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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画作伪的方法中，有一个方法是伪造前人印章以提高画价，所以，在书画鉴定中，鉴定印章对辅助书画真伪的判断价值有限。印章为真，书画不一定为真，因为有可能是后人持前人印章钤盖的，或者从其他地方移来的；印章为伪，则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书画是真的，只是画商为进一步提高画作价值，伪造了该印章，另一种可能就是此作品就是伪作。
可见，不能仅仅依靠印章的真伪去判断书画的真假，往往需要结合文献去互证。而且，书画的流传历史也并非完整无缺，也会出现无法考证的空白时间段，但是，这并不代表在这段时间内，该画没有易主，只不过是因为文献史料有所欠缺罢了。在《富春山居图》的这场大论争中，有相当大的篇幅在争论子明卷上刘钰、瞿式耜、唐宇昭三人的收藏印，疑点重重。
刘钰收藏了子明卷吗？
徐复观认为子明卷为真，无用师卷为伪的一个原因是，在子明卷的卷未有“成化丙戌（1466）九月完庵刘钰鉴赏藏”十二个字，且卷前和卷尾又分别有刘钰的另外两枚印章：“完庵”和“廷美”。而无用师卷上的印记，最早的是在明末清初。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沈周于1487年在无用师卷上写的题跋，证明他曾短暂收藏过此画。在现有的文献记载中，沈周是无用师卷最早的收藏者。如果以年份作为参考，刘钰的收藏时间应当是早于沈周的。
然而，一些学者们对刘钰印章的真实性提出疑问。傅申、彭袭明等学者经与刘氏真章对照，认为刘钰的这两方印很有可能是后人伪造的。比如，傅申的依据是，将子明卷中的刘氏题识与喜龙仁（DsvaldSiren）编著的《中国画》第六册对比，两者不一致。
徐复观运用同样的方法，以香港文艺出版社的《晋唐以来书画款印谱》第二册中的签款及图章与之对阅，认为两者相当吻合。
在这种具有争议性的情况下，前提是首先要对参照物的准确性作出判断，如果参照物是伪的，就不具备任何可供参照的价值。
彭袭明在《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两卷真伪辨》一文中，也认为此印有可能是假的，只要将之与刘氏真印对照，就很容易判断此印的真伪。并且，彭先生认为，子明卷曾被割去后段，“刘钰鉴藏”一行小字，如果没有被裁去而为全卷，这行小字应写在最后左上角上，不应该写在这里，写在这里，分明是截取后端后写上去的。但是，此文并没有对彭先生所提及的刘氏真印作出具体描述。
翁同文回护徐复观，称虽然刘钰印记适在卷首和卷末，与子明卷的卷尾被截取不合，不过，即使刘氏印记不是原印，但极有可能是因子明卷被重新装裱，后人按照原卷模仿追加的，实际上是有根据的，古画中同样例子也有，不必大惊小怪。但是，翁先生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这一点。
瞿式耜何时藏过子明卷？
瞿式耜的藏印究竟是真是假，彭袭明对此表示怀疑：
子明卷确有后段，因为作伪者割去临摹人款识，别增伪款伪印时所牺牲。时间则临本在前，作伪在后。这一问题，同样可在子明卷卷后左下方“瞿稼轩收藏印”押缝章的地方上得到解答。如果它没有被割去后段，这一方图章的左半面应该是落在画上，不应该落在隔水上。可见，这是割去后段重新装裱之后再盖上去的。
其实，徐复观之所以说瞿式耜的确是藏有子明卷，是因为他认为不会有人敢随便在画上伪造反清人士的印记。而且，他还指出，吴家对外出售子明卷时，有“造假”的成分：“子明卷虽剪头去尾后卖入瞿式，但吴家依然要当作是‘完卷’出手。在出售前，伪造了一卷，为了便于淆乱耳目，不伪造‘完卷’而故意伪造残缺首段的一卷，并另造伪款伪跋，以期真赝难分。”然后，他又进一步推算出，子明卷是在1651年前后由瞿式耜的家人向吴家买入的，瞿式耜此时在外抗清，并已经死节（约1650），但当时清人的控制未严，而一般的交通通讯梗塞，他的真实状况，在他的家乡尚未传开；他收藏的印记放在家里；他的兄弟子侄购入这幅画时，便照例前后都钤印上了。
这次，翁同文提出了不同于徐先生的看法。他说，瞿家买画的时间最晚不会超过1644年，徐鼒所著的《小腆纪传》卷第二十八详细记载了瞿式耜生平情况：
家人泣请日：次公子从海上来，一、二日即至；乞忍死须臾，一面诀也！盖式耜次子元镇间关入粤，时已至永安州矣。式耜挥家人出日：毋乱我心！我重负天子，尚念及儿女邪……庚寅六五〇冬，王师逼桂林，诸营皆溃；式耜知必死，以敕印付高，令间道诣行在。至阳朔山中被获，与式耜同死。
也就是明末，因为到1651年，瞿式耜已经在反清复明这场运动中去世了，瞿家这时还哪来的钱买画呢？
假如如翁先生所说，子明卷确实曾经瞿式耜收藏过，那么，饶先生认为其收藏的时间也不会是翁先生所说的不超过1644年。在《明史》卷二八〇《瞿式传》及钱氏《有学集》中有一段关于瞿式耜的文字记载，文中提到，瞿式耜自1628年返乡，到1634年又有案件牵连于他，而这段时间他一直呆在家中，由此得知，他很早就玩字画，何需等到那么晚？吴伟业为瞿式于1648年所创作的《后东皋草堂歌》中暗示了瞿式的家况及其藏画的去向，其中一句为“传闻此图再易主”，饶先生据此推断：子明卷此时已经不在瞿氏耜手中。他认为，此卷当是式耜初罢归时所藏之物，那时尚在崇祯之世（1611——1644）。这时式耜尚未死节，他的藏品像沈石田的真迹，已经再易主人，那幅“子明卷”的《山居图》，当然亦可在这时散出。
彭袭明认同饶先生，他表示，瞿式耜收藏子明卷事有可能是假的。他指出：
瞿式耜38岁时（1628），董其昌曾到过他家里看过画。那时无用师卷已在董氏画禅室多年。董其昌一生谈到《富春卷》时，未见有一字提及瞿式藏有此卷。
在董其昌去世那一年（1636），他的同乡王在瞿家耕石斋看过画，但是在王晕的一生谈及《富春图》时，也未闻瞿式有此一卷。假如瞿式耜在1628年之前没有藏过此卷，1628年之后到去世（约1650年）时也没有购藏此卷，只得说是他的家人代收了。试问当国破家亡之际，他的家人，还有心情买进书画么？在情理上也难以说得过去的。况且常熟本县以及就近诸县并江南的画家们，也不知道瞿家藏有此卷，岂非绝大疑窦？ 其实，瞿式藏子明卷一事，目前仍然有一个未解开的谜团。子明卷从瞿式耜去世以后，在之后近八十年的时间内，此卷完全不知所踪，直到乾隆十年乙丑（1745），子明卷从某个地方蹦出来，直接进入内府，还成了乾隆皇帝的心头爱。
关于子明卷失传的这段历史，学者们一直找不到任何相关的文献资料。
徐复观和翁同文一致认为，子明卷之所以失踪，是因为此卷刻有瞿式耜的藏印，而瞿式耜又是反清人士，因此，子明卷自然是不可能又重新流入到社会上，这也是为什么乾隆皇帝对无用师卷流入内府的情形言之甚详，却对子明卷如何落到他手中只字不提的原因了。
对于徐、翁两位的解释，饶宗颐认为有欠稳妥。如果子明卷不能流传，《后东皋草堂歌》何来“易主”一说呢？
对此一问，徐复观又用该歌后半段中的两句歌词来回应，“门帖凄凉题卖宅……呼门吏怒索家钱……”两句显然是在告诉我们，子明卷实际上是被劫走的，既然如此，此卷就不会在社会上流传了。唐宇昭藏的是子明卷吗？
子明卷上刻有唐宇昭的藏印，但是，据历史考证，唐宇昭藏的是一卷子明卷的油素本。至于，这卷油素本临的是不是子明卷真本，学者们众说纷纭。
傅申的看法是，子明卷上有唐氏印记，并不能证明唐氏油素本即据子明本，只能说子明卷为唐氏所有，或者子明卷就是唐氏的摹本。
而徐复观认为，唐氏藏的是子明卷。“唐氏所临的，若是无用师卷，则他的鉴赏的图记应当盖在无用师卷上。现在他的“廷美”、“唐氏孔明”、“半园外史”的图记，是盖在子明卷的后尾，则他所临的断然是子明卷而不是无用师卷。
彭袭明认为徐复观的证据不足，唐氏早在1650年以前，在吴问卿家中两次见过无用师全卷，后来有此伪卷发现，唐氏本人也是一名画家，他的朋友更能鉴画，他肯当作真本收进么？其次，唐氏油素本以唐光题唐寅《高士图》跋相证，应当是火前本，焚后也未闻唐氏再次见到原图（唐氏于1649年观于吴家）。
那么，有没有谁亲眼见过唐氏家中的子明卷呢？
由于唐宇昭和不少清初画家都是知交，尤其王、恽南田、吴历这三位画家，更是亲眼见过甚至临摹过唐氏家中的藏画。因此，这三位画家是否见过唐氏家中的子明卷真本，成为学者们重要考证对象。
唐氏以及上述三位画家的生卒年，如下：
参照上文，翁同文推理出以下两组假设：如果这三位画家未见子明卷，那应该是他们还没有成名之前，还是少年时期，由此推测唐宇昭是在1650年前若干年藏有子明卷；如果是在1650年以后才藏有子明卷，这三位已经成年，并已经成名了，为什么也没见过？
李佐贤《书画鉴影》卷九著录有王《仿大痴<富春山水卷>》，此卷是王晚年的临本，其所录的大痴款识是以无用师卷为摹本。另外，吴历在其所著的《墨井画跋》中也提到，虽然传闻黄公望的《富春山卷》有二本，但他所临摹的也是无用师卷，另一本则云不知其详，总之是没有亲眼见过。
傅申对翁先生推算出的年份感到质疑：
《富春卷》从董其昌转入吴正志，再转入其子吴问卿，一直到1650年吴问卿去世，此画一直在吴氏家中。因此，从1630年到1650年的二十年间，此画不可能流入唐氏手中，也不可能进瞿家。因此，我们也可以证明：董、吴两人所藏的《富山卷》和唐、瞿所藏的《富山卷》不是同一卷，前者是无用师卷，后者是子明卷。其次，傅申又以恽南田所著的《南田画跋》卷二为证：“石谷子在毗陵，称笔墨之契，惟半园唐先生与南田生耳。”也就是说，以这样的关系，如果唐氏以子明卷为真迹，或唐氏“收藏”时，已有“子明隐君……”的子久题记，王晕不可能不知道。
对此，彭袭明、徐邦达也提出同样的疑问。
只要查阅《瓯香馆画跋》和吴芝《真迹题跋》这两部文献，就足以说明，恽南田和王翚本人都没见过子明卷，尽管书中提到王晕仿富春图的临本很多。如果唐氏收有此卷，为什么不拿子明卷的蓝本给画家们参考，而是油素本呢？再说，唐氏的去世年份早于恽南田，如果伪作是在1690年前后才出现，唐氏早就不在人间，根本没有机会收藏子明卷。
徐邦达质疑，恽南田、王犟都和唐氏是知交，应当尽知其详，为什么似乎都不知道唐氏的子明卷为完图。《南田画跋》曾载：“余因问卿从子问其起手处，写城楼睥睨一角，却作平沙。秃锋为之，极苍莽之致。平沙盖写富春江口出钱塘景也。自平沙五尺馀以后，方起峰峦坡石。今所焚者，平沙五尺馀耳。”如果恽南田知道子明卷为完图，也不会有平沙五尺之说，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那么，王翚仿的到底是哪一卷？
据记载，王翠生前临摹过好几张《富春山居图》，当中有几次是在唐氏家中临摹的。不过，问题就在于，如果唐氏的“油素本”是全盘依照子明卷原本临的，为什么有的人会说王晕临的不是子明卷呢？
顾文彬所著的《过云楼书画记》卷九中收录有两件王晕的摹本。徐邦达以这两卷与恽南田摹本上的落款对比，发现是一样的，于是，他猜测王翠摹本出自唐氏的油素本。
饶宗颐推测，王犟自1 661年起便和唐氏经常往来，山居图自然能看见。他为笪重光重摹时，可能从唐家借出参考，但末段确实是子明卷所缺的，或者素油本有之，但暂且无法定论。
由此，饶宗颐、傅申的推断是：王翚临的很可能是无用师卷！观现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王晕摹本和1672年为笪重光所临的临本可知，两件摹本的卷未有一段孤峰平浦远山，但子明卷没有；晚年摹本中的子久款识，与无用师卷相同，但与子明卷不同；摹本录用的是子明卷的子久题记，不是子明卷的黄公望题记，而且，摹本尾段的孤峰没有被截去（子明卷的这段被截去）。假设无用卷是吴氏在17世纪中期所作的伪迹，而竟能瞒过稍后的临摹高手王晕的眼目，也是不可能的事。
可见，不能仅仅依靠印章的真伪去判断书画的真假，往往需要结合文献去互证。而且，书画的流传历史也并非完整无缺，也会出现无法考证的空白时间段，但是，这并不代表在这段时间内，该画没有易主，只不过是因为文献史料有所欠缺罢了。在《富春山居图》的这场大论争中，有相当大的篇幅在争论子明卷上刘钰、瞿式耜、唐宇昭三人的收藏印，疑点重重。
刘钰收藏了子明卷吗？
徐复观认为子明卷为真，无用师卷为伪的一个原因是，在子明卷的卷未有“成化丙戌（1466）九月完庵刘钰鉴赏藏”十二个字，且卷前和卷尾又分别有刘钰的另外两枚印章：“完庵”和“廷美”。而无用师卷上的印记，最早的是在明末清初。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沈周于1487年在无用师卷上写的题跋，证明他曾短暂收藏过此画。在现有的文献记载中，沈周是无用师卷最早的收藏者。如果以年份作为参考，刘钰的收藏时间应当是早于沈周的。
然而，一些学者们对刘钰印章的真实性提出疑问。傅申、彭袭明等学者经与刘氏真章对照，认为刘钰的这两方印很有可能是后人伪造的。比如，傅申的依据是，将子明卷中的刘氏题识与喜龙仁（DsvaldSiren）编著的《中国画》第六册对比，两者不一致。
徐复观运用同样的方法，以香港文艺出版社的《晋唐以来书画款印谱》第二册中的签款及图章与之对阅，认为两者相当吻合。
在这种具有争议性的情况下，前提是首先要对参照物的准确性作出判断，如果参照物是伪的，就不具备任何可供参照的价值。
彭袭明在《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两卷真伪辨》一文中，也认为此印有可能是假的，只要将之与刘氏真印对照，就很容易判断此印的真伪。并且，彭先生认为，子明卷曾被割去后段，“刘钰鉴藏”一行小字，如果没有被裁去而为全卷，这行小字应写在最后左上角上，不应该写在这里，写在这里，分明是截取后端后写上去的。但是，此文并没有对彭先生所提及的刘氏真印作出具体描述。
翁同文回护徐复观，称虽然刘钰印记适在卷首和卷末，与子明卷的卷尾被截取不合，不过，即使刘氏印记不是原印，但极有可能是因子明卷被重新装裱，后人按照原卷模仿追加的，实际上是有根据的，古画中同样例子也有，不必大惊小怪。但是，翁先生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这一点。
瞿式耜何时藏过子明卷？
瞿式耜的藏印究竟是真是假，彭袭明对此表示怀疑：
子明卷确有后段，因为作伪者割去临摹人款识，别增伪款伪印时所牺牲。时间则临本在前，作伪在后。这一问题，同样可在子明卷卷后左下方“瞿稼轩收藏印”押缝章的地方上得到解答。如果它没有被割去后段，这一方图章的左半面应该是落在画上，不应该落在隔水上。可见，这是割去后段重新装裱之后再盖上去的。
其实，徐复观之所以说瞿式耜的确是藏有子明卷，是因为他认为不会有人敢随便在画上伪造反清人士的印记。而且，他还指出，吴家对外出售子明卷时，有“造假”的成分：“子明卷虽剪头去尾后卖入瞿式，但吴家依然要当作是‘完卷’出手。在出售前，伪造了一卷，为了便于淆乱耳目，不伪造‘完卷’而故意伪造残缺首段的一卷，并另造伪款伪跋，以期真赝难分。”然后，他又进一步推算出，子明卷是在1651年前后由瞿式耜的家人向吴家买入的，瞿式耜此时在外抗清，并已经死节（约1650），但当时清人的控制未严，而一般的交通通讯梗塞，他的真实状况，在他的家乡尚未传开；他收藏的印记放在家里；他的兄弟子侄购入这幅画时，便照例前后都钤印上了。
这次，翁同文提出了不同于徐先生的看法。他说，瞿家买画的时间最晚不会超过1644年，徐鼒所著的《小腆纪传》卷第二十八详细记载了瞿式耜生平情况：
家人泣请日：次公子从海上来，一、二日即至；乞忍死须臾，一面诀也！盖式耜次子元镇间关入粤，时已至永安州矣。式耜挥家人出日：毋乱我心！我重负天子，尚念及儿女邪……庚寅六五〇冬，王师逼桂林，诸营皆溃；式耜知必死，以敕印付高，令间道诣行在。至阳朔山中被获，与式耜同死。
也就是明末，因为到1651年，瞿式耜已经在反清复明这场运动中去世了，瞿家这时还哪来的钱买画呢？
假如如翁先生所说，子明卷确实曾经瞿式耜收藏过，那么，饶先生认为其收藏的时间也不会是翁先生所说的不超过1644年。在《明史》卷二八〇《瞿式传》及钱氏《有学集》中有一段关于瞿式耜的文字记载，文中提到，瞿式耜自1628年返乡，到1634年又有案件牵连于他，而这段时间他一直呆在家中，由此得知，他很早就玩字画，何需等到那么晚？吴伟业为瞿式于1648年所创作的《后东皋草堂歌》中暗示了瞿式的家况及其藏画的去向，其中一句为“传闻此图再易主”，饶先生据此推断：子明卷此时已经不在瞿氏耜手中。他认为，此卷当是式耜初罢归时所藏之物，那时尚在崇祯之世（1611——1644）。这时式耜尚未死节，他的藏品像沈石田的真迹，已经再易主人，那幅“子明卷”的《山居图》，当然亦可在这时散出。
彭袭明认同饶先生，他表示，瞿式耜收藏子明卷事有可能是假的。他指出：
瞿式耜38岁时（1628），董其昌曾到过他家里看过画。那时无用师卷已在董氏画禅室多年。董其昌一生谈到《富春卷》时，未见有一字提及瞿式藏有此卷。
在董其昌去世那一年（1636），他的同乡王在瞿家耕石斋看过画，但是在王晕的一生谈及《富春图》时，也未闻瞿式有此一卷。假如瞿式耜在1628年之前没有藏过此卷，1628年之后到去世（约1650年）时也没有购藏此卷，只得说是他的家人代收了。试问当国破家亡之际，他的家人，还有心情买进书画么？在情理上也难以说得过去的。况且常熟本县以及就近诸县并江南的画家们，也不知道瞿家藏有此卷，岂非绝大疑窦？ 其实，瞿式藏子明卷一事，目前仍然有一个未解开的谜团。子明卷从瞿式耜去世以后，在之后近八十年的时间内，此卷完全不知所踪，直到乾隆十年乙丑（1745），子明卷从某个地方蹦出来，直接进入内府，还成了乾隆皇帝的心头爱。
关于子明卷失传的这段历史，学者们一直找不到任何相关的文献资料。
徐复观和翁同文一致认为，子明卷之所以失踪，是因为此卷刻有瞿式耜的藏印，而瞿式耜又是反清人士，因此，子明卷自然是不可能又重新流入到社会上，这也是为什么乾隆皇帝对无用师卷流入内府的情形言之甚详，却对子明卷如何落到他手中只字不提的原因了。
对于徐、翁两位的解释，饶宗颐认为有欠稳妥。如果子明卷不能流传，《后东皋草堂歌》何来“易主”一说呢？
对此一问，徐复观又用该歌后半段中的两句歌词来回应，“门帖凄凉题卖宅……呼门吏怒索家钱……”两句显然是在告诉我们，子明卷实际上是被劫走的，既然如此，此卷就不会在社会上流传了。唐宇昭藏的是子明卷吗？
子明卷上刻有唐宇昭的藏印，但是，据历史考证，唐宇昭藏的是一卷子明卷的油素本。至于，这卷油素本临的是不是子明卷真本，学者们众说纷纭。
傅申的看法是，子明卷上有唐氏印记，并不能证明唐氏油素本即据子明本，只能说子明卷为唐氏所有，或者子明卷就是唐氏的摹本。
而徐复观认为，唐氏藏的是子明卷。“唐氏所临的，若是无用师卷，则他的鉴赏的图记应当盖在无用师卷上。现在他的“廷美”、“唐氏孔明”、“半园外史”的图记，是盖在子明卷的后尾，则他所临的断然是子明卷而不是无用师卷。
彭袭明认为徐复观的证据不足，唐氏早在1650年以前，在吴问卿家中两次见过无用师全卷，后来有此伪卷发现，唐氏本人也是一名画家，他的朋友更能鉴画，他肯当作真本收进么？其次，唐氏油素本以唐光题唐寅《高士图》跋相证，应当是火前本，焚后也未闻唐氏再次见到原图（唐氏于1649年观于吴家）。
那么，有没有谁亲眼见过唐氏家中的子明卷呢？
由于唐宇昭和不少清初画家都是知交，尤其王、恽南田、吴历这三位画家，更是亲眼见过甚至临摹过唐氏家中的藏画。因此，这三位画家是否见过唐氏家中的子明卷真本，成为学者们重要考证对象。
唐氏以及上述三位画家的生卒年，如下：
参照上文，翁同文推理出以下两组假设：如果这三位画家未见子明卷，那应该是他们还没有成名之前，还是少年时期，由此推测唐宇昭是在1650年前若干年藏有子明卷；如果是在1650年以后才藏有子明卷，这三位已经成年，并已经成名了，为什么也没见过？
李佐贤《书画鉴影》卷九著录有王《仿大痴<富春山水卷>》，此卷是王晚年的临本，其所录的大痴款识是以无用师卷为摹本。另外，吴历在其所著的《墨井画跋》中也提到，虽然传闻黄公望的《富春山卷》有二本，但他所临摹的也是无用师卷，另一本则云不知其详，总之是没有亲眼见过。
傅申对翁先生推算出的年份感到质疑：
《富春卷》从董其昌转入吴正志，再转入其子吴问卿，一直到1650年吴问卿去世，此画一直在吴氏家中。因此，从1630年到1650年的二十年间，此画不可能流入唐氏手中，也不可能进瞿家。因此，我们也可以证明：董、吴两人所藏的《富山卷》和唐、瞿所藏的《富山卷》不是同一卷，前者是无用师卷，后者是子明卷。其次，傅申又以恽南田所著的《南田画跋》卷二为证：“石谷子在毗陵，称笔墨之契，惟半园唐先生与南田生耳。”也就是说，以这样的关系，如果唐氏以子明卷为真迹，或唐氏“收藏”时，已有“子明隐君……”的子久题记，王晕不可能不知道。
对此，彭袭明、徐邦达也提出同样的疑问。
只要查阅《瓯香馆画跋》和吴芝《真迹题跋》这两部文献，就足以说明，恽南田和王翚本人都没见过子明卷，尽管书中提到王晕仿富春图的临本很多。如果唐氏收有此卷，为什么不拿子明卷的蓝本给画家们参考，而是油素本呢？再说，唐氏的去世年份早于恽南田，如果伪作是在1690年前后才出现，唐氏早就不在人间，根本没有机会收藏子明卷。
徐邦达质疑，恽南田、王犟都和唐氏是知交，应当尽知其详，为什么似乎都不知道唐氏的子明卷为完图。《南田画跋》曾载：“余因问卿从子问其起手处，写城楼睥睨一角，却作平沙。秃锋为之，极苍莽之致。平沙盖写富春江口出钱塘景也。自平沙五尺馀以后，方起峰峦坡石。今所焚者，平沙五尺馀耳。”如果恽南田知道子明卷为完图，也不会有平沙五尺之说，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那么，王翚仿的到底是哪一卷？
据记载，王翠生前临摹过好几张《富春山居图》，当中有几次是在唐氏家中临摹的。不过，问题就在于，如果唐氏的“油素本”是全盘依照子明卷原本临的，为什么有的人会说王晕临的不是子明卷呢？
顾文彬所著的《过云楼书画记》卷九中收录有两件王晕的摹本。徐邦达以这两卷与恽南田摹本上的落款对比，发现是一样的，于是，他猜测王翠摹本出自唐氏的油素本。
饶宗颐推测，王犟自1 661年起便和唐氏经常往来，山居图自然能看见。他为笪重光重摹时，可能从唐家借出参考，但末段确实是子明卷所缺的，或者素油本有之，但暂且无法定论。
由此，饶宗颐、傅申的推断是：王翚临的很可能是无用师卷！观现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王晕摹本和1672年为笪重光所临的临本可知，两件摹本的卷未有一段孤峰平浦远山，但子明卷没有；晚年摹本中的子久款识，与无用师卷相同，但与子明卷不同；摹本录用的是子明卷的子久题记，不是子明卷的黄公望题记，而且，摹本尾段的孤峰没有被截去（子明卷的这段被截去）。假设无用卷是吴氏在17世纪中期所作的伪迹，而竟能瞒过稍后的临摹高手王晕的眼目，也是不可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