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76年9月至10月间，中国政坛围绕一句话——“按既定方针办”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这句话的影响如此深远，令人感慨。它背后的故事如此离奇，又令人疑惑。尽管此事早有“结论”，但人们心中的疑问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比如：“按既定方针办”是“四人帮”伪造出来的吗？“四人帮”说过“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临终嘱咐”吗？“照过去方针办”是如何变成“按既定方针办”的？审判“四人帮”时为什么不提这条“重罪”？本文围绕“按既定方针办”的由来这个关键问题，根据笔者看到的材料，追根溯源，去伪存真，试图揭示历史真相。
“按既定方针办”由“两报一刊”社论首次公开发表
众所周知，逮捕“四人帮”的一个重要根据就是：伪造毛泽东的“临终嘱咐”。1977年8月12日，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中阐述了抓捕“四人帮”的理由，其中提到两篇文章：一篇是1976年9月16日“两报一刊”（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一篇是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两篇文章各有罪名，简单地说，前文“造假”，后文“造假”并“举事”。“举事”之说不在本文探讨范围，我们只分析“造假说”或“伪造说”。
《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是公开发表“毛主席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的第一篇文章。这篇社论是姚文元亲自布置和审定修改的。全文2００0多字，最引人注目的一句话是：“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是用黑体字排的，这意味着是毛泽东的原话。当时只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原话，才能享受如此待遇。这篇社论发表后，“四人帮”操纵广播电台、报刊，连篇累牍地宣传“按既定方针办”，《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篇文章。如果说“四人帮”伪造了毛泽东的“临终嘱咐”，《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就是“造假”的源头，但问题是：第一，“按既定方针办”是姚文元“造假”，还是社论起草者“造假”？第二，把“按既定方针办”作为“毛主席嘱咐”，是否确有根据？
虽然《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是“两报一刊”社论，但参加起草的只有人民日报社和红旗杂志社两家。红旗杂志社一人参加了领导机构“六人小组”，并任召集人，另一人则为写作小组成员（以下分别简称“召集人”和“成员”）。“成员”是姚文元亲自从上海调入红旗杂志社的，他参加了社论起草的全过程。1976年12月12日晚，“成员”详细回忆了社论的写作经过：
9月9日上午8点半，“召集人”叫我到他的办公室，说鲁瑛（《人民日报》总编辑）来电话，要我们去三个人参加写悼念主席逝世的社论，还说事情很急，可能11日要发表。“召集人”说：“鲁瑛不可能直接向《红旗》发号施令，准是姚的意思。现在家里只有五个人知道电报消息，林和孟不能去，要照顾家里事，只有我同你能去。”于是，他向林、孟、周打了招呼之后，即带着我去人民日报社。在那里，出面联系的是潘某和崔某，鲁瑛始终没有出场。潘某说：鲁瑛根据姚的指示要写一篇社论，但具体内容写什么，要我们两家共同讨论研究。潘某、崔某问“召集人”对社论有什么设想。“召集人”说刚知道主席逝世不到两小时，才接到写社论的通知，还来不及考虑。当时，几个人议论了一个多小时，初步确定写这样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颂扬主席的丰功伟绩，由《人民日报》起草；第二部分写路线和今后的任务，由《红旗》起草。两个部分，由两家分别草拟，然后再合起来讨论、修改。
这个分工商定后，“召集人”和我便回来了。“召集人”叫我先拟个草稿，内容主要讲路线是个关键问题，然后讲讲当前形势和今后任务，并规定当天下午拿出草稿。晚上，“召集人”、林和我，三人共同修改草稿。第二天上午打了十份样稿，“召集人”和我又去人民日报参加讨论。我们带去的稿子没有“按既定方针办”之类的话。
10日上午，在人民日报评论部讨论（他们的人员约有十名参加），由崔某主持会议，把两家各自草拟的稿子念了一下。大家觉得内容与《告人民书》重复太多，没有什么新鲜东西。讨论时，崔某传达鲁瑛的电话，说这篇社论暂不急发，《告人民书》刚发表，看看形势再说。崔某认为，这样时间就很从容，可以写得充实些。后来，“召集人”叫我留下参加修改，他自己就回机关了。我和人民日报的同志一起改到下午6时，带回一个修改稿，也没有“按既定方针办”。
10日晚，是我值班。半夜12点，姚文元打电话来说，第10期版面计划要改，要围绕悼念主席去世来组稿。后来，姚还说：“‘两报一刊’社论由人民日报负责，你们不用管了。”第二天上午，我作了一个电话记录，交给“召集人”。
13日晚，人民日报评论部通知我们在14日上午去参加社论修改。“召集人”和我研究，决定由我一人去，他不去了，因为姚说社论“由人民日报负责”。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人民日报参加社论修改。崔某传达鲁瑛的电话说：“社论将在18日追悼大会之前发表。追悼大会之后，还要再发一篇‘两报一刊’社论，国庆还要发社论。”这大约是鲁瑛根据姚的旨意讲的。
在修改社论过程中，大家都认为内容太单薄，应加以充实。当时，我说往常的社论都靠发表主席最新指示取胜，看来这篇社论也得加一条最新指示。大家七嘴八舌地凑，说主席的最新指示有两条，一条是中央6月电报中提到的“国内问题要注意”，另一条是“按既定方针办”。7月底，人民日报评论部有人去参加计划会议，听过谷牧副总理的传达，印象中似乎是有这两句话。后来我说，记得八九月间的《内部参考》上有一篇材料曾以黑体引用“按既定方针办”，崔某当即拿《内部参考》来翻阅，发现是有的。肖某（人民日报宣传小组成员）说：“如果要用一条新的语录，还是用‘按既定方针办’较合适。”后来多数人都倾向用这句话，崔某便下了决心。原稿上是这样的一句：“毛主席在病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15日晚送姚审批。姚退下来时，把“在病中”三字删去，这样一来，“按既定方针办”就算拍板通过了。
接着这句话之后，专有一段对这句话作解释的。第一句话在原稿上这样写：“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路线办。”姚文元把这句话改为：“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这一改，和上面把“在病中”去掉连在一起，表明了姚文元的原来用意就是想把“按既定方针办”这句伪造的指示塞进社论。表面上看，他事先没有对社论内容有什么明确的指示，好像是顺水推舟干出来的，实际上是他借别人之手来达到他反革命的目的。他明明是在政治局听过华总理的传达的，主席的原话是“照过去方针办”，然而在他审定的《内部参考》上已经走了样。这就迷惑了写社论的人，以为《内部参考》上用的黑体字，一般总是经过上面审定的，首先是姚自己审批的，大概经过核实的，所以大家比较放心。特别是15日的社论送审稿，姚修改之后，把这句伪造的“指示”进一步肯定了。参加写社论的人（包括我在内），都是被姚文元玩弄了，被他利用当枪使，还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被利用的。
14日晚，我带回《红旗》的一份社论稿子上已有这句伪造的“指示”。我当时专把此事告诉“召集人”。他看了，没说别的，只说内容还嫌单薄些，但叫我不要去对人民日报说，要我先听听他们怎样征求鲁瑛的意见。后来，我听说，鲁瑛对这份稿子的意见是“感情还不够深”，叫崔某等人再改。15日上午又作了修改、充实，把“按既定方针办”这一核心段，改得更突出了，并加上了一段专门的解释段落。改后，送姚审时，崔某起草一份简要报告，说明是两家起草的，并把《红旗》放在《人民日报》之前，无非因为我和许也参加了，以示他们的谦让。
毫无疑问，毛泽东1976年4月30日的原话是“照过去方针办”。这就产生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矛盾：毛泽东明明说的是“照过去方针办”，华国锋或谷牧为什么传达成“按既定方针办”呢？难道华国锋或谷牧修改了毛泽东的指示？问题很快就有了答案，人们很快就知道了真相：“四人帮”篡改了毛泽东指示，并把篡改的话当做毛泽东临终嘱咐。“伪造说”见于1976年10月后的许多重要文献，包括《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通知》（1976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灭亡前的猖狂一跳——揭穿“四人帮”伪造“临终嘱咐”的大阴谋》（1976年12月17日）、“两报一刊”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1976年10月25日）、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1977年8月18日）、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1978年2月26日），等等。“伪造说”流传甚广，传播至今。但它存在很多疑点：
第一，“四人帮”为什么这样改？他们即使想篡改最高指示，也应改得有利于自己吧？“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虽在字面上有三个字的差别，但含义基本一致，这种无谓的改动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第二，“四人帮”为什么改这条？他们即使想篡改最高指示，总得找一个比较容易操作的吧？他们非常清楚“照过去方针办”的由来，也知道政治局委员都听过华国锋的传达，自己又不掌握毛泽东的亲笔原件，为什么要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去蛮干？
第三，姚文元直接组织和修改了那篇社论，公开披露了“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接着又指示广播电台、报刊大肆宣扬这句话。姚文元1976年9月19日在《红旗》第10期送审目录草样的信上亲笔写了“按既定方针办”，并要求放进《毛主席语录》。这些都是事实，它们只能证明姚文元和社论写作者把“按既定方针办”当做“毛主席嘱咐”，并不能证明“按既定方针办”是姚文元伪造的，也不能证明“四人帮”把“按既定方针办”当成“毛主席临终嘱咐”。“伪造说”的重要依据是《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和《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但笔者反复查看两篇文章，没有找到“临终嘱咐”之类的话。具体说，《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只有一处引用了“按既定方针办”，说是“毛主席嘱咐”，未说“临终嘱咐”；《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三次引用了“按既定方针办”，称之为毛泽东的“嘱咐”、“谆谆嘱咐”，也不见“临终嘱咐”之类的词汇。伪造“临终嘱咐”从何说起？
第四，如果“四人帮”真的伪造了“毛主席临终嘱咐”，如此重大的罪行，为什么在1980年审判他们时不予追究呢？难道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疏忽了吗？
这些问题使笔者百思不得其解，最近看到阎长贵、苌江的《所谓毛泽东临终嘱咐的真相》一文，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按既定方针办”竟然是会议记录者笔误造成的！文章说：
陈斐章从20世纪50年代起，20多年一直在国家计委办公厅工作，参加党组会议作记录，或起草负责人讲话和有关文件等。
在一次谈话中，陈斐章告诉我们，毛主席逝世后引起非常轰动的一句话，即“按既定方针办”一语的造成和出现，同他作记录时的失误有关，并讲了细节。我们听后都很震惊，我们觉得对历史负责，还历史本来面貌，很有必要把这个鲜为人知的情况告诉世人……
在1976年7月至8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期间，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捣乱，斗争很激烈，加之发生百年不遇的唐山大地震，会场乱哄哄。一天，华国锋拿着陈斐章等人起草的稿子宣读，中间离开稿子讲了几句话，内容即是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华说，毛主席讲：“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在华国锋停顿的时候，王洪文突然插话，还有“你办事，我放心”呢。接着，华国锋又把“你办事，我放心”说了一遍。由于人多听不清，担任记录的陈斐章只听清“不要着急”，至于什么“方针办”，没听清。情急中，陈斐章顺连其意，写成“按既定方针办”。会后，陈斐章整理华国锋讲话稿，发现记录与原话不一致，即请示当时的领导，也是组织和服务这次座谈会的计委一位副主任核实，而他未核实就发文了。
陈斐章一语道破天机，“按既定方针办”的最初出处竟然找到了！
《所谓毛泽东临终嘱咐的真相》披露的这条史料弥足珍贵。我们既要感谢作者，更应感谢陈斐章老人，感谢他坦言笔误的勇气和抢救史料的责任感。如果说陈斐章当年的笔误在客观上影响了当代中国历史进程的话，那么，他现在提供珍贵史料，对恢复和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则具有重要意义。
“按既定方针办”由“两报一刊”社论首次公开发表
众所周知，逮捕“四人帮”的一个重要根据就是：伪造毛泽东的“临终嘱咐”。1977年8月12日，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中阐述了抓捕“四人帮”的理由，其中提到两篇文章：一篇是1976年9月16日“两报一刊”（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一篇是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两篇文章各有罪名，简单地说，前文“造假”，后文“造假”并“举事”。“举事”之说不在本文探讨范围，我们只分析“造假说”或“伪造说”。
《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是公开发表“毛主席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的第一篇文章。这篇社论是姚文元亲自布置和审定修改的。全文2００0多字，最引人注目的一句话是：“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是用黑体字排的，这意味着是毛泽东的原话。当时只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原话，才能享受如此待遇。这篇社论发表后，“四人帮”操纵广播电台、报刊，连篇累牍地宣传“按既定方针办”，《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篇文章。如果说“四人帮”伪造了毛泽东的“临终嘱咐”，《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就是“造假”的源头，但问题是：第一，“按既定方针办”是姚文元“造假”，还是社论起草者“造假”？第二，把“按既定方针办”作为“毛主席嘱咐”，是否确有根据？
虽然《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是“两报一刊”社论，但参加起草的只有人民日报社和红旗杂志社两家。红旗杂志社一人参加了领导机构“六人小组”，并任召集人，另一人则为写作小组成员（以下分别简称“召集人”和“成员”）。“成员”是姚文元亲自从上海调入红旗杂志社的，他参加了社论起草的全过程。1976年12月12日晚，“成员”详细回忆了社论的写作经过：
9月9日上午8点半，“召集人”叫我到他的办公室，说鲁瑛（《人民日报》总编辑）来电话，要我们去三个人参加写悼念主席逝世的社论，还说事情很急，可能11日要发表。“召集人”说：“鲁瑛不可能直接向《红旗》发号施令，准是姚的意思。现在家里只有五个人知道电报消息，林和孟不能去，要照顾家里事，只有我同你能去。”于是，他向林、孟、周打了招呼之后，即带着我去人民日报社。在那里，出面联系的是潘某和崔某，鲁瑛始终没有出场。潘某说：鲁瑛根据姚的指示要写一篇社论，但具体内容写什么，要我们两家共同讨论研究。潘某、崔某问“召集人”对社论有什么设想。“召集人”说刚知道主席逝世不到两小时，才接到写社论的通知，还来不及考虑。当时，几个人议论了一个多小时，初步确定写这样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颂扬主席的丰功伟绩，由《人民日报》起草；第二部分写路线和今后的任务，由《红旗》起草。两个部分，由两家分别草拟，然后再合起来讨论、修改。
这个分工商定后，“召集人”和我便回来了。“召集人”叫我先拟个草稿，内容主要讲路线是个关键问题，然后讲讲当前形势和今后任务，并规定当天下午拿出草稿。晚上，“召集人”、林和我，三人共同修改草稿。第二天上午打了十份样稿，“召集人”和我又去人民日报参加讨论。我们带去的稿子没有“按既定方针办”之类的话。
10日上午，在人民日报评论部讨论（他们的人员约有十名参加），由崔某主持会议，把两家各自草拟的稿子念了一下。大家觉得内容与《告人民书》重复太多，没有什么新鲜东西。讨论时，崔某传达鲁瑛的电话，说这篇社论暂不急发，《告人民书》刚发表，看看形势再说。崔某认为，这样时间就很从容，可以写得充实些。后来，“召集人”叫我留下参加修改，他自己就回机关了。我和人民日报的同志一起改到下午6时，带回一个修改稿，也没有“按既定方针办”。
10日晚，是我值班。半夜12点，姚文元打电话来说，第10期版面计划要改，要围绕悼念主席去世来组稿。后来，姚还说：“‘两报一刊’社论由人民日报负责，你们不用管了。”第二天上午，我作了一个电话记录，交给“召集人”。
13日晚，人民日报评论部通知我们在14日上午去参加社论修改。“召集人”和我研究，决定由我一人去，他不去了，因为姚说社论“由人民日报负责”。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人民日报参加社论修改。崔某传达鲁瑛的电话说：“社论将在18日追悼大会之前发表。追悼大会之后，还要再发一篇‘两报一刊’社论，国庆还要发社论。”这大约是鲁瑛根据姚的旨意讲的。
在修改社论过程中，大家都认为内容太单薄，应加以充实。当时，我说往常的社论都靠发表主席最新指示取胜，看来这篇社论也得加一条最新指示。大家七嘴八舌地凑，说主席的最新指示有两条，一条是中央6月电报中提到的“国内问题要注意”，另一条是“按既定方针办”。7月底，人民日报评论部有人去参加计划会议，听过谷牧副总理的传达，印象中似乎是有这两句话。后来我说，记得八九月间的《内部参考》上有一篇材料曾以黑体引用“按既定方针办”，崔某当即拿《内部参考》来翻阅，发现是有的。肖某（人民日报宣传小组成员）说：“如果要用一条新的语录，还是用‘按既定方针办’较合适。”后来多数人都倾向用这句话，崔某便下了决心。原稿上是这样的一句：“毛主席在病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15日晚送姚审批。姚退下来时，把“在病中”三字删去，这样一来，“按既定方针办”就算拍板通过了。
接着这句话之后，专有一段对这句话作解释的。第一句话在原稿上这样写：“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路线办。”姚文元把这句话改为：“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这一改，和上面把“在病中”去掉连在一起，表明了姚文元的原来用意就是想把“按既定方针办”这句伪造的指示塞进社论。表面上看，他事先没有对社论内容有什么明确的指示，好像是顺水推舟干出来的，实际上是他借别人之手来达到他反革命的目的。他明明是在政治局听过华总理的传达的，主席的原话是“照过去方针办”，然而在他审定的《内部参考》上已经走了样。这就迷惑了写社论的人，以为《内部参考》上用的黑体字，一般总是经过上面审定的，首先是姚自己审批的，大概经过核实的，所以大家比较放心。特别是15日的社论送审稿，姚修改之后，把这句伪造的“指示”进一步肯定了。参加写社论的人（包括我在内），都是被姚文元玩弄了，被他利用当枪使，还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被利用的。
14日晚，我带回《红旗》的一份社论稿子上已有这句伪造的“指示”。我当时专把此事告诉“召集人”。他看了，没说别的，只说内容还嫌单薄些，但叫我不要去对人民日报说，要我先听听他们怎样征求鲁瑛的意见。后来，我听说，鲁瑛对这份稿子的意见是“感情还不够深”，叫崔某等人再改。15日上午又作了修改、充实，把“按既定方针办”这一核心段，改得更突出了，并加上了一段专门的解释段落。改后，送姚审时，崔某起草一份简要报告，说明是两家起草的，并把《红旗》放在《人民日报》之前，无非因为我和许也参加了，以示他们的谦让。
毫无疑问，毛泽东1976年4月30日的原话是“照过去方针办”。这就产生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矛盾：毛泽东明明说的是“照过去方针办”，华国锋或谷牧为什么传达成“按既定方针办”呢？难道华国锋或谷牧修改了毛泽东的指示？问题很快就有了答案，人们很快就知道了真相：“四人帮”篡改了毛泽东指示，并把篡改的话当做毛泽东临终嘱咐。“伪造说”见于1976年10月后的许多重要文献，包括《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通知》（1976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灭亡前的猖狂一跳——揭穿“四人帮”伪造“临终嘱咐”的大阴谋》（1976年12月17日）、“两报一刊”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1976年10月25日）、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1977年8月18日）、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1978年2月26日），等等。“伪造说”流传甚广，传播至今。但它存在很多疑点：
第一，“四人帮”为什么这样改？他们即使想篡改最高指示，也应改得有利于自己吧？“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虽在字面上有三个字的差别，但含义基本一致，这种无谓的改动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第二，“四人帮”为什么改这条？他们即使想篡改最高指示，总得找一个比较容易操作的吧？他们非常清楚“照过去方针办”的由来，也知道政治局委员都听过华国锋的传达，自己又不掌握毛泽东的亲笔原件，为什么要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去蛮干？
第三，姚文元直接组织和修改了那篇社论，公开披露了“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接着又指示广播电台、报刊大肆宣扬这句话。姚文元1976年9月19日在《红旗》第10期送审目录草样的信上亲笔写了“按既定方针办”，并要求放进《毛主席语录》。这些都是事实，它们只能证明姚文元和社论写作者把“按既定方针办”当做“毛主席嘱咐”，并不能证明“按既定方针办”是姚文元伪造的，也不能证明“四人帮”把“按既定方针办”当成“毛主席临终嘱咐”。“伪造说”的重要依据是《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和《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但笔者反复查看两篇文章，没有找到“临终嘱咐”之类的话。具体说，《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只有一处引用了“按既定方针办”，说是“毛主席嘱咐”，未说“临终嘱咐”；《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三次引用了“按既定方针办”，称之为毛泽东的“嘱咐”、“谆谆嘱咐”，也不见“临终嘱咐”之类的词汇。伪造“临终嘱咐”从何说起？
第四，如果“四人帮”真的伪造了“毛主席临终嘱咐”，如此重大的罪行，为什么在1980年审判他们时不予追究呢？难道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疏忽了吗？
这些问题使笔者百思不得其解，最近看到阎长贵、苌江的《所谓毛泽东临终嘱咐的真相》一文，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按既定方针办”竟然是会议记录者笔误造成的！文章说：
陈斐章从20世纪50年代起，20多年一直在国家计委办公厅工作，参加党组会议作记录，或起草负责人讲话和有关文件等。
在一次谈话中，陈斐章告诉我们，毛主席逝世后引起非常轰动的一句话，即“按既定方针办”一语的造成和出现，同他作记录时的失误有关，并讲了细节。我们听后都很震惊，我们觉得对历史负责，还历史本来面貌，很有必要把这个鲜为人知的情况告诉世人……
在1976年7月至8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期间，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捣乱，斗争很激烈，加之发生百年不遇的唐山大地震，会场乱哄哄。一天，华国锋拿着陈斐章等人起草的稿子宣读，中间离开稿子讲了几句话，内容即是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华说，毛主席讲：“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在华国锋停顿的时候，王洪文突然插话，还有“你办事，我放心”呢。接着，华国锋又把“你办事，我放心”说了一遍。由于人多听不清，担任记录的陈斐章只听清“不要着急”，至于什么“方针办”，没听清。情急中，陈斐章顺连其意，写成“按既定方针办”。会后，陈斐章整理华国锋讲话稿，发现记录与原话不一致，即请示当时的领导，也是组织和服务这次座谈会的计委一位副主任核实，而他未核实就发文了。
陈斐章一语道破天机，“按既定方针办”的最初出处竟然找到了！
《所谓毛泽东临终嘱咐的真相》披露的这条史料弥足珍贵。我们既要感谢作者，更应感谢陈斐章老人，感谢他坦言笔误的勇气和抢救史料的责任感。如果说陈斐章当年的笔误在客观上影响了当代中国历史进程的话，那么，他现在提供珍贵史料，对恢复和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则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