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几年，一座名为“天府中心”的677米摩天楼，将在天府新区秦皇寺地块拔地而起。巍然挺立之日，“中国第一高楼”将从东部的上海让渡于西部的成都。
　　中国的经济地理格局，也正经历着一个东西再平衡的过程。引领着西部崛起的那座城市，就叫成都。
　　在中国人信仰与实用浑然一体的心理结构中，高楼永远有着独特的位置。它呈现一种向上生长的积极姿势，同时又指向“天”这一传统文化秩序的原点，因而意味深长。同时，人们不会过度忧心与摩天楼相关的需求和浪费问题，他们相信实业资本的极度冷静与理性—资本的使命就是不断繁衍，它对最佳繁衍地的嗅觉，比任何动物都要灵敏。
　　和“天府中心”的高度相应的，是“天府之国”的中心—成都所处的高度。
　　如今，它在瞭望世界。

“高光时代”

　　2018年10月18日，英国《独立报》网站发出了一条消息：成都计划在2020年发射一颗国产“人造月亮”，用来代替城市里的路灯。
　　这个消息，其实并不准确，能否发射并不确定，路灯也不会被取代，但“人造月亮”这种“黑科技”的确在成都孕育。
　　“人造月亮”其实是一颗卫星，通过反射太阳光，它能集中照亮直径10～80公里的区域，亮度是月光的8倍。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技术应用。“人造月亮”出现之后，四川人苏东坡诗句“明月几时有”后面的问号将被抹去。
　　曾经，类似的技术应用，是发达国家令人仰望的专利；后来，在中国东部亦渐有闪烁；今天，即便是出现在西部的成都，也已不再令人惊奇。
　　能否容纳各种“奇思妙想”的城市注定会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
　　事实上，过去数年里，财富论坛、国际马拉松、蓉欧快铁……成都对“高光时刻”已习以为常。
　　久等了，但她的时代来临了。
　　历史上的成都，给人的主要印象是黎民富庶、人文鼎盛。10月16日，再次置身武侯祠内，“锦官城外柏森森”，耳际响起“隆中对”：
　　“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
　　先主曰“善”。
　　进可攻、退可守，成都平原天险环拱，沃野千里，倘能保持和平，施行仁政，则古蜀王开明九世的“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信手拈来。刘备也许对别的没有信心，对仁政则相当得心应手，以成都为中心，“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事实证明，只要成都人有休养生息的机会，不出数年，就将富甲天下。富庶的指征之一是金融。来到北宋—西方史家眼里的中国“近世”开端，中国第一种纸币“交子”在成都诞生，足为明证。
　　和平并不是理所当然。两千多年前，李冰父子修筑都江堰，帮成都解決了水患，基本根除了威胁最大的天灾，把农业从自然中进一步解放出来。然而历朝历代人祸频仍，战火纷飞，成都是兵家必争之地，虽欲休养生息，岂可得乎？两次“湖广填四川”，正标记着这片世外桃源遭逢的巨大劫难。
　　真正的长久和平时代，自共和国建立后开启。真正的民间活力释放的时代，从改革开放开始。改革开放40年，成都已经进入了一个属于它的时代，中国人也等到了一个被光环笼罩的成都。
　　或许，与“高光时刻”一字之差的“高光时代”，更适合用于描述今天的成都。

转折时刻

　　历史只是历史。
　　成都在数千年历史上的那些繁荣、辉煌，都建基于农业社会。农业社会的特征就是按部就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对外部世界了无兴趣。
　　今天不是农业社会。改革开放开启的，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彻底改造的进程，是从“酒香不怕巷子深”到“酒香也要勤吆喝”的时代。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期，对于西部地区而言，即便在观念意识里感知到了这一转变，卖力吆喝，也未必见效。其中的关键因素是资本。
　　正因为资本的使命是繁衍增殖，对机会和利润极其敏感，所以资本也必然是势利的。改革开放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欢迎资本，天下一理，但资本在众多手举鲜花的欢迎者中，只亲吻了其中的少数人。它是这样选择它的联姻对象的：

造成城市与资本联姻的那些障碍性因素，在时势变迁和当地政府锐意改革的双重力量作用下，有的突破了，有的自然消失了。

　　1.文化趋近。文化是“社会资本”的关键部分，它让契约获得无形保障。
　　2.乡情润滑。如果从文化上不能求得绝对安心，那就寄托于乡情的支持。
　　3.成本因素。早期主要是地理位置—劳动力可以流动，但区域位置不能流动，而地理主要决定了物流成本。
　　4.市场机会。这才是根本问题，是资本精确制导的目标。
　　文化决定开放的起跑线，东部得天独厚；乡情系于原籍本地的华人华侨，沿海有历史积累；物流成本是硬性因素，它与产业链不成熟造成的额外成本之间往往互相加强；市场机会有一个梯次发掘的渐进过程，自东向西。综合而言，在改革开放早期乃至中期，西部所谓“落后”，原因一目了然：它在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占优势。
　　清华大学2010年的一项研究指出，从1990年以来，中国人均GDP的东中西部相对差系数持续扩大，直到2004年达到顶峰。这意味着，如果姑且把过去的40年理解为一个完整的过程，那么在它的中段，西部仍然持续弱势，难以被机会的追光打亮。成都在西部的重要性从未衰减，但在当时，是矮子里挑高个。 　　直到2004年，相对差系数达到75%的峰值，然后开始不断缩小，仅仅用了4年，2008年就缩小至60%。东西部地区人均收入比值2004年前总体呈不断上升趋势，2004年后也发生逆转，开始不断下降。西部的经济增速、工业产出增速等指标，大体在2004年以后也进入了活跃期，并迅速超越东部，持续领先。
　　新世纪，西部猛然获得了成长的力量。如果我们相信“风水轮流转”，那么十几年前就已经转到西部了。对于成都而言，时间节点也相差不大。
　　所以，《南风窗》记者对西南美国商会会长王晓东、TCL成都公司总经理孙秀红、成都新川创新科技园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希良都提出了同一个问题—是什么让成都的发展环境出现了根本性转折？
　　答案是多层次的。

新气象

　　层次在眼前展开。
　　王晓东提到1999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投入增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
　　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本身就是一个创造机会的过程。所以，刘希良回忆那个时期，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市场扩大、机会出现，于是资本和人才都望向了西边。“八九十年代，是‘孔雀东南飞’的时代，不论是工人、大学生，都往东南方向跑。成都高校很多，培养了大批高质量的大学生，但留在当地的很少。”
　　而在2002年、2003年，人才开始回流。四川的乡土文化本来就有强大的黏性，一旦机会出现，他们就会回到家乡。而这些回乡的工人、大学毕业生，已经是受过现代工商业制度反复训练的熟练工和市场能手。
　　机会要有风向标，要有人以榜样的角色去昭示，这个风向标，这个榜样，就是英特尔（Intel）。
　　2003年，英特尔落户成都，成为改革开放以来首家在成都大规模投资的跨国公司。现任英特尔全球副总裁罗宾·马丁彼时被指派负责成都公司工厂的设立和运营，他说，那时自己的第一反应就是在网络上搜索“成都”到底是个什么地方。他的反应很典型，成都在之前很难被大资本的追光照亮，但英特尔进来以后，世界就开始熟悉成都。
　　王晓东说起来仍然兴奋异常：因为英特尔的体量够大，地位够高，所以它的现身，就是最好的示范。它的上下游企业都跟着来了，而它历来对投资目的地的市场环境要求很高，這既打消了其他国际大企业的疑虑，也倒逼着成都自身的改革。“外资企业代表可以参加市长办公会，各部门的领导都被请到会上来，有什么问题现场收集，现场答复，效率非常高，给了外资企业以信心。”
　　刘希良说，之后一大批世界500强企业纷至沓来，先后在成都大规模布局。有数据可以佐证，到2018年9月，落户成都的世界500强数量达到285家。
　　TCL成都公司在2004年设立，2006年投产。作为一个制造业实体，TCL的经历最能反映成都经济、社会的联动性变革。成都公司总经理孙秀红说，一开始本地的产业配套环境不太好，技工、熟手工也比较紧缺，必须从无到有自己去培养。习惯了珠三角成熟的产业链和人力资源环境的TCL，初入成都感到不便是可以预想的，他们看中的，是成都作为西部中心辐射整个西部的国内消费市场，因而TCL成都的早期初衷，其实是一个便于内销的工厂。也正是像TCL这样的知名制造企业的到来，加速了对成都周边的本土人力资源的工业化训练进程。

开放不再是东部专利，而已渐渐成为一种均衡的权利。具体到成都，“一带一路”这一世界性的利好，加上信息技术的即时性，让这座西部名城突破了所有空间屏障。

　　2008年，也是关键性的一年。这一年，全球金融危机蔓延；这一年，汶川地震发生。这两件举世皆知的坏事都有一个正向的次生效应：前者凸显了西部，后者让世界再一次看到了成都。王晓东说，在金融危机中，西部所遭受的冲击远比东部微弱，因此它相当于敞开了一个市场；而2008年应对各种重大挑战的中国人所展现的强烈的共同体意识，以及汹涌的慈悲之心，则让全世界对中国社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增进了好感，而成都是众目的焦点。
　　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央扩大内需投资中的大部分投向了中西部地区的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产业振兴、技术创新，并带动地方和社会巨额资金跟进。
　　高速公路、地铁、财富论坛……硬环境和软环境都在不断升级。王晓东说，2008年至2017年，美资企业对中国大陆城市营商环境的打分，成都连续8年排名新一线城市第一。美资企业运营成本，成都总体上比沿海低20%左右。“一开始是只有大企业敢来，中小企业承受不了风险，现在中小企业也可以很放心地到成都投资。”
　　人们发现，造成城市与资本联姻的那些障碍性因素，在时势变迁和当地政府锐意改革的双重力量作用下，有的突破了，有的自然消失了。
　　“蜀道艰难”曾经拱卫了农业时代的成都，而在工业化时代则变成一种劣势。
　　现在，蜀道无妨，四面通衢。

后来居上

　　刘希良所执掌的新川创新科技园，是一个合资企业，由新加坡企业和成都企业共同投资，于2012年设立。
　　在国外投资工业园或科技园，是新加坡的一个传统，因为它有许多先进的科技成果等待转化，而作为一个城市国家，新加坡缺少向实业转化所需的土地。在过去新加坡和中国合作的园区项目，都分布在苏州、天津、广州等东部城市，新川创新科技园是西部的第一个。
　　为什么在东部以外选择了成都？刘希良的答案是，成都具有很好的工业基础、人才基础、科技基础、市场基础。
　　如果以新川科技园成立时间为基准，把时钟拨回10年前，即2002年，这个回答是不可想象的。前面的梳理中已经示意，工业基础、人才基础、科技基础、市场基础等，正是过去西部缺乏的工业化资源。也就在短短10年左右，一切都逆转了。正如孙秀红的感受，从一开始技工、熟手工稀缺，到人力资源素质、产业配套和市场氛围都迅速成长了起来。

　　刘希良特别强调一点，因为中国有足够大的人口基数，所以各种科研成果都能找到现实的应用场景，而不是只能用计算机进行模拟。新加坡颁发了世界上第一张无人驾驶出租车牌照，但在成都则可以找到一块足够大的地方，专门用于无人驾驶的场景实验。
　　新川创新科技园定位于两大产业品类：信息技术和生物工程。乍一看，这几乎是国内各大城市最近十几年里争相发展的方向，并无特别的新意。
　　不过刘希良是理性的，比如对生物制药，他就清晰地梳理了成都的优势：华西医院是国内著名的高水平医院，有大量的病例资源；“什么都见过”，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病例倒逼科研，医院还有自己的试验用猴子培育基地；医院有强大的科研能力，并且已经搭建平台，与社会合作进行成果转化；四川生物种类丰富，是一个范围广阔、品种齐全的原材料产地。
　　从刘希良的举例中可以勾勒出他所说的优势，主要包括两点：历史悠久的区域中心城市地位、背靠天府山川的内陆地理环境。然而在过去，这两点不但不是优势，前者代表包袱，后者象征闭塞。
　　在今天，越来越多曾经迅猛发展的东部新生城市感受到了继续前进的强大“风阻”，原因正在于缺乏历史积累。一个在改革开放中崛起的东部制造业名城，也许可以拥有和成都旗鼓相当的经济体量，但当中国社会来到一个渐趋稳态的时期，就会发现一旦形势变化、资本异动，自己能用以支持进一步发展的资源非常有限—比如，刘希良说的病例资源和生物资源。
　　所以人们必须思考，是什么让“历史包袱”和内陆环境倏然转化为这个时代的发展动力来源？拓展性地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就回答了为何今天成都迎来了它的时代。
　　答案就是开放。
　　开放不再是东部专利，而已渐渐成为一种均衡的权利。具体到成都，“一带一路”这一世界性的利好，加上信息技术的即时性，让这座西部名城突破了所有空间屏障。过去，成都的技术、人才、劳动力、原材料、制成品都向东部涌流，因为产能、市场和海外连接点都在东部，人们无法想象成都会成为一个中心，形成全面逆流。
　　然而今天，现实正是如此。火车从成都出发，开往俄罗斯，开往西欧。中欧班列蓉欧快铁2013年试运行，到今年6月28日已累计达到2000列，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强。
　　根据TCL提供的数据，使用铁路往西欧市场发货，成本与从东部出发的海运差不多，但时间上节省将近两个星期，这珍贵的两个星期，为货款回流、汇率预期和对市场的快速反应贡献了效率。因为同一个理由，东部的货物也通过铁路源源而来，在成都集成以后發往欧洲。
　　对于TCL成都公司而言，这是一个从未料想的结果，原本在成都布局的目的只是为了照顾西部内销市场，2016年开始使用蓉欧快铁以后，这家企业就从一个内向型基地变身为一个外向型基地，可以说颇具戏剧性。
　　河东河西的变化，甚至用不了30年。
　　现在，很多成都人还体验着城市生活的慢节奏，享受着深厚的市井文化带来的幸福感，但他们的观念意识，已经不是传统印象中的样子。刘希良现在是新川创新科技园的总经理，过去曾在政府任职，对此体会殊深。他说，过去提到东部，中西部的目标是追赶，而现在则放眼于超越，成都人很清楚，想要超越，观念至关重要。
　　“怎么超越？只有更开放，更大胆，更突破，更超前。现在全国的机会都是平等的，很多新科技—如AI、大数据，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谁能抢得先机，实现应用突破，就会占据未来发展的制高点。”
　　对于站位更高的成都主政者而言，眼前风起云涌，江山如此多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