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载沣：他不傻，却干了一件最蠢的事儿
1908年，载沣3岁的儿子溥仪被选为光绪的接班人，身为监国摄政王的载沣，实际上成了中国的统治者。
载沣1908年也就25岁，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标准的“80后”。这么一个小青年突然上台了，接着几乎满人的少年权贵全都出来了。一大帮骑马遛鸟的贵公子，哪怕先去下面做个“县委书记”历练一下也行啊，但他们都是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的纨绔子弟。这帮人上来后首先做的事就是收权：一、天下是我们满人打的，怎么大权尽是汉人拿着？二、我们是中央集权制，怎么地方权力这么大？
其实，这是老问题。当年满人中的能者如西太后、恭亲王，也不敢动这样的局面，他们知道权力的大规模转移是要出事的。但载沣敢动：首先就拿袁世凯开刀，然后搞了个皇族内阁，并加快推行全国铁路国有政策。本来中国的主旋律在这之前一直是立宪，而非革命，但经过载沣们这么一搞，原来支持变法的地方实力派、立宪派和全国有名的士绅、绅商们，心都凉了。革命的转机出现了。
载沣其实并非昏庸无能，实际上他还很开明。18岁那年(1901年)，他被选中出使德国，为庚子年德国公使被杀事件向德国皇帝赔礼道歉。 载沣把一次谢罪之行转变成了游学，大开眼界，对西方的科技很感兴趣，也多了宽容和豁达。他在清末的满人里面甚至是有才能的，所以才得到慈禧的重视。如果不是历史选择他做了摄政王，按他自己的兴趣，或许在科技方面能有所成就。一句话：载沣不傻，但在历史转折关头，他却干了一件最蠢的事儿。他的失败，败在没有政治经验。
汪精卫：那时还是可爱的“愤青”
载沣掌权，就被革命党人中的暗杀派盯上了。1910年4月，汪精卫、黄复生预谋刺杀摄政王，未遂，一时间轰动全国。汪精卫从此声名大噪，即使后来投敌做了汉奸，人们也会感叹“卿本佳人，奈何作贼”。
其实，这一年的汪精卫还不到30岁，也是一“80后”，有点“愤青”，但也是可爱的“愤青”。 当时还没有发明无线引爆装置，只能靠手摇电话引爆，引爆地点又不能距离爆炸现场太远，所以一旦实施，引爆者也必死无疑——汪精卫早已决定牺牲自己，他是存了心要与摄政王载沣同归于尽。
可惜出了意外，还未引爆就被发现了。面对审讯，汪精卫争做主犯，保护同仁。他的供词洋洋洒洒数千言，文辞美，立意正，加上争死之义、临危不惧之气概，且相貌俊美，令审讯者章宗祥和善耆感慨不已，爱才之心陡起。清朝的刑律改革此时已初见成效，原来的十恶大罪已经取消。所以，在善耆和章宗祥的斡旋下，汪精卫居然没有被判死刑，而且在监狱里还颇受优待，狱中还写下了名诗句：“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后来清政府大赦党人，汪精卫得以出狱，直接参与了南北议和。据说，汪精卫出狱时，百姓争睹风采，道路为之阻塞。就这样，汪精卫和摄政王载沣，都好好地活了下来。而且，载沣居然没再找茬儿收拾汪精卫。清末的官场看来并非一团黑，还是有点人味、有点气度的。
当年的革命党大多信奉英雄史观。他们固执地相信，国家必须由他们这些人来拯救。他们一直以为这样个人英雄式的单打独斗可以唤起民众，只手打天下，为此，暗杀成为起义之外最重要的手段，从南到北，革命党人都在试制炸弹。炸了这个炸那个，可惜，始终没把民众的觉悟炸出来，也没有把清朝炸垮了台。到头来，他们发现，真正起了作用的，还是扎实的动员，士兵的起义。
端方、良弼：生逢末世独木难支
端方在清末，绝对属于满人中的翘楚。思想开明又能干，在满人堆儿里显得十分扎眼，深受慈禧的赏识。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清朝最重要两个封疆大吏的位置，他都干过。早在戊戌变法中，他就是满人中不多的变法支持者。晚清预备立宪，他更是卖力地推动。出洋考察的五大臣中，他是最重要的一位。据说考察回来后，慈禧问他立宪的事，他回答，朝廷若能立宪，则皇上可世袭罔替。一句话，让老佛爷定了心。他在地方任上，一边大力改革，一边着力防范革命党，但处置起来比较温和。刘师培这样的人，如果不是感念于端方的礼贤下士，也许未必会背上一个叛徒的罪名，投到端方幕下。
但慈禧和光绪翘得太早，端方没了靠山，大祸突降，被人弹劾，罪名是在慈禧丧礼上大不敬。所谓的不敬，无非是丧礼上派人沿途照相。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他跟袁世凯是儿女亲家，在翦除袁世凯的势力中，撞到了枪口上。载沣揽权，先把一个属于自己人的才子能吏革职——清朝想不垮台都难。
在清王朝倒计时的几个月，端方被重新起用，替这个末世王朝办一件最不该办的大事：入川镇压保路运动。说是去镇压，实际上没放过一枪一弹，但他在四川资州，被带去的新军士兵按在四脚板凳上，砍了好些刀。砍下来的脑袋被装在事先准备好的木匣里带回了武昌，每路过一地，川人都要打开匣子看看，然后摆酒送行。他的头颅成了通行证。就这样，端方成了清亡之际，名气最大的牺牲者。
另一个满人将才良弼，可谓清朝最后一个铁杆保皇党，连枭雄袁世凯都惧他三分。中国新式的军事教育体系，基本上是在他手上建立起来的。但在晚清这样一个满人整体没落的环境里，像他这样的人才，注定恃才傲物，遭人嫉恨。他虽是自己人，但在打江山的谱系中没多少份额，以贵排序，轮不到他。关键是，他的聪明和处事明白，时常显出权贵的蠢来。即便他有好主意，也架不住众多馊主意的掺和。
正当良弼极力反对袁世凯出山、反对议和，力主迅速立宪时，一个敢玩命的革命党人来刺杀了。两次炸弹炸伤良弼左腿，刺客则当场毙命。据说，良弼之伤，即使按当时的医疗条件，也尚不至死，但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收买了给良弼治病的中医，进一药酒，服后就不行了。良弼临死前告人：“我辈军人，死何足惜，吾见政府不可为，故组织宗社党以图挽救，今我死，清室亦亡，刺我者真知我者也。”
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覆亡，牺牲掉的，往往是这个民族最优秀的人。端方和良弼，都可谓命不好——大厦将倾独木难支，生逢末世，命运注定是悲剧。等到这些“独木”断了，清廷也就离“寿终正寝”不远了。
比制度更重要的是秩序
辛亥的“脸谱”还有很多，比如命相好、老实又聪明的黎元洪，虽是被动革命，但却知道守着革命的“帽子”不丢，在民国的纷繁变化中总能安然无恙……
这些“角儿”你方唱罢我登场，走了一拨儿又来一拨儿。辛亥的戏唱完了，民国登场了——但之前革命者的梦想实现了么？革命给了国人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却没法像魔棒一样，给中国带来立竿见影的变化。
革命党人急于破坏旧秩序，立宪派主张渐进中稳定秩序。关键时刻载沣干一蠢事儿，立宪失势，和平的机会丧失了。日本趁机乱中添乱，唯一强人袁世凯错判形势导致垮台——秩序稳定再也无从谈起。其结果是带来了持久的制度困扰和变革焦虑。大家都救国心切，尤其是先进知识分子的心态，越来越焦躁，越来越激进，革命一次不行，那就继续革命，再革革命的命……把混乱归咎于变革不彻底，也只好在前进方向上做更激进的动作，恨不得把中国社会翻过来，将传统结构彻底打碎。“共和”的招牌挂起来了，但没有秩序，大家还是靠武力说话，各个地方说白了仍是军阀统治。哪有共和呢？哪有民主呢？哪有自由呢……
“新玩意儿”落不了地，但也已打烂丢掉“老东西”——进不得，退不得，在辛亥开启的这样一个两难之局里，历史很无奈地展开了……
（本文由张鸣口述，本刊记者郭芙秀整理）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8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1908年，载沣3岁的儿子溥仪被选为光绪的接班人，身为监国摄政王的载沣，实际上成了中国的统治者。
载沣1908年也就25岁，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标准的“80后”。这么一个小青年突然上台了，接着几乎满人的少年权贵全都出来了。一大帮骑马遛鸟的贵公子，哪怕先去下面做个“县委书记”历练一下也行啊，但他们都是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的纨绔子弟。这帮人上来后首先做的事就是收权：一、天下是我们满人打的，怎么大权尽是汉人拿着？二、我们是中央集权制，怎么地方权力这么大？
其实，这是老问题。当年满人中的能者如西太后、恭亲王，也不敢动这样的局面，他们知道权力的大规模转移是要出事的。但载沣敢动：首先就拿袁世凯开刀，然后搞了个皇族内阁，并加快推行全国铁路国有政策。本来中国的主旋律在这之前一直是立宪，而非革命，但经过载沣们这么一搞，原来支持变法的地方实力派、立宪派和全国有名的士绅、绅商们，心都凉了。革命的转机出现了。
载沣其实并非昏庸无能，实际上他还很开明。18岁那年(1901年)，他被选中出使德国，为庚子年德国公使被杀事件向德国皇帝赔礼道歉。 载沣把一次谢罪之行转变成了游学，大开眼界，对西方的科技很感兴趣，也多了宽容和豁达。他在清末的满人里面甚至是有才能的，所以才得到慈禧的重视。如果不是历史选择他做了摄政王，按他自己的兴趣，或许在科技方面能有所成就。一句话：载沣不傻，但在历史转折关头，他却干了一件最蠢的事儿。他的失败，败在没有政治经验。
汪精卫：那时还是可爱的“愤青”
载沣掌权，就被革命党人中的暗杀派盯上了。1910年4月，汪精卫、黄复生预谋刺杀摄政王，未遂，一时间轰动全国。汪精卫从此声名大噪，即使后来投敌做了汉奸，人们也会感叹“卿本佳人，奈何作贼”。
其实，这一年的汪精卫还不到30岁，也是一“80后”，有点“愤青”，但也是可爱的“愤青”。 当时还没有发明无线引爆装置，只能靠手摇电话引爆，引爆地点又不能距离爆炸现场太远，所以一旦实施，引爆者也必死无疑——汪精卫早已决定牺牲自己，他是存了心要与摄政王载沣同归于尽。
可惜出了意外，还未引爆就被发现了。面对审讯，汪精卫争做主犯，保护同仁。他的供词洋洋洒洒数千言，文辞美，立意正，加上争死之义、临危不惧之气概，且相貌俊美，令审讯者章宗祥和善耆感慨不已，爱才之心陡起。清朝的刑律改革此时已初见成效，原来的十恶大罪已经取消。所以，在善耆和章宗祥的斡旋下，汪精卫居然没有被判死刑，而且在监狱里还颇受优待，狱中还写下了名诗句：“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后来清政府大赦党人，汪精卫得以出狱，直接参与了南北议和。据说，汪精卫出狱时，百姓争睹风采，道路为之阻塞。就这样，汪精卫和摄政王载沣，都好好地活了下来。而且，载沣居然没再找茬儿收拾汪精卫。清末的官场看来并非一团黑，还是有点人味、有点气度的。
当年的革命党大多信奉英雄史观。他们固执地相信，国家必须由他们这些人来拯救。他们一直以为这样个人英雄式的单打独斗可以唤起民众，只手打天下，为此，暗杀成为起义之外最重要的手段，从南到北，革命党人都在试制炸弹。炸了这个炸那个，可惜，始终没把民众的觉悟炸出来，也没有把清朝炸垮了台。到头来，他们发现，真正起了作用的，还是扎实的动员，士兵的起义。
端方、良弼：生逢末世独木难支
端方在清末，绝对属于满人中的翘楚。思想开明又能干，在满人堆儿里显得十分扎眼，深受慈禧的赏识。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清朝最重要两个封疆大吏的位置，他都干过。早在戊戌变法中，他就是满人中不多的变法支持者。晚清预备立宪，他更是卖力地推动。出洋考察的五大臣中，他是最重要的一位。据说考察回来后，慈禧问他立宪的事，他回答，朝廷若能立宪，则皇上可世袭罔替。一句话，让老佛爷定了心。他在地方任上，一边大力改革，一边着力防范革命党，但处置起来比较温和。刘师培这样的人，如果不是感念于端方的礼贤下士，也许未必会背上一个叛徒的罪名，投到端方幕下。
但慈禧和光绪翘得太早，端方没了靠山，大祸突降，被人弹劾，罪名是在慈禧丧礼上大不敬。所谓的不敬，无非是丧礼上派人沿途照相。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他跟袁世凯是儿女亲家，在翦除袁世凯的势力中，撞到了枪口上。载沣揽权，先把一个属于自己人的才子能吏革职——清朝想不垮台都难。
在清王朝倒计时的几个月，端方被重新起用，替这个末世王朝办一件最不该办的大事：入川镇压保路运动。说是去镇压，实际上没放过一枪一弹，但他在四川资州，被带去的新军士兵按在四脚板凳上，砍了好些刀。砍下来的脑袋被装在事先准备好的木匣里带回了武昌，每路过一地，川人都要打开匣子看看，然后摆酒送行。他的头颅成了通行证。就这样，端方成了清亡之际，名气最大的牺牲者。
另一个满人将才良弼，可谓清朝最后一个铁杆保皇党，连枭雄袁世凯都惧他三分。中国新式的军事教育体系，基本上是在他手上建立起来的。但在晚清这样一个满人整体没落的环境里，像他这样的人才，注定恃才傲物，遭人嫉恨。他虽是自己人，但在打江山的谱系中没多少份额，以贵排序，轮不到他。关键是，他的聪明和处事明白，时常显出权贵的蠢来。即便他有好主意，也架不住众多馊主意的掺和。
正当良弼极力反对袁世凯出山、反对议和，力主迅速立宪时，一个敢玩命的革命党人来刺杀了。两次炸弹炸伤良弼左腿，刺客则当场毙命。据说，良弼之伤，即使按当时的医疗条件，也尚不至死，但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收买了给良弼治病的中医，进一药酒，服后就不行了。良弼临死前告人：“我辈军人，死何足惜，吾见政府不可为，故组织宗社党以图挽救，今我死，清室亦亡，刺我者真知我者也。”
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覆亡，牺牲掉的，往往是这个民族最优秀的人。端方和良弼，都可谓命不好——大厦将倾独木难支，生逢末世，命运注定是悲剧。等到这些“独木”断了，清廷也就离“寿终正寝”不远了。
比制度更重要的是秩序
辛亥的“脸谱”还有很多，比如命相好、老实又聪明的黎元洪，虽是被动革命，但却知道守着革命的“帽子”不丢，在民国的纷繁变化中总能安然无恙……
这些“角儿”你方唱罢我登场，走了一拨儿又来一拨儿。辛亥的戏唱完了，民国登场了——但之前革命者的梦想实现了么？革命给了国人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却没法像魔棒一样，给中国带来立竿见影的变化。
革命党人急于破坏旧秩序，立宪派主张渐进中稳定秩序。关键时刻载沣干一蠢事儿，立宪失势，和平的机会丧失了。日本趁机乱中添乱，唯一强人袁世凯错判形势导致垮台——秩序稳定再也无从谈起。其结果是带来了持久的制度困扰和变革焦虑。大家都救国心切，尤其是先进知识分子的心态，越来越焦躁，越来越激进，革命一次不行，那就继续革命，再革革命的命……把混乱归咎于变革不彻底，也只好在前进方向上做更激进的动作，恨不得把中国社会翻过来，将传统结构彻底打碎。“共和”的招牌挂起来了，但没有秩序，大家还是靠武力说话，各个地方说白了仍是军阀统治。哪有共和呢？哪有民主呢？哪有自由呢……
“新玩意儿”落不了地，但也已打烂丢掉“老东西”——进不得，退不得，在辛亥开启的这样一个两难之局里，历史很无奈地展开了……
（本文由张鸣口述，本刊记者郭芙秀整理）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8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