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隔四十八年之久，这回他总算没有搭错车。
　　他蓄一口卓别林式的胡子，头顶蓬乱丛生的白发，着一件灰色的外衣，背一个深蓝色的布囊，风尘仆仆地由台北、香港，直奔魂牵梦萦的长安城。
　　他是谁？
　　他是一位不是用几句话，就可以涵盖的特别人物。
　　“远处传来你多么熟悉的声音，让我想起你多么慈祥的心灵，什么时候你才回到我身旁，让我再我你一起唱：酒干倘卖无……”
　　“我和儿子将同游长安，实现人生一大梦想，哈哈哈哈……”
　　电话里，传来孙叔爽朗的笑语，不紧不慢地道白，依然是电影《老莫的第二个春天》里，老莫的声音，地道的京味，字正腔圆。
　　“我们想看的除了古迹以外，还想了解陕西老百姓的生活，吃大家平常吃的东西。”
　　听完孙越从台北打来的电话，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孙叔，总算逮着您了；第二个感觉是：孙叔，您真好伺候！
　　1994年，在台湾电影演员汤志伟的婚礼大典上，我总算与孙越首次见面。等再想采访他时，老人家却像断了线的风筝，无影无踪。
　　他如同一只风车，只要社会需要，就不停地旋转飞扬，为改良台湾的风尚风化，尽一位终身义工的责任。
　　金秋送爽的十月，我终于在长安城里恭候到久违了的孙越。我们可以一齐抿几口“西风”老酒，吃“他”家的羊肉泡馍，吼几声“酒干倘卖无”了。
　　为了尊重“体验百姓生活”的要求，一下飞机，我就把他爷俩带到西安最大的夜市。
　　在夜市我们边品尝烤羊肉串，边海阔天空地神聊，一位盲人青年歌手以一首《流浪者的歌》，深深地打动了孙越。
　　“五十年前，我就一直向往长安，因为这块土地代表着中国杰出的汉唐文化。今天，梦想成真了！”
　　一大早赶到古都新世界大酒店，孙越早已整装待发。
　　听完我为他们安排的参观景点，他似乎觉得有点不过瘾，不住地打问这、询问那的。
　　我被这位凌晨一点入睡的倔老头乐坏了，调侃地说：“孙叔，你真要‘一日看尽长安花’吗？
　　孙越也乐了，忙摆摆手，“我不看花，只看古迹和西安老百姓的真正生活。”
　　我们在火车站，搭乘一辆破旧的“一日游”面包车，摇摇晃晃地出发了。
　　俯视着一尊尊气态轩昂的秦俑，还未领略到汉唐风骚的孙越，先遭遇到秦文化的震撼，平日诙谐健谈的孙越一言不发，掏出袖珍望远镜，仔细窥望、悠悠品味。
　　
　　梨园情结
　　
　　良辰美景，使患有椎间盘突出的孙越，游兴大发，几乎看遍院内的景点。
　　最令孙越感兴趣的，则是东院一座唐代梨园。孙越说，他自小就喜欢看戏，喜欢在大大小小的梨园里串门。虽然他在电影界大红大紫，但他最喜欢的还是他的一百多部舞台剧和十四年的舞台生涯。
　　


　　唐代梨园，勾起孙越对童年往事的回忆。孙越告诉我，他喜欢梨园，喜欢看戏是受父辈的影响。三四十年代里，父亲生意上的应酬，使幼小的孙越有机会常常跟在大人们的屁股后面，白天进烟馆、出饭馆，晚上则泡在戏院子里。那时，天津的戏剧在全国最有名气。
　　大人听戏，孙越则爱看戏。因为他觉得生活中有许多地方，不能让他满足，只有借着舞台满足自己的渴望。比如“除暴安良”，这是七八岁的孙越的向往，可他那阵子瘦胳膊细腿的，伸的拳头只有鸡蛋大。但他可以借舞台上的英雄豪杰，替自己出口鸟气。
　　那时的孙越就下决心，长大了一定登台演戏，不为别人，就为满足自己。
　　他在《原野》里，主动要求扮演竟是“焦大妈”，不是因为十多岁的孙越长得像老太太，而是他对那个角色感兴趣。
　　后来他又演了《原野》里面的“白傻子”，他觉得“白傻子”傻得可爱、傻得真诚，没有人世间的凶恶险诈。
　　对戏剧的痴迷，使得孙越的演技日臻娴熟，渐渐达到炉火纯青境界。
　　有次在台南，上演黄佐临改编的“梁上君子”，孙越演的是—小偷“包三”。
　　掌声平息，大幕落下，卸装完毕准备离开梨园的孙越，发现有一陌生人自他进入化妆室，就一直盯着他，呲牙咧嘴地朝他傻笑。等到只剩下他俩时，陌生人才幽幽地说：“你呀，真把我们这行演绝了！”
　　梁上君子的一席话，使孙越茅塞大开。原来，演戏不仅娱乐自己、满足自己，它也能满足别人，给别人一个抒发情感的机会。
　　梨园奇遇，也成为孙越立下“生于舞台，死于舞台”誓言的缘由之一。
　　新建的唐代梨园规模不小，建筑风格也体现出大唐的雍容华贵。可惜的是，在这里观赏不到梨园子弟“缓歌慢舞凝丝竹”。古香古色的宫殿里，充斥于耳的只有卡拉OK声。
　　走出梨园，孙越带有几分遗憾地问我，哪儿能听到秦腔折子戏？哪里能买到梨园里阵列的唐代乐曲速记简谱的复印品？
　　孙越已经陷入两千年的秦文化，一千多年的汉唐文化的情网之中。
　　


　　西大讲演
　　
　　“我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是什么信息呢？是让大家看到生命的希望，产生生命的喜悦，认识生命的意义。”
　　1994年在台湾，听友人讲，不听孙越的演讲是人生的一大缺憾。
　　这回虽然逮住他了，可他在西安只有两天半的时间，摊派了三小时的讲演，对一位两三个月前做过的四次手术，并患有椎间盘突出的老人来说，似乎有点残忍。
　　“去西北大学演讲吗？成！都听你的。”
　　没相到，孙越很爽快，一副任人宰割的样子。
　　后来，听说孙越在台湾的演讲费，每场高过二万元台币，折人民币近七千元。我有些傻眼，只好硬头皮，痛苦地说：“叔叔，我可拿不出银子来。”
　　孙越哈哈大笑，他告诉我，在台湾，他做公益活动，全部免费，不但贴进去时间精力，还且常常要赔进去交通费什么的。
　　我们搭计程车去西大，司机一眼认出《搭错车》里的拾荒老人，激动地忘乎所以，一个劲地踩油门。结果，几分钟里，他竟然两次违规。看到司机弯着腰接受处罚，孙越焦急不安地问，司机会被罚多少？我们该怎样帮助他？
　　事后我才知道，我又让孙越做了一次赔本的“买卖”。孙越下车时，将一百元夹在13.60元的车费里，悄悄放在司机的座位上。
　　孙越告诉我：“钱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但有时可以通过钱弥补有些人的遗憾。如果我能做得到，我愿意让别人不再遗憾。”
　　当我陪着气喘嘘嘘的孙越，赶到西北大学校园，文学艺术传播学院的会议室里，早已热气腾腾，座无虚席。
　　一位女大学生眼尖，看到孙越，脱口而出：“你就是老莫吗？”吓得孙越一怔，不知所云。
　　女大学生说她九岁时，从画报上看到台湾电影《老莫的第二个春天》的介绍，她被缠着悱恻的爱情故事打动，被老兵娶小妻的无纪律的复杂表情吸引。
　　孙越听完，显得很激动，他想不到这位姑娘惦念他竟有十三年，也想不到学生中竟有人看过他主演的多部影片。
　　孙越讲演前，从不愿意让主持人或邀请者预设一堆问题，供他提前思考。他认为这样会刻意地准备，而失去真实性。他喜欢当场回答听众的提问，使自己的演讲更贴进听众，更加真实。
　　在西北大学的讲演上，孙越果然无备前来。因为我看到他未开口，就举起他的“话题”—一个小金属盒，让同学们猜是装什么的东西。这个银质的盒子，是他一小时前，在鼓楼下的文化街里买到心仪之物，让他爱不释手。
　　有人说是打火机，有人猜是印章盒……孙越念完盒盖上镌刻的“乐而忘返”四个字后，告诉大家，这是以前装鸦片膏的专用盒。全场先是一片惊讶声，旋而爆出哄堂大笑。
　　孙越却痛苦地说：“这玩艺儿，小时候可把我害苦了。盒子里装的东西，能让人的生命萎缩。
　　一个火柴盒大小的盒子，勾起孙越曾经被伤害过的记忆。它也是孙越由经历生活的痛苦，对自己产生绝望，到重新燃起生命的希望，感受到生命喜悦历经的见证。
　　


　　孙越的童年，是在痛苦和压抑中度过。他还是小学生时，每天晚上放学，同学们踏着夕阳兴冲冲回家，他却要沿着相反方向，揣着这种盒子，摸黑到鸦片烟馆给父母买烟膏。烟馆里的乌烟瘴气和一具具干瘪的行尸走肉，给年代仅七八岁的孩童的心灵，抹上浓浓的阴影。
　　他厌恶自己的童年生活，他想过健康快乐的日子，可在现实生活中他无法办到。
　　“如果我希望满足自己的愿望，只有在舞台上扮演别人，才能满足自己。”愿望的驱驶，让十九岁的孙越幸运的登台亮相。十四年的悠悠岁月，孙越主演了《梁上君子》、《陋巷之春》、《烟村四五家》等上百出舞台剧，他的表演艺术日益精湛。
　　上世纪六十年代，台湾的电影业开始复兴。银幕的魅力吸引了孙越，经过一番思考后，他决定投入电影界拍电影，让更多的观众能观赏到自己的表演。
　　饱经沧桑和十四年的舞台经验，使孙越在短短几年功夫就拍了二百多部电影，最忙时，他在同一时间里拍好几部影片。成为台湾电影界的一大奇观。荣誉接踵而来，他相继两次捧走金马奖，还差点拿走亚洲电影大奖。他的名字也响遍东南亚、北美等地区。
　　在不少人羡慕他、嫉妒他的同时，孙越又开辟了第三场战—电视界。他在三十年前，主持了台湾有史以来的大型电影综艺节目“锦绣年华”，每集九十分钟的综艺节目，连续播放后轰动全岛。他和陶大伟、夏玲玲主演的“小人物狂想曲”，将观众身旁小人物的喜怒哀乐、生活中的酸甜苦辣，表演得淋漓尽致，带起一股新的演艺潮流。孙越也成为台湾影视戏剧界的一位极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面对如此辉煌的演艺成就，孙越却很平淡地给西北大学的学生们简述着。当他说完“我在大红大紫时，突然发现我的内心很空虚，我不知道自己何去何从？”这段话时，孙越动情地为大学生们唱了一首自己谱写的歌：“昨天梦见我自己，那是一个似曾相识的自己。他悠悠地对我说，我不认识你……”
　　当孙越陷入不认识自己、不接纳自己的痛苦里，他的生命突然出现了奇迹，一篇报道震撼了他麻木的神经。
　　《龙的传人》的作者，在这篇报道里，谈到中南半岛上一些同胞生活潦倒不堪、缺乏医疗、濒于死亡的情况，激起台湾一批很有爱心的医师护士和公益人士自费买药、购买医疗设备，到那里为自己的同胞巡回医疗，从事各种免费的服务。
　　一桩桩催人泪下的爱心故事，打动了孙越的心。他蓦然发觉，在他的周围，还有那么多人、那么多事情，需要他去关怀、去帮助。他开始把自己的目光，从自己的身上转移到周围的人群。他要求参加在台湾享有盛誉的公益机构—宇宙光传播中心（现更名为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的“送炭到泰北”的活动。
　　为了成行，他在短短的十几天时间里，赶拍完五部影片，人却栽倒在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医生告诫他不能远行，有生命危险。孙越支走医生，拿了一个半月的药和两根导尿管，准时出发。他对送行的亲友讲：“如果死，也要死在泰北！”
　　在泰北的一个月里，他翻出越岭，跑遍了不少村落。
　　有天晚上，孙越协助医生抢救一位儿童，直到天亮，医生终于放弃了抢救。看到眼前一个弱小的生命在眼皮底下丧生，孙越百感交集。他觉得自己给需要关怀的人的帮助和爱，来得太晚、太少了。
　　从泰北回到台北不久，孙越做出了让影视界大吃一惊的决定：每年用八个月的时间做公益活动，只用四个月的时间拍电影。
　　消息发布之后，许多人不相信拼命赚钱、拼命轧戏的孙越一年只拍两部电影。孙越不仅受到同行的和影迷们的误解和不满，也经常受到台湾黑社会的压迫。
　　面对强大的压力，孙越没有屈服。他觉得当一个人真心关爱需要帮助的人时，是不会惧怕一切的。
　　孙越不但坚持一年只用四个月时间拍两部电影，而且在1989年8月22日，当他拍完“两个油漆匠”后，宣布息影，把自己的生命和才能全部奉献给公益事业。这一天，是他从艺四十周年。
　　


　　在盛大的息影发布会，面对蜂拥而至的新闻记者，孙越平静地说：演戏虽然让我赚了一些钱，也有了知名度，但是我想借着大家认可的机会，赋予自己的人生更重要的意义。毕竟，在这个社会里，还有很多事比赚钱来得重要。我觉得今天的社会非常需要我，所以决定从演艺界退休。
　　孙越做的第一件公益活动，就是“伸出手臂、献出热血，做一个快乐的捐血人！”十几年过去了，台湾的捐血运动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和响应，台湾每年捐血的数量，名列全亚洲的第一位。
　　刚开始做公益事业，孙越内心常感到不安，总觉得自己是个表里不一的人，总觉得有些东西见不得人。他从十六岁起就开始抽烟，一直抽了三十七年多，屡屡产生戒烟的念头，但始终没有戒掉。
　　1984年，他拍完《老莫的第二个春天》里的一组镜头，觉得很成功。不由自主地拿出香烟刁在嘴里，就在他点烟的一刹那间，一个声音在耳旁响起：“孙越，你抽烟对别人健康有害！”结果，就凭心中的这个理念，孙越不但结束了三十七年的烟史，而且成为在台湾倡导戒烟的董氏基金会的终身义工、亚太拒烟协会的一员，虽然这一决定是瞬间决断，但却是孙越经历了多年生命意义的探索，改造自己心灵所产生的效果。
　　孙越变了，他不再以一个显赫影帝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他以一个充满喜乐、充满朝气的公益人的面孔，出现在台北的深夜的电视荧幕上，呼吁留连街头的青少年早点回家；他动员全家捐献器官，并成为全台湾第一个在广播节目里推广器官捐赠的人；他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关心癌症末期的患者、爱滋病患者、监狱里受大刑的人，他要让他们在临终前懂得生命的意义，让他们懂得尊重生命，生死无憾地离开这个世界……
　　十几年来，孙越乐而不倦地同时担任台湾十五个公益团体的终身义工、董事和常务理事，成为全台湾最有影响、最受人爱戴的公益人。
　　在西北大学的讲演就要结束时，孙越很认真地对大学生们说：也许你们这里，希望听到一个老艺人演艺生涯和故事。可是，我更希望你们从我这里得到的东西对你们更有益处。我今天带给大家的是，让大家看到生命的希望、产生生命的喜悦、认识生命的意义。
　　我知道西北大学的学生不会让孙越失望。因为，孙越讲起来西安的两个月前，他到越南和柬埔寨，关怀那里的人民。他坐在一个坟堆上的十字架旁，请别人为他拍照，他讲到：“我把照片放在办公室里，让自己随时想到死亡，想到别人的死亡，促使我在未死前的一段时间里，能为别人做些什么。我把自己的每一天，当做生命的最后一天，让我思考在最后一天里，要为别人做些什么？关心他们什么？”
　　听完这段讲话，我和西北大学的师生们的眼眶都湿润了。我们为老人如此亮丽的人生和璀灿的生命而心动。
　　“远处传来你多么熟悉的声音，让我想起你多么慈祥的心灵，什么时候你才回到我身旁，让我再和你一起唱：酒干倘卖无……”怀着恋恋不舍的感情，孙越背起豪不起眼的布囊，离开了心仪的古城，但他把生命的信息，留给了古城，洒下一位公益人的脚印……
　　
　　孙越部分作品：
　　1、《海峡两岸》（1988）
　　2、《老莫的第二个春天》（1984）
　　3、《四傻害羞》（1983）
　　4、《搭错车》（1983）
　　5、《终身大事》（1981）
　　6、《血溅冷鹰堡》（1980）
　　7、《天下一大笑》（1980）
　　8、《空山灵雨》（1979）
　　9、《活宝进城来》（1978）
　　10、《窗外》（1973）
　　11、《冬暖》（1969）
　　12、《凤阳花鼓》（1967）
　　13、《塔里的女人》（1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