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之一,必然会受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并成为类似社会权利机构的呈现或反抗。正如卡米里和拿波尼的观点:摄影机记录的“真实”,“不过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表达……事实上摄影机所记录的是主流意识形态暧昧的、未经系统化、未理论化的和未想透彻的世界……摄影机复制的事物并不是它们真实的一面,而是它们经过意识形态折射后的表象。”于是,好莱坞电影,作为美国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至为有效而迷人的组成部分,以其政治的敏感性和经典的电影编码方式,“成为美国社会现存秩序及权利话语的同构体”,成为隐匿于世俗神话中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传声筒。上世纪70年代,美国恐怖电影的强势出击,以其时代背景的复杂性和主流话语的隐蔽性,成为寓言式解读的经典范例,1973年的《驱魔人》就是其中一例。
　　20世纪70年代,美国正值女权主义运动的持续高涨和越战失败的全国低迷,恰逢此期出现的《驱魔人》便成为一个极具意味的性别寓言与民族神话。
　　
　　父权衰微
　　
　　《驱魔人》讲述的是单身母亲克里斯的女儿里根被恶魔附身,在生理医生和精神医生束手无策之际,年轻神父卡拉斯和拥有驱魔经验的老神父墨林通过驱魔仪式,驱除了恶魔,拯救了里根的生命,而他们也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电影《驱魔人》以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和奇观的视觉成功地遮蔽了隐匿于内的男权意识形态话语,在父权衰微之秋,通过它的缝合机制,重新将女性钉在父权/男权社会中永远的“第二性”位置上。影片与时代背景相连,通过种种迹象展现了父权/男权的大厦倾斜的历史瞬间。
　　上世纪70年代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民权运动及美国针对越南战争的反战运动日趋沉寂之际,女性主义仍坚持着对西方社会不妥协的批判立场,它倡导女性走出传统的家庭,坚持经济独立,在社会舞台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如火如荼的女性主义运动一方面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使她们成为男性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另一方面,“性解放”的追求导致了堕胎成风,离婚率飙升,传统家庭分崩离析。如此种种使男性在家庭场景和社会场景中狼狈不堪,主导地位遭遇猛烈的冲击,父权秩序的大厦危在旦夕。
　　后结构主义理论家福柯曾在他的著作《癫狂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精神病史》中颇富洞见地指出,疯人是如何历史性地取代麻风病人,成为文明社会所必需的象征性的离轨者。由此,貌似温暖、自由的现代疯人院便成为类似监狱的新的囚禁场所,“成为‘文明社会’重要的权力机构。于是医生藉此带上父亲、法官的假面具”, 以他无所不在的权威撑起一片父权的天空。如果说,曾经的医生凭借他高超的医术和权威的话语而诉说着父权大厦的稳固、厚实,那么影片《驱魔人》中生理、精神医师的束手无策、年轻神父的信仰动摇以及魔鬼附身的里根对他们强有力的攻击,则成为父权衰微的准确象征。面对里根疯狂的举止,生理医生居然开出镇定剂这种让人啼笑皆非的处方;精神医师的生命直接遭到了里根的威胁;神父卡拉斯对自身职业的怀疑,这一切都标示着曾经无坚不摧的父亲大厦已经摇摇欲坠、危在旦夕。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被当时的男性视为恶魔的“女性魔鬼”的入侵。
　　
　　女性入侵
　　
　　如果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构成了一个好男儿的人生楷模;那么“扶老携幼、生儿育女、相夫教子,甚或是含辛茹苦、忍辱负重”则是男权社会对一个“好女人”的经典定义。那些脱离男权社会规范的女性在主流话语中则被表述为无知、弱智、轻狂甚或疯癫,她们脱离了温顺子女、贤妻良母的传统枷锁,在性放纵、自虐和疯狂的标签下,于社会前景中任意肆为,成为传统父权秩序下胡闹的逆子,一种极具破坏力的邪恶力量。
　　福柯曾极为尖锐地指出,在现代西方社会,“疯狂始终不可分离地和一半是想象,一半是真实的‘家庭’辩证法联系在一起,疯狂中所包含的狂暴的亵渎神灵的行为,同时始终是不断向父亲/父权发起的攻击”。于是,《驱魔人》中,抛弃丈夫、经济独立的母亲与丑陋、凶残、放荡、疯狂的恶魔成为一种针对男权社会的威胁力量,也成为父权社会力求驱逐的异己者。如果说,母亲克里斯因为抛弃丈夫,私生活混乱和经济的独立而成为男权社会的仇敌之一,那么,被恶魔附身的里根则是男权社会对女权主义者恐惧心理的更为具体的外涉——她不仅使男性医生承认自己的无能,并凭借自身强大的魔力杀死了拯救自己的两位神父。
　　原本美丽、活泼、可爱的里根被恶魔附身后,面目可怖,行为放荡,一举一动充满了血腥的暴力。她当众撒尿、殴打母亲、辱骂医师和神父,勾引男人并自残身体,成为一个无视传统父权秩序的“疯狂者”,成为男权社会全力排斥又心存恐惧的女权主义入侵者。里根的行为与直接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反叛的女权主义者的表述相吻合——疯狂、自虐、性放纵,从而成为主流话语对女性反叛者直接的影像呈现。于是驱魔的行为也便具有了驱逐狂暴女性、修正父权的寓言意味。
　　
　　父权回归
　　
　　作为一部高票房的经典好莱坞影片,作为美国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传声筒,作为美国社会现存秩序和权力话语的同构体,《驱魔人》以至为迷人的叙事诡计完善着社会的引导方式,使一度倾斜的父权大厦恢复着它想象中的平衡与完善。
　　母亲克里斯作为一个年轻貌美、收入颇丰、经济独立的女性,在影片的叙境中,却始终处于与男性相抗衡的弱势位置,孱弱的父权仍是女性困境中的引路人与拯救者。在魔鬼开始入侵之际,克里斯将阁楼的魔鬼指认为老鼠,这种执拗的想法让心知肚明的观者感到幼稚、可笑,也让男性仆人——司机凭“阁楼无鼠”的断论在两性相争的第一个回合中稳居胜者的位置。在其后的医院、驱魔场景中,克里斯都是一个柔弱无力、几近崩溃的无助母亲形象,是一个不胜其职的男性社会的出走者与反叛者。而影片叙事者为里根着魔设定的前提是信仰的缺失与父亲的缺席。于是,母亲的虚弱无力,精神之父与家庭肉身之父的缺席注定了这座公寓是一个易遭魔鬼入侵而缺乏救赎力量的场所,除非父权的重新降临与全力拯救,别无它计。于是,医生和神父便以“父亲”的名义重新降临,驱除病魔/恶魔。尽管医生诊断屡次失误,年轻神父信仰动摇,年老神父丧失生命,但毕竟将恶魔驱逐出里根的身体,拯救了遭受恶魔入侵的家庭,并使父权重新归位。
　　残忍杀害墨林神父的魔鬼激怒了卡拉斯,接下来,不是所谓的暴力场景,而是一个经典的美国英雄诞生的时刻,因丧母自责的教父卡拉斯,成了一直爱与正义的复仇之狮,他拯救了里根,在潜意识中也拯救了被囚禁在恶魔体内的母亲,终于于丧母自责中得以解脱,在告解归于极乐。
　　卡拉斯凭借一个强武有力的男人躯体与一份神父的博爱精神战胜了恶魔,他肉身的离去,呼喊着精神之父——上帝的回归。影片结尾,被拯救的里根仰视着神父白色的衣领,亲吻他的脸颊,母亲克里斯更加关爱女儿,曾经的反叛一去不返,里根重新成为温顺、可爱的女儿,克里斯则成为一个竭力关爱女儿的“良母”。卡拉斯神父的挂链被保存在克里斯的手中,意味着上帝之父进入她和女儿里根的心中。影片末尾,一束阳光照射在她们缓缓驶去的汽车上,象征着上帝之父将永远地驱逐黑暗,归还她们一片温暖、明亮的天空。
　　于是,一个以上帝之名出现的父权形象取代了零散化而无所不在的男权,成为女性的绝对权威,这即是阿尔图塞所谓的意识形态“询唤”—— 一种拯救者向被拯救者索取的绝对忠诚。
　　
　　民族神话
　　
　　“对美国人来说,越南战争无异于是一场‘世纪的噩梦’。自1969年美军对北越实施空袭以来,美军便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战争陷阱,战场的失利,引起国内民怨沸腾”。1973年,在越南军民的沉重打击下,在美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美国政府终于在《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上签了字,并从越南南方撤出全部美军。但战争的结束并不代表着美国“噩梦”的终结。战争的阴影长久地盘旋在美国的上空,迟迟不肯散去。于是,恰逢此时出现的《驱魔人》中,恶魔的发源地便成为一个具有意识形态话语的民族神话。
　　影片初始,是伊拉克的一个考古现场,明晃晃的太阳染红了四周的天空,如血欲滴,荒凉沙漠,风沙四起。考古神父墨林的考古队碰巧挖掘到了一件形似恶魔头的古董,于是,这一异域边陲释放的恶魔转瞬间便侵入到了乔治城——美国城市的代表,如血的太阳与阴暗城市的叠影诉说着魔鬼的降临。联系到美国的时代背景,恶魔的发源地伊拉克便是同为亚洲地区的越南的支称物,恶魔的降临与肆虐意味着越南战争对美国的影响广为深远,于是,驱逐恶魔的举动便是将美国从战败的阴影中救赎而出的能指。
　　《驱魔人》的发行时间与美国越战失败时间的精确吻合与情节的巧妙设置使它成为一个精确的政治修辞学特例,成为一则罗兰·巴特的“政治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