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外宾”这层外衣撕去时，我们发现外国人和我们一样，会犯相同的错误，他们同样需要法律公德的约束和自律。
　　有句老上海俚语“死脱外国人”，“奈么死脱外国人了，事体大了”。不说死脱中国人，而说死脱外国人，说明外国人的命有多么金贵。“外国人”在老上海方言中，有时也是一种形容词——“迭戈小姑娘老漂亮的，鼻头高高，像外国人”，“伊长得长长大大的，像个外国人。”一句“外国人都是这样的”（包括牛排带七分生、咖啡不放糖和奶、吃生鸡蛋），连带生活方式一旦带上外国口味，中国人再不习惯，也勇于模仿追求，似乎一沾上“外国人”，这种生活方式就变得现代和时髦了。
　　老上海方言中的“外国人”，一般就是指金发碧眼高鼻头的白种人，上海话俗称“洋人”，尤以英、美、法、德等欧美列强侨民为主，另外能归于“洋人”的，是日本人，老上海称“东洋人”。这些东、西洋人在旧上海，可谓处处高人一等，他们有专门的华人不能入内的会所和高尚住宅圈。
　　并非所有金发碧眼的洋人都能得到这种待遇。老上海的“白俄”，即从“十月革命”后的苏联逃出境的沙俄贵族和有钱人，他们大多两手空空，只捡回一条命，在上海从事各种服务性行当，如开餐馆（即上海人说的罗宋大餐）、洋装裁缝店。因为沙俄贵族大都有很好的艺术修养，不少白俄开设声乐、芭蕾、各种乐器等教授班……正如电影《伯爵夫人》所述的，他们经济拮据，无权无势，不仅上海的洋人看不起他们，连上海人都看不起他们，称他们为“罗宋瘪三”。
　　在老上海方言中，“罗宋”也成为一种贬义的形容词。“侬迭套罗宋西装啥地方觅来的，又蹩脚又不合身”，“侬哪能像个罗宋人，只会用憨力气”，讥讽某人长得高大壮实却动作迟笨。现在想来，当年的“罗宋”两字相当于如今的“大兴”，是质量差、假冒的意思。所以说，当年的白俄命运是十分悲惨的。这些曾经的贵族的命运可说冰火两重天。
　　白俄第二代就更惨，他们没有机会接受好的教育，也不会有好的工作，除非内部通婚，连上海最穷的底层妇女都不愿嫁给他们。张爱玲的小说《沁西娅》很生动地记叙了一个白俄的故事。可见一个海外侨民，如若没有强大的祖国做后盾，甚至连国籍都丧失，是多么悲惨。
　　在旧上海还有大量的菲律宾人等非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他们都集中在娱乐场所和夜总会任乐手，老上海话称之为“西洋人”，与正宗洋人和外国人还是有很明显的区别。因为他们同样是生活在上海社会的下层，被上海人称为“洋琴鬼”。更有势利的，称之为“洋装瘪三”。
　　因为文化差异和传统观念的影响，号称东方巴黎的上海，也极少有华洋通婚的现象。所以像陈香梅嫁给飞虎队的陈纳德，在见怪不怪的上海滩，也算得上一条新闻。
　　建国后，上海滩的外国人，包括那些西洋人、东洋人和白俄，好像一下子人间蒸发了。市面上只有外宾，这些外宾，与老上海的外籍人士最大的不同就是，虽然共同生活在上海，但他们在与上海人完全隔离的、互不交流的空间生活，就像天外来客，让上海人觉得又神秘又好奇，难怪当时有“围观外宾”的习惯。
　　在节假日前，学校老师都要对学生做好外事工作，对外宾要不卑不亢，不要围观，不要指指点点。不卑不亢说起来容易，要这些十几岁的孩子做起来，真太难为他们了。
　　改革开放，国门洞开。上海街头外国人抬头不见低头见，就失去了“宾”的味道，外宾也就成老外了，就像我们称“老张”、“老王”一样，外国人开始深入到老百姓的生活中，和我们一样挤地铁，与小商小贩讨价还价，蜗居在普通民居中……从中更显示出一种“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
　　最近有种说法，外国人在中国变坏了：一俄罗斯提琴手在火车上侮辱中国女性、西班牙人不让路并竖中指、英国人在北京闹市区公然猥亵中国妇女……至于外国人乱穿马路、插队、乱抛垃圾更是随处可见，但不能说这是外国人到中国后变坏的，而是我们在同一空间生活甚至竞争，大家在同一地平线上。当“外宾”这层外衣撕去时，我们发现外国人和我们一样，会犯相同的错误，他们同样需要法律公德的约束和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