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至今已有四十个年头了。四十年来，高考长期以文理分科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虽然大大小小的高考改革从未停止，但文理分科的局面始终保持了下来。因此，当浙江、上海开始试行“不分文理科”时候，就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一、新方案，旧思路
　　高考年年都在改，为何偏偏这次改革被冠以“新高考”的头衔？我们不禁要问：“新高考”到底“新”在何处？其实，“新高考”并没有多大的神秘之处，甚至可以说，它沿用的是旧有的高考改革思路，也就是对高考科目和分值比重进行调整。比如，我们曾经采用过“3 2”，后来为了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改成了“3 文理小综合”“3 文理大综合”；会考在高中教育阶段一度沦为“鸡肋”，为了增强师生双方对会考的重视，出现了江苏的“3 学业水平测试 综合素质评价”、海南的“3 3 基础会考”等各种方案。这些改革措施都是通过高考科目的增減、分值比重的调整，来努力实现改革的初衷。今日，浙江、上海的高考改革思路也是进行科目组合、分值比重的调整。两者在改革思路上完全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二、扩大自主权：“新高考”的核心理念
　　“新高考”真正不同以往的地方在于它赋予了学生更大的自主选择权。在文理分科的年代，学生的选择权仅仅体现在究竟是选文还是选理，但在文理科内部，就无法再自主地选择高考科目了。在“新高考”的方案中，考生可以文理打通、自主选择。既可以选考物理化学和历史，也可以报名政治地理加生物。学生从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出发进行科目选择，在“新高考”方案当中成为可能，这就给基础教育进行“因材施教”开拓了空间，使教学能够更加契合不同学生的特点，做到因人而异。
　　有不少人抨击说，“新高考”的“自主选择权”流于形式，学生并不是真正从自身的兴趣爱好出发，来选择高考科目的，而是根据成绩高低来选择的，甚至是家长或者教师代为选择的，但我们无须急急忙忙地否定这一“并不彻底”的自主选择。无论是“被成绩绑架的选择”，还是教师和家长“越俎代庖”进行的选择，毕竟有了选择，而不是像当初一无所选，这是“新高考”值得肯定的一个地方。只要改革正向着我们的目标前进，那就有肯定它的必要。
　　三、基础教育变革：“新高考”带来的改观
　　有了选择，就有了不同。纵然大多数学生的选择还集中在传统的理化生和政史地的文理二分范畴之内，但毕竟也出现了不少跨越文理的科目组合，从应试的角度出发，基础教育就必须进行相应的变革，才能让这批跨科选考的学生有得学、教得好、考得上。在浙江、上海广为流行的“走班制”“选课制”“学科交融式教学”就是典型的针对“新高考”的变革。以往的高考改革从未导致如此大规模、大幅度的基础教育变革。不是因为高考早已褪去了基础教育“指挥棒”的外衣，而是历年的高考改革方案对基础教育的“指挥”并没有多大差别。比如，从“3 2”到“3 X”，学生依然是文理二分，教师依然是按照既有的思路在教学，基础教育无须做出多大改变，就能够应对各种高考改革方案了。
　　但在“新高考”的改革中，为了让学生所选的任何一种科目组合都有班可去、有课可上，学校就必须打破传统的行政班设置，根据学生的科目选择种类重新划分班级，进行“走班”或“选课”。由于选考地理的不再是清一色的数学基础差的“文科生”，因此，地理教师可以结合平面几何知识来给学生讲解“正午太阳高度角的计算”这一知识点，而无须让学生去死记硬背“地理公式”……这与其说是“素质教育”得到落实的体现，倒不如说是旗帜鲜明地利用了高考的“指挥棒”效应，“倒逼”基础教育必须有所变革。因为在“新高考”的影响下，如果基础教育没有相应的变革，就必然会影响学生的高考成绩，必然会导致教学质量和升学率的大滑坡，必然会引发家长和考生的哀鸿一片……因此，让基础教育的面貌焕然一新，这才是“新高考”真正的“新”之所在。
　　当然，“新”的未必一定是好的、对的、值得肯定的。“旧”的也未必就是过时的、保守的、落后的。基础教育在“新高考”的带动下，发生的转变固然令人瞩目，但“变”并不是目的，“变好”才是我们真正的追求所在。目前来看，如何进一步落实“新高考”中学生的自主选择权，还有待研究；基础教育“走班制”与“选课制”中存在的问题如何解决，也需要继续探索。积跬步方能至千里。若高考改革能够在正确的方向上，迈出更坚实的步调，则基础教育的发展将会更加健康、高效！
　　（作者单位：1.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2.厦门工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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