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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确实是一代名妓，不但是因为她在性工作专业化方面的表现和发展，更因为她在推动妓权运动上的重大贡献。
8月1日，是官秀琴的忌日。
“秀琴”，一个普遍且道地的台湾女子名。1954年，出生于台湾北部宜兰县矿工家庭的她，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将来会成为一名公娼斗士，甚至台湾第一名妓。
疾病与贫困捆绑着她的前半生。14岁时，父亲病逝；23岁时，母亲罹患重病。为替妈妈支付医药费，官秀琴选择了出嫁，这样她可以“赚取”18000元台币的聘金。婚后3年，却因枕边人有外遇而离婚。为了养活子女，她29岁下海，在台北市万华区卖淫，成了一名合法的“公娼”，靠皮肉钱来换取一家温饱。
1997年9月，官秀琴投入性工作的第14个年头，前台北市长陈水扁断然宣布废除公娼，政治法令箝制了人类天性的“合理性”活动，让官秀琴走下了“红灯户”的“小姐床”，毫不掩饰地走上了街头，展开了历时9年、500多场大小活动的台湾妓运抗争史。
“一二”、“一二”。
1997年9月11日，数十名戴着帽子、口罩、墨镜的台北市公娼姊妹们，彼此手牵着手，拉成一排，齐声喊着口号向前迈进。她们“蛋洗”着台北市政府大门，要求政府撤回“废除公娼”的决定，并争取两年的废娼缓冲期。此时，43岁的官秀琴一个人走到了电视镜头前，“唰”地一声，拉下了贴身黑长裤露出镶着蕾丝边的白色内裤，以及遭到警方殴打后的瘀青丰臀与大腿。
“我不怕‘见笑’(台语：丢脸)，我站出来让大家围过来看，我今天有这个勇气走出去，就是觉得我的工作并不是见不得人。”身兼单亲妈妈、公娼、妓运斗士多重身份于一身的官秀琴说，以前她也想过，自己做这一行，不知道别人会怎么看她，但是自从政府宣布废娼之后，她就没有顾忌了，决定站出来组成公娼自救会，为性工作者“除罪”。
她站在一堆受过高等教育、身兼律师的妇运领袖旁，高声疾呼着：“阮（台语：我）不是爱做公娼，只是要有工作！”
她总是顶着一头乌黑的大波浪卷发，化着红唇艳妆，参加娼妓国际会议，拍摄纪录片写真集，她争取将台北市归绥街139号的公娼馆——“文萌楼”列为文化古迹。在此同时，她还因不满台北市议员杯葛市府的缓废娼案，与公娼姊妹们吞药自杀，幸而获救。
官秀琴不止一次说过：“一旦(娼妓)变成非法，什么人都可以骑在阮头上，阮（台语：我）只有低头，求人手势拿高，放阮一马。”
2001年，台北市政府正式执行废娼政策，自始于1956年的公娼走入历史。原本合法的性工作转入地下化，官秀琴只好在台北万华区，与四个小姐合作经营私娼馆。实时年过半百，她依旧要下海当“小姐”。等到“老客人”捧场享受片刻温存，下了床之后，她又重新走上街头，为性工作“除罪化”疾声呼吁。
2000多个争取妓权运动的日子里，官秀琴一肩承担各种交际应酬，地方势力、黑白两道、警察取缔、邻里关系，都需要靠钱打点，支出愈来愈庞大，没想到店里一位姐妹却积欠地下钱庄庞大债务而“落跑”，而官秀琴刚好是她的保人。如同蜘蛛网的借贷连动系统，官秀琴只好不停地挖东墙、补西墙，被迫向地下钱庄借高利贷，每天要支付9000元台币。终日忙着接客、标会还债、应付警方的查缉，让她疲于应付。
2006年7月30日，一位朋友提醒官秀琴，说：“政府拼治安要抓色情，台北市又有暑期加强取缔色情项目，你们到9月底前都最好不要开店。”闻言之后，官秀琴的心情跌到了谷底，一旦无法开门做生意，又该如何填补眼前庞大的债务黑洞呢？
隔天，官秀琴打电话向朋友吐苦水：“我和政府苦战这么多年了，却等不到(娼妓)合法化。就算国民党上台，照现在这样取缔，合法化遥遥无期。”
2006年8月1日凌晨，官秀琴找来了与她最要好的客人，苦笑着告诉他：“今晚的消夜是最后一餐。”她随即失踪了两天，直到8月3日，浮现在台湾北部基隆水湳洞的海浪中。在岸边礁石上，警方发现她的皮包，里面有一张纸条。坠海前，她写下了姓名和出生年月日。
“公娼斗士官秀琴，基隆投海身亡，日日春’姊妹不舍”。 2006年8月17日，被称为“官姐”的她，只在台湾媒体版面上“复活”了一天。报道这样写道：1997年，台湾第一位公开现身、高喊“我是公娼，我要工作权”的女性“官姐”，因改做私娼后生活艰困债务缠身，在基隆跳海自杀身亡。
自杀的不止是官秀琴。在1997年陈水扁废娼之际，一位公娼阿玲因房贷缴不出来，又不敢做私娼，投河身亡；其间因就业困难的前公娼，有两名割腕，两名吞服安眠药。
时至今日，台湾性工作者争取除罪化之路，仍未停歇。
8月1日，是官秀琴的忌日。
“秀琴”，一个普遍且道地的台湾女子名。1954年，出生于台湾北部宜兰县矿工家庭的她，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将来会成为一名公娼斗士，甚至台湾第一名妓。
疾病与贫困捆绑着她的前半生。14岁时，父亲病逝；23岁时，母亲罹患重病。为替妈妈支付医药费，官秀琴选择了出嫁，这样她可以“赚取”18000元台币的聘金。婚后3年，却因枕边人有外遇而离婚。为了养活子女，她29岁下海，在台北市万华区卖淫，成了一名合法的“公娼”，靠皮肉钱来换取一家温饱。
1997年9月，官秀琴投入性工作的第14个年头，前台北市长陈水扁断然宣布废除公娼，政治法令箝制了人类天性的“合理性”活动，让官秀琴走下了“红灯户”的“小姐床”，毫不掩饰地走上了街头，展开了历时9年、500多场大小活动的台湾妓运抗争史。
“一二”、“一二”。
1997年9月11日，数十名戴着帽子、口罩、墨镜的台北市公娼姊妹们，彼此手牵着手，拉成一排，齐声喊着口号向前迈进。她们“蛋洗”着台北市政府大门，要求政府撤回“废除公娼”的决定，并争取两年的废娼缓冲期。此时，43岁的官秀琴一个人走到了电视镜头前，“唰”地一声，拉下了贴身黑长裤露出镶着蕾丝边的白色内裤，以及遭到警方殴打后的瘀青丰臀与大腿。
“我不怕‘见笑’(台语：丢脸)，我站出来让大家围过来看，我今天有这个勇气走出去，就是觉得我的工作并不是见不得人。”身兼单亲妈妈、公娼、妓运斗士多重身份于一身的官秀琴说，以前她也想过，自己做这一行，不知道别人会怎么看她，但是自从政府宣布废娼之后，她就没有顾忌了，决定站出来组成公娼自救会，为性工作者“除罪”。
她站在一堆受过高等教育、身兼律师的妇运领袖旁，高声疾呼着：“阮（台语：我）不是爱做公娼，只是要有工作！”
她总是顶着一头乌黑的大波浪卷发，化着红唇艳妆，参加娼妓国际会议，拍摄纪录片写真集，她争取将台北市归绥街139号的公娼馆——“文萌楼”列为文化古迹。在此同时，她还因不满台北市议员杯葛市府的缓废娼案，与公娼姊妹们吞药自杀，幸而获救。
官秀琴不止一次说过：“一旦(娼妓)变成非法，什么人都可以骑在阮头上，阮（台语：我）只有低头，求人手势拿高，放阮一马。”
2001年，台北市政府正式执行废娼政策，自始于1956年的公娼走入历史。原本合法的性工作转入地下化，官秀琴只好在台北万华区，与四个小姐合作经营私娼馆。实时年过半百，她依旧要下海当“小姐”。等到“老客人”捧场享受片刻温存，下了床之后，她又重新走上街头，为性工作“除罪化”疾声呼吁。
2000多个争取妓权运动的日子里，官秀琴一肩承担各种交际应酬，地方势力、黑白两道、警察取缔、邻里关系，都需要靠钱打点，支出愈来愈庞大，没想到店里一位姐妹却积欠地下钱庄庞大债务而“落跑”，而官秀琴刚好是她的保人。如同蜘蛛网的借贷连动系统，官秀琴只好不停地挖东墙、补西墙，被迫向地下钱庄借高利贷，每天要支付9000元台币。终日忙着接客、标会还债、应付警方的查缉，让她疲于应付。
2006年7月30日，一位朋友提醒官秀琴，说：“政府拼治安要抓色情，台北市又有暑期加强取缔色情项目，你们到9月底前都最好不要开店。”闻言之后，官秀琴的心情跌到了谷底，一旦无法开门做生意，又该如何填补眼前庞大的债务黑洞呢？
隔天，官秀琴打电话向朋友吐苦水：“我和政府苦战这么多年了，却等不到(娼妓)合法化。就算国民党上台，照现在这样取缔，合法化遥遥无期。”
2006年8月1日凌晨，官秀琴找来了与她最要好的客人，苦笑着告诉他：“今晚的消夜是最后一餐。”她随即失踪了两天，直到8月3日，浮现在台湾北部基隆水湳洞的海浪中。在岸边礁石上，警方发现她的皮包，里面有一张纸条。坠海前，她写下了姓名和出生年月日。
“公娼斗士官秀琴，基隆投海身亡，日日春’姊妹不舍”。 2006年8月17日，被称为“官姐”的她，只在台湾媒体版面上“复活”了一天。报道这样写道：1997年，台湾第一位公开现身、高喊“我是公娼，我要工作权”的女性“官姐”，因改做私娼后生活艰困债务缠身，在基隆跳海自杀身亡。
自杀的不止是官秀琴。在1997年陈水扁废娼之际，一位公娼阿玲因房贷缴不出来，又不敢做私娼，投河身亡；其间因就业困难的前公娼，有两名割腕，两名吞服安眠药。
时至今日，台湾性工作者争取除罪化之路，仍未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