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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南京某高校副教授马某因组织和参加18次“换妻”游戏而被警方逮捕,并于近日被诉以“聚众淫乱罪”。此案无论从法律层面还是道德层面都引起很大的争议。
和静钧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
中国法律如何规制“换妻游戏”
“换妻游戏”是舶来品,它较规范的名称应叫“夫妻交友”,是种双向自愿交换性对象的私密性成人游戏。从西方社会结构考察,“换妻”一般只发生在“有闲社会”及“中产社会”。
一个社会对“换妻”的整体评价,取决于保守派还是自由派谁占“大多数”,诸如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伊朗,可以处以乱石砸死的极刑,即使是比较温和的伊斯兰国家,如埃及,或天主教传统主义浓厚的南美国家,如阿根廷,“换妻”行为被视为“腐朽的生活方式”而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但是,在美国和欧洲,一般接受了“成人、私密、自愿”三原则,不大愿意通过刚性的法律来干预这些边缘存在的社会现象。另一方面,在默许“换妻”的西方国家里,社会的公德意识及政治廉洁度又相当高,这注定了“换妻”不可能成为“主流”。
在中国,这种不是以“爱”为本位,而是以“性满足”为本位的“换妻游戏”,显然碰触到中国传统道德与法的底线,引起人们激烈争论,那是很自然的事。有人担心,在“二奶”不绝、官员情妇扎堆的社会腐败现实情况下,如果法律对“换妻”袖手旁观,中国势必会出现严重的道德“泥石流”。不过,从目前中国法律现状来看,还无法根本遏制这类活动。
我们先看婚姻法。中国《婚姻法》虽然有道德义务的宣示性规定,如不得与“配偶之外的人同居”、“夫妻双方要忠实”等。由于换妻是在充分协商并夫妻双方同意基础上的双向行为,很难说违反了“忠实义务”,而“换妻”是临时的性交换行为,对象不固定,场所也可以不固定,并不构成与他人“同居”,夫妻法律身份没有变化,也不对第三方家庭构成直接危害,它的社会危害性甚至比“包二奶”还要低。
我们再来看刑事法律。规制“性行为”有关的规定,中国治安处罚条例中有“卖淫嫖娼”等违法规定,《刑法》中有“强奸”、“组织卖淫”、“聚众淫乱”等罪,但由于“换妻”是一群“同好”夫妻之间的游戏,无法成立违背对方意志的“强奸”,也由于没有产生以谋利为主的“性交易”活动,很难认定为“卖淫”或“嫖娼”,自然也就无从谈起“组织、容留、强迫卖淫”罪之说。
而“聚众淫乱罪”主要针对“首要分子”及“多次参与者”,对偶尔搞“换妻游戏”的人士就无能为力。且多数“换妻”是秘密的“一对一”或“二对二”进行,无法达到“聚众”之“公然”性的要求,而称为“淫乱”也可能不对,因为严格意义的“换妻”是已经在“性交换”之前商谈好或物色好的性行为,虽“淫”却未“乱”交。
南京某高校教授的“换妻案”,严格意义上说,还不能归为“换妻”,这首先是经常一起活动的人中只有三成的人才是固定的夫妻,其他大部分都没有“偶”,南京这名教授也没有“妻”。他们有固定的活动场所,以QQ群号公布消息,有某种“公开性”,符合于“聚众”要件。另一方面,他们的“性交换”动机也不再是“换妻”那么单纯,称为“淫乱”并不过分。西方多数换妻活动的人认为,换妻能增进夫妻感情,这也是他们抵抗社会道德压力的几种借口之一。所以说,南京案只是个孤例,还不是真正的“换妻”案,只是南京案的公众引燃点在“换妻”这样一个中国公众“闻所未闻”的新东西,所以,媒体报道时,就把南京案等同于“换妻”案,并进而得出结论,好像中国要判刑“换妻”者,这其实是一种误读。
所以,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要有效阻止“换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除非我们进行新的法律改革,如恢复“通奸罪”,设立“淫乱罪”或“乱伦罪”。目前,仍有很多国家设有这类道德罪,如韩国有“通奸罪”、澳大利亚有“乱伦罪”。■
杨华东政法大学
道德与法律的界限
南京换妻案不仅牵涉人数众多,且有教授涉案其中,所以受到人们广泛关注。但最主要的,因其牵涉到敏感的道德与法律界限问题,更在社会上引发了一连串的争议和讨论。
不可否认,中国人的道德伦理观念因受到千年文化的影响,相比西方一些较为开放的国家,显得十分保守。只要听到有关“性”方面的词,往往会避而远之,认为其带有淫秽、下流、不道德之意。因此,站在道德的角度讲,大多数人对于换妻行为都不会支持。根据相关数据统计,即使在欧美这样的国家,换妻也属于地下活动,数量极少。许多网民认为这种行为明显地挑战了一般人的道德伦理观,其中不乏过激之词。
笔者显然也无法认同这种行为,但笔者认为,违反道德之事并非一定违反法律。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述:凡法律所调整者,必为道德所调整;凡道德所调整者,则不一定为法律所调整——即法律是道德的最低底线。他们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否应该受到刑法规定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被告人之一的马副教授称自己是“淫而不乱”,这多少有点诡辩的味道。但是从刑法分则的规定来看,聚众淫乱罪见于《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第一节 “扰乱公共秩序罪”。也就是说,其侵犯的法益应为“公共秩序”。那么当多对夫妻在都征得对方同意的情况下,在私密的场所进行涉及公民私密的“换妻行为”是否侵害了公共秩序?这一点值得商榷。
我们看到在公布某些官员落马时的通报中往往会有这样一条:利用职权玩弄女性。但官员利用职权玩弄女性或者包养“二奶”、“三奶”甚至“N奶”是不会受到刑法处罚的。这倒不是他们有权有势一手遮天,而是因为即使是纪检部门对此的定性也仅仅是“生活作风问题”。生活作风问题可以适用党纪、政纪处分,但是绝不会动用刑法——毕竟这是私权问题,是道德问题。同样,夫妻之间的这种行为笔者认为也仅是他们的私事。实际上,利用职权玩弄女性,从字面上可以看出往往是违背妇女意志的行为。如果多个夫妻间在互相征得对方同意之下秘密进行换妻侵害了公共秩序,构成聚众淫乱罪的话,那么利用职权玩弄女性,对公共秩序的危害性岂不更大?是不是可以定强奸罪?显然不靠谱。
换妻行为挑战了一般常识下的伦理道德。这些人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道德人伦的谴责是正常且应该的。但刑罚乃是国家最严厉之处罚手段,也是最后之处罚手段,不到万不得已时,应慎之又慎。“聚众淫乱罪”的前身“流氓罪”,正是在当时的特殊时代,不分情况地过度滥用,造就了一些如今看来令人汗颜的案件。此乃前车之鉴,不可不防。■
徐岫茹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研究员
“换妻游戏”的心理剖析
近期,包括南京某大学副教授马尧海(曾用王教授、马尧春等化名)在内的22名被告人,因犯聚众淫乱罪被南京市秦淮区检察院起诉。警方查明,在两年间,这22人参与了35起聚集活动,其中马尧海就组织或参加了18起,在他家进行的有14起。
这22人中,女8人,男14人,真正的夫妻只有两对,其他人为单身或离异。所以,这22人的行为并非“换妻”,而是比较典型的“聚众淫乱”。法律条文是否需要修改,是国家机器运作的程序问题,需要一个过程。但对于这一现象的客观存在,必须认真分析其对广大民众负面的社会心理影响,对该案例,可做如下心理剖析——
性欲恶性膨胀,追求性的刺激。
所谓“饱暖思淫欲”,是某些人性欲恶性膨胀的表现;而若不是从正常健康途径得到满足,就必然产生各种危害个人与社会的不良后果。在本案中,一方面,因精神空虚而追求性刺激,同时,也很难避免有人利用这种场合骗色骗财;另一方面,缺乏真情实感的性刺激后,会令人更加失落、迷茫、困惑,形成恶性循环,而盲目地陷入其中不能自拔。
补偿心理作怪,角色意识异化。
恋爱婚姻的挫折或失败本是很常见的,如何面对也是人生中的必修课。而马某认为参与“换妻游戏”可转移注意力,来修补自己的情感生活,结果他并未得到所期待的婚姻。
也有人认为:贪官可有多名情妇,古代的皇帝三宫六院,达官贵人妻妾成群,为什么普通人不可以风流一把?那么请问:你情愿做贪官吗?你是皇帝和达官贵人吗?你以为他们就有幸福吗?如果一个人没有清醒的自我社会角色的认知,就不可能有符合自己身份地位的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他又何以为人处世呢?
避风港的效应,释放心理危机。
记者报道,这22人之中有数人患有抑郁症等心理疾病,并曾出现自杀行为等;马某也承认自己近亲属及母亲等多人患精神病。出现心理障碍的人,本应及时做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如果介入这类混乱的性关系,并不能真正从心理危机中解脱,反而对他们的身心健康极为不利,并有可能伤害他人。
从虚拟到现实,冲破道德底线。
大多数人对冲破道德底线的行为,会在心理上有罪恶感,本案中也有人经历了心理上的“徘徊期”,后才被“同化”。有学者反映:国内最大夫妻交友网站有36万名注册用户,“如果把所有换偶的人都抓起来判刑的话,社会要大乱了”。但若支持和提倡“换妻游戏”,难道社会和家庭就不会大乱了吗?若说该案的“意义”,是展示了一个“公权力能够干涉私人生活到什么程度”的样本,那么,我们也要说,公权力更有责任引导公民追求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夫妻间应忠诚,并为提高国民素质而努力。
危害性的健康,丧失自尊尊重。
从预防性传播疾病和艾滋病的角度来看,任何不安全的性关系都可能导致疾病的发生,多个性伴更是未知的“定时炸弹”。该案的人员也会了解相关知识,有的会有侥幸心理、听天由命,或破罐破摔,这就必然丧失自尊和对他人的尊重。若不能排除这些不安全的因素,说这样的活动不会危害社会和他人,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违背民族传统,人格扭曲沉沦。
该案的马某等,也承认自己在心理行为上的“变态”,说明这些人确实在人格上存在某些扭曲和缺陷,对性的态度必然是其道德品质和意志品质缺憾的写照。
即使在今天改革开放的时代,为了公民的身心健康和家庭幸福,我们仍然应该以鲜明的态度和观念说明自己支持什么、提倡什么,这样文明健康的公民社会才会到来。■
和静钧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
中国法律如何规制“换妻游戏”
“换妻游戏”是舶来品,它较规范的名称应叫“夫妻交友”,是种双向自愿交换性对象的私密性成人游戏。从西方社会结构考察,“换妻”一般只发生在“有闲社会”及“中产社会”。
一个社会对“换妻”的整体评价,取决于保守派还是自由派谁占“大多数”,诸如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伊朗,可以处以乱石砸死的极刑,即使是比较温和的伊斯兰国家,如埃及,或天主教传统主义浓厚的南美国家,如阿根廷,“换妻”行为被视为“腐朽的生活方式”而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但是,在美国和欧洲,一般接受了“成人、私密、自愿”三原则,不大愿意通过刚性的法律来干预这些边缘存在的社会现象。另一方面,在默许“换妻”的西方国家里,社会的公德意识及政治廉洁度又相当高,这注定了“换妻”不可能成为“主流”。
在中国,这种不是以“爱”为本位,而是以“性满足”为本位的“换妻游戏”,显然碰触到中国传统道德与法的底线,引起人们激烈争论,那是很自然的事。有人担心,在“二奶”不绝、官员情妇扎堆的社会腐败现实情况下,如果法律对“换妻”袖手旁观,中国势必会出现严重的道德“泥石流”。不过,从目前中国法律现状来看,还无法根本遏制这类活动。
我们先看婚姻法。中国《婚姻法》虽然有道德义务的宣示性规定,如不得与“配偶之外的人同居”、“夫妻双方要忠实”等。由于换妻是在充分协商并夫妻双方同意基础上的双向行为,很难说违反了“忠实义务”,而“换妻”是临时的性交换行为,对象不固定,场所也可以不固定,并不构成与他人“同居”,夫妻法律身份没有变化,也不对第三方家庭构成直接危害,它的社会危害性甚至比“包二奶”还要低。
我们再来看刑事法律。规制“性行为”有关的规定,中国治安处罚条例中有“卖淫嫖娼”等违法规定,《刑法》中有“强奸”、“组织卖淫”、“聚众淫乱”等罪,但由于“换妻”是一群“同好”夫妻之间的游戏,无法成立违背对方意志的“强奸”,也由于没有产生以谋利为主的“性交易”活动,很难认定为“卖淫”或“嫖娼”,自然也就无从谈起“组织、容留、强迫卖淫”罪之说。
而“聚众淫乱罪”主要针对“首要分子”及“多次参与者”,对偶尔搞“换妻游戏”的人士就无能为力。且多数“换妻”是秘密的“一对一”或“二对二”进行,无法达到“聚众”之“公然”性的要求,而称为“淫乱”也可能不对,因为严格意义的“换妻”是已经在“性交换”之前商谈好或物色好的性行为,虽“淫”却未“乱”交。
南京某高校教授的“换妻案”,严格意义上说,还不能归为“换妻”,这首先是经常一起活动的人中只有三成的人才是固定的夫妻,其他大部分都没有“偶”,南京这名教授也没有“妻”。他们有固定的活动场所,以QQ群号公布消息,有某种“公开性”,符合于“聚众”要件。另一方面,他们的“性交换”动机也不再是“换妻”那么单纯,称为“淫乱”并不过分。西方多数换妻活动的人认为,换妻能增进夫妻感情,这也是他们抵抗社会道德压力的几种借口之一。所以说,南京案只是个孤例,还不是真正的“换妻”案,只是南京案的公众引燃点在“换妻”这样一个中国公众“闻所未闻”的新东西,所以,媒体报道时,就把南京案等同于“换妻”案,并进而得出结论,好像中国要判刑“换妻”者,这其实是一种误读。
所以,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要有效阻止“换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除非我们进行新的法律改革,如恢复“通奸罪”,设立“淫乱罪”或“乱伦罪”。目前,仍有很多国家设有这类道德罪,如韩国有“通奸罪”、澳大利亚有“乱伦罪”。■
杨华东政法大学
道德与法律的界限
南京换妻案不仅牵涉人数众多,且有教授涉案其中,所以受到人们广泛关注。但最主要的,因其牵涉到敏感的道德与法律界限问题,更在社会上引发了一连串的争议和讨论。
不可否认,中国人的道德伦理观念因受到千年文化的影响,相比西方一些较为开放的国家,显得十分保守。只要听到有关“性”方面的词,往往会避而远之,认为其带有淫秽、下流、不道德之意。因此,站在道德的角度讲,大多数人对于换妻行为都不会支持。根据相关数据统计,即使在欧美这样的国家,换妻也属于地下活动,数量极少。许多网民认为这种行为明显地挑战了一般人的道德伦理观,其中不乏过激之词。
笔者显然也无法认同这种行为,但笔者认为,违反道德之事并非一定违反法律。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述:凡法律所调整者,必为道德所调整;凡道德所调整者,则不一定为法律所调整——即法律是道德的最低底线。他们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否应该受到刑法规定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被告人之一的马副教授称自己是“淫而不乱”,这多少有点诡辩的味道。但是从刑法分则的规定来看,聚众淫乱罪见于《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第一节 “扰乱公共秩序罪”。也就是说,其侵犯的法益应为“公共秩序”。那么当多对夫妻在都征得对方同意的情况下,在私密的场所进行涉及公民私密的“换妻行为”是否侵害了公共秩序?这一点值得商榷。
我们看到在公布某些官员落马时的通报中往往会有这样一条:利用职权玩弄女性。但官员利用职权玩弄女性或者包养“二奶”、“三奶”甚至“N奶”是不会受到刑法处罚的。这倒不是他们有权有势一手遮天,而是因为即使是纪检部门对此的定性也仅仅是“生活作风问题”。生活作风问题可以适用党纪、政纪处分,但是绝不会动用刑法——毕竟这是私权问题,是道德问题。同样,夫妻之间的这种行为笔者认为也仅是他们的私事。实际上,利用职权玩弄女性,从字面上可以看出往往是违背妇女意志的行为。如果多个夫妻间在互相征得对方同意之下秘密进行换妻侵害了公共秩序,构成聚众淫乱罪的话,那么利用职权玩弄女性,对公共秩序的危害性岂不更大?是不是可以定强奸罪?显然不靠谱。
换妻行为挑战了一般常识下的伦理道德。这些人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道德人伦的谴责是正常且应该的。但刑罚乃是国家最严厉之处罚手段,也是最后之处罚手段,不到万不得已时,应慎之又慎。“聚众淫乱罪”的前身“流氓罪”,正是在当时的特殊时代,不分情况地过度滥用,造就了一些如今看来令人汗颜的案件。此乃前车之鉴,不可不防。■
徐岫茹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研究员
“换妻游戏”的心理剖析
近期,包括南京某大学副教授马尧海(曾用王教授、马尧春等化名)在内的22名被告人,因犯聚众淫乱罪被南京市秦淮区检察院起诉。警方查明,在两年间,这22人参与了35起聚集活动,其中马尧海就组织或参加了18起,在他家进行的有14起。
这22人中,女8人,男14人,真正的夫妻只有两对,其他人为单身或离异。所以,这22人的行为并非“换妻”,而是比较典型的“聚众淫乱”。法律条文是否需要修改,是国家机器运作的程序问题,需要一个过程。但对于这一现象的客观存在,必须认真分析其对广大民众负面的社会心理影响,对该案例,可做如下心理剖析——
性欲恶性膨胀,追求性的刺激。
所谓“饱暖思淫欲”,是某些人性欲恶性膨胀的表现;而若不是从正常健康途径得到满足,就必然产生各种危害个人与社会的不良后果。在本案中,一方面,因精神空虚而追求性刺激,同时,也很难避免有人利用这种场合骗色骗财;另一方面,缺乏真情实感的性刺激后,会令人更加失落、迷茫、困惑,形成恶性循环,而盲目地陷入其中不能自拔。
补偿心理作怪,角色意识异化。
恋爱婚姻的挫折或失败本是很常见的,如何面对也是人生中的必修课。而马某认为参与“换妻游戏”可转移注意力,来修补自己的情感生活,结果他并未得到所期待的婚姻。
也有人认为:贪官可有多名情妇,古代的皇帝三宫六院,达官贵人妻妾成群,为什么普通人不可以风流一把?那么请问:你情愿做贪官吗?你是皇帝和达官贵人吗?你以为他们就有幸福吗?如果一个人没有清醒的自我社会角色的认知,就不可能有符合自己身份地位的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他又何以为人处世呢?
避风港的效应,释放心理危机。
记者报道,这22人之中有数人患有抑郁症等心理疾病,并曾出现自杀行为等;马某也承认自己近亲属及母亲等多人患精神病。出现心理障碍的人,本应及时做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如果介入这类混乱的性关系,并不能真正从心理危机中解脱,反而对他们的身心健康极为不利,并有可能伤害他人。
从虚拟到现实,冲破道德底线。
大多数人对冲破道德底线的行为,会在心理上有罪恶感,本案中也有人经历了心理上的“徘徊期”,后才被“同化”。有学者反映:国内最大夫妻交友网站有36万名注册用户,“如果把所有换偶的人都抓起来判刑的话,社会要大乱了”。但若支持和提倡“换妻游戏”,难道社会和家庭就不会大乱了吗?若说该案的“意义”,是展示了一个“公权力能够干涉私人生活到什么程度”的样本,那么,我们也要说,公权力更有责任引导公民追求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夫妻间应忠诚,并为提高国民素质而努力。
危害性的健康,丧失自尊尊重。
从预防性传播疾病和艾滋病的角度来看,任何不安全的性关系都可能导致疾病的发生,多个性伴更是未知的“定时炸弹”。该案的人员也会了解相关知识,有的会有侥幸心理、听天由命,或破罐破摔,这就必然丧失自尊和对他人的尊重。若不能排除这些不安全的因素,说这样的活动不会危害社会和他人,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违背民族传统,人格扭曲沉沦。
该案的马某等,也承认自己在心理行为上的“变态”,说明这些人确实在人格上存在某些扭曲和缺陷,对性的态度必然是其道德品质和意志品质缺憾的写照。
即使在今天改革开放的时代,为了公民的身心健康和家庭幸福,我们仍然应该以鲜明的态度和观念说明自己支持什么、提倡什么,这样文明健康的公民社会才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