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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一轮中学新课程改革的全面实施和江苏省2008年新高考方案的闪亮出台，一股强劲的东风吹遍了全省教育界的各个角落，广大辛勤工作在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看到了希望和曙光，看到了祖国教育事业的美好明天，对于新高考方案，笔者是举双手赞同的。而当前中学教育的真实现状如何呢？
一、当前中学教育的困境
再看看中学教育的真实现状：学生厌学，教师厌教，家长不得不逼着孩子去“死学”，教师不得不逼着自己去“死教”，学校不得不逼着教师去加班补课。一是以大量的时间投入为主要手段，教师和学生在封闭的教室里全力以赴，研究高考，应对高考，以获得高考佳绩为唯一目标。早晨5点左右起床，晚上10点多离开教室，每天工作、学习长达十五、六个小时。学生不准随便出校门，不允许接触任何与学习无直接关系的书籍，否则以违纪论处。就是这样用巨大的身心损失换取时间来进行高考科目的学习。二是不停地挑起学生之间的残酷竞争来保持学习的动力。激励学生不断挖掘自身的潜力，考取高分，甩掉竞争对手。而教师为了保持这种竞争的态势，经常频繁地进行周练、月考、摸底、模拟、调研、抽查等花样繁多的考试，按成绩排定名次。根据名次决定学生在普通班和重点班之间的滚动。三是鼓励教师互相攀比，以学生的平时成绩和高考结果来论教师的成败和荣誉，使得教师之间有所保留，相互拆台，表面平静，内心较劲，再把压力转嫁到学生身上。由此，培养出了一些自私、保守、没有团队精神、缺乏合作能力、整体素质不高但能考高分的“怪异”学生，也训练出了一些不讲教育规律、不注重学生的身心健康、死缠烂打、不择手段但能使学生考高分的“怪异”教师。
二、教育大师的困惑与坚持
面对着当前教育的困惑，笔者想起了一则故事，天津南开中学是一所百年老校，自1904年建校以来，南开中学共培育出两名共和国总理，两名清华大学校长，50多位省部级领导，近60位院士。如曹禺、老舍等诸多文豪、艺术家，再加上民国时期如张学良、张励生（民国时期行政院副院长兼内政部长）等许多人才，真可谓英才辈出，星光灿烂。中学时代是人生重要的发展时期，是什么原因使得南开中学的学子们如此出色呢？回顾历史，南开人说，正是由于校父严修先生“尚公”、“尚能”的建校育人主张和教育大师张伯苓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这一博大精深而凝练概括的八字校训，才有了南开从幼苗长成参天大树的今天。南开的成就，足以和世界上任何一所顶级中学相媲美。所谓允公允能，就是公能兼备，即要培养学生具有爱国、爱集体的公共道德和服务社会的多方面能力；日新月异，则是要求与时俱进，每天每月都要有创新和发展。
周恩来总理曾于1913年至1917年就读于南开中学。在校期间他以优良的品德和出众的才华，深得南开创办人严修先生的常识，被称为“宰相之才”，又得到了张伯苓先生思想方面的指导和经济方面的资助。温家宝总理从1954年至1960年，在南开度过了6年青春岁月，当年的老师同学，对温总理无不赞赏有加。而他们当年均是各种文艺、文学等社团的发起者或积极参与者，也是各类赛场上的运动健将。良好的素质和修养得益于他们从学生时代起就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学校良好校风的孕育。当年的教育大师早已意识到素质教育在人生成长历程中的极端重要性，并且在办学过程中融入素质教育理念。
难道大师们在教育过程中没有遇到过像今天这样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之间的矛盾冲突吗？他们是如何解决这对矛盾的呢？
1934年，陶行知大师应邀到南开去演讲，适逢河北省会考，在会考的69所学校中，南开中学男校名列第18名，女校名列第37名。行知大师一见到伯苓大师，便向他道喜。伯苓大师问：“喜从何来？”行知大师说：“贺南开会考成绩。”伯苓大师说：“成绩不好。”行知大师说：“我所贺的就是因为不好，如果好，我倒要来吊香（吊丧）呢！”为此，行知大师特意作诗一首：“什么学校最出色？当推南开为巨擘；会考几乎不及格，三千里路来贺客。请问贺客贺什么？贺你几乎不及格。倘使会考得第一，贺客就要变吊客。”
对南开这样的名校，在69所学校中排名18，名次已算靠后了，排名37，就更属于后列，该算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教师们也是垂头丧气，郁闷得很，张伯苓校长一定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和家长们的压力，这一点从陶、张的对话中即可感觉出来。但是大师毕竟是大师，置压力于不顾，敢于顶住压力，承担责任，丝毫没有责怪任课教师的意思，坚持自己的教育理念。陶行知先生也并没有因为这区区分数问题小觑了办学业绩卓著的学校，仍然认定“当推南开为巨擘”，赞扬“南开学校在一般学校中是办得最认真而有精神的，它之所以有这种精神，是因为它在教课之外还相当地注意学生的整个生活，不肯把学生完全当做书呆子教。”以学生为本、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着眼点，这正是大师们的胸襟和眼光。
三、对我们的启示
張先生和陶先生对考试的种种弊端是深恶痛绝的。“拼命的赶啊！熄灯是从十点延到十一点了……这自杀杀人的制度，还是普遍在那儿毁灭中华民族的生活力……把中华民族的前途赶跑了。”
我们今天的教育环境，从中考、高考到研究生考试，与张伯苓先生的那个时代已大不相同了，但陶先生所描述的、张先生所遇到的种种怪现象，今天看来，仍然似曾相识。一些学校为了升学率，把学生的整个生活都包办了，整个人格都扭曲了，像老舍先生说的，“考试能把人考得不像人了”，甚至不惜花大价钱不择手段挖竞争对手的墙角，“移植”一些分数高的学生来，再把本学校分数低的学生“排除”出去，提高“分子”的分值，缩小“分母”的数量。2005年12月21日《扬子晚报》一篇题目为《学校“劝离”广遭非议》的文章，报道了江苏教育最先进的南通市某中学在高考综合科目考试结束后劝成绩不太好的学生放弃高考的事件，就是典型的表现。每年中考后的高一新生的“招生大战”也就不足为怪了——争夺好生源就是提高升学率，然而其危害不言而喻。
所以，造成当前教育问题的根源，是当前的高考制度，是将教育当作政府形象工程。如果教育只是研究怎样考试，怎样应付考试，必然会走入死胡同，危害的是整个民族的教育大业。凡是有良知、有责任心、有使命感的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应该牢记我国的教育方针，把自己从事的教育工作看成是科技兴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之一。应该坚持教书育人，以提高学生的整体综合素质为己任，像大师们那样，咬定青山不放松，遵循教育规律，狠抓素质教育。江苏省2008年高考改革方案的颁布使我们更加坚定了信心。南京从2004年的高考之痛，到现在的全面开花，广收硕果（2007年南京市很多中学，在各科奥林匹克竞赛中，在清华、北大等著名高校自主招生、特长生选拔中的成绩和合格的总人数在全省遥遥领先，说明了南京市的素质教育效果已经显现，也说明了素质教育绝不是也不可能是短期行为），更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我们每个教育工作者都应该像大师那样，坚持抓住素质教育不动摇：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参考文献
［1］胡百良.“十三中现象”讨论走向纵深老专家对招生提建议［Z］.南京晨报，2005（4）.
［2］陶行知.陶行知文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 黄 晓）
一、当前中学教育的困境
再看看中学教育的真实现状：学生厌学，教师厌教，家长不得不逼着孩子去“死学”，教师不得不逼着自己去“死教”，学校不得不逼着教师去加班补课。一是以大量的时间投入为主要手段，教师和学生在封闭的教室里全力以赴，研究高考，应对高考，以获得高考佳绩为唯一目标。早晨5点左右起床，晚上10点多离开教室，每天工作、学习长达十五、六个小时。学生不准随便出校门，不允许接触任何与学习无直接关系的书籍，否则以违纪论处。就是这样用巨大的身心损失换取时间来进行高考科目的学习。二是不停地挑起学生之间的残酷竞争来保持学习的动力。激励学生不断挖掘自身的潜力，考取高分，甩掉竞争对手。而教师为了保持这种竞争的态势，经常频繁地进行周练、月考、摸底、模拟、调研、抽查等花样繁多的考试，按成绩排定名次。根据名次决定学生在普通班和重点班之间的滚动。三是鼓励教师互相攀比，以学生的平时成绩和高考结果来论教师的成败和荣誉，使得教师之间有所保留，相互拆台，表面平静，内心较劲，再把压力转嫁到学生身上。由此，培养出了一些自私、保守、没有团队精神、缺乏合作能力、整体素质不高但能考高分的“怪异”学生，也训练出了一些不讲教育规律、不注重学生的身心健康、死缠烂打、不择手段但能使学生考高分的“怪异”教师。
二、教育大师的困惑与坚持
面对着当前教育的困惑，笔者想起了一则故事，天津南开中学是一所百年老校，自1904年建校以来，南开中学共培育出两名共和国总理，两名清华大学校长，50多位省部级领导，近60位院士。如曹禺、老舍等诸多文豪、艺术家，再加上民国时期如张学良、张励生（民国时期行政院副院长兼内政部长）等许多人才，真可谓英才辈出，星光灿烂。中学时代是人生重要的发展时期，是什么原因使得南开中学的学子们如此出色呢？回顾历史，南开人说，正是由于校父严修先生“尚公”、“尚能”的建校育人主张和教育大师张伯苓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这一博大精深而凝练概括的八字校训，才有了南开从幼苗长成参天大树的今天。南开的成就，足以和世界上任何一所顶级中学相媲美。所谓允公允能，就是公能兼备，即要培养学生具有爱国、爱集体的公共道德和服务社会的多方面能力；日新月异，则是要求与时俱进，每天每月都要有创新和发展。
周恩来总理曾于1913年至1917年就读于南开中学。在校期间他以优良的品德和出众的才华，深得南开创办人严修先生的常识，被称为“宰相之才”，又得到了张伯苓先生思想方面的指导和经济方面的资助。温家宝总理从1954年至1960年，在南开度过了6年青春岁月，当年的老师同学，对温总理无不赞赏有加。而他们当年均是各种文艺、文学等社团的发起者或积极参与者，也是各类赛场上的运动健将。良好的素质和修养得益于他们从学生时代起就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学校良好校风的孕育。当年的教育大师早已意识到素质教育在人生成长历程中的极端重要性，并且在办学过程中融入素质教育理念。
难道大师们在教育过程中没有遇到过像今天这样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之间的矛盾冲突吗？他们是如何解决这对矛盾的呢？
1934年，陶行知大师应邀到南开去演讲，适逢河北省会考，在会考的69所学校中，南开中学男校名列第18名，女校名列第37名。行知大师一见到伯苓大师，便向他道喜。伯苓大师问：“喜从何来？”行知大师说：“贺南开会考成绩。”伯苓大师说：“成绩不好。”行知大师说：“我所贺的就是因为不好，如果好，我倒要来吊香（吊丧）呢！”为此，行知大师特意作诗一首：“什么学校最出色？当推南开为巨擘；会考几乎不及格，三千里路来贺客。请问贺客贺什么？贺你几乎不及格。倘使会考得第一，贺客就要变吊客。”
对南开这样的名校，在69所学校中排名18，名次已算靠后了，排名37，就更属于后列，该算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教师们也是垂头丧气，郁闷得很，张伯苓校长一定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和家长们的压力，这一点从陶、张的对话中即可感觉出来。但是大师毕竟是大师，置压力于不顾，敢于顶住压力，承担责任，丝毫没有责怪任课教师的意思，坚持自己的教育理念。陶行知先生也并没有因为这区区分数问题小觑了办学业绩卓著的学校，仍然认定“当推南开为巨擘”，赞扬“南开学校在一般学校中是办得最认真而有精神的，它之所以有这种精神，是因为它在教课之外还相当地注意学生的整个生活，不肯把学生完全当做书呆子教。”以学生为本、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着眼点，这正是大师们的胸襟和眼光。
三、对我们的启示
張先生和陶先生对考试的种种弊端是深恶痛绝的。“拼命的赶啊！熄灯是从十点延到十一点了……这自杀杀人的制度，还是普遍在那儿毁灭中华民族的生活力……把中华民族的前途赶跑了。”
我们今天的教育环境，从中考、高考到研究生考试，与张伯苓先生的那个时代已大不相同了，但陶先生所描述的、张先生所遇到的种种怪现象，今天看来，仍然似曾相识。一些学校为了升学率，把学生的整个生活都包办了，整个人格都扭曲了，像老舍先生说的，“考试能把人考得不像人了”，甚至不惜花大价钱不择手段挖竞争对手的墙角，“移植”一些分数高的学生来，再把本学校分数低的学生“排除”出去，提高“分子”的分值，缩小“分母”的数量。2005年12月21日《扬子晚报》一篇题目为《学校“劝离”广遭非议》的文章，报道了江苏教育最先进的南通市某中学在高考综合科目考试结束后劝成绩不太好的学生放弃高考的事件，就是典型的表现。每年中考后的高一新生的“招生大战”也就不足为怪了——争夺好生源就是提高升学率，然而其危害不言而喻。
所以，造成当前教育问题的根源，是当前的高考制度，是将教育当作政府形象工程。如果教育只是研究怎样考试，怎样应付考试，必然会走入死胡同，危害的是整个民族的教育大业。凡是有良知、有责任心、有使命感的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应该牢记我国的教育方针，把自己从事的教育工作看成是科技兴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之一。应该坚持教书育人，以提高学生的整体综合素质为己任，像大师们那样，咬定青山不放松，遵循教育规律，狠抓素质教育。江苏省2008年高考改革方案的颁布使我们更加坚定了信心。南京从2004年的高考之痛，到现在的全面开花，广收硕果（2007年南京市很多中学，在各科奥林匹克竞赛中，在清华、北大等著名高校自主招生、特长生选拔中的成绩和合格的总人数在全省遥遥领先，说明了南京市的素质教育效果已经显现，也说明了素质教育绝不是也不可能是短期行为），更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我们每个教育工作者都应该像大师那样，坚持抓住素质教育不动摇：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参考文献
［1］胡百良.“十三中现象”讨论走向纵深老专家对招生提建议［Z］.南京晨报，2005（4）.
［2］陶行知.陶行知文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 黄 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