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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600036.SH；03968.HK）2009年末提出“二次转型”，至今快3年。有人从短期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变化来考察，认为资本消耗未得到缓解，转型无效；有人观察2010年和2011年招行的贷款利率水平、净息差水平提升较快，尤其净息差跃居行业上游水平，认为转型初见成效。
笔者认为，招行的“二次转型”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要提高贷款定价水平；另一方面又要降低资本消耗，其内涵就是要提高加权风险资产收益能力，减少或避免再融资，而以上两种看法均只考虑一个方面。
经历过2009年同业中唯一的业绩倒退，招行如能在2012年开始的降息周期中，保持合理的资产结构特别是贷款结构，保持净息差不处于行业中下游水平（因招行活期存款占比较高，在降息周期中负债成本下降不如同业明显，降息周期净息差的改善主要靠资产定价），才能算是贷款定价能力得到提升，而且贷款定价能力提升不是以提高资本消耗的代价换来的，才算“二次转型”取得成效。
所以，笔者认为，通过“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能更全面更准确地评价招行的转型。
同业比较
核心资本充足率是一个监管指标，其计算公式的分母“加权风险资产”是按照《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的规定计算出来的，银行的不同资产对应不同的风险系数，例如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风险系数是50%，一般企业贷款风险系数是100%。要降低资本消耗水平，就必须降低银行资产的风险系数，但降低了风险系数如果同时降低了资产收益，那就是降低了定价能力，可能得不偿失了。所以，综合来看，最好的结果就是，每一单位的收益所对应的加权风险资产尽可能的少，也就是说，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越高，亦即每一单位的收益所对应的资本消耗越少。所以用“ 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作为评价指标最合适不过。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核心资本是监管资本，与计算风险调整资本收益率（RAROC）适用的经济资本虽有交集，实属不同，监管资本是监管当局从外部认定的风险缓冲，经济资本是商业银行内部从股东利益角度出发认定的风险缓冲，所以并不能说RAROC可以取代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进行资本消耗和定价水平综合能力的评价。
目前仅工商银行（601398.SH；01398.HK）、农业银行（601288.SH；01288.HK）在2011年年报中披露了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前者是用净利润/年初和年末加权风险资产的算术平均数，后者是用净利润/年末的加权风险资产余额。由于不少银行在早期报表中没有公布加权风险资产余额，为使对比的年份尽量多，笔者在下文中将采用年末加权风险资产余额作为分母来计算。其实如果采用年初年末算术平均数作为分母计算，对比精细度会高一些，但对比评价结果是一致的。另外，还可以用经营净收入、贷款利息收入等指标来作为计算的分子。笔者在文中仅用综合指标净利润作为分子。作为对比，笔者还计算了近几年小微贷款发展迅猛的民生银行（600016.SH；01988.HK）、对公业务占比较高的浦发银行（600000.SH）、低资本消耗的同业业务占比较高的兴业银行（601166.SH）以及中国最大的银行工商银行的数据。
图1显示，招行自2004年“一次转型”开始到2008年，恰好是一轮加息周期，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逐年提高，且速度明显快于民生和浦发银行，尤其在2007年和2008年，一枝独秀，但2009年又突然滑落，下滑速度远大于浦发，而民生逆势上升。在2010年及2011年的“二次转型”期间，招行虽然依然保持领先优势，但与竞争对手的差距正在缩小，而且也没有达到2007年和2008年的水平。
与兴业相比，招行的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的领先优势并不明显，两者多数年度收益率相当。这主要缘于兴业的“银银平台”，即资本消耗非常低的同业业务尤其买入返售资产贡献的收益占比较大。
在“一次转型”期间，招行相对工行曾经有小幅度的领先优势，但自2009年开始落后不少，在2010年及2011年的升息周期中也没有追上工行。这说明工行作为中国最大的零售银行，其资本消耗正越来越低，而招行的确还有许多提升空间。
转型急切
2009年招行的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突然滑落，虽然有降息，尤其房贷优惠政策的宽松，包括许多存量房贷也被迫调降为基准利率七折的严重影响，更重要的是，因溢价收购香港永隆银行，导致核心资本充足率猛降，招行在2009年不能跟随主流政策做大一般信贷资产，只能通过做大加权风险系数较低的票据贴现业务，在核心资本充足率吃紧的情况下为股东尽量谋求多一些的收益。遗憾的是，当年的票据贴现市场低迷，招行全年的票据贴现平均收益率只有2.21%，而票据贴现全年平均余额占总贷款平均余额的22.48%，占比较同业多得多，这导致了招行2009年贷款净利息收入较2008年下滑了10.41%。当年年末，由于票据贴现的退出，其他相对高风险系数的贷款的置换，加权风险资产增速仍不低，达到26.67%，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从2.298%滑落到1.570%。
由此可看出，溢价收购永隆银行导致核心资本充足率不足，以及相对特殊的贷款结构导致的定价能力不稳定，是招行2009年加权风险资本收益率下降的主因，而这同时意味着资本消耗上升，在核心资本充足率较低的情况下，为满足监管要求，再融资要求迫切，于是次年进行了再融资，这也是招行在2009年末提出“ 二次转型”的主因，所谓“对症下药”。
招行2004年“一次转型”，因其零售银行的定位，信用成本比较低，再加上零售贷款中房贷风险系数相对要低一些，以及占比较同业要高的票据贴现业务风险系数较低，且在2008年前票据贴现收益率较高，所以招行在2008年前早已经拥有了比同业更低的资本消耗水平，更高的加权风险资产收益能力。而提“二次转型”，其实不妨理解为东山再起。
然而，招行的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虽然在2010年和2011年平稳上升，但仍没有重回2007年和2008年的高点，虽然仍高于民生和浦发，甚至2011年也高于兴业，但领先优势正在缩小，并且也早已被工行超越。 自2004年到2008年一直是加息周期，招行表现优异，而今年7月份央行进行了年内的第二次降息，如果新一轮的降息周期来临，招行会否重现如2009年般下滑？二级市场上，7月招行的同期跌幅比同类上市银行要大。
不过招行这两年的贷款结构有所优化，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定价能力。首先，票据贴现平均余额占贷款百分比过去两年分别为9.20%和4.60%，属有据可查的200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对其依赖性降低未必不是好事。其次，占比较高的零售贷款中房贷利率按政府目前的调控政策，也不太可能下浮到基准利率的七折。第三，定价水平较高的个人经营贷款在零售贷款中的比例从2009年末的7.11%上升到2011年的15.83%，而且监管部门已将个人一般贷款风险系数从原来的100%降低到75%。最后，招行应该不会再花300亿元左右溢价收购另一家银行吧？
再融资必然
单纯考察核心资本充足率无法看清银行的资本消耗水平，需要综合净利润增长率、分红率等指标，才能看得清楚。在不考虑溢价收购或其他非经常性原因导致核心资本充足率减少的前提下，假设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为X，年初核心资本充足率为a，上一年净利当年分红率为b，当年净利润增长率为c(c>0)，那么，如果要保持核心资本充足率不减小，X必须满足以下条件：X>= ac/(1+c-b)
也就是说，监管要求的核心资本充足率a越高，预期的增长率c越高，要求的分红率b越高，都会要求更高的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换句话说，如果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达不到一定水平，较高的监管要求、过分的净利润增长以及分红要求，都可能导致核心资本充足率不达标。
若招行的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只达到2009年末的水平1.57%，假设8.5%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已经得到满足，现在为保持核心资本充足率不下滑，可以满足的一种情况是：分红率25%，净利润增速17%。若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达到2011年末的2.05%，则可以满足的一种情况是：分红率25%，净利润增速24%。
所以即使国有四大行净利增速相对较慢，因其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比较高，虽然分红率高一些，也并不需要过多通过再融资补充核心资本。
但股份制银行发展速度比较快，净利增速比较快，这几年分红率也不低，除非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比较高，不然再融资的要求就比较迫切。
比如招行在核心资本充足率8.5%的监管要求预期下（2011年末为8.22%），这几年净利增长速度又比较快，而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的提升速度又不够快，的确有再融资的需求。所以2011年提出A+H股配股再融资350亿元，大概是出于对未来发展速度仍然保持较快水平而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也不可能提升太多而考虑的。
总的来说，银行的加权风险资产收益能力越高，就越有可能不通过再融资，而是依靠资本内生能力，给股东创造更多的收益。而且，只要追求的净利润增速不要那么快，也是可以通过内生增长实现持续经营的。
对于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相对较高的招行来说，其资本内生能力其实也是同样处于较高水平的。其“二次转型”的重点是，更加注重通过贷款结构调整下贷款定价能力的提升，来提高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降低资本消耗，减少或避免通过再融资补充核心资本。从2010年和2011年的结果来看有一些成效，尤其在贷款结构调整方面带来了定价能力提升及资本节约，但从与进步很快的竞争对手相比来看，招行这两年难言进步，而且，只有在接下来的降息周期中表现得比竞争对手强，才算“二次转型”取得明显成效。
再者，招行的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并未能强悍到跟上当前经济发展所要求的融资增长速度所要求匹配的银行核心资本提升速度，短期内仍需通过再融资补充核心资本以满足未来可能提升的监管要求以及业务发展需求，所以“二次转型”所希望的最终少融资或不融资并没有这么快就能够实现。
作者为银行业从业人员
笔者认为，招行的“二次转型”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要提高贷款定价水平；另一方面又要降低资本消耗，其内涵就是要提高加权风险资产收益能力，减少或避免再融资，而以上两种看法均只考虑一个方面。
经历过2009年同业中唯一的业绩倒退，招行如能在2012年开始的降息周期中，保持合理的资产结构特别是贷款结构，保持净息差不处于行业中下游水平（因招行活期存款占比较高，在降息周期中负债成本下降不如同业明显，降息周期净息差的改善主要靠资产定价），才能算是贷款定价能力得到提升，而且贷款定价能力提升不是以提高资本消耗的代价换来的，才算“二次转型”取得成效。
所以，笔者认为，通过“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能更全面更准确地评价招行的转型。
同业比较
核心资本充足率是一个监管指标，其计算公式的分母“加权风险资产”是按照《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的规定计算出来的，银行的不同资产对应不同的风险系数，例如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风险系数是50%，一般企业贷款风险系数是100%。要降低资本消耗水平，就必须降低银行资产的风险系数，但降低了风险系数如果同时降低了资产收益，那就是降低了定价能力，可能得不偿失了。所以，综合来看，最好的结果就是，每一单位的收益所对应的加权风险资产尽可能的少，也就是说，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越高，亦即每一单位的收益所对应的资本消耗越少。所以用“ 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作为评价指标最合适不过。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核心资本是监管资本，与计算风险调整资本收益率（RAROC）适用的经济资本虽有交集，实属不同，监管资本是监管当局从外部认定的风险缓冲，经济资本是商业银行内部从股东利益角度出发认定的风险缓冲，所以并不能说RAROC可以取代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进行资本消耗和定价水平综合能力的评价。
目前仅工商银行（601398.SH；01398.HK）、农业银行（601288.SH；01288.HK）在2011年年报中披露了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前者是用净利润/年初和年末加权风险资产的算术平均数，后者是用净利润/年末的加权风险资产余额。由于不少银行在早期报表中没有公布加权风险资产余额，为使对比的年份尽量多，笔者在下文中将采用年末加权风险资产余额作为分母来计算。其实如果采用年初年末算术平均数作为分母计算，对比精细度会高一些，但对比评价结果是一致的。另外，还可以用经营净收入、贷款利息收入等指标来作为计算的分子。笔者在文中仅用综合指标净利润作为分子。作为对比，笔者还计算了近几年小微贷款发展迅猛的民生银行（600016.SH；01988.HK）、对公业务占比较高的浦发银行（600000.SH）、低资本消耗的同业业务占比较高的兴业银行（601166.SH）以及中国最大的银行工商银行的数据。
图1显示，招行自2004年“一次转型”开始到2008年，恰好是一轮加息周期，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逐年提高，且速度明显快于民生和浦发银行，尤其在2007年和2008年，一枝独秀，但2009年又突然滑落，下滑速度远大于浦发，而民生逆势上升。在2010年及2011年的“二次转型”期间，招行虽然依然保持领先优势，但与竞争对手的差距正在缩小，而且也没有达到2007年和2008年的水平。
与兴业相比，招行的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的领先优势并不明显，两者多数年度收益率相当。这主要缘于兴业的“银银平台”，即资本消耗非常低的同业业务尤其买入返售资产贡献的收益占比较大。
在“一次转型”期间，招行相对工行曾经有小幅度的领先优势，但自2009年开始落后不少，在2010年及2011年的升息周期中也没有追上工行。这说明工行作为中国最大的零售银行，其资本消耗正越来越低，而招行的确还有许多提升空间。
转型急切
2009年招行的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突然滑落，虽然有降息，尤其房贷优惠政策的宽松，包括许多存量房贷也被迫调降为基准利率七折的严重影响，更重要的是，因溢价收购香港永隆银行，导致核心资本充足率猛降，招行在2009年不能跟随主流政策做大一般信贷资产，只能通过做大加权风险系数较低的票据贴现业务，在核心资本充足率吃紧的情况下为股东尽量谋求多一些的收益。遗憾的是，当年的票据贴现市场低迷，招行全年的票据贴现平均收益率只有2.21%，而票据贴现全年平均余额占总贷款平均余额的22.48%，占比较同业多得多，这导致了招行2009年贷款净利息收入较2008年下滑了10.41%。当年年末，由于票据贴现的退出，其他相对高风险系数的贷款的置换，加权风险资产增速仍不低，达到26.67%，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从2.298%滑落到1.570%。
由此可看出，溢价收购永隆银行导致核心资本充足率不足，以及相对特殊的贷款结构导致的定价能力不稳定，是招行2009年加权风险资本收益率下降的主因，而这同时意味着资本消耗上升，在核心资本充足率较低的情况下，为满足监管要求，再融资要求迫切，于是次年进行了再融资，这也是招行在2009年末提出“ 二次转型”的主因，所谓“对症下药”。
招行2004年“一次转型”，因其零售银行的定位，信用成本比较低，再加上零售贷款中房贷风险系数相对要低一些，以及占比较同业要高的票据贴现业务风险系数较低，且在2008年前票据贴现收益率较高，所以招行在2008年前早已经拥有了比同业更低的资本消耗水平，更高的加权风险资产收益能力。而提“二次转型”，其实不妨理解为东山再起。
然而，招行的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虽然在2010年和2011年平稳上升，但仍没有重回2007年和2008年的高点，虽然仍高于民生和浦发，甚至2011年也高于兴业，但领先优势正在缩小，并且也早已被工行超越。 自2004年到2008年一直是加息周期，招行表现优异，而今年7月份央行进行了年内的第二次降息，如果新一轮的降息周期来临，招行会否重现如2009年般下滑？二级市场上，7月招行的同期跌幅比同类上市银行要大。
不过招行这两年的贷款结构有所优化，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定价能力。首先，票据贴现平均余额占贷款百分比过去两年分别为9.20%和4.60%，属有据可查的200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对其依赖性降低未必不是好事。其次，占比较高的零售贷款中房贷利率按政府目前的调控政策，也不太可能下浮到基准利率的七折。第三，定价水平较高的个人经营贷款在零售贷款中的比例从2009年末的7.11%上升到2011年的15.83%，而且监管部门已将个人一般贷款风险系数从原来的100%降低到75%。最后，招行应该不会再花300亿元左右溢价收购另一家银行吧？
再融资必然
单纯考察核心资本充足率无法看清银行的资本消耗水平，需要综合净利润增长率、分红率等指标，才能看得清楚。在不考虑溢价收购或其他非经常性原因导致核心资本充足率减少的前提下，假设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为X，年初核心资本充足率为a，上一年净利当年分红率为b，当年净利润增长率为c(c>0)，那么，如果要保持核心资本充足率不减小，X必须满足以下条件：X>= ac/(1+c-b)
也就是说，监管要求的核心资本充足率a越高，预期的增长率c越高，要求的分红率b越高，都会要求更高的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换句话说，如果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达不到一定水平，较高的监管要求、过分的净利润增长以及分红要求，都可能导致核心资本充足率不达标。
若招行的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只达到2009年末的水平1.57%，假设8.5%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已经得到满足，现在为保持核心资本充足率不下滑，可以满足的一种情况是：分红率25%，净利润增速17%。若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达到2011年末的2.05%，则可以满足的一种情况是：分红率25%，净利润增速24%。
所以即使国有四大行净利增速相对较慢，因其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比较高，虽然分红率高一些，也并不需要过多通过再融资补充核心资本。
但股份制银行发展速度比较快，净利增速比较快，这几年分红率也不低，除非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比较高，不然再融资的要求就比较迫切。
比如招行在核心资本充足率8.5%的监管要求预期下（2011年末为8.22%），这几年净利增长速度又比较快，而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的提升速度又不够快，的确有再融资的需求。所以2011年提出A+H股配股再融资350亿元，大概是出于对未来发展速度仍然保持较快水平而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也不可能提升太多而考虑的。
总的来说，银行的加权风险资产收益能力越高，就越有可能不通过再融资，而是依靠资本内生能力，给股东创造更多的收益。而且，只要追求的净利润增速不要那么快，也是可以通过内生增长实现持续经营的。
对于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相对较高的招行来说，其资本内生能力其实也是同样处于较高水平的。其“二次转型”的重点是，更加注重通过贷款结构调整下贷款定价能力的提升，来提高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降低资本消耗，减少或避免通过再融资补充核心资本。从2010年和2011年的结果来看有一些成效，尤其在贷款结构调整方面带来了定价能力提升及资本节约，但从与进步很快的竞争对手相比来看，招行这两年难言进步，而且，只有在接下来的降息周期中表现得比竞争对手强，才算“二次转型”取得明显成效。
再者，招行的加权风险资产收益率并未能强悍到跟上当前经济发展所要求的融资增长速度所要求匹配的银行核心资本提升速度，短期内仍需通过再融资补充核心资本以满足未来可能提升的监管要求以及业务发展需求，所以“二次转型”所希望的最终少融资或不融资并没有这么快就能够实现。
作者为银行业从业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