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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世纪中叶，在欧美国家的武力冲击下，东北亚地区的两个代表性国家中国和日本先后打开国门；韩国则在邻国日本的威逼下开港，其标志就是1876年2月签订的《朝日修好条约》。本文拟以韩日交涉为视角，考察韩国在外来压力下从锁国走向开港的经纬，兼论中日韩开港的互动与影响。
[关键词]韩国，日本，外交，开港
[中图分类号]K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08)10-0048-05
16世纪初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西欧国家纷纷在印度和东南亚建立殖民据点，随即开始北上东北亚地区，在进行传教和贸易活动的同时发起“西力东渐”的冲击。在上述过程中，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亦在发育成长。“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18-19世纪的欧美国家资本主义迅猛发展，而地处东北亚的中、日、韩(朝鲜王朝)三国仍蹒跚而行，成为世界市场的最终建构环节。中国在鸦片战争失败后，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被迫对西方国家开放门户；德川幕府1854年与美国缔结《日美修好条约》，标志着日本开国。朝鲜半岛上的韩国并非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亦非主动实行开放政策，而是在邻国日本的武力逼迫下走向开港暨早期现代化的曲折道路。
一、韩国开港的国际契机
19世纪初叶以前的数百年间，东亚地区存在着一个以中国封建王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即中国周边邻国统治者对本国的统治权，必须经由中国朝廷“册封”确认的以礼仪往来为主要形式的所谓“朝贡制度”。韩国是推行礼治主义最为彻底的国家；也是这个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当时，韩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局限于“事大”“交邻”，对中国、日本以外的国家没有太多认识。韩国被西方视为“隐士之国”，主要是因为朝鲜半岛远离太平洋主航道，处于西方待认识的阶段。然而，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天津、牛庄，芝罘等地开港后，韩国西海岸开始进入欧美各国的视野。英国与法国从南部北上，俄国从西伯利亚南下，美国则从东部向沉溺于锁国之梦的韩国进袭而来。
早在1831年，英国商船曾经驶近韩国，停泊于忠清道洪城郡古代岛附近。这是西方商船首次要求与朝鲜进行贸易。1846年，法国军舰出现在忠清道的洪州冲；1865年俄国船队来咸镜北道庆兴冲停泊。韩国政府因了解到宗主国中国陷入欧美国家侵略的窘境，愈发感到开港的危险性，所以拒绝了列强的要求。不仅如此，韩国政府“为了确保锁国，巩固边防，进而对西方的天主教实行了正主王以来的禁教政策，对教徒大肆弹压。1866年处死约3万信徒”。这一年法国9名神甫在韩国被斩首，法国舰队曾经短期占领临近京城的江华岛，但一无所获。同年，美国商船驶入大同江要求通商，但是遭到韩国军民抗击，全体船员被杀。为报复此次事件，1871年美国舰队占领江华岛，但被韩国军队击退。当时韩国虽然损失很大，但是却坚决地拒欧美列强于国门之外。由于法国和美国先后退兵，“朝鲜更加相信外国人望见它的军队，便不敢不撤退，并且这次远征也被中国人看作是外国人的一次失败”。事实上，韩国得以在东北亚诸国中最后开港，应该说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日本学者奥平武彦认为：第一，欧美人对有关朝鲜的知识极为缺乏；第二，法、美两国均在远征江华岛中失败，使欧美各国感到迫使韩国开港颇有难度；第三，受到居留在远东的外国人舆论与欧洲政局动向的牵制。笔者以为，一方面韩国军民同仇敌忾，拼死抵抗；另一方面则由于列强没有以全力冲击韩国。具体而言，19世纪中叶以后，英国热衷于经略印度和对中国的侵略；俄国急于开拓西伯利亚和滨海州；法国正在入侵印度支那和中国华南地区；美国则忙于处理南北战争的善后工作，受到对外政策的掣肘。种种原因促使列强无暇投入更大规模的武力逼迫韩国就范。这就给后来日本冲击韩国，迫其开港提供了契机。
1863年，韩国第二十五代国王哲宗逝世，因无子嗣而迎立同为李氏王族的李熙为新国王，是为高宗。因其年少不能亲政，遂封其父为大院君，掌管国事。大院君对内实行所谓“弊政刷新”，对外实行“锁国”政策以抵御西方入侵，巩固国防。然而，强化锁国政策虽然享有短时期的安宁，但却丧失了对外开放，富国强兵的良好时机。因为其锁国虽然一时得以成功，却难以永久持续下去。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那就是邻国的日本自1854年开国后，通过倒幕维新而羽翼渐丰，并采取了与美国强迫日本开国时期如出一辙的手段，迈出了打破韩国锁国政策的第一步。
大院君执政时期，德川幕府试图恢复和韩国的交往，认为“朝鲜是日本的邻国，”“美国是日本的友邦，”故此对美国与韩国的纠纷颇感不安，希望出面斡旋。然而，幕府无法在1867年派出拟议的专使。翌年，萨摩藩派遣一名专使去韩国声明日本王政复古，亦遭到韩国政府拒绝。鉴于韩国同样拒绝明治新政府于1869年所派的另外两次日本使节，日本国内出现所谓的“征韩论”；因日本当时忙于其他内外事务，“征韩论”曾经一度中断。1872年。日本征服了琉球王国，1874年侵略中国的台湾。与此同时，“征韩论”再次抬头，韩国已然成为日本直接侵略的对象。
二、韩日交涉与韩国开港的确定
1875年4月，日本副理事官广津弘信提议，派遣军舰在对马岛和韩国之间测量海路，进行示威，以此方式声援外交活动。根据这一建议，同年5月，日本“云扬”号等舰只先后侵入韩国海域炫耀武力。9月，再次驶入韩国水域进行武装挑衅。舰长井上良馨以“测量航道”的日舰遭韩国炮火突然袭击为借口，故意挑起事端。是为史上有名的“云扬号事件”。日方对事件是有备而来的，或者说是蓄谋已久的，对韩国而言却是突发事件。“24日三军府启，畿沿留泊之异船，始未知何国何地之人，而犯人内洋已是叵测，冲火放炮尤为可恶，此与年前抢掠之番舶一类也”。10月15日，参议木户孝允在向日本政府提出的意见书中陈述：“……朝鲜之事国论纷纷，连岁未止。前年既已因此而使政府发生变革，去年春又因此而引起九州之骚扰。而今更使天下之议者必将纷纷竞起，政府非预先筹谋一定之策略，尽其义务，负其责任不可”，表明了欲干预韩国内政的心迹。
日本一方面以此事件为借口给韩国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对欧美列强和中国展开了“狡诈的外交活动”。明治政府与美、俄等国的驻日大使进行谈判求得了谅解和支持。为消除清朝对它进入韩国的阻碍，日本以韩国与清朝之间的从属关系为由向清朝追究“云扬号事件”的责任。首先，任命森有礼为驻清朝公使，赴北京谈判，递交了外交“觉书”，提出清政府今后不得参与韩国政务，日本将向韩国派出使节。1876年1月11日，森有礼向清政府指 出：云扬舰行驶至江华岛附近，正欲补充淡水之时，突遭来自朝鲜海岸上炮台的炮击。一方面，要求韩国赔偿“云扬号事件”的损失，另一方面，通告必须缔结通商条约。
日本政府在向清朝派出使节的同时，又任命黑田清隆中将为全权大使，井上馨议官为副使，宫本小一，森山茂外务大丞等为随员出使韩国。黑田清隆全权大使临出发时，太政大臣三条实美曾经对他作了训令及指示，以便应付各种突发情况。其训令主要有以下一些内容：1、要求对云扬号遭炮击，国旗受污辱一事做出相应赔偿。2、主要目的在于缔结条约，若彼方与我修好，答应扩大贸易，则以此抵偿云扬舰的赔偿。3、若朝鲜政府不承担云扬舰的责任，没有与我复交的诚意，有损我政府荣威的话，可临机处理。从上述训令可见，日本是以确认韩国对江华岛事件的责任为前提来提出谈判条件的，并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值得关注的是，日本的侵略行径居然得到美国的支持和赞赏。“日本外务卿寺岛宗泽在对美国驻日公使平安谈判时寡廉鲜耻地说：这一举动与贵国柏利来到下田时所采取的措施相同。平安将美国人所著的《柏利日本远征记》一书赠给井上馨副使，以壮其行，并怂恿说，只要你读好这本书，照此行事，定能成功。”使节团一行约30人，率6艘军舰，从品川港出发，于1876年1月末到达韩国沿海，在釜山近海抛锚。“1876年1月，日本在釜山作了一次海军示威；在探悉中国必像1871年那样地置身事外以后，日本就强迫那位满心不愿意的朝鲜国王接受一件友好通商条约……”黑田一行于2月4日在江华岛靠岸，2月10日率兵员300余名，从仁川的镇海门登陆，造访了江华府的副师营。
当时，韩国政府恰好发生政变，大院君隐退，闵氏一派执掌政权。闵氏政权为与大院君势力对抗，遂改变锁国政策，筹备开港通商。然而闵氏政权既不是进步的政权，也不具备开国的内部准备，之所以实行开放政策，有学者认为是基于以下一些原因：“第一，闵氏政权为了维护它的权威，不得不接受外部势力，特别是日本提出的门户开放要求。第二，日本对朝鲜的门户开放采取了积极的政策。”也有学者进一步认为导致韩国锁国政策发生动摇的原因主要为：第一，以复交为条件，利用日本促成闵妃之子册封为世子；第二，日本的武力威胁；第三，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闵妃政权被迫放弃了强硬的对日外交政策。此举一可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外交方面，以缓和日趋激化的国内矛盾。二可乘机把造成内外交困局面的责任推到大院君身上。三可以此为借口，打击排斥异己，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在此，我们不能忽略清政府和李鸿章在韩国开港中扮演了重要的乃至尴尬的角色。李鸿章给韩国政府送来信简，劝告韩国与日本修好，并指出与日本开启战端的不利之处，表明清政府的意向。于是，韩国政府任命申穗为接见大臣，尹滋承为副官，派到江华府去迎接日本全权大使一行。1876年2月11日，两国全权代表在江华府会面。开始在江华城内的练武台进行日韩修好谈判。韩国内部对这次会谈有不同的意见。大院君致书政府要员反对妥协，许多爱国军民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击退倭贼”的集结和斗争。金炳学，洪淳穆等持“斥和论”，朴硅寿，吴庆锡等认为开港是大势所趋，持“稳和论”；李最应和闵奎镐等实权派人物从派阀立场出发，趋同开国论。
从谈判的日程来看，从1876年2月11日开始到13日，加上2月20日的一天共进行了4个回合的谈判。第一天主要是两国代表互相问候，谈论两国代表的资格和权限问题。第二天的会谈，日方全权代表对修好条约草案作陈述，然后以强硬的态度将13项条约草案递交韩国全权代表。韩国代表感到事态严重，避免即刻回答，将其送交中央政府定夺。于是黑田清隆全权大使提出警告：若10日以后还无答复则将导致两国断绝交往。在翌日的第三次会谈中，日方全权代表发出强硬通告：希望尽快承认13条方案，并予以签字，如若韩国方面不予承认，则派军队在京江下游，仁川，富平地方登陆。会谈在彼此争论中结束。当天，日方提出的条约草案送达韩国政府，国王召集众臣商议是否接受。结果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金炳学指出：“彼国人虽云修好而来，许多情状非修好，实搏衅也。”韩国政府感到以目前国贫兵弱，实在无法对抗日本。于是接受右议政金炳国的妥协提议，决定等待接见大官的详报，委任接见大官负责修好通商事宜。20日，在练武台举行第4次会谈。韩国政府将本国政府下达的议政府照会案转交日方。日方以此照会案完全省略江华岛事件为由而拒绝接受。谈判陷于破裂状态，黑田清隆从江华府返回军舰。韩国全权代表对此大为震惊，在日方的武力胁迫下终于在1876年2月26日承认了日方所有要求。27日，两国全权代表在江华府缔结了所谓的《韩日修好条约》，由此确定了韩国的开港。
三、韩国开港的结果与影响
大院君执政时期实行锁国主义，因而对欧洲列强进行了顽强抗击；闵氏上台后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于是被日本轻易地叩开国门。“但是，这只不过是闵氏一派维持权力的手段，决非为了谋划韩国近代化的政策”。《韩日修好条约》全文12条。在第1条中将韩国确认为“自主之邦”，日本从而排除了清朝君临韩国的势力，可以自由进出韩国；第2条中，日本可“随时派使臣到朝鲜国京城”，获得在京城设置公使馆的权力；第4条规定将韩国3个港口开放与日本进行自由贸易，“准听日本国人民往来通商，就该地赁借地基，造营家屋”；第7条规定“准听日本国航海者随时测量海岸，审其位置深浅，编制图志”，从而为日本进一步侵略韩国作了准备；第8条规定日方“随时设置管理日本国商民之官”，遇到交涉案件时而可以保护其在贸易和开港中的利益；第9条规定“两国既经修好，彼此人民各自任意贸易，两国官吏毫无干预”，从而剥夺了韩国政府对本国贸易的管辖权；第10条确认了“日本国人民在朝鲜指定各口……如其犯罪皆归日本官审断”。这一规定不免使人联想到1858年《日英修好通商条约》中的类似规定，日本对英国人享有的治外法权一直耿耿于怀，却依样画葫芦地强加在韩国身上。这样，“朝鲜增加了对外开放港口，但是却不能处罚在开放港口犯罪的日本人。所以，江华岛条约及其附属条约等于允许日本人在朝鲜可以毫无限制地随意进行经济侵略”。
《韩日修好条约》公布后，在韩国全国引起骚动，人们纷纷指责政府软弱无能。崔益铉等人竟向国王上卦书，以死抗议。“江华条约是日本凿进亚洲大陆的一个楔子……总之，条约是片面的，和列强加诸中国和日本的相似”。《韩日修好条约》是个典型的不平等条约，“它标志着沦朝鲜为日本的附属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确立其在朝鲜的殖民统治的开端”。“标榜日朝两国平等同权的《江华条约》的实质，不仅奴役朝鲜，而且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向推行大陆政策方向迈出的第一步”。订约以前，韩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订约以后，韩国主权开始遭受破坏，逐步走向半封建 半殖民地社会，最后竟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客观而言，东北亚近代史是被殖民侵略的历史，同时也是与世界连成一体并走向开放和现代化的历史。尽管开港当时打下了半殖民地化的烙印，但是，西方国家与日本对韩国的武力冲击“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从而加速了韩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从这一意义上讲，开港也给韩国带来某种积极的影响。例如，开港初期的仁川称为济物浦，是一个人口不过3000，人迹罕至的渔村小码头。“开放以后，在仁川设立了供外国人居住的租界，建起了西式公园、宾馆和教会等。随着人口的增加，开始在这里填海造堤。从这里到汉城的铁路是韩国历史上的第一条铁路；仁川还开通了市外电话、电信等”。这一点仁川与日本的横滨有诸多相似之处，二者均从一个小渔村发展为近代都市，成为引进欧美先进文明的桥梁和展示“文明开化”成果的窗口。所以，韩国学者李光鳞将开化、开国、开港等含义进行了分析和考察，认为“开化思想在旧韩末是进步的思想”；所谓开化，在1870年代，意谓“开国、开港”，在1880年代，意思则变成引进西洋学问和技术以谋求富国强兵，到了1890年代，又增加了倡导国权和民权的含义。
朝鲜王朝于1881年派遣一批年轻贵族，即所谓“绅士游览团”去日本考察行政、军事、教育、工业和技术体制。与此同时，应清朝的要求，另一批由吏曹参议金允植率领的60名朝鲜青年访问了中国。在那里他们主要是研习制造和操作西方武器的技艺。时在天津的金允植曾经在《天津奉使缘起》一文中写到：“我国素无他交，唯北事清国，东通日本而已。自数十年来宇内情形日变，欧洲雄长东洋诸国皆遵其公法。舍此则孤立寡助无以自保”。这些知识精英渐渐认识到“朝鲜的锁国政策既然已被打破，就不能回避与欧美列强的交往”，从而产生了一股主张开国的开化思潮。在这股思潮的推动下，以及清廷“以夷制夷”外交政策的影响下，1882年5月，韩国与美国政府签订了《朝美修好条约》，“近代朝鲜终于从不自觉的被动开国走向自觉的主动开国”。在国内政争不断而周边列强觊觎的状况下，韩国在早期现代化的道路上艰难前行。
四、结语
在东北亚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中日韩起步时的处境极为相似，结局却大相径庭，可谓“同途殊归”。在半个多世纪的冲击与应对过程中，东北亚三国分别采取了迥异的因应策略，日本由被冲击者嬗变为冲击者，扮演了摧毁朝贡贸易体制的角色，对三国关系框架的重新构建产生重大影响。当然，对所谓日本的“成功”和中韩的“失败”要进行符合史实的客观评价。对日本积极开放，虚心学习欧美国家先进文明的经验应该加以肯定，而对其以扩张侵略，牺牲中韩利益为特征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则应持批判态度。适逢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考察近代东北亚国家开港史或许会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任何国家都难以在封闭状态中求得发展进步，开放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唯有顺应历史潮流实行自主开放才有走出一条独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现实可能性。
作者简介
张晓刚，男，1962年生，辽宁本溪人，历史学博士，现为大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韩英，女，吉林延边人，哲学博士，大连大学人文部副教授。
责任编辑 倪金荣
[关键词]韩国，日本，外交，开港
[中图分类号]K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08)10-0048-05
16世纪初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西欧国家纷纷在印度和东南亚建立殖民据点，随即开始北上东北亚地区，在进行传教和贸易活动的同时发起“西力东渐”的冲击。在上述过程中，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亦在发育成长。“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18-19世纪的欧美国家资本主义迅猛发展，而地处东北亚的中、日、韩(朝鲜王朝)三国仍蹒跚而行，成为世界市场的最终建构环节。中国在鸦片战争失败后，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被迫对西方国家开放门户；德川幕府1854年与美国缔结《日美修好条约》，标志着日本开国。朝鲜半岛上的韩国并非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亦非主动实行开放政策，而是在邻国日本的武力逼迫下走向开港暨早期现代化的曲折道路。
一、韩国开港的国际契机
19世纪初叶以前的数百年间，东亚地区存在着一个以中国封建王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即中国周边邻国统治者对本国的统治权，必须经由中国朝廷“册封”确认的以礼仪往来为主要形式的所谓“朝贡制度”。韩国是推行礼治主义最为彻底的国家；也是这个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当时，韩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局限于“事大”“交邻”，对中国、日本以外的国家没有太多认识。韩国被西方视为“隐士之国”，主要是因为朝鲜半岛远离太平洋主航道，处于西方待认识的阶段。然而，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天津、牛庄，芝罘等地开港后，韩国西海岸开始进入欧美各国的视野。英国与法国从南部北上，俄国从西伯利亚南下，美国则从东部向沉溺于锁国之梦的韩国进袭而来。
早在1831年，英国商船曾经驶近韩国，停泊于忠清道洪城郡古代岛附近。这是西方商船首次要求与朝鲜进行贸易。1846年，法国军舰出现在忠清道的洪州冲；1865年俄国船队来咸镜北道庆兴冲停泊。韩国政府因了解到宗主国中国陷入欧美国家侵略的窘境，愈发感到开港的危险性，所以拒绝了列强的要求。不仅如此，韩国政府“为了确保锁国，巩固边防，进而对西方的天主教实行了正主王以来的禁教政策，对教徒大肆弹压。1866年处死约3万信徒”。这一年法国9名神甫在韩国被斩首，法国舰队曾经短期占领临近京城的江华岛，但一无所获。同年，美国商船驶入大同江要求通商，但是遭到韩国军民抗击，全体船员被杀。为报复此次事件，1871年美国舰队占领江华岛，但被韩国军队击退。当时韩国虽然损失很大，但是却坚决地拒欧美列强于国门之外。由于法国和美国先后退兵，“朝鲜更加相信外国人望见它的军队，便不敢不撤退，并且这次远征也被中国人看作是外国人的一次失败”。事实上，韩国得以在东北亚诸国中最后开港，应该说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日本学者奥平武彦认为：第一，欧美人对有关朝鲜的知识极为缺乏；第二，法、美两国均在远征江华岛中失败，使欧美各国感到迫使韩国开港颇有难度；第三，受到居留在远东的外国人舆论与欧洲政局动向的牵制。笔者以为，一方面韩国军民同仇敌忾，拼死抵抗；另一方面则由于列强没有以全力冲击韩国。具体而言，19世纪中叶以后，英国热衷于经略印度和对中国的侵略；俄国急于开拓西伯利亚和滨海州；法国正在入侵印度支那和中国华南地区；美国则忙于处理南北战争的善后工作，受到对外政策的掣肘。种种原因促使列强无暇投入更大规模的武力逼迫韩国就范。这就给后来日本冲击韩国，迫其开港提供了契机。
1863年，韩国第二十五代国王哲宗逝世，因无子嗣而迎立同为李氏王族的李熙为新国王，是为高宗。因其年少不能亲政，遂封其父为大院君，掌管国事。大院君对内实行所谓“弊政刷新”，对外实行“锁国”政策以抵御西方入侵，巩固国防。然而，强化锁国政策虽然享有短时期的安宁，但却丧失了对外开放，富国强兵的良好时机。因为其锁国虽然一时得以成功，却难以永久持续下去。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那就是邻国的日本自1854年开国后，通过倒幕维新而羽翼渐丰，并采取了与美国强迫日本开国时期如出一辙的手段，迈出了打破韩国锁国政策的第一步。
大院君执政时期，德川幕府试图恢复和韩国的交往，认为“朝鲜是日本的邻国，”“美国是日本的友邦，”故此对美国与韩国的纠纷颇感不安，希望出面斡旋。然而，幕府无法在1867年派出拟议的专使。翌年，萨摩藩派遣一名专使去韩国声明日本王政复古，亦遭到韩国政府拒绝。鉴于韩国同样拒绝明治新政府于1869年所派的另外两次日本使节，日本国内出现所谓的“征韩论”；因日本当时忙于其他内外事务，“征韩论”曾经一度中断。1872年。日本征服了琉球王国，1874年侵略中国的台湾。与此同时，“征韩论”再次抬头，韩国已然成为日本直接侵略的对象。
二、韩日交涉与韩国开港的确定
1875年4月，日本副理事官广津弘信提议，派遣军舰在对马岛和韩国之间测量海路，进行示威，以此方式声援外交活动。根据这一建议，同年5月，日本“云扬”号等舰只先后侵入韩国海域炫耀武力。9月，再次驶入韩国水域进行武装挑衅。舰长井上良馨以“测量航道”的日舰遭韩国炮火突然袭击为借口，故意挑起事端。是为史上有名的“云扬号事件”。日方对事件是有备而来的，或者说是蓄谋已久的，对韩国而言却是突发事件。“24日三军府启，畿沿留泊之异船，始未知何国何地之人，而犯人内洋已是叵测，冲火放炮尤为可恶，此与年前抢掠之番舶一类也”。10月15日，参议木户孝允在向日本政府提出的意见书中陈述：“……朝鲜之事国论纷纷，连岁未止。前年既已因此而使政府发生变革，去年春又因此而引起九州之骚扰。而今更使天下之议者必将纷纷竞起，政府非预先筹谋一定之策略，尽其义务，负其责任不可”，表明了欲干预韩国内政的心迹。
日本一方面以此事件为借口给韩国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对欧美列强和中国展开了“狡诈的外交活动”。明治政府与美、俄等国的驻日大使进行谈判求得了谅解和支持。为消除清朝对它进入韩国的阻碍，日本以韩国与清朝之间的从属关系为由向清朝追究“云扬号事件”的责任。首先，任命森有礼为驻清朝公使，赴北京谈判，递交了外交“觉书”，提出清政府今后不得参与韩国政务，日本将向韩国派出使节。1876年1月11日，森有礼向清政府指 出：云扬舰行驶至江华岛附近，正欲补充淡水之时，突遭来自朝鲜海岸上炮台的炮击。一方面，要求韩国赔偿“云扬号事件”的损失，另一方面，通告必须缔结通商条约。
日本政府在向清朝派出使节的同时，又任命黑田清隆中将为全权大使，井上馨议官为副使，宫本小一，森山茂外务大丞等为随员出使韩国。黑田清隆全权大使临出发时，太政大臣三条实美曾经对他作了训令及指示，以便应付各种突发情况。其训令主要有以下一些内容：1、要求对云扬号遭炮击，国旗受污辱一事做出相应赔偿。2、主要目的在于缔结条约，若彼方与我修好，答应扩大贸易，则以此抵偿云扬舰的赔偿。3、若朝鲜政府不承担云扬舰的责任，没有与我复交的诚意，有损我政府荣威的话，可临机处理。从上述训令可见，日本是以确认韩国对江华岛事件的责任为前提来提出谈判条件的，并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值得关注的是，日本的侵略行径居然得到美国的支持和赞赏。“日本外务卿寺岛宗泽在对美国驻日公使平安谈判时寡廉鲜耻地说：这一举动与贵国柏利来到下田时所采取的措施相同。平安将美国人所著的《柏利日本远征记》一书赠给井上馨副使，以壮其行，并怂恿说，只要你读好这本书，照此行事，定能成功。”使节团一行约30人，率6艘军舰，从品川港出发，于1876年1月末到达韩国沿海，在釜山近海抛锚。“1876年1月，日本在釜山作了一次海军示威；在探悉中国必像1871年那样地置身事外以后，日本就强迫那位满心不愿意的朝鲜国王接受一件友好通商条约……”黑田一行于2月4日在江华岛靠岸，2月10日率兵员300余名，从仁川的镇海门登陆，造访了江华府的副师营。
当时，韩国政府恰好发生政变，大院君隐退，闵氏一派执掌政权。闵氏政权为与大院君势力对抗，遂改变锁国政策，筹备开港通商。然而闵氏政权既不是进步的政权，也不具备开国的内部准备，之所以实行开放政策，有学者认为是基于以下一些原因：“第一，闵氏政权为了维护它的权威，不得不接受外部势力，特别是日本提出的门户开放要求。第二，日本对朝鲜的门户开放采取了积极的政策。”也有学者进一步认为导致韩国锁国政策发生动摇的原因主要为：第一，以复交为条件，利用日本促成闵妃之子册封为世子；第二，日本的武力威胁；第三，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闵妃政权被迫放弃了强硬的对日外交政策。此举一可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外交方面，以缓和日趋激化的国内矛盾。二可乘机把造成内外交困局面的责任推到大院君身上。三可以此为借口，打击排斥异己，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在此，我们不能忽略清政府和李鸿章在韩国开港中扮演了重要的乃至尴尬的角色。李鸿章给韩国政府送来信简，劝告韩国与日本修好，并指出与日本开启战端的不利之处，表明清政府的意向。于是，韩国政府任命申穗为接见大臣，尹滋承为副官，派到江华府去迎接日本全权大使一行。1876年2月11日，两国全权代表在江华府会面。开始在江华城内的练武台进行日韩修好谈判。韩国内部对这次会谈有不同的意见。大院君致书政府要员反对妥协，许多爱国军民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击退倭贼”的集结和斗争。金炳学，洪淳穆等持“斥和论”，朴硅寿，吴庆锡等认为开港是大势所趋，持“稳和论”；李最应和闵奎镐等实权派人物从派阀立场出发，趋同开国论。
从谈判的日程来看，从1876年2月11日开始到13日，加上2月20日的一天共进行了4个回合的谈判。第一天主要是两国代表互相问候，谈论两国代表的资格和权限问题。第二天的会谈，日方全权代表对修好条约草案作陈述，然后以强硬的态度将13项条约草案递交韩国全权代表。韩国代表感到事态严重，避免即刻回答，将其送交中央政府定夺。于是黑田清隆全权大使提出警告：若10日以后还无答复则将导致两国断绝交往。在翌日的第三次会谈中，日方全权代表发出强硬通告：希望尽快承认13条方案，并予以签字，如若韩国方面不予承认，则派军队在京江下游，仁川，富平地方登陆。会谈在彼此争论中结束。当天，日方提出的条约草案送达韩国政府，国王召集众臣商议是否接受。结果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金炳学指出：“彼国人虽云修好而来，许多情状非修好，实搏衅也。”韩国政府感到以目前国贫兵弱，实在无法对抗日本。于是接受右议政金炳国的妥协提议，决定等待接见大官的详报，委任接见大官负责修好通商事宜。20日，在练武台举行第4次会谈。韩国政府将本国政府下达的议政府照会案转交日方。日方以此照会案完全省略江华岛事件为由而拒绝接受。谈判陷于破裂状态，黑田清隆从江华府返回军舰。韩国全权代表对此大为震惊，在日方的武力胁迫下终于在1876年2月26日承认了日方所有要求。27日，两国全权代表在江华府缔结了所谓的《韩日修好条约》，由此确定了韩国的开港。
三、韩国开港的结果与影响
大院君执政时期实行锁国主义，因而对欧洲列强进行了顽强抗击；闵氏上台后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于是被日本轻易地叩开国门。“但是，这只不过是闵氏一派维持权力的手段，决非为了谋划韩国近代化的政策”。《韩日修好条约》全文12条。在第1条中将韩国确认为“自主之邦”，日本从而排除了清朝君临韩国的势力，可以自由进出韩国；第2条中，日本可“随时派使臣到朝鲜国京城”，获得在京城设置公使馆的权力；第4条规定将韩国3个港口开放与日本进行自由贸易，“准听日本国人民往来通商，就该地赁借地基，造营家屋”；第7条规定“准听日本国航海者随时测量海岸，审其位置深浅，编制图志”，从而为日本进一步侵略韩国作了准备；第8条规定日方“随时设置管理日本国商民之官”，遇到交涉案件时而可以保护其在贸易和开港中的利益；第9条规定“两国既经修好，彼此人民各自任意贸易，两国官吏毫无干预”，从而剥夺了韩国政府对本国贸易的管辖权；第10条确认了“日本国人民在朝鲜指定各口……如其犯罪皆归日本官审断”。这一规定不免使人联想到1858年《日英修好通商条约》中的类似规定，日本对英国人享有的治外法权一直耿耿于怀，却依样画葫芦地强加在韩国身上。这样，“朝鲜增加了对外开放港口，但是却不能处罚在开放港口犯罪的日本人。所以，江华岛条约及其附属条约等于允许日本人在朝鲜可以毫无限制地随意进行经济侵略”。
《韩日修好条约》公布后，在韩国全国引起骚动，人们纷纷指责政府软弱无能。崔益铉等人竟向国王上卦书，以死抗议。“江华条约是日本凿进亚洲大陆的一个楔子……总之，条约是片面的，和列强加诸中国和日本的相似”。《韩日修好条约》是个典型的不平等条约，“它标志着沦朝鲜为日本的附属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确立其在朝鲜的殖民统治的开端”。“标榜日朝两国平等同权的《江华条约》的实质，不仅奴役朝鲜，而且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向推行大陆政策方向迈出的第一步”。订约以前，韩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订约以后，韩国主权开始遭受破坏，逐步走向半封建 半殖民地社会，最后竟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客观而言，东北亚近代史是被殖民侵略的历史，同时也是与世界连成一体并走向开放和现代化的历史。尽管开港当时打下了半殖民地化的烙印，但是，西方国家与日本对韩国的武力冲击“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从而加速了韩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从这一意义上讲，开港也给韩国带来某种积极的影响。例如，开港初期的仁川称为济物浦，是一个人口不过3000，人迹罕至的渔村小码头。“开放以后，在仁川设立了供外国人居住的租界，建起了西式公园、宾馆和教会等。随着人口的增加，开始在这里填海造堤。从这里到汉城的铁路是韩国历史上的第一条铁路；仁川还开通了市外电话、电信等”。这一点仁川与日本的横滨有诸多相似之处，二者均从一个小渔村发展为近代都市，成为引进欧美先进文明的桥梁和展示“文明开化”成果的窗口。所以，韩国学者李光鳞将开化、开国、开港等含义进行了分析和考察，认为“开化思想在旧韩末是进步的思想”；所谓开化，在1870年代，意谓“开国、开港”，在1880年代，意思则变成引进西洋学问和技术以谋求富国强兵，到了1890年代，又增加了倡导国权和民权的含义。
朝鲜王朝于1881年派遣一批年轻贵族，即所谓“绅士游览团”去日本考察行政、军事、教育、工业和技术体制。与此同时，应清朝的要求，另一批由吏曹参议金允植率领的60名朝鲜青年访问了中国。在那里他们主要是研习制造和操作西方武器的技艺。时在天津的金允植曾经在《天津奉使缘起》一文中写到：“我国素无他交，唯北事清国，东通日本而已。自数十年来宇内情形日变，欧洲雄长东洋诸国皆遵其公法。舍此则孤立寡助无以自保”。这些知识精英渐渐认识到“朝鲜的锁国政策既然已被打破，就不能回避与欧美列强的交往”，从而产生了一股主张开国的开化思潮。在这股思潮的推动下，以及清廷“以夷制夷”外交政策的影响下，1882年5月，韩国与美国政府签订了《朝美修好条约》，“近代朝鲜终于从不自觉的被动开国走向自觉的主动开国”。在国内政争不断而周边列强觊觎的状况下，韩国在早期现代化的道路上艰难前行。
四、结语
在东北亚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中日韩起步时的处境极为相似，结局却大相径庭，可谓“同途殊归”。在半个多世纪的冲击与应对过程中，东北亚三国分别采取了迥异的因应策略，日本由被冲击者嬗变为冲击者，扮演了摧毁朝贡贸易体制的角色，对三国关系框架的重新构建产生重大影响。当然，对所谓日本的“成功”和中韩的“失败”要进行符合史实的客观评价。对日本积极开放，虚心学习欧美国家先进文明的经验应该加以肯定，而对其以扩张侵略，牺牲中韩利益为特征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则应持批判态度。适逢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考察近代东北亚国家开港史或许会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任何国家都难以在封闭状态中求得发展进步，开放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唯有顺应历史潮流实行自主开放才有走出一条独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现实可能性。
作者简介
张晓刚，男，1962年生，辽宁本溪人，历史学博士，现为大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韩英，女，吉林延边人，哲学博士，大连大学人文部副教授。
责任编辑 倪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