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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传统调性音乐中，音乐的自律性使音乐得以自我封闭，与社会隔离开来，以拒绝成为社会的一部分。传统调性音乐宣称自己是一种本体论上的自在存在，超越于社会的紧张关系之上。而新音乐则是把自身与现实的矛盾并入到它自己的意识和形态中。新音乐深刻地抓住了自己以及社会的各种矛盾，以致不再使它们透过形式得到调和与调解。新音乐否定且弃绝了和谐的谎言，它知道这种和谐永远不会，也不可能持续下去。它勇敢地面对现实，不随声附和，反而大声预示灾祸，宣告和谐的存在只是谎言，不让真理在谎言中被埋没或无声消失。在阿多诺看来，艺术对于社会的批判就包含在艺术的意义中，是艺术的真理，是谎言与假象所不能淹没的。而最终它的美就在于对美的假象的否定之中。
关键词：阿多诺 新音乐 风格化 十二音列
自17世纪以来，西方音乐就采取了一种表现方式，即作曲家把音乐中一切的表现性经过中介后呈现为风格化的，不要求在作品中直接、真实地表现激情。这一切经过中介和风格化后的表现被阿多诺称为“激情的假象”。到了20世纪，以勋伯格为首的新音乐作曲家认为激情应是毫不掩饰、真实表现的。因此，他们使一切有血有肉的冲动的、震惊的、心灵创伤的激情冲击着音乐表现的传统，打破形式的禁忌。这样的革新表明了新音乐直接、真实地为情感内容服务的意图。这时，艺术作品已不再承认它过去所强调的自律性，转而借助他律性向过去传统调性音乐自足的假象提出挑战。为了打破传统调性音乐所遵从的形式和音乐的自律性，以及其在有调性体系中自足的假象，音乐无可避免地往无调性发展。
然而，诚如阿多诺所言，“艺术确实不能是现实的东西，所以消除艺术作品中一切假象特性只会使它原来存在的假象特性更加突出。” 随着调性的瓦解，无调性音乐中音与音之间的地位逐渐趋于平等，主从地位被打破，音与音、和声与和声之间不再有亲疏关系。但作曲家实际在创作旋律的过程中，无可避免地还是会重复使用某些音，导致在某些时刻还是会有某些音显得地位更高，更重要一些。因此，无调性音乐发展的结果似乎只能转而寻求他律，一种新的体系——十二音列。十二音创作技法使音乐获得了自由，各个音第一次不再有主次之分，十二个音的关系完全平等。这个新体系使无调性音乐在无秩序中首次获得了秩序，但与此同时音乐却又被这种理性体系所束缚住了。在这个体系中，旋律都是事先设定好，以确保旋律中所使用的音完全与音列相符。并且随着新的一个音的出现，其他音选择的余地就相对变小。而且在达到音列中的最后一个音之时，就不再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因此，这体系里面存在着强制性显然是不容置疑的。
除了理性体系所带来的强制性，新音乐尚有另一问题，就是在传统调性音乐当中，音乐是历时性的。例如在奏鸣曲式的呈示部中，主题适当地被建构，并明确地被展示出来；发展部则决定了主题的命运，透过对主题的主观反思，主题在当中高度变奏与发展，使发展部成为曲式的核心；接着，在再现部主题得以再次完整地呈现。但在新音乐中，音乐再也不像过去传统调性音乐那样具历时性。音乐的各种进程和其中的要素更像是心里冲动一样，一切仿佛只是无拘无束地相继排列着。主观经验的时间连续性不再被认为有能力把音乐内在时间统一起来，并把它们当作统一体而赋予某种意义；反之，新音乐强烈地体现主观时间的非连续性，并从中获得了它存在的力量。
既然新音乐与传统调性音乐有如此大的区别和对立性，两者在处理与现实社会之间的矛盾时又有何差异性呢？在传统调性音乐中，音乐的自律性使它得以自我封闭，与社会隔离开来，以拒绝成为社会的一部分。传统调性音乐宣称自己是一种本体论上的自在存在，超越于社会的紧张关系之上。新音乐则是把自身与现实的矛盾并入到它自己的意识和形态中。新音乐深刻地抓住了自己以及社会的各种矛盾，以致不再使它们透过形式得到调和与调解。
Rachel Beckles Willson在他的書中提到，新音乐表现出对当时腐败社会的深刻自省与自我怀疑。作曲家利用上下移动的微分音表达追随真理的挣扎（struggle），用歪歪曲曲的滑奏法表现“不纯洁”（impurity），就像是真理被埋藏在谎言之中，用自然音阶（diatonic）来象征沉睡中无辜的小孩，用纯五度表示“纯洁”（purity）。作曲家使所有这些素材与原来传统的声音和意义完全疏离。音乐不再只是内心世界的表述和写照，而是一种对待现实的真实态度。这个现实不同于音乐从前所认识的现实，它也不再需要在意象中把现实调和起来。新音乐否定且弃绝了和谐的谎言，它知道这种和谐永远不会，也不可能持续下去。它勇敢地面对现实，不随声附和，反而大声预示灾祸，宣告和谐的存在只是谎言，不让真理在谎言中被掩盖或无声消失。人们常误会新音乐的孤立化来源于它批判社会的内容。事实上，它的孤立性更多是源自它的社会内容。对于阿多诺而言，艺术作品与社会有所连接不在于它所提出的问题或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艺术的历史也并非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单纯连续性过程。艺术作品更不是模仿社会，也不一定是在选择了某一特殊问题作为题材时才反映社会，甚至它们的作者不需要知道任何有关社会的事情。纵然如此，艺术作品的形态却仍然是对客观社会状况的客观反映。艺术作品是艺术家反抗现实社会的一种尝试，也是艺术家用以消除那些在社会中所产生的恐惧的一种途径。在阿多诺看来，艺术对于社会的批判就包含在艺术的意义中，是艺术的真理，是谎言与假象所不能淹没的。而最终它的美就在于对美的假象的否定之中。
参考文献：
[1][德]西奥多·阿多诺.新音乐的哲学（第五版）[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2] Willson， Rachel Beckles， Ligeti Gyor gy， and Kurtág Gyorgy.Ligeti， Kurtág， and Hungarian music during the cold war[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作者简介：罗锦嘉，硕士研究生，苏州大学音乐学院，研究方向：音乐理论）（责任编辑 张云逸）
关键词：阿多诺 新音乐 风格化 十二音列
自17世纪以来，西方音乐就采取了一种表现方式，即作曲家把音乐中一切的表现性经过中介后呈现为风格化的，不要求在作品中直接、真实地表现激情。这一切经过中介和风格化后的表现被阿多诺称为“激情的假象”。到了20世纪，以勋伯格为首的新音乐作曲家认为激情应是毫不掩饰、真实表现的。因此，他们使一切有血有肉的冲动的、震惊的、心灵创伤的激情冲击着音乐表现的传统，打破形式的禁忌。这样的革新表明了新音乐直接、真实地为情感内容服务的意图。这时，艺术作品已不再承认它过去所强调的自律性，转而借助他律性向过去传统调性音乐自足的假象提出挑战。为了打破传统调性音乐所遵从的形式和音乐的自律性，以及其在有调性体系中自足的假象，音乐无可避免地往无调性发展。
然而，诚如阿多诺所言，“艺术确实不能是现实的东西，所以消除艺术作品中一切假象特性只会使它原来存在的假象特性更加突出。” 随着调性的瓦解，无调性音乐中音与音之间的地位逐渐趋于平等，主从地位被打破，音与音、和声与和声之间不再有亲疏关系。但作曲家实际在创作旋律的过程中，无可避免地还是会重复使用某些音，导致在某些时刻还是会有某些音显得地位更高，更重要一些。因此，无调性音乐发展的结果似乎只能转而寻求他律，一种新的体系——十二音列。十二音创作技法使音乐获得了自由，各个音第一次不再有主次之分，十二个音的关系完全平等。这个新体系使无调性音乐在无秩序中首次获得了秩序，但与此同时音乐却又被这种理性体系所束缚住了。在这个体系中，旋律都是事先设定好，以确保旋律中所使用的音完全与音列相符。并且随着新的一个音的出现，其他音选择的余地就相对变小。而且在达到音列中的最后一个音之时，就不再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因此，这体系里面存在着强制性显然是不容置疑的。
除了理性体系所带来的强制性，新音乐尚有另一问题，就是在传统调性音乐当中，音乐是历时性的。例如在奏鸣曲式的呈示部中，主题适当地被建构，并明确地被展示出来；发展部则决定了主题的命运，透过对主题的主观反思，主题在当中高度变奏与发展，使发展部成为曲式的核心；接着，在再现部主题得以再次完整地呈现。但在新音乐中，音乐再也不像过去传统调性音乐那样具历时性。音乐的各种进程和其中的要素更像是心里冲动一样，一切仿佛只是无拘无束地相继排列着。主观经验的时间连续性不再被认为有能力把音乐内在时间统一起来，并把它们当作统一体而赋予某种意义；反之，新音乐强烈地体现主观时间的非连续性，并从中获得了它存在的力量。
既然新音乐与传统调性音乐有如此大的区别和对立性，两者在处理与现实社会之间的矛盾时又有何差异性呢？在传统调性音乐中，音乐的自律性使它得以自我封闭，与社会隔离开来，以拒绝成为社会的一部分。传统调性音乐宣称自己是一种本体论上的自在存在，超越于社会的紧张关系之上。新音乐则是把自身与现实的矛盾并入到它自己的意识和形态中。新音乐深刻地抓住了自己以及社会的各种矛盾，以致不再使它们透过形式得到调和与调解。
Rachel Beckles Willson在他的書中提到，新音乐表现出对当时腐败社会的深刻自省与自我怀疑。作曲家利用上下移动的微分音表达追随真理的挣扎（struggle），用歪歪曲曲的滑奏法表现“不纯洁”（impurity），就像是真理被埋藏在谎言之中，用自然音阶（diatonic）来象征沉睡中无辜的小孩，用纯五度表示“纯洁”（purity）。作曲家使所有这些素材与原来传统的声音和意义完全疏离。音乐不再只是内心世界的表述和写照，而是一种对待现实的真实态度。这个现实不同于音乐从前所认识的现实，它也不再需要在意象中把现实调和起来。新音乐否定且弃绝了和谐的谎言，它知道这种和谐永远不会，也不可能持续下去。它勇敢地面对现实，不随声附和，反而大声预示灾祸，宣告和谐的存在只是谎言，不让真理在谎言中被掩盖或无声消失。人们常误会新音乐的孤立化来源于它批判社会的内容。事实上，它的孤立性更多是源自它的社会内容。对于阿多诺而言，艺术作品与社会有所连接不在于它所提出的问题或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艺术的历史也并非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单纯连续性过程。艺术作品更不是模仿社会，也不一定是在选择了某一特殊问题作为题材时才反映社会，甚至它们的作者不需要知道任何有关社会的事情。纵然如此，艺术作品的形态却仍然是对客观社会状况的客观反映。艺术作品是艺术家反抗现实社会的一种尝试，也是艺术家用以消除那些在社会中所产生的恐惧的一种途径。在阿多诺看来，艺术对于社会的批判就包含在艺术的意义中，是艺术的真理，是谎言与假象所不能淹没的。而最终它的美就在于对美的假象的否定之中。
参考文献：
[1][德]西奥多·阿多诺.新音乐的哲学（第五版）[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2] Willson， Rachel Beckles， Ligeti Gyor gy， and Kurtág Gyorgy.Ligeti， Kurtág， and Hungarian music during the cold war[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作者简介：罗锦嘉，硕士研究生，苏州大学音乐学院，研究方向：音乐理论）（责任编辑 张云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