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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剧作家喻荣军的电脑是不让人碰的，连家里人也不让，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电脑的桌面上有几十个剧本在开头，还有好多个剧本在结尾，喻荣军的脑中盘旋着几十个剧本的构思，“一旦我觉得哪个成熟了，我就开始写哪个，我很享受这个过程，因此谁要把我电脑弄坏了，那我就疯掉了。”喻荣军笑说道。
日前，喻荣军凭借话剧《老大》荣获中国戏剧界剧本最高奖项：第21届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奖。不过同样让他骄傲的是，《老大》是他被搬上舞台的第48个剧本。今年45岁的喻荣军的“高产”着实让人惊讶，况且他还是一匹从体育领域闯进来的、无专业背景的黑马。
如此的高产要归功于创作者的勤奋，但是喻荣军却说，他99%的时间在工作，只有1%的时间在写剧本。在人们印象中，喻荣军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乃至全国舞台剧领域内以“高票房”著称的剧作家。但是事实上，编剧这份工作对他而言是业余的，他的本职工作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副总经理、制作人、艺术室主任，最近又刚升任上海文广演艺集团副总裁。
话剧中心的员工习惯叫喻荣军“喻头”，叫着亲切。平时这位“喻头”总是笑嘻嘻的，不过他告诉我：“其实我不笑的时候，看起来特别凶。表面看，我整天乐呵呵的，是个乐天派，但是其实我内心还有一块孤独的地方。”看来，戏剧的创作者也有挺戏剧性的一面。
在剧本中抒写对上海的感觉
熟悉喻荣军的人几乎都知道他最初闯入戏剧界的经历。1995年，他从上海体育学院保健康复系毕业，放弃了去广州中山医科大学医院工作的大好机会，来到当时的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毛遂自荐，并被“破格”聘用。在旁人看来，放着大有前途的医生不做，去当时正处低谷期的剧院，这不是犯傻嘛。可是，戏剧就是有这样的戏剧化效果，大三那年喻荣军看了一场人艺演出的话剧《奥赛罗》，那一刻，他中了如丘比特之箭般神奇的“戏剧之箭”。
1995年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与青年话剧团合并为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喻荣军作为中心的第一批员工留在剧院，做起了宣传工作，但他私底下一直在写剧本，他写的第一个剧本是《天堂隔壁是疯人院》。直到2000年，他的剧本《去年冬天》终于有机会搬上了舞台，在当时“白领”概念还未成形时，他第一次把这部分人群作为描写对象，第一轮就演出了30多场。接着，喻荣军又写了第二个戏《www﹒com》，后被称为“中国首部网络话剧”，首轮连演了44场。这在当时话剧剧场观众寥寥的情况下，无疑创造了一个票房奇迹。
如果喻荣军在《去年冬天》中将一对来自外地的大学毕业生留沪发展的困惑表现得如此深入，是因为当时他正体味着外乡人在上海的不易，体会着都市生活给人带来的孤独、寂寞……那么，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当时年纪轻轻、尚未成家的喻荣军如何在《www﹒com》《卡布基诺的咸味》等作品中深入描绘男女情感中的无奈、遗憾，体现中年夫妻感情生活由于精神匮乏所产生的困惑与恐惧？有观众甚至问喻荣军：“你是不是离过婚，否则怎么会写这样的题材？”“对生活比较敏感吧。我感觉咸味才是生活最本源的味道。”喻荣军如此解释。“为何对这方面特别敏感呢？”我追问道。
“那段时间，好多人问我，你是不是不相信婚姻，是不是不相信爱情？那时我确实不相信，生活当中离婚的、有外遇的、有情感困惑的人太多了。而且那时戏剧发展处于低谷期，快30岁的我对于人生目标也不清晰，对情感方面的认知还比较悲观，因为这样的原因，可能致使我写了这方面的戏。”喻荣军坦言。
工作后不久，喻荣军很快适应了上海这个大都市里的生活，但他发现要融入真的很难。在上海呆了七八年后，有一天他走进了杨浦大桥底下的一片棚户区，他看到，有人在街道上打麻将，有人在打羽毛球，有个老头在阳光底下嗑瓜子。从林立的摩登高楼大厦间突然拐入这个充满市井气的地方，喻荣军很惊讶，“这是我不了解的上海。上海为什么成为现在的上海，上海人为何有这样的特点，这整个过程我是需要了解的。从那时候开始，我才慢慢融入这个城市，开始真正认识上海。”
喻荣军不太喜欢张爱玲对上海、对生活的感觉。因此，在改编《倾城之恋》时，他把自己对上海这座城市的理解放了进去。《新倾城之恋》的最后一幕被放在现在的上海。那一幕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喻荣军偶然听到的一则新闻，拆迁办在上海的一个老宅区拆迁，拆到一幢房子，一个老太在门口摘鸡毛菜，她提出了一个请求，拆迁办的人以为要钱，结果不是，老太要求找个好的摄影师过来给她拍张照，之后就可以拆了。半小时后，从老宅里走出来的是一个精致的、优雅的穿着旗袍款款而来的老太太。这个新闻给了喻荣军一个灵感，“这不就是白流苏嘛，如果她还能活到现在，就是这样的人。”
2003年，电台约喻荣军写一个关于刑警803的广播剧，借此他看到了真正的审讯室，压抑而沉重，隔着玻璃幕墙，审讯者与被审讯者之间的关系耐人寻味，这让喻荣军想起生活中作为社会人经常要处于这种审视与被审视的状态。回来的时候，他坐的是地铁，“看着地铁站台上一张张冷漠的面孔，突然间，像是看清了一些城市背面的东西。这座城市因为人而充满生机，这座城市也同样因为人而寂寞如水。”突然间喻荣军萌发了要写一个话剧的念头，后来就写了《谎言背后》。
在喻荣军眼里，上海是个很女性化的城市，空气中也充满了暧昧的感觉，不仅是城市里两性关系之间的暧昧，还有现代的上海对三十年代的上海的这种暧昧。由此，喻荣军写了几部与此有关的话剧，如先前的《香水》《浮生记》《活性炭》，还有后来的《暧昧》，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在国外上演。
心中就是一片油菜花
喻荣军的戏中有一大半都跟上海有关，话剧如同他生活的阳台，供他观察上海，他忙碌地追逐城市不断变化的光影，越来越熟悉城市的喧嚣与现实的尘土飞扬，与城市轻轻共振，并把他对于上海这座城市的认知、感受、思考写入他的戏中，但他始终更像一个旁观者。随着年龄的增长，喻荣军发现曾在家乡度过的带着泥土香的生活是笔巨大的财富，于是他开始站在时间的河岸回溯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 2009年，舟山地区邀请喻荣军写一部戏。喻荣军去那边采访后，发现好多小岛已经没人住了。渔民们包括船老大对喻荣军说的最多的是以前的辉煌，舟山渔场以前是中国特别大的渔场，黄鱼多得捕不完，然而就是因为过度的敲帮捕鱼、拖网捕鱼以及围垦造田，鱼子鱼孙被赶尽杀绝或者游到深海里再也不回来了。“我就觉得我们这些人像鱼一样，失去的东西太多了。”有感于此，喻荣军创作了话剧《老大》，通过一个船老大的人生历程，反思经济大变革浪潮下人的困境，唤醒更多人思考我们丢失的关于文化的、道德的、传统的、精神的财富。
小岛的变化也让喻荣军联想到他所出生的农村，近十年、二十年，变化得非常快。以前喻荣军每次回家，父母都会跟他讲很多他们年轻时的事情，包括最让他们刻骨铭心的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事，村里很多人是饿死的。父母给喻荣军讲了很多听起来荒诞却真实的事例，比如村里要种蚕豆，怕村民偷吃，就在作为种子的蚕豆上涂了剧毒，一位妇委会主任明知有毒，还是忍不住偷吃，结果中毒而亡……两年前喻荣军的父亲过世了，那时喻荣军就想写个戏叫《星期八》来献给父亲，通过一个哑巴农民的视角，用一部戏来详细讲述三年自然灾害在安徽农村发生的全部过程。目前，喻荣军正在写的一个戏叫《家族》，讲述的是当代农村的消亡过程，反映现代家庭和亲情的坍塌。
有个导演曾对他说，喻荣军，归根结底你的内心就是一片油菜花。童年的经历确实能让一个创作者受用一生。小时候，喻荣军还养过猪，猪从小到大的整个过程他很熟悉。有了这段经历，喻荣军就让“猪”成为了他新创作的音乐剧《一丝不挂》的主角，“戏中我写了猪的一生，起初很快乐地生活着，很快它就遇到了一连串的事件，虽然它有过许多反抗，但最终发现它的命运是要成为一碗红烧肉或祭坛上的猪头，于是，它就变得越来越逆来顺受。其实我想以此象征的是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任何社会情况下，我们知识分子知道自己的宿命，要思考的是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要以怎样的气节去跟这个社会发生关系。”
一边为观众服务，一边与观众战争
喻荣军告诉我，起初他父母并不赞成他进剧院。“我是从农村出来的，我爸是方圆十来里唯一的公办教师。我能走出农村、在城市立下身不容易，但我却又一头扎进话剧行业。上世纪九十年代，戏剧处于低谷期，各地剧团纷纷解散，我老家县城里的剧团也都解散了，我爸妈很怀疑我能否在剧院混口饭吃。”为了说服父母，喻荣军跟父母保证说，先在剧院做两年，不行就立马换工作，但这一做就一直做了下去。
上世纪九十年代，话剧市场低迷，每个戏开场前，喻荣军都会站在观众席的后面，最担心的倒不是戏怎样，而是今天会不会有观众，“那十来排的观众席就像是自己悬着的那颗心，总是空荡荡的”。喻荣军还清晰地记得1997年的一天，130个座的青话剧院只卖出了32张票，那天还下着暴雨，到了晚上7点，喻荣军站在青话剧院的大门口，站在齐膝深的雨水里，望着一个人影也没有的整条街，想起后台狭小的化妆间里，在昏黄的灯光下，演员们正对着镜子默默化妆，心里真不是滋味。那一瞬间，喻荣军感到心灰意冷，内心真的动摇了，他决心要放弃了，可是到了七点零五分，来了两个观众，到了演出开始时，整整32个观众，一个都不少。喻荣军又感到了希望。
十几年过去了，如今上海话剧中心门口的观众是熙熙攘攘，但喻荣军又有了另一种无奈。剧场应该是一个让人思考的地方，但是大部分观众进来是为了娱乐。
做市场推广工作做了二十多年的喻荣军一直在跟观众打交道，为观众服务，这让他对观众的心理了若指掌，“在写剧本时，观众仿佛坐在我书桌对面，我知道观众是什么反应，可能他会站起来骂我，可能他一直不理睬我，可能他会哭泣，也可能他会发笑”。
我问喻荣军，在二十多年的创作中，与观众的关系是否有变化？
“一开始创作时，我可能很考虑观众的感受，想着要把观众吸引进剧场，后来就考虑如何和观众进行沟通，考虑如何引导观众，提高观众的审美，考虑如何利用剧场实现自己的想法，跟观众实现共鸣。因为工作原因，我每年会到国外参加一些交易会，看几十上百台戏，我越来越发现，不管是题材、作品的样式、跟观众之间的互动，与国外的差距还是很远的。而且社会变了，观众也分流了，一个戏不太可能老少咸宜。所以有时跟观众之间就像一场战争，我也会跟观众较劲。”
《新倾城之恋》的最后一幕，放到了现代的上海，导演放入了一首《走进新时代》的歌作为背景音乐，以代表翻天覆地的时代变化，喻荣军也比较认同。在香港演出时，观众比较适应，但是在上海、北京演出时，一放到这段音乐，全场如同炸开了锅，哄堂大笑，业内也有一些质疑声。“我们也考虑过其他歌，但是后来选来选去，觉得一定是这首歌才体现我们的表达。有些观众反映，这首歌让他们出戏了。我就是要一耳光把观众从张爱玲的梦里打醒。张爱玲时代过去了，现在要看我喻荣军的表达了，我希望有这个瞬间。”
记者：创作戏剧比较清贫，所以很多戏剧编剧也会创作影视剧，以改善一下生活，但你似乎很少创作影视剧本，你是如何考虑的？
喻荣军：2002年，我花了一周时间写了一个电视剧本就把当时我租的房子给买下来了。后来一直也有邀约，但是我再也不写了。曾有人跟我说，先把100万打到我账上，题材让我想，给我一年时间创作，后来我还是放弃了。我更喜欢舞台，我的戏上演了，我就在剧场里呆着看，这种感觉我喜欢，而写影视剧除了拿到钱之外，跟我几乎没有多少关系。
记者：你对于自己的身份如何认定？
喻荣军：我真正的工作是个管理者，在剧院艺术室工作，抓艺术生产和剧目安排，经常要看大量的剧本，每年都会组织大量的活动和戏剧节。我99%的时间都在做管理、做市场，只有1%的时间精力花在创作上。不管别人怎么想，我总是认为自己是业余创作，业余作者的心态很好。周末或工作日的晚上，能挤出时间写剧本，对我来说真是莫大的享受。我喜欢写剧本，因为时间是挤出来的，我会更加珍惜创作的过程。
记者：作为经营者，势必希望多点票房，但是有理想的创作者应以艺术为首位，有的情况下，往艺术进一步，票房就退一步，在市场与艺术出现矛盾时，你会如何选择呢？
喻荣军：我不会因为观众想怎样，我就怎样。在创作中，我一贯认为，千万不要束缚自己的手脚，千万不要自我阉割，还是想写到哪是哪，要给自己这样子的自由度，然后到实际操作的时候，再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改编《简·爱》时，我有很多想法，但我知道国家大剧院邀约我写的目的，是让一般观众接受，因此除了在结构方面我作了一些相对大胆的尝试之外，其他方面的改编我都尽量往一般观众的喜好上靠，但在写芭蕾舞剧版时，我就实现了很多我原先的想法，比如将疯女人提升为主要人物，我觉得疯女人的形象如果用舞蹈来体现会更有张力和冲击力。一直以来，我们对罗彻斯特与简·爱之间的情感解读都有时代的烙印与局限，作为一个男人，罗彻斯特与简爱情感发展的每一步，那个疯女人都会站在他的身边，否则就太不真实。剧院的制作人请我改编韩寒的小说《光荣日》，我跟他说，我之前做了好多票房不错的戏，这个戏你现在找我，我就想撒开欢做一次，不考虑一般观众。制作人刚开始不同意，但因为韩寒的名气，他可以赌一把，我说不定也可以打一下我自己的小算盘，跟我的感觉走，但不是每次都可以打这样如意算盘的。今年我写了一部戏，题材较敏感，一开始我就知道这样的题材可能会不让演，但我还是想写，作为一名创作者，我不想失去自我探索的机会和可能性。不过，现在各种可能性越来越多了，可首先自己在创作上的自由度不能失去。
记者：剧院的工作是否也给你的创作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喻荣军：刚到剧院做宣传工作时，我就开始熟悉整个戏的创作过程，剧院为何排这个戏，为何搭这个班底，怎样的排练过程，戏完成之后专家的反应……整个过程我都经历了，这对创作是有好处的。我最大的自信在于我了解剧场，了解观众，了解戏剧创作的规律。虽然工作和创作间可能会有冲突，但是冲突不会给我带来阻碍，有时反而给我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前两年，太多投资人要跟我们谈，谈上市，谈怎样去运作，却没有人跟我们谈文化、谈艺术发展。我就思考，艺术到底在干嘛，跟资本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关系，受此启发，我写了个戏《资本·论》。话剧百年的时候，我写了一部戏叫《吁天》，以话剧的百年历史来谈艺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这是给我们戏剧人看的一部戏。
记者：你创作的时间原本就很少，为何还愿意花很多时间精力去改编剧本？
喻荣军：一开始我的剧本都是原创的，有感而发，后来从2005年开始，创作上遇到瓶颈，我发现有些题材开始重复，而且这段时间找我改编的人也比较多，因此2005年到2010年，我改编剧本比较多，改了十几个戏，如《洛丽塔》《推拿》《钢的琴》《一九七七》等，也做了一些翻译，一边翻译一边改编，比如《阴道独白》《I LOVE YOU》等。改编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原作往往很成功，更多的是经典，容易对比，很难超越，但我觉得改编虽然是挑战，但也很有意思，每次改编我都要找到一个新的角度，改编对我而言是一种原创，我只不过把别人的素材拿过来表达我自己想表达的东西，我可以在别人的题材里做自己的文章，体现不同时代不同的问题。虽然就像有人说的，改编的如同领养的，原创的才是亲生的，但我不太注重这些，我比较注重创作的过程与自我的表达。
记者：创作剧本对你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
喻荣军：写剧本对我而言是一种探索，我不知道它的边界在哪里，有多大的可能性，写作也是自我表达的一种手段，是我跟社会发生关系的一个途径，自己思考的一个结果。每次创作都是一次全新的冒险，产生很多创意，充满着未知，但归根结底是一件快乐的、充满激情的事。
日前，喻荣军凭借话剧《老大》荣获中国戏剧界剧本最高奖项：第21届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奖。不过同样让他骄傲的是，《老大》是他被搬上舞台的第48个剧本。今年45岁的喻荣军的“高产”着实让人惊讶，况且他还是一匹从体育领域闯进来的、无专业背景的黑马。
如此的高产要归功于创作者的勤奋，但是喻荣军却说，他99%的时间在工作，只有1%的时间在写剧本。在人们印象中，喻荣军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乃至全国舞台剧领域内以“高票房”著称的剧作家。但是事实上，编剧这份工作对他而言是业余的，他的本职工作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副总经理、制作人、艺术室主任，最近又刚升任上海文广演艺集团副总裁。
话剧中心的员工习惯叫喻荣军“喻头”，叫着亲切。平时这位“喻头”总是笑嘻嘻的，不过他告诉我：“其实我不笑的时候，看起来特别凶。表面看，我整天乐呵呵的，是个乐天派，但是其实我内心还有一块孤独的地方。”看来，戏剧的创作者也有挺戏剧性的一面。
在剧本中抒写对上海的感觉
熟悉喻荣军的人几乎都知道他最初闯入戏剧界的经历。1995年，他从上海体育学院保健康复系毕业，放弃了去广州中山医科大学医院工作的大好机会，来到当时的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毛遂自荐，并被“破格”聘用。在旁人看来，放着大有前途的医生不做，去当时正处低谷期的剧院，这不是犯傻嘛。可是，戏剧就是有这样的戏剧化效果，大三那年喻荣军看了一场人艺演出的话剧《奥赛罗》，那一刻，他中了如丘比特之箭般神奇的“戏剧之箭”。
1995年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与青年话剧团合并为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喻荣军作为中心的第一批员工留在剧院，做起了宣传工作，但他私底下一直在写剧本，他写的第一个剧本是《天堂隔壁是疯人院》。直到2000年，他的剧本《去年冬天》终于有机会搬上了舞台，在当时“白领”概念还未成形时，他第一次把这部分人群作为描写对象，第一轮就演出了30多场。接着，喻荣军又写了第二个戏《www﹒com》，后被称为“中国首部网络话剧”，首轮连演了44场。这在当时话剧剧场观众寥寥的情况下，无疑创造了一个票房奇迹。
如果喻荣军在《去年冬天》中将一对来自外地的大学毕业生留沪发展的困惑表现得如此深入，是因为当时他正体味着外乡人在上海的不易，体会着都市生活给人带来的孤独、寂寞……那么，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当时年纪轻轻、尚未成家的喻荣军如何在《www﹒com》《卡布基诺的咸味》等作品中深入描绘男女情感中的无奈、遗憾，体现中年夫妻感情生活由于精神匮乏所产生的困惑与恐惧？有观众甚至问喻荣军：“你是不是离过婚，否则怎么会写这样的题材？”“对生活比较敏感吧。我感觉咸味才是生活最本源的味道。”喻荣军如此解释。“为何对这方面特别敏感呢？”我追问道。
“那段时间，好多人问我，你是不是不相信婚姻，是不是不相信爱情？那时我确实不相信，生活当中离婚的、有外遇的、有情感困惑的人太多了。而且那时戏剧发展处于低谷期，快30岁的我对于人生目标也不清晰，对情感方面的认知还比较悲观，因为这样的原因，可能致使我写了这方面的戏。”喻荣军坦言。
工作后不久，喻荣军很快适应了上海这个大都市里的生活，但他发现要融入真的很难。在上海呆了七八年后，有一天他走进了杨浦大桥底下的一片棚户区，他看到，有人在街道上打麻将，有人在打羽毛球，有个老头在阳光底下嗑瓜子。从林立的摩登高楼大厦间突然拐入这个充满市井气的地方，喻荣军很惊讶，“这是我不了解的上海。上海为什么成为现在的上海，上海人为何有这样的特点，这整个过程我是需要了解的。从那时候开始，我才慢慢融入这个城市，开始真正认识上海。”
喻荣军不太喜欢张爱玲对上海、对生活的感觉。因此，在改编《倾城之恋》时，他把自己对上海这座城市的理解放了进去。《新倾城之恋》的最后一幕被放在现在的上海。那一幕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喻荣军偶然听到的一则新闻，拆迁办在上海的一个老宅区拆迁，拆到一幢房子，一个老太在门口摘鸡毛菜，她提出了一个请求，拆迁办的人以为要钱，结果不是，老太要求找个好的摄影师过来给她拍张照，之后就可以拆了。半小时后，从老宅里走出来的是一个精致的、优雅的穿着旗袍款款而来的老太太。这个新闻给了喻荣军一个灵感，“这不就是白流苏嘛，如果她还能活到现在，就是这样的人。”
2003年，电台约喻荣军写一个关于刑警803的广播剧，借此他看到了真正的审讯室，压抑而沉重，隔着玻璃幕墙，审讯者与被审讯者之间的关系耐人寻味，这让喻荣军想起生活中作为社会人经常要处于这种审视与被审视的状态。回来的时候，他坐的是地铁，“看着地铁站台上一张张冷漠的面孔，突然间，像是看清了一些城市背面的东西。这座城市因为人而充满生机，这座城市也同样因为人而寂寞如水。”突然间喻荣军萌发了要写一个话剧的念头，后来就写了《谎言背后》。
在喻荣军眼里，上海是个很女性化的城市，空气中也充满了暧昧的感觉，不仅是城市里两性关系之间的暧昧，还有现代的上海对三十年代的上海的这种暧昧。由此，喻荣军写了几部与此有关的话剧，如先前的《香水》《浮生记》《活性炭》，还有后来的《暧昧》，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在国外上演。
心中就是一片油菜花
喻荣军的戏中有一大半都跟上海有关，话剧如同他生活的阳台，供他观察上海，他忙碌地追逐城市不断变化的光影，越来越熟悉城市的喧嚣与现实的尘土飞扬，与城市轻轻共振，并把他对于上海这座城市的认知、感受、思考写入他的戏中，但他始终更像一个旁观者。随着年龄的增长，喻荣军发现曾在家乡度过的带着泥土香的生活是笔巨大的财富，于是他开始站在时间的河岸回溯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 2009年，舟山地区邀请喻荣军写一部戏。喻荣军去那边采访后，发现好多小岛已经没人住了。渔民们包括船老大对喻荣军说的最多的是以前的辉煌，舟山渔场以前是中国特别大的渔场，黄鱼多得捕不完，然而就是因为过度的敲帮捕鱼、拖网捕鱼以及围垦造田，鱼子鱼孙被赶尽杀绝或者游到深海里再也不回来了。“我就觉得我们这些人像鱼一样，失去的东西太多了。”有感于此，喻荣军创作了话剧《老大》，通过一个船老大的人生历程，反思经济大变革浪潮下人的困境，唤醒更多人思考我们丢失的关于文化的、道德的、传统的、精神的财富。
小岛的变化也让喻荣军联想到他所出生的农村，近十年、二十年，变化得非常快。以前喻荣军每次回家，父母都会跟他讲很多他们年轻时的事情，包括最让他们刻骨铭心的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事，村里很多人是饿死的。父母给喻荣军讲了很多听起来荒诞却真实的事例，比如村里要种蚕豆，怕村民偷吃，就在作为种子的蚕豆上涂了剧毒，一位妇委会主任明知有毒，还是忍不住偷吃，结果中毒而亡……两年前喻荣军的父亲过世了，那时喻荣军就想写个戏叫《星期八》来献给父亲，通过一个哑巴农民的视角，用一部戏来详细讲述三年自然灾害在安徽农村发生的全部过程。目前，喻荣军正在写的一个戏叫《家族》，讲述的是当代农村的消亡过程，反映现代家庭和亲情的坍塌。
有个导演曾对他说，喻荣军，归根结底你的内心就是一片油菜花。童年的经历确实能让一个创作者受用一生。小时候，喻荣军还养过猪，猪从小到大的整个过程他很熟悉。有了这段经历，喻荣军就让“猪”成为了他新创作的音乐剧《一丝不挂》的主角，“戏中我写了猪的一生，起初很快乐地生活着，很快它就遇到了一连串的事件，虽然它有过许多反抗，但最终发现它的命运是要成为一碗红烧肉或祭坛上的猪头，于是，它就变得越来越逆来顺受。其实我想以此象征的是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任何社会情况下，我们知识分子知道自己的宿命，要思考的是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要以怎样的气节去跟这个社会发生关系。”
一边为观众服务，一边与观众战争
喻荣军告诉我，起初他父母并不赞成他进剧院。“我是从农村出来的，我爸是方圆十来里唯一的公办教师。我能走出农村、在城市立下身不容易，但我却又一头扎进话剧行业。上世纪九十年代，戏剧处于低谷期，各地剧团纷纷解散，我老家县城里的剧团也都解散了，我爸妈很怀疑我能否在剧院混口饭吃。”为了说服父母，喻荣军跟父母保证说，先在剧院做两年，不行就立马换工作，但这一做就一直做了下去。
上世纪九十年代，话剧市场低迷，每个戏开场前，喻荣军都会站在观众席的后面，最担心的倒不是戏怎样，而是今天会不会有观众，“那十来排的观众席就像是自己悬着的那颗心，总是空荡荡的”。喻荣军还清晰地记得1997年的一天，130个座的青话剧院只卖出了32张票，那天还下着暴雨，到了晚上7点，喻荣军站在青话剧院的大门口，站在齐膝深的雨水里，望着一个人影也没有的整条街，想起后台狭小的化妆间里，在昏黄的灯光下，演员们正对着镜子默默化妆，心里真不是滋味。那一瞬间，喻荣军感到心灰意冷，内心真的动摇了，他决心要放弃了，可是到了七点零五分，来了两个观众，到了演出开始时，整整32个观众，一个都不少。喻荣军又感到了希望。
十几年过去了，如今上海话剧中心门口的观众是熙熙攘攘，但喻荣军又有了另一种无奈。剧场应该是一个让人思考的地方，但是大部分观众进来是为了娱乐。
做市场推广工作做了二十多年的喻荣军一直在跟观众打交道，为观众服务，这让他对观众的心理了若指掌，“在写剧本时，观众仿佛坐在我书桌对面，我知道观众是什么反应，可能他会站起来骂我，可能他一直不理睬我，可能他会哭泣，也可能他会发笑”。
我问喻荣军，在二十多年的创作中，与观众的关系是否有变化？
“一开始创作时，我可能很考虑观众的感受，想着要把观众吸引进剧场，后来就考虑如何和观众进行沟通，考虑如何引导观众，提高观众的审美，考虑如何利用剧场实现自己的想法，跟观众实现共鸣。因为工作原因，我每年会到国外参加一些交易会，看几十上百台戏，我越来越发现，不管是题材、作品的样式、跟观众之间的互动，与国外的差距还是很远的。而且社会变了，观众也分流了，一个戏不太可能老少咸宜。所以有时跟观众之间就像一场战争，我也会跟观众较劲。”
《新倾城之恋》的最后一幕，放到了现代的上海，导演放入了一首《走进新时代》的歌作为背景音乐，以代表翻天覆地的时代变化，喻荣军也比较认同。在香港演出时，观众比较适应，但是在上海、北京演出时，一放到这段音乐，全场如同炸开了锅，哄堂大笑，业内也有一些质疑声。“我们也考虑过其他歌，但是后来选来选去，觉得一定是这首歌才体现我们的表达。有些观众反映，这首歌让他们出戏了。我就是要一耳光把观众从张爱玲的梦里打醒。张爱玲时代过去了，现在要看我喻荣军的表达了，我希望有这个瞬间。”
记者：创作戏剧比较清贫，所以很多戏剧编剧也会创作影视剧，以改善一下生活，但你似乎很少创作影视剧本，你是如何考虑的？
喻荣军：2002年，我花了一周时间写了一个电视剧本就把当时我租的房子给买下来了。后来一直也有邀约，但是我再也不写了。曾有人跟我说，先把100万打到我账上，题材让我想，给我一年时间创作，后来我还是放弃了。我更喜欢舞台，我的戏上演了，我就在剧场里呆着看，这种感觉我喜欢，而写影视剧除了拿到钱之外，跟我几乎没有多少关系。
记者：你对于自己的身份如何认定？
喻荣军：我真正的工作是个管理者，在剧院艺术室工作，抓艺术生产和剧目安排，经常要看大量的剧本，每年都会组织大量的活动和戏剧节。我99%的时间都在做管理、做市场，只有1%的时间精力花在创作上。不管别人怎么想，我总是认为自己是业余创作，业余作者的心态很好。周末或工作日的晚上，能挤出时间写剧本，对我来说真是莫大的享受。我喜欢写剧本，因为时间是挤出来的，我会更加珍惜创作的过程。
记者：作为经营者，势必希望多点票房，但是有理想的创作者应以艺术为首位，有的情况下，往艺术进一步，票房就退一步，在市场与艺术出现矛盾时，你会如何选择呢？
喻荣军：我不会因为观众想怎样，我就怎样。在创作中，我一贯认为，千万不要束缚自己的手脚，千万不要自我阉割，还是想写到哪是哪，要给自己这样子的自由度，然后到实际操作的时候，再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改编《简·爱》时，我有很多想法，但我知道国家大剧院邀约我写的目的，是让一般观众接受，因此除了在结构方面我作了一些相对大胆的尝试之外，其他方面的改编我都尽量往一般观众的喜好上靠，但在写芭蕾舞剧版时，我就实现了很多我原先的想法，比如将疯女人提升为主要人物，我觉得疯女人的形象如果用舞蹈来体现会更有张力和冲击力。一直以来，我们对罗彻斯特与简·爱之间的情感解读都有时代的烙印与局限，作为一个男人，罗彻斯特与简爱情感发展的每一步，那个疯女人都会站在他的身边，否则就太不真实。剧院的制作人请我改编韩寒的小说《光荣日》，我跟他说，我之前做了好多票房不错的戏，这个戏你现在找我，我就想撒开欢做一次，不考虑一般观众。制作人刚开始不同意，但因为韩寒的名气，他可以赌一把，我说不定也可以打一下我自己的小算盘，跟我的感觉走，但不是每次都可以打这样如意算盘的。今年我写了一部戏，题材较敏感，一开始我就知道这样的题材可能会不让演，但我还是想写，作为一名创作者，我不想失去自我探索的机会和可能性。不过，现在各种可能性越来越多了，可首先自己在创作上的自由度不能失去。
记者：剧院的工作是否也给你的创作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喻荣军：刚到剧院做宣传工作时，我就开始熟悉整个戏的创作过程，剧院为何排这个戏，为何搭这个班底，怎样的排练过程，戏完成之后专家的反应……整个过程我都经历了，这对创作是有好处的。我最大的自信在于我了解剧场，了解观众，了解戏剧创作的规律。虽然工作和创作间可能会有冲突，但是冲突不会给我带来阻碍，有时反而给我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前两年，太多投资人要跟我们谈，谈上市，谈怎样去运作，却没有人跟我们谈文化、谈艺术发展。我就思考，艺术到底在干嘛，跟资本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关系，受此启发，我写了个戏《资本·论》。话剧百年的时候，我写了一部戏叫《吁天》，以话剧的百年历史来谈艺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这是给我们戏剧人看的一部戏。
记者：你创作的时间原本就很少，为何还愿意花很多时间精力去改编剧本？
喻荣军：一开始我的剧本都是原创的，有感而发，后来从2005年开始，创作上遇到瓶颈，我发现有些题材开始重复，而且这段时间找我改编的人也比较多，因此2005年到2010年，我改编剧本比较多，改了十几个戏，如《洛丽塔》《推拿》《钢的琴》《一九七七》等，也做了一些翻译，一边翻译一边改编，比如《阴道独白》《I LOVE YOU》等。改编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原作往往很成功，更多的是经典，容易对比，很难超越，但我觉得改编虽然是挑战，但也很有意思，每次改编我都要找到一个新的角度，改编对我而言是一种原创，我只不过把别人的素材拿过来表达我自己想表达的东西，我可以在别人的题材里做自己的文章，体现不同时代不同的问题。虽然就像有人说的，改编的如同领养的，原创的才是亲生的，但我不太注重这些，我比较注重创作的过程与自我的表达。
记者：创作剧本对你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
喻荣军：写剧本对我而言是一种探索，我不知道它的边界在哪里，有多大的可能性，写作也是自我表达的一种手段，是我跟社会发生关系的一个途径，自己思考的一个结果。每次创作都是一次全新的冒险，产生很多创意，充满着未知，但归根结底是一件快乐的、充满激情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