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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古代长期奉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封建社会初期的确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达到顶峰的君主专制成了阻碍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思想家对之进行了猛烈抨击。他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了一套杰出的民主思想，而这一套政治思想在此前的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关键词】黄宗羲 民主思想 《明夷待访录》
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生于明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10年），卒于清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享年八十五岁。他是我国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明夷待访录》是黄宗羲唯一的政治专著，是他结合自己几十年斗争实践的研究成果，全书分为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建都、方镇、田制、兵制、财计、胥吏、奄宦等十三个部分。相对于传统民主思想来说，黄宗羲的思想“把治世的原点从君主移到万民，从而过去的皇帝一元的专制权力就空洞化了，再以可称为公论基础的‘分治’来填补这个空洞。这是把公论纳入专制权力内，然后以此进行权力的再编和再生，在可称为专制分治政治的路线上，建立新的君臣关系。”所以其政治思想与传统的政治思想是有着很大的不同的。本文试就《明夷待访录》对黄宗羲的民主思想进行考察，以图对黄宗羲的民主思想做更深的了解。
一、《明夷待访录》中的民主思想
（一）、批判君主专制
“中国思想中最重大最关键的是君权问题”在黄宗羲看来，上古之君主“以天下为主，君为客”是民主的具体表现，这也体现了他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托古改制。而“后世为人君者不然”，表明和古代背道而驰，他们“以君为主，天下为客”[3]。古今君民客主倒置，对为臣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认为“臣为君而设者”，在四方之劳扰，民生之憔悴之时还认为是“纤芥之疾”。为君者认为自己是天下之主，于是“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以奉我一人之淫乐”，导致为臣者同样轻视人民，“视天下人民为人君囊中之私物”，当社会动荡危及君权之时才去治理人民。让这样的君臣来治理国家，社会能不动乱吗？君主以天下为产业，定会殃及人民，因此古之君主受到人民爱戴，“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而今之帝王，则人民“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这同样使用了古今对比的手法，旨在说明实行专制不仅残害万民，而且对君主和臣子自己都是不利的。不仅如此，在《原君》的后半部分中作者提到了刘准与明毅宗，提出争夺产业的行为同样害其子孙。可以说作者很巧妙的站在了统治阶级的角度上，但他是头脑冷静的对自己的利弊得失进行分析，最后得出“专制可能会损害自己利益”的结论，从而坚定了君主专制为“天下之大害”的思想主张。这种论证方法的好处就在于使自己的看法更加全面客观，同时容易被一些已经习惯于君主专制的人们接受，从而使论点更加有力。
否定了君主专制在现实生活中的合理性，就更要批判它赖以生存的思想基础，彻底摧毁它所依靠的精神支柱。早在西汉时期，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君权神授”，适应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南宋时的程朱理学为推行专制提供了理论依据，成为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面对这些流毒无穷的学说，黄宗羲一概持否定态度，但是他欣赏传统儒学的民本思想，推崇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此是“圣人之言”，肯定武王伐纣的行为，对“君权神授”和理学中所宣扬的等级观念进行批驳，再次坚定了他的思想立场。在《明夷待访录》中，他又针对“三纲五常”中的“君为臣纲”发起激烈攻击，认为君臣关系和父子关系是不同的，臣非君之仆妾，臣与君“名异而实同”，从而彻底颠覆为人臣者对自身地位的认识，树立正确的为臣态度——“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此外，黄宗羲还从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指出君主专制不符合当前国情，并提出自己理想中的制度。“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说明他主张通过天下分治以分割君权。这种观点虽然有很大缺陷和局限性，但是与具体情况相结合，使作者的论据更加充足了。
徐大同、陈哲夫等先生说过：黄宗羲的思想“只要再前进一小步，就会出现君主立宪的前景”，但可惜的是，黄宗羲没有再前进，当时的社会没有向他提供再前进的条件。
（二）、以民为本
黄宗羲推崇孟子的言论和武王的行为，反对暴君执政，可以看出他对传统儒学中的民本思想进行了继承，因此我们可以说黄宗羲的主张是儒家思想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也正是以他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们对传统儒学的批判继承，使中国传统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传统儒学中的民本思想在他的著作中有着充分体现，同时又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黄宗羲生活在明末清初，是封建制度走向衰落、君主专制空前强化的时代，达到顶峰的君主专制已经不能推动社会进步，相反，统治者不顾人民疾苦，一系列加强专制的措施使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基于这样的社会根源，他提出君主专制是“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的大害，从而自然映射出与它对立的一面——“民主”。“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
臣与君关系密切，臣是君的决策者和执行者，所以臣也要认识到以民为本的必要性。为人臣者不仅要树立出仕“为天下，为万民”的人生观，下达政令“以天下万民起见”，而且还要认识到“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所以要使天下太平，就“不可轻视斯民之水火”，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黄宗羲对孟子“民为贵”和上古之君主“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不享其利”的赞赏。
黄宗羲继承了先秦民本思想的精髓，都认为人民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基础，提倡当政者重民、爱民、以民为本。但值得说明的是，黄宗羲只是迎合了时代要求发扬先秦儒学的积极因素而已，实际上这两种思想是有本质区别的。先秦民本思想大多是君主治国之道，为君主专制服务，而黄宗羲反对君主专制，主张民主。这充分说明了黄宗羲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研讨会和分享会等方式，充分利用团学网、校园广播、网络电视和微信公众平台等途径，组织开展“‘中国梦’内涵探讨”“我 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要求，但是由于未形成独立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萌芽力量薄弱，未能描绘出一种切实可行的制度方案，更未形成完整的民主理论体系，这是黄宗羲思想的局限性和早期民主思想不健全的重要原因。
二、黄宗羲民主思想的意义
黄宗羲基于对民众重要性的认识，从“天下为公”的思想前提出发，对民众追求经济利益的权利进行了论证，对君主职责和为臣之道提出了新的要求，并对政治制度的设计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使中国古代的民主思想达到了极致，并对近代民主革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由于历史时代的局限，黄宗羲的民主思想中缺少对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探讨，他没有真正把权力赋予人民，从而对君权进行有效制约。因此，黄宗羲最终的目的只是寻找理想的君主原型，而并不是要彻底否定君主制度。
在中国历史上，思想家与政治家对民本问题的重视，并不是自觉产生的，而是伴随着民众波澜壮阔的斗争而出现的。民众在政治变革中的巨大作用，民心向背对政治稳定的决定性影响，是思想家们重视民众的最主要原因。君主虽然承认民众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但他们所做的无非就是接受这种认识，并在实践中注意这个问题，从而在政治中得到更多的主动权维护统治的稳定。
黄宗羲以前的民本思想，主要是指君主方面自上而下地施惠于民，也就是说这种以民为本位的政治主要在于君主的仁德意识，因此，是否以民为本也完全取决于君主方面的裁决。这种情况下，民众只能把命运寄托于君主的仁德或裁决。换句话说，“由于民本的治政全靠君主的仁德，所以古来的民本思想实质上是君主的思想，权能只在君主方面。更尖锐的说，民本思想是君主方面为了柔和地维持其专制政治并使之再生的一种安全阀的思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民本思想是以君为主体的，其所谓重民、爱民、利民、惠民等主张须以不危害专制君主的绝对统治为根本原则。民本思想虽然在局部问题上可能会与专制君主存在冲突，但是如果从封建政权的根本上来看的话，那么它并不是对专制君主的否定，而无非是提醒君主注意自己存在的条件，充当了协调君民关系的缓冲剂。
黄宗羲主张“天下为主君为客”，相对于社稷来说，君主是可以易位的，这是对君权神授的一大挑战，是对君权至上的一种怀疑。诚然，黄宗羲之前的思想家也有人对于推翻君主的行为表示过赞同，如孟子和荀子都曾经称颂汤武革命并对桀纣的暴政大力批判。但是，在黄宗羲以前，思想家们大都是停留在对君主个体的批判，他们期待推翻的仅仅是“暴君”、“独夫”或导致亡国的“孤家寡人”。而黄宗羲则并不仅仅是批判某个君主，他对三代以下的所有君主都提出了质疑，认为整个三代以下都是有乱无治的。这样，他所批判的对象不再是君主个体，而是“后之为人君者”这个君主群体。非常遗憾的是，黄宗羲虽然批判了后之为人君者的群体，但他仍然无法用逻辑的眼光来看待问题，所以也就无法把君主的群体上升到君主这一抽象概念上。因此说，“假如黄宗羲把批判的对象由‘群体’过渡到‘整体’，由具体上升到抽象的话，那么他就会由批判君主专制上升为否定君主制”[5]。
三、结语
黄宗羲所处的时代是社会历史急剧动荡、变革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反映在社会思潮上的变化和斗争是十分错综、尖锐的。但它的基本趋势是：在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存在和演变的、代表封建文化形态的宋学走向没落，陷入绝境；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文化形态迅猛发展起来，而黄宗羲是这一文化领域内的开拓者之一，《明夷待访录》可以称为十七世纪的中国民主宣言。《明夷待访录》的民主思想虽已属于近代民主思想的范畴，但其中还掺杂着很多封建的成份；它虽继承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但它大大突破了民本思想。《明夷待访录》的思想是近代早期的民主启蒙思想。
总而言之，黄宗羲作为明末清初早期启蒙思想家的代表人物，他的民主思想在《明夷待访录》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不仅推动了此后的反专制斗争，还反映了这个时代独有的一些特点，并且对近代民主思想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这些思想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局限性，但正因为有了这些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继承，才使儒家思想的地位得以保持。此时儒家思想已不完全是统治者加强文化专制的工具，而是成为进步思想家反封建、反教条的理论武器。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之所以几千年来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是因为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能吸取百家之长，不故步自封，更在于他们能够与时俱进，顺应时代潮流，不断对儒家思想进行改造，使之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 [日]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M]北京：中华书局，2005
[2] 蔡尚思.黄宗羲反君权思想的历史地位[J]《文史哲》1987年第2期。
[3]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Z]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4] 徐大同等.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6.
[5] 程志华.儒学民主思想的终极视域——卢梭与黄宗羲的“对话”[J]载《哲学研究》，2004.2.
【关键词】黄宗羲 民主思想 《明夷待访录》
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生于明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10年），卒于清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享年八十五岁。他是我国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明夷待访录》是黄宗羲唯一的政治专著，是他结合自己几十年斗争实践的研究成果，全书分为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建都、方镇、田制、兵制、财计、胥吏、奄宦等十三个部分。相对于传统民主思想来说，黄宗羲的思想“把治世的原点从君主移到万民，从而过去的皇帝一元的专制权力就空洞化了，再以可称为公论基础的‘分治’来填补这个空洞。这是把公论纳入专制权力内，然后以此进行权力的再编和再生，在可称为专制分治政治的路线上，建立新的君臣关系。”所以其政治思想与传统的政治思想是有着很大的不同的。本文试就《明夷待访录》对黄宗羲的民主思想进行考察，以图对黄宗羲的民主思想做更深的了解。
一、《明夷待访录》中的民主思想
（一）、批判君主专制
“中国思想中最重大最关键的是君权问题”在黄宗羲看来，上古之君主“以天下为主，君为客”是民主的具体表现，这也体现了他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托古改制。而“后世为人君者不然”，表明和古代背道而驰，他们“以君为主，天下为客”[3]。古今君民客主倒置，对为臣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认为“臣为君而设者”，在四方之劳扰，民生之憔悴之时还认为是“纤芥之疾”。为君者认为自己是天下之主，于是“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以奉我一人之淫乐”，导致为臣者同样轻视人民，“视天下人民为人君囊中之私物”，当社会动荡危及君权之时才去治理人民。让这样的君臣来治理国家，社会能不动乱吗？君主以天下为产业，定会殃及人民，因此古之君主受到人民爱戴，“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而今之帝王，则人民“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这同样使用了古今对比的手法，旨在说明实行专制不仅残害万民，而且对君主和臣子自己都是不利的。不仅如此，在《原君》的后半部分中作者提到了刘准与明毅宗，提出争夺产业的行为同样害其子孙。可以说作者很巧妙的站在了统治阶级的角度上，但他是头脑冷静的对自己的利弊得失进行分析，最后得出“专制可能会损害自己利益”的结论，从而坚定了君主专制为“天下之大害”的思想主张。这种论证方法的好处就在于使自己的看法更加全面客观，同时容易被一些已经习惯于君主专制的人们接受，从而使论点更加有力。
否定了君主专制在现实生活中的合理性，就更要批判它赖以生存的思想基础，彻底摧毁它所依靠的精神支柱。早在西汉时期，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君权神授”，适应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南宋时的程朱理学为推行专制提供了理论依据，成为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面对这些流毒无穷的学说，黄宗羲一概持否定态度，但是他欣赏传统儒学的民本思想，推崇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此是“圣人之言”，肯定武王伐纣的行为，对“君权神授”和理学中所宣扬的等级观念进行批驳，再次坚定了他的思想立场。在《明夷待访录》中，他又针对“三纲五常”中的“君为臣纲”发起激烈攻击，认为君臣关系和父子关系是不同的，臣非君之仆妾，臣与君“名异而实同”，从而彻底颠覆为人臣者对自身地位的认识，树立正确的为臣态度——“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此外，黄宗羲还从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指出君主专制不符合当前国情，并提出自己理想中的制度。“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说明他主张通过天下分治以分割君权。这种观点虽然有很大缺陷和局限性，但是与具体情况相结合，使作者的论据更加充足了。
徐大同、陈哲夫等先生说过：黄宗羲的思想“只要再前进一小步，就会出现君主立宪的前景”，但可惜的是，黄宗羲没有再前进，当时的社会没有向他提供再前进的条件。
（二）、以民为本
黄宗羲推崇孟子的言论和武王的行为，反对暴君执政，可以看出他对传统儒学中的民本思想进行了继承，因此我们可以说黄宗羲的主张是儒家思想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也正是以他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们对传统儒学的批判继承，使中国传统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传统儒学中的民本思想在他的著作中有着充分体现，同时又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黄宗羲生活在明末清初，是封建制度走向衰落、君主专制空前强化的时代，达到顶峰的君主专制已经不能推动社会进步，相反，统治者不顾人民疾苦，一系列加强专制的措施使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基于这样的社会根源，他提出君主专制是“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的大害，从而自然映射出与它对立的一面——“民主”。“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
臣与君关系密切，臣是君的决策者和执行者，所以臣也要认识到以民为本的必要性。为人臣者不仅要树立出仕“为天下，为万民”的人生观，下达政令“以天下万民起见”，而且还要认识到“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所以要使天下太平，就“不可轻视斯民之水火”，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黄宗羲对孟子“民为贵”和上古之君主“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不享其利”的赞赏。
黄宗羲继承了先秦民本思想的精髓，都认为人民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基础，提倡当政者重民、爱民、以民为本。但值得说明的是，黄宗羲只是迎合了时代要求发扬先秦儒学的积极因素而已，实际上这两种思想是有本质区别的。先秦民本思想大多是君主治国之道，为君主专制服务，而黄宗羲反对君主专制，主张民主。这充分说明了黄宗羲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研讨会和分享会等方式，充分利用团学网、校园广播、网络电视和微信公众平台等途径，组织开展“‘中国梦’内涵探讨”“我 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要求，但是由于未形成独立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萌芽力量薄弱，未能描绘出一种切实可行的制度方案，更未形成完整的民主理论体系，这是黄宗羲思想的局限性和早期民主思想不健全的重要原因。
二、黄宗羲民主思想的意义
黄宗羲基于对民众重要性的认识，从“天下为公”的思想前提出发，对民众追求经济利益的权利进行了论证，对君主职责和为臣之道提出了新的要求，并对政治制度的设计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使中国古代的民主思想达到了极致，并对近代民主革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由于历史时代的局限，黄宗羲的民主思想中缺少对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探讨，他没有真正把权力赋予人民，从而对君权进行有效制约。因此，黄宗羲最终的目的只是寻找理想的君主原型，而并不是要彻底否定君主制度。
在中国历史上，思想家与政治家对民本问题的重视，并不是自觉产生的，而是伴随着民众波澜壮阔的斗争而出现的。民众在政治变革中的巨大作用，民心向背对政治稳定的决定性影响，是思想家们重视民众的最主要原因。君主虽然承认民众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但他们所做的无非就是接受这种认识，并在实践中注意这个问题，从而在政治中得到更多的主动权维护统治的稳定。
黄宗羲以前的民本思想，主要是指君主方面自上而下地施惠于民，也就是说这种以民为本位的政治主要在于君主的仁德意识，因此，是否以民为本也完全取决于君主方面的裁决。这种情况下，民众只能把命运寄托于君主的仁德或裁决。换句话说，“由于民本的治政全靠君主的仁德，所以古来的民本思想实质上是君主的思想，权能只在君主方面。更尖锐的说，民本思想是君主方面为了柔和地维持其专制政治并使之再生的一种安全阀的思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民本思想是以君为主体的，其所谓重民、爱民、利民、惠民等主张须以不危害专制君主的绝对统治为根本原则。民本思想虽然在局部问题上可能会与专制君主存在冲突，但是如果从封建政权的根本上来看的话，那么它并不是对专制君主的否定，而无非是提醒君主注意自己存在的条件，充当了协调君民关系的缓冲剂。
黄宗羲主张“天下为主君为客”，相对于社稷来说，君主是可以易位的，这是对君权神授的一大挑战，是对君权至上的一种怀疑。诚然，黄宗羲之前的思想家也有人对于推翻君主的行为表示过赞同，如孟子和荀子都曾经称颂汤武革命并对桀纣的暴政大力批判。但是，在黄宗羲以前，思想家们大都是停留在对君主个体的批判，他们期待推翻的仅仅是“暴君”、“独夫”或导致亡国的“孤家寡人”。而黄宗羲则并不仅仅是批判某个君主，他对三代以下的所有君主都提出了质疑，认为整个三代以下都是有乱无治的。这样，他所批判的对象不再是君主个体，而是“后之为人君者”这个君主群体。非常遗憾的是，黄宗羲虽然批判了后之为人君者的群体，但他仍然无法用逻辑的眼光来看待问题，所以也就无法把君主的群体上升到君主这一抽象概念上。因此说，“假如黄宗羲把批判的对象由‘群体’过渡到‘整体’，由具体上升到抽象的话，那么他就会由批判君主专制上升为否定君主制”[5]。
三、结语
黄宗羲所处的时代是社会历史急剧动荡、变革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反映在社会思潮上的变化和斗争是十分错综、尖锐的。但它的基本趋势是：在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存在和演变的、代表封建文化形态的宋学走向没落，陷入绝境；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文化形态迅猛发展起来，而黄宗羲是这一文化领域内的开拓者之一，《明夷待访录》可以称为十七世纪的中国民主宣言。《明夷待访录》的民主思想虽已属于近代民主思想的范畴，但其中还掺杂着很多封建的成份；它虽继承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但它大大突破了民本思想。《明夷待访录》的思想是近代早期的民主启蒙思想。
总而言之，黄宗羲作为明末清初早期启蒙思想家的代表人物，他的民主思想在《明夷待访录》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不仅推动了此后的反专制斗争，还反映了这个时代独有的一些特点，并且对近代民主思想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这些思想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局限性，但正因为有了这些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继承，才使儒家思想的地位得以保持。此时儒家思想已不完全是统治者加强文化专制的工具，而是成为进步思想家反封建、反教条的理论武器。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之所以几千年来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是因为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能吸取百家之长，不故步自封，更在于他们能够与时俱进，顺应时代潮流，不断对儒家思想进行改造，使之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 [日]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M]北京：中华书局，2005
[2] 蔡尚思.黄宗羲反君权思想的历史地位[J]《文史哲》1987年第2期。
[3]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Z]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4] 徐大同等.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6.
[5] 程志华.儒学民主思想的终极视域——卢梭与黄宗羲的“对话”[J]载《哲学研究》，2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