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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城垣巍峨、宫阁瑰丽。 1931年初春，年方26岁的唐一禾到达了这里。
上世纪20年代，徐悲鸿、张道藩、颜文樑、林风眠和潘玉良等曾经留学巴黎，归国后一举成为了美术界的翘楚。
30年代，新一拨的艺术青年远涉重洋、来到这里，分散到各个美术学校学习。他们大部分人都是京、津、沪和江浙一带的，来自内地省份的少而又少。
彼时，巴黎被誉为世界艺术之都。国立高等美术学校（简称“巴黎美院”）不仅是它皇冠上一颗耀眼的明珠，也是艺术精英们心目中最高贵的殿堂。3月中旬，在一年一度严格的入学考试中，唐一禾以优异的成绩名列榜首，被巴黎美院录取。同期入学的还有杭州人常书鸿等。唐一禾也是就读于巴黎美院的第一个湖北人，这两个“第一”对湖北美术的发展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
当时的武汉继清末“洋务运动”后，日益崛起的大都市，商业繁华、人文昌盛，全面引进西方现代艺术教育体系的需求与日俱增。尽管武昌艺专创办已逾10数年，也聘请了一些外籍和留洋的教师来校任职。但由于人员流动的频繁，缺乏真正扎根于本土教学的高端人才，导致了西洋绘画未能形成自已的学科特色和专业风格。唐一禾在巴黎的留学及艺术活动，无疑将要对武昌艺专产生较大的影响。
他与常书鸿的导师同是著名的保罗·阿尔伯特·劳伦斯教授。这是巴黎美院历史上最悠久的画室之一，劳伦斯的父亲和哥哥都曾经主持过该画室的教学。劳伦斯本人十分崇尚自普桑、福凯、卡尔东到大卫和安格尔以来的新古典主义，强调绘画的理性和写实的训练，对学生的要求也很严格。同一个画室的唐一禾与常书鸿，一见如故、志趣相投，成了无话不谈的亲密朋友。
唐一禾租住的小公寓，在拉丁区帕森敏热街（Parcheminrie）28号楼上。此处距巴黎美院和卢森堡公园都很近，步行大约需要一刻钟左右。
卢森堡公园位于拉丁区的中心，是路易十三时代建成的。内有卢森堡博物馆，经常性地举办当代著名艺术家的作品展览。公园里还分布着许多反映希腊神话的人物、动物雕塑。面朝先贤祠的大门前，有一家名为布利尔（Bullier）的咖啡馆，这是中国留学生聚会的传统场所。1921年徐悲鸿与张道藩等人组织的“天狗会”，就是在此成立的。唐一禾也经常在此喝咖啡、或到公园里散步。有时候他去常书鸿家里聚会，高谈阔论、推心置腹。
他的朋友圈里还有曾韶竹、周圭、冼星海、艾青、彭友贤、何之培和吕斯百等人。每逢圣诞节，朋友圏里总要约起来，欢聚一堂、共渡佳节。1932年的新年假期显得格外的隆重和热闹，为了欢送巴黎美院的同学、福建人郭应麟启程回国，共有18人参加了常书鸿家的新年聚餐会。他们是：唐一禾、常书鸿、陈秀芝（女）、周圭、郭应麟、虞炳烈、虞炳烈夫人（女，小提琴家）、刘开渠、曹竹韶、王临乙、程鸿寿、李韵笙（女）、吕斯百、陈策云、马露玉（女）、张贤范（女）、陆传纹（女）、朱季青等。
在这次活动中，有人提议成立一个留法的艺术家协会。
常书鸿曾在《艺风》杂志上撰文道：
“那时候我们有四五个人都共同的在拔地南（Bandinet）路十六号Atehier居住，因为这里是预备为画家或雕刻家的工作室，远离着布尔乔亚生活方式的另一个世界中，自然没有一切外国礼教习俗的拘束，可以自由自在的作乐行庆，所以当时就决定在我们Atehier中举行。”
“拔地南”（Bandinet）一词并非法语，可能是一个印地语的发音。
巴黎道路的名称一百多年来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动。
常书鸿所说住在附近的四、五人，应该指的是吕斯百、刘开渠等。
接下来自2月5月至3月5日，他们在此处一连开了三次会议，纷纷表示建立一个团体，对于留法的艺术家们而言，十分重要、势在必行。
大家讨论的重点之一是团体的名称。
这次提出了四个名称：1、中国留法艺术学会；2、中国留法艺术研究会；3、中国留法艺术同学会；4、Seine（塞纳河）社或会。
4月2日，经过又一次会议上的反复争论后，终于确定为“中国留法艺术学会”。其中的“艺术”包含了音乐、建筑和设计等学科范围，“学会”则表示了团体的学术性和权威性。
本次会议上全体通过了学会的简章，并选举产生了第一届委员会（任期为2年）。
委员们的分工如下：
总务股—常书鸿、吕斯百；文书股—唐一禾、周轻鼎；出版股—秦善、刘开渠；展览股—郑可、王临已；会计股—曾竹韶、谢投八。
会议还决定做四件事情：
1.创办一个永久性的画室；2.举办会员画展；3.印刷会员作品集画册；4.与《艺风》杂志合作出版专刊。
由于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均不够满意，本拟当年10月份举办的画展未能举办；因资金不足画室也没建成；画册也只印行了第一集，共4个会员有11幅作品。
1934年8月，《艺风》杂志出版了“中国留法艺术学會专号”，刊登了部分会员的作品、文章及照片，对学会作了一次重点的介绍。后来，随着第一届委员们陆续返国，学会的活动进入了半停顿的状态。但是，中国留法艺术学会是最有影响力的海外艺术团体，它对中国现代美术及美术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美术史上留下了惊鸿一瞥。
而唐一禾不仅是团体的骨干成员，而且还是一个重要的组织者。
具体的原因如下：
其一、现在仅存的活动照片中，每一张都有唐一禾，特别是徐悲鸿访问巴黎时与学会主要人员的合影。
其二、他当选为第一届委员，并且负责“文书股”。凡是搞过团体活动的看官都知道，所谓“文书股”就是提前做策划、写章程、定规矩的人，他们往往就是组织的发起者和核心人物。
其三、他与主要负责人常书鸿志同道合、亲如手足，都胸怀着鸿鹄之志，敢为人先。两人有更多的机会策划与讨论。
唐一禾在巴黎中国留法艺术学会的活动，为武昌艺专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不仅与全国各地的留法艺术家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建立了广泛的人脉，还代表着湖北美术家跻身于全国的艺术界，极大地提高了武昌艺专的知名度。所带回的欧洲现代美术教育思想与体系，也给湖北的美术教育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上世纪20年代，徐悲鸿、张道藩、颜文樑、林风眠和潘玉良等曾经留学巴黎，归国后一举成为了美术界的翘楚。
30年代，新一拨的艺术青年远涉重洋、来到这里，分散到各个美术学校学习。他们大部分人都是京、津、沪和江浙一带的，来自内地省份的少而又少。
彼时，巴黎被誉为世界艺术之都。国立高等美术学校（简称“巴黎美院”）不仅是它皇冠上一颗耀眼的明珠，也是艺术精英们心目中最高贵的殿堂。3月中旬，在一年一度严格的入学考试中，唐一禾以优异的成绩名列榜首，被巴黎美院录取。同期入学的还有杭州人常书鸿等。唐一禾也是就读于巴黎美院的第一个湖北人，这两个“第一”对湖北美术的发展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
当时的武汉继清末“洋务运动”后，日益崛起的大都市，商业繁华、人文昌盛，全面引进西方现代艺术教育体系的需求与日俱增。尽管武昌艺专创办已逾10数年，也聘请了一些外籍和留洋的教师来校任职。但由于人员流动的频繁，缺乏真正扎根于本土教学的高端人才，导致了西洋绘画未能形成自已的学科特色和专业风格。唐一禾在巴黎的留学及艺术活动，无疑将要对武昌艺专产生较大的影响。
他与常书鸿的导师同是著名的保罗·阿尔伯特·劳伦斯教授。这是巴黎美院历史上最悠久的画室之一，劳伦斯的父亲和哥哥都曾经主持过该画室的教学。劳伦斯本人十分崇尚自普桑、福凯、卡尔东到大卫和安格尔以来的新古典主义，强调绘画的理性和写实的训练，对学生的要求也很严格。同一个画室的唐一禾与常书鸿，一见如故、志趣相投，成了无话不谈的亲密朋友。
唐一禾租住的小公寓，在拉丁区帕森敏热街（Parcheminrie）28号楼上。此处距巴黎美院和卢森堡公园都很近，步行大约需要一刻钟左右。
卢森堡公园位于拉丁区的中心，是路易十三时代建成的。内有卢森堡博物馆，经常性地举办当代著名艺术家的作品展览。公园里还分布着许多反映希腊神话的人物、动物雕塑。面朝先贤祠的大门前，有一家名为布利尔（Bullier）的咖啡馆，这是中国留学生聚会的传统场所。1921年徐悲鸿与张道藩等人组织的“天狗会”，就是在此成立的。唐一禾也经常在此喝咖啡、或到公园里散步。有时候他去常书鸿家里聚会，高谈阔论、推心置腹。
他的朋友圈里还有曾韶竹、周圭、冼星海、艾青、彭友贤、何之培和吕斯百等人。每逢圣诞节，朋友圏里总要约起来，欢聚一堂、共渡佳节。1932年的新年假期显得格外的隆重和热闹，为了欢送巴黎美院的同学、福建人郭应麟启程回国，共有18人参加了常书鸿家的新年聚餐会。他们是：唐一禾、常书鸿、陈秀芝（女）、周圭、郭应麟、虞炳烈、虞炳烈夫人（女，小提琴家）、刘开渠、曹竹韶、王临乙、程鸿寿、李韵笙（女）、吕斯百、陈策云、马露玉（女）、张贤范（女）、陆传纹（女）、朱季青等。
在这次活动中，有人提议成立一个留法的艺术家协会。
常书鸿曾在《艺风》杂志上撰文道：
“那时候我们有四五个人都共同的在拔地南（Bandinet）路十六号Atehier居住，因为这里是预备为画家或雕刻家的工作室，远离着布尔乔亚生活方式的另一个世界中，自然没有一切外国礼教习俗的拘束，可以自由自在的作乐行庆，所以当时就决定在我们Atehier中举行。”
“拔地南”（Bandinet）一词并非法语，可能是一个印地语的发音。
巴黎道路的名称一百多年来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动。
常书鸿所说住在附近的四、五人，应该指的是吕斯百、刘开渠等。
接下来自2月5月至3月5日，他们在此处一连开了三次会议，纷纷表示建立一个团体，对于留法的艺术家们而言，十分重要、势在必行。
大家讨论的重点之一是团体的名称。
这次提出了四个名称：1、中国留法艺术学会；2、中国留法艺术研究会；3、中国留法艺术同学会；4、Seine（塞纳河）社或会。
4月2日，经过又一次会议上的反复争论后，终于确定为“中国留法艺术学会”。其中的“艺术”包含了音乐、建筑和设计等学科范围，“学会”则表示了团体的学术性和权威性。
本次会议上全体通过了学会的简章，并选举产生了第一届委员会（任期为2年）。
委员们的分工如下：
总务股—常书鸿、吕斯百；文书股—唐一禾、周轻鼎；出版股—秦善、刘开渠；展览股—郑可、王临已；会计股—曾竹韶、谢投八。
会议还决定做四件事情：
1.创办一个永久性的画室；2.举办会员画展；3.印刷会员作品集画册；4.与《艺风》杂志合作出版专刊。
由于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均不够满意，本拟当年10月份举办的画展未能举办；因资金不足画室也没建成；画册也只印行了第一集，共4个会员有11幅作品。
1934年8月，《艺风》杂志出版了“中国留法艺术学會专号”，刊登了部分会员的作品、文章及照片，对学会作了一次重点的介绍。后来，随着第一届委员们陆续返国，学会的活动进入了半停顿的状态。但是，中国留法艺术学会是最有影响力的海外艺术团体，它对中国现代美术及美术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美术史上留下了惊鸿一瞥。
而唐一禾不仅是团体的骨干成员，而且还是一个重要的组织者。
具体的原因如下：
其一、现在仅存的活动照片中，每一张都有唐一禾，特别是徐悲鸿访问巴黎时与学会主要人员的合影。
其二、他当选为第一届委员，并且负责“文书股”。凡是搞过团体活动的看官都知道，所谓“文书股”就是提前做策划、写章程、定规矩的人，他们往往就是组织的发起者和核心人物。
其三、他与主要负责人常书鸿志同道合、亲如手足，都胸怀着鸿鹄之志，敢为人先。两人有更多的机会策划与讨论。
唐一禾在巴黎中国留法艺术学会的活动，为武昌艺专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不仅与全国各地的留法艺术家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建立了广泛的人脉，还代表着湖北美术家跻身于全国的艺术界，极大地提高了武昌艺专的知名度。所带回的欧洲现代美术教育思想与体系，也给湖北的美术教育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