》中的邢云好石。还有一些人物由于“不知风雅”而大受嘲弄，如《嘉平公子》中的“嘉平某公子”。以是否风雅作为评判人物的标准，可见蒲松龄作为“士子”的审美趣味。
二、实际需要和文体特征
蒲松龄是文言小说的高手，世界短篇小说之王，但也善作俚曲，著有《聊斋俚曲》。使用文言创作《聊斋志异》，也应该从文体特性的角度加以考虑。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一个民族的审美习惯，一个民族中某个特定阶层的特殊心理状态、趣味、情绪等，往往需要借助特定的文体才能充分地表达出来。因此，为不同阶层写作，表达不同的趣味、情趣，也应选用不同的语言形式。蒲松龄正是从实际出发选用文体的，创作《聊斋志异》意在自抒情怀，主要阅读对象是文人士子，而写《聊斋俚曲》目的是劝善惩恶，读者对象是村农市媪。由于创作主旨和接受对象不同，因此作家采用不同的文体进行创作。供文人士子阅读的《聊斋志异》，近五百篇作品，主要书写蒲松龄的主体情感，建功立业的抱负、怀才不遇的牢骚、对现实政治的抨击、知己之感等，要想淋漓尽致且极富艺术魅力地表达，就应该从古代文献与文学中去选择富生命力的营养成分。
文言中的某些语汇、形式，在长期发展中存储了很多丰富意味的内容，而这些在白话中是很难找到的。例如文言小说雅洁凝练、文约事丰，既可以高浓度、大容量地包含信息，又可以充分发挥主体意识。《红玉》中：“生归，瓮无升斗，孤影对四壁。幸邻人怜馈事饮，苟且自度。念大仇已报，则冁然喜；思残酷之祸，几于灭门，则泪潸潸堕；及思半生贫彻骨，宗族不支，则于无人处，大哭失声。”［1］P122寥寥数语，既交代了冯生归家后的家徒四壁的场景，又表现了他复杂的内心世界。这几十字以一当十，形象生动：家破人亡后的凄惨境遇，男主人复杂的心理活动，还有从惨遭祸端到狐女兴家的过渡。全篇饱含对恶霸亡人妻子、败坏道德的谴责，对孤弱冯生的同情和对红玉侠义相助的颂扬也表露无遗。
再者，文言体也最能体现作者的学识、修养。文言文作为中国古代的官方语言，一切官方文书、作家诗文、学者著作，无不以文言为表达。因为文言文不但浓缩了数千年中华文化的精华，而且最容易展示一个人的才学，最方便饱学之士“吐露才情”。蒲松龄一生驰骋于科场、书海，翱翔于艺苑，博观约取，学富五车，古人著作给他以厚重的历史积淀、博大的文化教养。他在书山学海中的见闻、积累在俗词俚曲中很难施展一二，而在文言中却可大展身手，将生平所学吐露无遗。《聊斋志异》中的古籍典故难以计数，他凡举《诗经》、《楚辞》、《论语》、《孟子》、《左传》、《战国策》、《国语》、《史记》，经史子集无所不包；先秦散文、汉魏乐府、唐诗宋词、戏曲小说，乃至星相卜医等兼收并蓄，运以成思。《聊斋志异》中有大量蒲松龄的原创诗文，既充分展示才华，又从古籍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使《聊斋志异》充斥着典雅的馨香和丰富的内涵。
文言小说一支是传奇的传、记辞章化的结果，文人自觉地以之抒写性灵、展示情趣，因此，抒情性是文言小说的鲜明特征。伴随着这一特征，文言小说往往追求一种醇厚典雅的风度。越是优秀的文言小说，越是讲究典雅的风度。文言体的行文造句之“雅”正是文人的审美追求的体现。《聊斋志异》中的人物、诗词、典故、场景设计等无不体现“雅”的存在，以场景设计为例，可见蒲松龄处处吐露着“雅”的审美追求和风度。《聊斋志异》的场景描写给人以清远、仙逸之感。如《婴宁》中对婴宁居所和花园的描写：“从媪入，见门内白石砌路，夹道红花片片坠阶上，曲折而西，又启一关，豆棚瓜架满庭中。肃客入舍，粉壁光如明镜，窗外海棠数朵，探入室中，裀藉几榻，罔不洁泽。”［2］P66花园的描写无不结合婴宁的神态动作，尤其是婴宁的娇憨快乐全凭这些描写表现出来。《西湖主》写书生陈弼教覆舟漂泊到仙境，只用了“小山耸翠，细柳摇青”，便写出了此处的清幽。“粉堩围沓，溪水横流，朱门半启，石桥通焉”，“逡巡而入，横藤碍路，香花扑人。垂杨数十株，高拂朱檐。山鸟一鸣，则花片乱飞；深巷微风，则榆钱自落”，［2］P281越写越美，别有洞天。这些描写涉笔轻盈、曼妙，似脱离红尘，进入仙境，无不体现了蒲松龄作为文人士子的高雅风度和审美追求。
三、时代环境的影响
文学创作是一种社会现象，丹纳曾说：“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他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组。”［3］P135可见群体性的创作环境有利于作家间的互相学习、吸收和竞争。蒲松龄生活的年代虽然白话文日益盛行，但是文言小说在明清之际也掀起一阵热潮。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道：“传奇风韵，明末时弥漫天下，至易代不改也。”［4］P175在明末清初层出现过一股创作热潮，“文人虽素与小说无缘者，亦每为异人侠客童奴以至虎豹虫蚁作传”。［4］P175在这股热潮下，出现了不少艺术成就参差不齐的传奇小说。比较突出的有《虞初新志》，收录了很多优秀的文言小说，有钱谦益的《徐侠客传》，侯方域的《李姬传》，吴伟业《柳敬亭传》，徐芳《柳夫人小传》，魏禧《大铁锥传》，等等。王世贞《池北偶谈》，钮琇《斛剩》等笔记小说中也不乏散金碎玉式的作品。可见《聊斋志异》的创作离不开当时由众多作家构成的文学环境。文言小说在明末清初之际出现复兴的迹象，蒲松龄则顺应了这一潮流，同时，为了应试，蒲松龄长年潜心钻研于八股文创作，虽然这些应试八股文与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相去甚远，但客观上给了他许多基本的文言功底的训练。几十年如一日在书海中徜徉遨游，坚持不懈地笔墨耕耘，精益求精的严谨态度，最终促成了文言短篇小说巨著《聊斋志异》的问世。
总之，诸多因素促使蒲松龄在文言小说日渐没落，白话小说兴盛至极的情势下，依然选择文言创作。主观因素是他强烈的文人意识和对士子身份的执著体认；客观方面是文言文本身简洁、雅练，便于抒情和展示才华的文体特征；而明清一定范围内的文言小说创作热潮，则是时代环境的催化剂。蒲松龄选择用文言创作《聊斋志异》有着主客观因素的必然性，《聊斋志异》在蒲松龄的精心打磨下攀登上中国文言小说的顶峰。
参考文献：
［1］李霞.最后的风流——浅析《聊斋志异》的文言选择［J］.2009，（4）.
［2］［清］蒲松龄.聊斋志异［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3］［法］丹纳.艺术哲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5］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M］.济南：齐鲁书社，1994.
［6］孔庆庆.从语言选择看蒲松龄的小说与俚曲创作［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2011，（3）.
关键词： 蒲松龄 文言小说《聊斋志异》 主观原因 客观原因 催化剂
中国古代小说自宋代起有了明显的进化趋势：说话艺术的繁荣，一方面为白话小说提供了发展的契机，促使白话小说逐渐繁荣，另一方面导致了以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和唐传奇为代表的传统文言小说逐渐式微。沿着这种轨迹发展，到明清时期白话小说已经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无论是长篇章回小说还是短篇白话小说集，都是硕果累累。然而，蒲松龄却选择用文言创作《聊斋志异》，并且在白话小说几乎独霸文坛的情势下异军突起，达到了中国文言小说的最高峰。创作文言小说不仅是蒲松龄作为正统文人，对士子身份的坚持，也源于文言体自身的某些优势，同时还有文言小说在明清短暂复兴的创作环境的影响。
一、对士子身份的坚持
蒲松龄，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居士，出生于山东淄博的一个书香世家，父蒲槃弃学经商，然广读经史，学识渊博。蒲松龄自幼勤学苦读，十九岁时，蒲松龄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考取秀才，但以后屡试不中，年七十一岁始成贡生。科举制度的需要，使大批文人从接受教育之初，就熟习文言。蒲松龄出生在诗礼传家的家庭中，更是如此。在他心目中，文言的地位远远高于日常口语，因此在需要公诸于众的创作中，一般会首选采用文言，文言便成为文人身份的象征。这种根深蒂固的文人意识直接影响并决定了他的创作以文言为表达方式。《聊斋志异》是寄托蒲松龄对人生失意的心灵之作。蒲松龄有着“运笔成风，观收如月”的才华，却无法在科场上取得一席之地，这种屡试不第的遭遇使蒲松龄满腔孤愤无所寄托，因此他决定用整个生命与才情去全身心地投入创作《聊斋志异》。而在一个正统文人心目中，文言有着它庄严的地位，代表着文人的体面、身份。蒲松龄五十余岁尚思进取，时刻没有忘记治国平天下的文人使命，自然会采用象征身份的文言进行创作，蒲松龄所用的语言文体正代表他内心那一份不甘沦落精神和对士子身份的执著。他在弥留之际，召集亲人于枕畔叮嘱：“余生来恶笔遗稿，耻于见人，死后将遗稿深藏匣底，不许他人阅读。”［1］日本学者平井雅尾认为其所谓的“恶笔遗稿”就是指他晚年所做的《聊斋俚曲》，蒲松龄之所以认为它“耻于见人，需深藏匣底”，就是因为它是通俗的俚曲，可见他在思想意识里是如何珍视文人士子的身份。
蒲松龄对士子身份的坚持在《聊斋志异》的人物塑造中得到印证。蒲松龄大量描写并欣赏的是那些体现了士大夫禀赋的文人骚客。爱情题材中只有博学多才、才华横溢又怀才不遇的男子才能获得美丽少女的青睐。小说中那些花妖鬼狐化身的美丽少女，如婴宁、小谢、小翠、青凤、宦娘等都是作为“文人骚士”的知己出现的。其他题材中的人物，如《贾奉雉》中的贾奉雉，《于去恶》中的于去恶、方子晋，《叶生》里的叶生，等等，都是颇具“士子”情结的文人墨客。蒲松龄涉猎的许多其他阶层的人物，如商人、妓女、媒婆、武士、侠士等也都被士子化了，或者被用来作为“士子”的必要衬托，在具有玄远意味的渲染中，树立起作家自身的士大夫形象。在树立士子形象的同时，“雅”的气氛弥漫在《聊斋志异》中，很多身份模糊的人物有“雅癖”，如《黄英》中的马子才好菊，《葛巾》中的常大用好牡丹，《石清虚》中的邢云好石。还有一些人物由于“不知风雅”而大受嘲弄，如《嘉平公子》中的“嘉平某公子”。以是否风雅作为评判人物的标准，可见蒲松龄作为“士子”的审美趣味。
二、实际需要和文体特征
蒲松龄是文言小说的高手，世界短篇小说之王，但也善作俚曲，著有《聊斋俚曲》。使用文言创作《聊斋志异》，也应该从文体特性的角度加以考虑。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一个民族的审美习惯，一个民族中某个特定阶层的特殊心理状态、趣味、情绪等，往往需要借助特定的文体才能充分地表达出来。因此，为不同阶层写作，表达不同的趣味、情趣，也应选用不同的语言形式。蒲松龄正是从实际出发选用文体的，创作《聊斋志异》意在自抒情怀，主要阅读对象是文人士子，而写《聊斋俚曲》目的是劝善惩恶，读者对象是村农市媪。由于创作主旨和接受对象不同，因此作家采用不同的文体进行创作。供文人士子阅读的《聊斋志异》，近五百篇作品，主要书写蒲松龄的主体情感，建功立业的抱负、怀才不遇的牢骚、对现实政治的抨击、知己之感等，要想淋漓尽致且极富艺术魅力地表达，就应该从古代文献与文学中去选择富生命力的营养成分。
文言中的某些语汇、形式，在长期发展中存储了很多丰富意味的内容，而这些在白话中是很难找到的。例如文言小说雅洁凝练、文约事丰，既可以高浓度、大容量地包含信息，又可以充分发挥主体意识。《红玉》中：“生归，瓮无升斗，孤影对四壁。幸邻人怜馈事饮，苟且自度。念大仇已报，则冁然喜；思残酷之祸，几于灭门，则泪潸潸堕；及思半生贫彻骨，宗族不支，则于无人处，大哭失声。”［1］P122寥寥数语，既交代了冯生归家后的家徒四壁的场景，又表现了他复杂的内心世界。这几十字以一当十，形象生动：家破人亡后的凄惨境遇，男主人复杂的心理活动，还有从惨遭祸端到狐女兴家的过渡。全篇饱含对恶霸亡人妻子、败坏道德的谴责，对孤弱冯生的同情和对红玉侠义相助的颂扬也表露无遗。
再者，文言体也最能体现作者的学识、修养。文言文作为中国古代的官方语言，一切官方文书、作家诗文、学者著作，无不以文言为表达。因为文言文不但浓缩了数千年中华文化的精华，而且最容易展示一个人的才学，最方便饱学之士“吐露才情”。蒲松龄一生驰骋于科场、书海，翱翔于艺苑，博观约取，学富五车，古人著作给他以厚重的历史积淀、博大的文化教养。他在书山学海中的见闻、积累在俗词俚曲中很难施展一二，而在文言中却可大展身手，将生平所学吐露无遗。《聊斋志异》中的古籍典故难以计数，他凡举《诗经》、《楚辞》、《论语》、《孟子》、《左传》、《战国策》、《国语》、《史记》，经史子集无所不包；先秦散文、汉魏乐府、唐诗宋词、戏曲小说，乃至星相卜医等兼收并蓄，运以成思。《聊斋志异》中有大量蒲松龄的原创诗文，既充分展示才华，又从古籍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使《聊斋志异》充斥着典雅的馨香和丰富的内涵。
文言小说一支是传奇的传、记辞章化的结果，文人自觉地以之抒写性灵、展示情趣，因此，抒情性是文言小说的鲜明特征。伴随着这一特征，文言小说往往追求一种醇厚典雅的风度。越是优秀的文言小说，越是讲究典雅的风度。文言体的行文造句之“雅”正是文人的审美追求的体现。《聊斋志异》中的人物、诗词、典故、场景设计等无不体现“雅”的存在，以场景设计为例，可见蒲松龄处处吐露着“雅”的审美追求和风度。《聊斋志异》的场景描写给人以清远、仙逸之感。如《婴宁》中对婴宁居所和花园的描写：“从媪入，见门内白石砌路，夹道红花片片坠阶上，曲折而西，又启一关，豆棚瓜架满庭中。肃客入舍，粉壁光如明镜，窗外海棠数朵，探入室中，裀藉几榻，罔不洁泽。”［2］P66花园的描写无不结合婴宁的神态动作，尤其是婴宁的娇憨快乐全凭这些描写表现出来。《西湖主》写书生陈弼教覆舟漂泊到仙境，只用了“小山耸翠，细柳摇青”，便写出了此处的清幽。“粉堩围沓，溪水横流，朱门半启，石桥通焉”，“逡巡而入，横藤碍路，香花扑人。垂杨数十株，高拂朱檐。山鸟一鸣，则花片乱飞；深巷微风，则榆钱自落”，［2］P281越写越美，别有洞天。这些描写涉笔轻盈、曼妙，似脱离红尘，进入仙境，无不体现了蒲松龄作为文人士子的高雅风度和审美追求。
三、时代环境的影响
文学创作是一种社会现象，丹纳曾说：“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他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组。”［3］P135可见群体性的创作环境有利于作家间的互相学习、吸收和竞争。蒲松龄生活的年代虽然白话文日益盛行，但是文言小说在明清之际也掀起一阵热潮。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道：“传奇风韵，明末时弥漫天下，至易代不改也。”［4］P175在明末清初层出现过一股创作热潮，“文人虽素与小说无缘者，亦每为异人侠客童奴以至虎豹虫蚁作传”。［4］P175在这股热潮下，出现了不少艺术成就参差不齐的传奇小说。比较突出的有《虞初新志》，收录了很多优秀的文言小说，有钱谦益的《徐侠客传》，侯方域的《李姬传》，吴伟业《柳敬亭传》，徐芳《柳夫人小传》，魏禧《大铁锥传》，等等。王世贞《池北偶谈》，钮琇《斛剩》等笔记小说中也不乏散金碎玉式的作品。可见《聊斋志异》的创作离不开当时由众多作家构成的文学环境。文言小说在明末清初之际出现复兴的迹象，蒲松龄则顺应了这一潮流，同时，为了应试，蒲松龄长年潜心钻研于八股文创作，虽然这些应试八股文与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相去甚远，但客观上给了他许多基本的文言功底的训练。几十年如一日在书海中徜徉遨游，坚持不懈地笔墨耕耘，精益求精的严谨态度，最终促成了文言短篇小说巨著《聊斋志异》的问世。
总之，诸多因素促使蒲松龄在文言小说日渐没落，白话小说兴盛至极的情势下，依然选择文言创作。主观因素是他强烈的文人意识和对士子身份的执著体认；客观方面是文言文本身简洁、雅练，便于抒情和展示才华的文体特征；而明清一定范围内的文言小说创作热潮，则是时代环境的催化剂。蒲松龄选择用文言创作《聊斋志异》有着主客观因素的必然性，《聊斋志异》在蒲松龄的精心打磨下攀登上中国文言小说的顶峰。
参考文献：
［1］李霞.最后的风流——浅析《聊斋志异》的文言选择［J］.2009，（4）.
［2］［清］蒲松龄.聊斋志异［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3］［法］丹纳.艺术哲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5］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M］.济南：齐鲁书社，1994.
［6］孔庆庆.从语言选择看蒲松龄的小说与俚曲创作［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