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农业是美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美国农业以不足全美2%的人口，生产出全球约30%的农产品，且信息化、智能化也领先全球，其农民与现代社会接轨、融入的程度很高。
美国农业繁荣的背后，也潜藏着两大特有的危机。一是更新设备需要大量成本，农民容易负债。近年来农场破产率高，说明美国现代农业再次遇到发展瓶颈。二是农业工人大多以非法移民为主，其身份、待遇的不确定性，意味着他们随时受到移民政策的影响。
即便如此，两个世纪以来美国由传统农业发展到现代农业的历程，对发展中国家仍具有很大的启迪价值。
美国现代农业发展有两个不可复制的经验，一是承接英国商业化农业的传统，二是西进运动为大农业提供大片土地。
早在英属殖民地时期，美国就承继英国近代“商业化农业”的经验，将商品交换和自给自足两大目标并行，这在美洲空旷的土地上发挥了威力。正如美国经济史学者菲特所言，“资本主义和利润制度是移民们带到美洲的文化财富的基本内容”。这种价值观形成经济发展的内因，为后来美国的领土扩张提供了内生动力。
商业化农业与市场的紧密联系，最终会对土地提出高需求。19世纪美国的西进运动有两大主因，一是有利的国际环境，二是对土地的强劲需求。购买路易斯安娜，以及随后的西进运动，对美国现代农业的发展影响深远。
对新增土地的处理方式，左右着美国农业的发展方向。18世纪末19世纪初，政府颁布多项土地法案，规定土地最低购买量从1785年的640英亩调整到1800年的320英亩，再降到1804年的160英亩、1820年的80英亩、1832年的40英亩。这些调整为小农留出一定的空间，但仍为大农场的兴起提供了土地资源和法律保障。
大农场又对农业机械化提出迫切要求。二战后美国工业的高速发展，也带动农用机械的更新换代。新型农业机械层出不穷，并走向集成化、智能化和自动化。美国拥有全球领先的农机制造企业：约翰·迪尔是全球知名的农林机械跨国企业，生产大马力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凯斯·纽荷兰集团是全球最大的农业机械制造公司之一，销量名列世界前茅。
农业生物技术也在持续更新，孟山都、杜邦、美盛等美国公司，在全球种子、化肥和农药行业独占鳌头。
而这一切又离不开农业教育的智力支持。“赠地学院”是美国农业教育的一大特色，它从联邦政府赠给各州的土地所产生的收益中获取资助。在西进运动中，政府陆续颁布法案，从1862年《莫里尔法案》到《哈奇法》《斯密斯-莱弗法》，鼓励各州发展农业教育。各州纷纷建立农业实验站和农业合作推广站，为之后农业教育、科研与推广的一体化机制奠定了基础。
迄今为止，美国国会已制定30多部农业和农业教育方面的法律，每年花费70多亿美元监督其落实。此外，美国政府每年对农业的财政投资达600多亿美元。
有了土地、技术和机械化规模经营，产量和效率得到了保障，但是仍然不能保证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一战后，欧洲农业恢复，对美国农产品的需求量减少，农民收入锐减。罗斯福新政通过的《农业调整法》，开始了美国通过价格补贴和“休耕补贴”来调控农业的做法。
1996年，美国一度废止价格补贴，但由于农民收益波动很大，政府随后又将粮食、畜牧业和果蔬一并纳入补贴范围。政府每年拨大笔款项，用于补偿农民的市场损失和歉收损失。而且，美国百余部农业法案中有很多关于农村金融的优惠条款，比如在农业抵押贷款、农业信贷、农作物保险方面，都有相关法律确保农民有可靠渠道获得资金。
美国政府还在全国农业区建设密集的水库堤坝，完善灌排、滴灌等农田水利网络以及电力设施;电信管网和宽带也在持续升级，以提升农业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
更重要的是，环保组织开始关注生态与农业的共荣关系，消费者也日益重视食品安全，这些都促进了有机农业的发展。有机农场注重控制规模、走可持续发展路线，将成本控制、生态效益、经济效益、食品安全等多重目标并举，或将成为今后美国农业转型的方向之一。
在令人称羡的高机械化、高智能化、高产量和高收益背后，美国农业存在一些特有的危机—从业工人短缺和安全风险问题。
1870年，美国有近50%的农业人口。到2008年，只有不到2%的人口从事农业。但是这项数据仅仅覆盖拥有公民身份的人员。事实上，大量的体力劳动由没有合法身份的临时雇工完成。身份、待遇的不确定性，直接威胁着底层农业劳动者的稳定性。
在1999-2009年，美国大约一半的农作物，是由非法新移民完成播种、收割的。除了机械作业以外，其他工作主要依赖新移民（如中国人、印度人、印度尼西亚人、巴基斯坦人和墨西哥人）。这些新移民大都存在语言沟通障碍，也没有相应的技术储备，只能从事低技术含量的工作，工资也很低。
因为法律地位问题以及缺乏现代技术，非法移民工人的流动性很低。在某种程度上，这确保了底层农业工人群体的稳定性。为了增加这部分群体的稳定性，1986年美国通过《移民改革和控制法》，对一些特殊农业领域的劳动者给予特赦。此举略微改善了部分工人的生活，但更多的人享受不到这份优待。而且，即便是享受特赦的这些幸运者，其医疗保障也只能依靠社区和移民健保中心，而这些机构存在资金和医疗人员不足的问题。
现代农业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也存在易被忽视的安全风险。美国农业用药占该国农药使用量的75%。移民工人由于缺乏培訓，也没有适当的预防措施，特别是女性，面临着与农药接触有关的健康风险。
除了与工作有关的肺病、噪音引起的听力损失、皮肤病，乃至与使用化学品和长期日晒相关的癌症以外，大型机械、密闭空间、高海拔工作，都可能成为致命原因。根据1992-2005年的统计数据，每天约有243名农业工人遭受工伤，其中约5%导致永久性损伤。
拖拉机翻车是造成致命伤害的主要原因，每年约有90多人死亡。1992-2000年，美国所有与工作有关的年轻工人死亡统计中，从事农业的工人高达42%。2011年，108名低于20岁的青年死于与农场有关的伤害。
近年来，美国农业人口中女性比例大幅上升，而在职位晋升、收入和住房等方面，女性工人不得不忍受着逊于男性同事的待遇。由于在人力方面的投资变相减少，美国农业的后劲也开始缺乏，一遇风吹草动，不少农场就陷入破产潮。
针对美国农业面临的衰退，特朗普政府去年底颁布《2018年农业提升法案》。该法案承接2014年农业法案，希望在今后5年从补贴、保险到环境、贸易等领域“提升”美国农业。问题是，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令非法移民的处境变糟，相当依赖这些劳动力的美国农业还坐得住吗？
美国农业繁荣的背后，也潜藏着两大特有的危机。一是更新设备需要大量成本，农民容易负债。近年来农场破产率高，说明美国现代农业再次遇到发展瓶颈。二是农业工人大多以非法移民为主，其身份、待遇的不确定性，意味着他们随时受到移民政策的影响。
即便如此，两个世纪以来美国由传统农业发展到现代农业的历程，对发展中国家仍具有很大的启迪价值。
美国农业繁荣史
美国现代农业发展有两个不可复制的经验，一是承接英国商业化农业的传统，二是西进运动为大农业提供大片土地。
早在英属殖民地时期，美国就承继英国近代“商业化农业”的经验，将商品交换和自给自足两大目标并行，这在美洲空旷的土地上发挥了威力。正如美国经济史学者菲特所言，“资本主义和利润制度是移民们带到美洲的文化财富的基本内容”。这种价值观形成经济发展的内因，为后来美国的领土扩张提供了内生动力。
商业化农业与市场的紧密联系，最终会对土地提出高需求。19世纪美国的西进运动有两大主因，一是有利的国际环境，二是对土地的强劲需求。购买路易斯安娜，以及随后的西进运动，对美国现代农业的发展影响深远。
对新增土地的处理方式，左右着美国农业的发展方向。18世纪末19世纪初，政府颁布多项土地法案，规定土地最低购买量从1785年的640英亩调整到1800年的320英亩，再降到1804年的160英亩、1820年的80英亩、1832年的40英亩。这些调整为小农留出一定的空间，但仍为大农场的兴起提供了土地资源和法律保障。
大农场又对农业机械化提出迫切要求。二战后美国工业的高速发展，也带动农用机械的更新换代。新型农业机械层出不穷，并走向集成化、智能化和自动化。美国拥有全球领先的农机制造企业：约翰·迪尔是全球知名的农林机械跨国企业，生产大马力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凯斯·纽荷兰集团是全球最大的农业机械制造公司之一，销量名列世界前茅。
农业生物技术也在持续更新，孟山都、杜邦、美盛等美国公司，在全球种子、化肥和农药行业独占鳌头。
而这一切又离不开农业教育的智力支持。“赠地学院”是美国农业教育的一大特色，它从联邦政府赠给各州的土地所产生的收益中获取资助。在西进运动中，政府陆续颁布法案，从1862年《莫里尔法案》到《哈奇法》《斯密斯-莱弗法》，鼓励各州发展农业教育。各州纷纷建立农业实验站和农业合作推广站，为之后农业教育、科研与推广的一体化机制奠定了基础。
迄今为止，美国国会已制定30多部农业和农业教育方面的法律，每年花费70多亿美元监督其落实。此外，美国政府每年对农业的财政投资达600多亿美元。
有了土地、技术和机械化规模经营，产量和效率得到了保障，但是仍然不能保证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一战后，欧洲农业恢复，对美国农产品的需求量减少，农民收入锐减。罗斯福新政通过的《农业调整法》，开始了美国通过价格补贴和“休耕补贴”来调控农业的做法。
1996年，美国一度废止价格补贴，但由于农民收益波动很大，政府随后又将粮食、畜牧业和果蔬一并纳入补贴范围。政府每年拨大笔款项，用于补偿农民的市场损失和歉收损失。而且，美国百余部农业法案中有很多关于农村金融的优惠条款，比如在农业抵押贷款、农业信贷、农作物保险方面，都有相关法律确保农民有可靠渠道获得资金。
美国政府还在全国农业区建设密集的水库堤坝，完善灌排、滴灌等农田水利网络以及电力设施;电信管网和宽带也在持续升级，以提升农业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
更重要的是，环保组织开始关注生态与农业的共荣关系，消费者也日益重视食品安全，这些都促进了有机农业的发展。有机农场注重控制规模、走可持续发展路线，将成本控制、生态效益、经济效益、食品安全等多重目标并举，或将成为今后美国农业转型的方向之一。
行业危机：诸种不确定性
在令人称羡的高机械化、高智能化、高产量和高收益背后，美国农业存在一些特有的危机—从业工人短缺和安全风险问题。
1870年，美国有近50%的农业人口。到2008年，只有不到2%的人口从事农业。但是这项数据仅仅覆盖拥有公民身份的人员。事实上，大量的体力劳动由没有合法身份的临时雇工完成。身份、待遇的不确定性，直接威胁着底层农业劳动者的稳定性。
在1999-2009年，美国大约一半的农作物，是由非法新移民完成播种、收割的。除了机械作业以外，其他工作主要依赖新移民（如中国人、印度人、印度尼西亚人、巴基斯坦人和墨西哥人）。这些新移民大都存在语言沟通障碍，也没有相应的技术储备，只能从事低技术含量的工作，工资也很低。
因为法律地位问题以及缺乏现代技术，非法移民工人的流动性很低。在某种程度上，这确保了底层农业工人群体的稳定性。为了增加这部分群体的稳定性，1986年美国通过《移民改革和控制法》，对一些特殊农业领域的劳动者给予特赦。此举略微改善了部分工人的生活，但更多的人享受不到这份优待。而且，即便是享受特赦的这些幸运者，其医疗保障也只能依靠社区和移民健保中心，而这些机构存在资金和医疗人员不足的问题。
现代农业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也存在易被忽视的安全风险。美国农业用药占该国农药使用量的75%。移民工人由于缺乏培訓，也没有适当的预防措施，特别是女性，面临着与农药接触有关的健康风险。
除了与工作有关的肺病、噪音引起的听力损失、皮肤病，乃至与使用化学品和长期日晒相关的癌症以外，大型机械、密闭空间、高海拔工作，都可能成为致命原因。根据1992-2005年的统计数据，每天约有243名农业工人遭受工伤，其中约5%导致永久性损伤。
拖拉机翻车是造成致命伤害的主要原因，每年约有90多人死亡。1992-2000年，美国所有与工作有关的年轻工人死亡统计中，从事农业的工人高达42%。2011年，108名低于20岁的青年死于与农场有关的伤害。
近年来，美国农业人口中女性比例大幅上升，而在职位晋升、收入和住房等方面，女性工人不得不忍受着逊于男性同事的待遇。由于在人力方面的投资变相减少，美国农业的后劲也开始缺乏，一遇风吹草动，不少农场就陷入破产潮。
针对美国农业面临的衰退，特朗普政府去年底颁布《2018年农业提升法案》。该法案承接2014年农业法案，希望在今后5年从补贴、保险到环境、贸易等领域“提升”美国农业。问题是，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令非法移民的处境变糟，相当依赖这些劳动力的美国农业还坐得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