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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苗歌开始
2004年，在湖南省花垣县吉卫镇腊乙村一个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程度的苗家妇女，用DV拍摄了一部电影，电影的名字叫《千里寻母记》。讲的是湘西山区里一对苗家姐弟，不远千里，长途跋涉寻找因长期在外打工而不回家的妈妈的故事。
电影一经推出马上轰动了整个湘西，而且被迅速盗版。无数人为这部感人至深的电影流下了眼泪。很多长年在外打工而不回家照顾孩子的父母看过这个电影后都纷纷回家看望自己的孩子。
2006年，“留守儿童”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浮出水面。因拍摄《千里寻母记》的田金珍再次成为社会的焦点人物。
当我历尽周折与田金珍联系上时，她告诉我中央电视台邀请她到北京录制节目。这让我喜出望外，马上做好了采访的准备。
尽管采访计划中很多重点问题都是围绕着DV电影的拍摄而设计的，但是，两个女人的谈话，很快就从采访变成了拉家常。
“地荒了可以再开，山秃了可以再绿，孩子荒了就回不来了”
这是田金珍对我第一个题问“为什么要拍摄这样一部电影”时的回答，她的回答几乎让我吃惊，我没有想到这样一个颇有哲理的诗一样的语言来自一个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的农妇。从她这个回答中，我感受到了她的对生活的认识深度和表达的能力。在后来的谈话中，像这样的语言不时地会出现。
吴：你让我很吃惊，你知道么？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在我看来像诗一样。
田：这没有什么，前面两句是苗歌，后面的一句是我加上的。
吴：苗歌在你们的生活中很重要么？
田：很重要，我们那里的人都喜欢听苗歌、唱苗歌。
吴：在你的电影中也有很多苗歌。
田：是啊。我拍这个电影就是因为我看过很多苗歌的歌盘。在我们那地方，有的人把附近几个村里唱苗歌好的人录像、刻成光盘卖。有一次，我去镇上赶集，看到有很多人围着看苗盘，他们经常会哈哈大笑。我也会站在那里看上一会儿。
吴：你平时也爱唱苗歌么？
田：唱，我经常会唱苗歌，还经常自己编一些歌词，见到什么唱什么。我们那里有很多人都会编苗歌的。我爸爸就曾经写过很多苗歌，现在我们那里唱的苗歌里，还有很多是我爸爸当年写的。
吴：那么，你拍摄《千里寻母记》是不是也是想拍个苗歌的盘去卖呢？
田：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拍这个去卖钱。我就是可怜那些父母在外打工在家没有人照顾的孩子。他们太可怜了，我想拍这样一个故事，让那些在外打工的人看看他们的孩子有多苦，希望他们能常回来看看自己的孩子。
吴：所以，你就拍了这样一个电影。
田：我不知道这个也可以叫做电影或电视剧，我当初就是想拍一个像在镇上卖的那种歌盘，因为我们那里大多数都是苗族人，我们最喜欢看这种歌盘。因为我看到那些歌盘中唱苗歌的人很多都是我们认识的人，所以觉得我也能拍。
故事的原型
曾经听有人说在中国一些贫困的农村地区留守的都是“7061部队”，这是对70岁以上的老人和孩子的一种无奈的戏称。
用田金珍的话说，村子里心思活泛的人几乎都出去打工了，打工的确能够多挣一些钱，但是，她说她离不开她的孩子，“就算老公打我一顿，我也不离开我的孩子”。
田金珍在家里种两亩旱地两亩水田，田里产的粮食不够全家人吃。平日里除了种田，田金珍另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是收废品，她每天都要走很多路到附近几个村子去收废品，也就是在走村串寨的日子，让她看到了很多“留守儿童”的生活。
吴：你在拍摄之前知道“留守儿童”这个词么？
田：不知道，这个词后来是很多记者告诉我的，我以前管这些被父母抛弃不管的孩子叫“有父母的孤儿”
吴：你所看到的这些孩子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田：在我们村子和我们附近的村子，你几乎看不到壮年人，看到的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和孩子。这些老人不仅要种田还要带小孩，经常会看到老人背上背着孩子在田里干活。有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的小孩还算是幸福的，有的小孩没有祖辈，就寄养在亲戚家里。
吴：这些孩子的父母肯定要往家里寄钱回来，这些孩子的生活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田：不全是这样的。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离开就没有回来过，一走就是几年，有的人开始还往家里寄钱，后来就不寄了。有的夫妻在外面离婚了，就谁也不管孩子了。你们城里人离婚都抢孩子，在我们那里，离婚很多人都不管孩子了。这些孩子是最可怜的，他们当中有的吃饭穿衣都是问题。我女儿班上就有这样的孩子，有时候，她会带她的同学到我家里来吃饭，或者偷偷地拿我收废品的本钱给他们。
吴：你经常救助这些孩子？
田：是。可是我的能力太有限了。有一次，我走在街上，看到有一群人在围着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当中有一个晕到了，我就连忙把她抱起来，找来一盆水给她洗脸，然后用身上所有的钱在食品店里给她买了些吃的。原来这姐妹俩是要到矿山去找在那里打工的爸爸，在半路上饿晕了。她们的妈妈几年前就离开了她们。
吴：这应该就是《千里寻母记》的故事原型。
田：对，当时我很伤心，为什么这些狠心的父母就这样把孩子抛弃不管了呢，我真的想让那些在外面不回来的父母回来看看自己的孩子有多么可怜。后来我在镇上看苗歌盘的时候忽然就想，我为什么不拍一个这样的苗歌呢？我想如果他们看到自己可怜的孩子是这么痛苦的生活，肯定会回来的。
吴：你对孩子的关心与爱护，几乎都是来自一个母亲的直接反应。
田：我小的时候也曾经是“留守儿童”，我爸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妈妈身体不好，总是生病，她经常要回到外婆家去治病，有的时候一去就是两个多月。我就要和哥哥嫂子一起过日子，而且还要照顾小弟弟。哥哥脾气不好，经常因为一点小事情打我。小孩子想妈妈那种苦有多深我都知道。我们家门前对着一条弯弯的山路，妈妈就是沿着这条路走的，走的时候，她头上戴着白帕子。那时候我经常坐在家门口，眼睛看着那条小路。我多么希望有一天能在那条路上看到一个戴白色帕子的人走回家来，那个人就是我的妈妈。
想象中的田金珍应该是一个是善于表达情感外露、爽朗泼辣的女人，但是我眼前的她却很安静，在那份安静的背后总还有一份严肃的思考，甚至是忧伤。在她的视野里，那些没有父母照顾的孩子，缺衣少食、缺少关爱，有的十几岁就辍学不再进学校，有的甚至开始不自觉地染上好斗、偷东西的恶习。这些她都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拍摄的艰辛
田金珍总是说自己是个愚蠢的人，像她这般年纪的苗家妇女都会一手绣花和织布的本事，可是她就是学不会。在她自己看来拍这个片子也是个愚蠢人想做的事情。“愚蠢的人不明白聪明人的想法，聪明人也不明白愚蠢人做的事情。”拍摄上遇到的各种困难对于田金珍来说都可以一个一个去解决。但是，唯有乡亲们的冷嘲热讽让她很难过，有的人说她在丢乡亲的丑，把丑事宣扬出去；有的人还认为她是拿孩子赚钱；更多的嘲笑她“充骚”（没有文化却装作有文化，做文化人做的事情）。
田金珍告诉我，她从村子里一出来就非常自信，回到村子就会自卑。我对她说：“是因为你的心胸大，村子太小了。”
田：当初有了拍摄的想法，我就去问卖苗歌盘的人谁会拍这个，人家以为我是要抢生意，不肯告诉我。后来有人说在凤凰有人会拍，我就去凤凰去找摄影师。我把想法说给摄影师听，他却说让我先写一个剧本他才能拍。可是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剧本，他既然答应我给我拍，我就应承他说我回去写。
吴：我早就听说过你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剧本”。
田：本来我也是打算让我哥哥帮助我写出来，他是我们县上的一个记者，可是他对这个是非常不支持。所以，我只好自己写。我基本上都是夜里起来偷偷地写，因为我怕我丈夫发现，他也非常反对我做这件事。可是，我满脑子的故事一写在纸上就变了，而且有很多字不会写。有的时候我就用同音字代替，有的就画图，有的干脆就画个括号，知道这里是什么就可以了。
吴：你的剧本大概写了多长时间？
田：我写了一些，用了很长时间，后来我有点急了，照我这样写下去，要写到何年何月啊！那些日子，我一闭上眼睛，就是那些可怜的孩子，我等不及了，写到一半的时候就不写了。
吴：这一关就算过了，可是还有很多难题。
田：是啊，那些日子我天天发愁，按照我原来的想法，是想到学校挑两个唱歌好有能表演的孩子，我经常在学校门口看，但是就是不敢去和人家讲。后来，我的女儿说，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妈妈唱苗歌了。她支持我，主动说妈妈你让我演吧。
吴：女儿是不是你心目中主角的形象呢？
田：不是，我想找一个看上去比较忧郁的孩子，我的女儿很开朗。后来还听到有人说我用孩子赚钱，我就更不好请别人来演了。那个男孩是邻居家的孩子，他的形象我比较满意，大大的眼睛，有的时候有忧郁的眼神，这是我想要的。但是他太小了，在拍摄的时候让他配合花了很多心思。
吴：看过他们的表演，还是很不错的，尤其是在结尾的时候，女儿对着大山喊“妈妈”那场戏，演得非常好。
田：对，很多人都说那一段很好。其实，拍那个镜头的时候，我让女儿哭，可是她就是哭不出来。我就和她讲，你们班上的那些父母不回来的孩子多可怜啊，你现在就是要帮助他们把他们的妈妈喊回来。你对着山上的那条路大声喊“妈妈”，喊一声，就会有一个妈妈回来。想到能帮同学把妈妈喊回来，她真的动了感情，对着大山喊了很多声“妈妈”，边喊边哭，都录完了，我说不用喊了，可是她还是在喊。我知道她是想多喊回几个妈妈来。
吴：拍摄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田：是钱。我没有钱，家里存下的一点点钱是女儿上高中的学费。可是我已经认准要干的事情，就想把它干到底。我当时都下了狠心，如果把女儿的学费花了，就让她先休学一年，等我攒够了再上。如果这个片子能让一些孩子的父母回来照料孩子，牺牲女儿一年的学业也没有什么。
吴：把家里的猪和女儿的学费都花在拍电影上，你丈夫怎么对你呢？
田：他当然不同意，我们就打架，打架我也不怕，他也知道我这个人想干什么谁也拦不住，到最后，他也就没有办法了。
吴：拍摄用了多长时间？
田：3天时间，我们租了一个农用车，带着锅和粮食，一路走一路拍，饿了自己在路边架锅做饭，就像红军长征一样。
吴：后来和摄影师的合作怎么样？没有剧本的电影让摄影师如何工作呢？
田：吴庆先、龙琼姐夫妇俩后来已经明白我要讲的故事了，因为演员也不专业，有好多想的和后来拍的不太一样。他们也经常给我出一些主意。开始的时候，说好了我每天付他们每人300元钱，后来他们一分也没要。他们也知道我拍这个并不是为了赚钱。
吴：他们也为这个故事感动了。
田：对，尤其是龙琼姐经常被感动得边流泪边拍。最后一场戏的时候，龙琼姐哭得不行，那段戏，她拍得太不稳，都没法用。
吴：后来的剪辑制作也是他们帮你的么？
田：是，所以我特别感谢他们。我也向他们学了很多技术，我管他们叫师父。
《千里寻母记》的影响
《千里寻母记》的光盘终于制作出来了，并很快在苗寨传看。所有看过这部电影的人无不流下眼泪。很快，镇上卖苗歌盘的地方就开始卖《千里寻母记》的盗版光盘了，并且在湘、黔、桂三省交界的苗族聚集区迅速流传开来。（最初的版本是苗语版）很多在外打工的人都回家来看望孩子。
随着社会对“留守儿童”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多的记者开始采访田金珍，更有社会各方力量想帮助这些“留守儿童”。在花坦县甚至建立了“田嫂基金”，如今的田金珍已经是腊乙村的妇女主任，在她的帮助下，成立了“留守儿童自强班”。
吴：现在的情形与你拍摄这部电影前的想象有什么不同？
田：和我原来想法完全不同，原来我只是想让这些孩子的父母看到这个盘多回家看看孩子。后来乡亲们都说这个电影很好看，很多人都说，看过的电影和电视里面只有《世上只有妈妈好》和《千里寻母记》最能打动他们。我后来在镇上也看到有很多人围在一起看《千里寻母记》，大家一起流眼泪。
吴：那个时候，你是不是特别有成就感？
田：有一些。我们那里的人不知道什么是盗版，我也不懂，看到有人刻我拍的东西卖我很高兴，这样能让更多的人看到。
吴：后来有记者来采访你，连中央电视台都邀请你去做节目，你知道为什么？
田：是因为我这个电影说出了中国一个大事。以前我只是凭着一个作母亲的直觉来想帮助这些孩子，现在我知道了，在中国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孩子需要帮助。
吴：当上村官后，生活和之前有什么不一样么？你上了报纸和杂志，乡亲们是不是觉得你是个“大人物”了。
田：好多人还以为我在外面挣了大钱，有人嫉妒，有人误会。其实我是不喜欢当什么村官的，但是在我们乡下，如果你不是村上的干部，却还要出头帮助别人，人家会觉得你怎么怎么样。我想只要能多为留守儿童做一些事情，当这个妇女主任做这些事情就没有人说闲话了，做这些事情都是份内的事情。所以我也愿意去当。
虽然田金珍来北京的机会极少，但是，她几乎没有心思到去逛京城，她在北京的两天中，她一直呆在宾馆里，我说你在北京有什么心愿么？她说，如果你能帮我找到农业大学的叶敬忠教授，上次来北京她见过他，他是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她有一些问题想请教他……
她告诉我来北京最的大的感触是：北京的老人生活得真幸福。“我看到他们在公园里锻炼身体、唱歌跳舞。在我们那里，70多岁的老人还要下田干活，身上还背着孙子或孙女，直到他们干不动的时候……”
我说其实北京人的工作压力也很大，年轻人也有失业的危险。“聪明的人不会失业，愚蠢的人也不会失业，失业的人是狡猾的人”她很坚定地对我说，“工作不是别人给的，工作就是自己的选择。”她的话再次显示出她的智慧、她的大爱和她的坚韧。
2004年，在湖南省花垣县吉卫镇腊乙村一个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程度的苗家妇女，用DV拍摄了一部电影，电影的名字叫《千里寻母记》。讲的是湘西山区里一对苗家姐弟，不远千里，长途跋涉寻找因长期在外打工而不回家的妈妈的故事。
电影一经推出马上轰动了整个湘西，而且被迅速盗版。无数人为这部感人至深的电影流下了眼泪。很多长年在外打工而不回家照顾孩子的父母看过这个电影后都纷纷回家看望自己的孩子。
2006年，“留守儿童”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浮出水面。因拍摄《千里寻母记》的田金珍再次成为社会的焦点人物。
当我历尽周折与田金珍联系上时，她告诉我中央电视台邀请她到北京录制节目。这让我喜出望外，马上做好了采访的准备。
尽管采访计划中很多重点问题都是围绕着DV电影的拍摄而设计的，但是，两个女人的谈话，很快就从采访变成了拉家常。
“地荒了可以再开，山秃了可以再绿，孩子荒了就回不来了”
这是田金珍对我第一个题问“为什么要拍摄这样一部电影”时的回答，她的回答几乎让我吃惊，我没有想到这样一个颇有哲理的诗一样的语言来自一个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的农妇。从她这个回答中，我感受到了她的对生活的认识深度和表达的能力。在后来的谈话中，像这样的语言不时地会出现。
吴：你让我很吃惊，你知道么？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在我看来像诗一样。
田：这没有什么，前面两句是苗歌，后面的一句是我加上的。
吴：苗歌在你们的生活中很重要么？
田：很重要，我们那里的人都喜欢听苗歌、唱苗歌。
吴：在你的电影中也有很多苗歌。
田：是啊。我拍这个电影就是因为我看过很多苗歌的歌盘。在我们那地方，有的人把附近几个村里唱苗歌好的人录像、刻成光盘卖。有一次，我去镇上赶集，看到有很多人围着看苗盘，他们经常会哈哈大笑。我也会站在那里看上一会儿。
吴：你平时也爱唱苗歌么？
田：唱，我经常会唱苗歌，还经常自己编一些歌词，见到什么唱什么。我们那里有很多人都会编苗歌的。我爸爸就曾经写过很多苗歌，现在我们那里唱的苗歌里，还有很多是我爸爸当年写的。
吴：那么，你拍摄《千里寻母记》是不是也是想拍个苗歌的盘去卖呢？
田：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拍这个去卖钱。我就是可怜那些父母在外打工在家没有人照顾的孩子。他们太可怜了，我想拍这样一个故事，让那些在外打工的人看看他们的孩子有多苦，希望他们能常回来看看自己的孩子。
吴：所以，你就拍了这样一个电影。
田：我不知道这个也可以叫做电影或电视剧，我当初就是想拍一个像在镇上卖的那种歌盘，因为我们那里大多数都是苗族人，我们最喜欢看这种歌盘。因为我看到那些歌盘中唱苗歌的人很多都是我们认识的人，所以觉得我也能拍。
故事的原型
曾经听有人说在中国一些贫困的农村地区留守的都是“7061部队”，这是对70岁以上的老人和孩子的一种无奈的戏称。
用田金珍的话说，村子里心思活泛的人几乎都出去打工了，打工的确能够多挣一些钱，但是，她说她离不开她的孩子，“就算老公打我一顿，我也不离开我的孩子”。
田金珍在家里种两亩旱地两亩水田，田里产的粮食不够全家人吃。平日里除了种田，田金珍另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是收废品，她每天都要走很多路到附近几个村子去收废品，也就是在走村串寨的日子，让她看到了很多“留守儿童”的生活。
吴：你在拍摄之前知道“留守儿童”这个词么？
田：不知道，这个词后来是很多记者告诉我的，我以前管这些被父母抛弃不管的孩子叫“有父母的孤儿”
吴：你所看到的这些孩子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田：在我们村子和我们附近的村子，你几乎看不到壮年人，看到的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和孩子。这些老人不仅要种田还要带小孩，经常会看到老人背上背着孩子在田里干活。有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的小孩还算是幸福的，有的小孩没有祖辈，就寄养在亲戚家里。
吴：这些孩子的父母肯定要往家里寄钱回来，这些孩子的生活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田：不全是这样的。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离开就没有回来过，一走就是几年，有的人开始还往家里寄钱，后来就不寄了。有的夫妻在外面离婚了，就谁也不管孩子了。你们城里人离婚都抢孩子，在我们那里，离婚很多人都不管孩子了。这些孩子是最可怜的，他们当中有的吃饭穿衣都是问题。我女儿班上就有这样的孩子，有时候，她会带她的同学到我家里来吃饭，或者偷偷地拿我收废品的本钱给他们。
吴：你经常救助这些孩子？
田：是。可是我的能力太有限了。有一次，我走在街上，看到有一群人在围着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当中有一个晕到了，我就连忙把她抱起来，找来一盆水给她洗脸，然后用身上所有的钱在食品店里给她买了些吃的。原来这姐妹俩是要到矿山去找在那里打工的爸爸，在半路上饿晕了。她们的妈妈几年前就离开了她们。
吴：这应该就是《千里寻母记》的故事原型。
田：对，当时我很伤心，为什么这些狠心的父母就这样把孩子抛弃不管了呢，我真的想让那些在外面不回来的父母回来看看自己的孩子有多么可怜。后来我在镇上看苗歌盘的时候忽然就想，我为什么不拍一个这样的苗歌呢？我想如果他们看到自己可怜的孩子是这么痛苦的生活，肯定会回来的。
吴：你对孩子的关心与爱护，几乎都是来自一个母亲的直接反应。
田：我小的时候也曾经是“留守儿童”，我爸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妈妈身体不好，总是生病，她经常要回到外婆家去治病，有的时候一去就是两个多月。我就要和哥哥嫂子一起过日子，而且还要照顾小弟弟。哥哥脾气不好，经常因为一点小事情打我。小孩子想妈妈那种苦有多深我都知道。我们家门前对着一条弯弯的山路，妈妈就是沿着这条路走的，走的时候，她头上戴着白帕子。那时候我经常坐在家门口，眼睛看着那条小路。我多么希望有一天能在那条路上看到一个戴白色帕子的人走回家来，那个人就是我的妈妈。
想象中的田金珍应该是一个是善于表达情感外露、爽朗泼辣的女人，但是我眼前的她却很安静，在那份安静的背后总还有一份严肃的思考，甚至是忧伤。在她的视野里，那些没有父母照顾的孩子，缺衣少食、缺少关爱，有的十几岁就辍学不再进学校，有的甚至开始不自觉地染上好斗、偷东西的恶习。这些她都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拍摄的艰辛
田金珍总是说自己是个愚蠢的人，像她这般年纪的苗家妇女都会一手绣花和织布的本事，可是她就是学不会。在她自己看来拍这个片子也是个愚蠢人想做的事情。“愚蠢的人不明白聪明人的想法，聪明人也不明白愚蠢人做的事情。”拍摄上遇到的各种困难对于田金珍来说都可以一个一个去解决。但是，唯有乡亲们的冷嘲热讽让她很难过，有的人说她在丢乡亲的丑，把丑事宣扬出去；有的人还认为她是拿孩子赚钱；更多的嘲笑她“充骚”（没有文化却装作有文化，做文化人做的事情）。
田金珍告诉我，她从村子里一出来就非常自信，回到村子就会自卑。我对她说：“是因为你的心胸大，村子太小了。”
田：当初有了拍摄的想法，我就去问卖苗歌盘的人谁会拍这个，人家以为我是要抢生意，不肯告诉我。后来有人说在凤凰有人会拍，我就去凤凰去找摄影师。我把想法说给摄影师听，他却说让我先写一个剧本他才能拍。可是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剧本，他既然答应我给我拍，我就应承他说我回去写。
吴：我早就听说过你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剧本”。
田：本来我也是打算让我哥哥帮助我写出来，他是我们县上的一个记者，可是他对这个是非常不支持。所以，我只好自己写。我基本上都是夜里起来偷偷地写，因为我怕我丈夫发现，他也非常反对我做这件事。可是，我满脑子的故事一写在纸上就变了，而且有很多字不会写。有的时候我就用同音字代替，有的就画图，有的干脆就画个括号，知道这里是什么就可以了。
吴：你的剧本大概写了多长时间？
田：我写了一些，用了很长时间，后来我有点急了，照我这样写下去，要写到何年何月啊！那些日子，我一闭上眼睛，就是那些可怜的孩子，我等不及了，写到一半的时候就不写了。
吴：这一关就算过了，可是还有很多难题。
田：是啊，那些日子我天天发愁，按照我原来的想法，是想到学校挑两个唱歌好有能表演的孩子，我经常在学校门口看，但是就是不敢去和人家讲。后来，我的女儿说，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妈妈唱苗歌了。她支持我，主动说妈妈你让我演吧。
吴：女儿是不是你心目中主角的形象呢？
田：不是，我想找一个看上去比较忧郁的孩子，我的女儿很开朗。后来还听到有人说我用孩子赚钱，我就更不好请别人来演了。那个男孩是邻居家的孩子，他的形象我比较满意，大大的眼睛，有的时候有忧郁的眼神，这是我想要的。但是他太小了，在拍摄的时候让他配合花了很多心思。
吴：看过他们的表演，还是很不错的，尤其是在结尾的时候，女儿对着大山喊“妈妈”那场戏，演得非常好。
田：对，很多人都说那一段很好。其实，拍那个镜头的时候，我让女儿哭，可是她就是哭不出来。我就和她讲，你们班上的那些父母不回来的孩子多可怜啊，你现在就是要帮助他们把他们的妈妈喊回来。你对着山上的那条路大声喊“妈妈”，喊一声，就会有一个妈妈回来。想到能帮同学把妈妈喊回来，她真的动了感情，对着大山喊了很多声“妈妈”，边喊边哭，都录完了，我说不用喊了，可是她还是在喊。我知道她是想多喊回几个妈妈来。
吴：拍摄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田：是钱。我没有钱，家里存下的一点点钱是女儿上高中的学费。可是我已经认准要干的事情，就想把它干到底。我当时都下了狠心，如果把女儿的学费花了，就让她先休学一年，等我攒够了再上。如果这个片子能让一些孩子的父母回来照料孩子，牺牲女儿一年的学业也没有什么。
吴：把家里的猪和女儿的学费都花在拍电影上，你丈夫怎么对你呢？
田：他当然不同意，我们就打架，打架我也不怕，他也知道我这个人想干什么谁也拦不住，到最后，他也就没有办法了。
吴：拍摄用了多长时间？
田：3天时间，我们租了一个农用车，带着锅和粮食，一路走一路拍，饿了自己在路边架锅做饭，就像红军长征一样。
吴：后来和摄影师的合作怎么样？没有剧本的电影让摄影师如何工作呢？
田：吴庆先、龙琼姐夫妇俩后来已经明白我要讲的故事了，因为演员也不专业，有好多想的和后来拍的不太一样。他们也经常给我出一些主意。开始的时候，说好了我每天付他们每人300元钱，后来他们一分也没要。他们也知道我拍这个并不是为了赚钱。
吴：他们也为这个故事感动了。
田：对，尤其是龙琼姐经常被感动得边流泪边拍。最后一场戏的时候，龙琼姐哭得不行，那段戏，她拍得太不稳，都没法用。
吴：后来的剪辑制作也是他们帮你的么？
田：是，所以我特别感谢他们。我也向他们学了很多技术，我管他们叫师父。
《千里寻母记》的影响
《千里寻母记》的光盘终于制作出来了，并很快在苗寨传看。所有看过这部电影的人无不流下眼泪。很快，镇上卖苗歌盘的地方就开始卖《千里寻母记》的盗版光盘了，并且在湘、黔、桂三省交界的苗族聚集区迅速流传开来。（最初的版本是苗语版）很多在外打工的人都回家来看望孩子。
随着社会对“留守儿童”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多的记者开始采访田金珍，更有社会各方力量想帮助这些“留守儿童”。在花坦县甚至建立了“田嫂基金”，如今的田金珍已经是腊乙村的妇女主任，在她的帮助下，成立了“留守儿童自强班”。
吴：现在的情形与你拍摄这部电影前的想象有什么不同？
田：和我原来想法完全不同，原来我只是想让这些孩子的父母看到这个盘多回家看看孩子。后来乡亲们都说这个电影很好看，很多人都说，看过的电影和电视里面只有《世上只有妈妈好》和《千里寻母记》最能打动他们。我后来在镇上也看到有很多人围在一起看《千里寻母记》，大家一起流眼泪。
吴：那个时候，你是不是特别有成就感？
田：有一些。我们那里的人不知道什么是盗版，我也不懂，看到有人刻我拍的东西卖我很高兴，这样能让更多的人看到。
吴：后来有记者来采访你，连中央电视台都邀请你去做节目，你知道为什么？
田：是因为我这个电影说出了中国一个大事。以前我只是凭着一个作母亲的直觉来想帮助这些孩子，现在我知道了，在中国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孩子需要帮助。
吴：当上村官后，生活和之前有什么不一样么？你上了报纸和杂志，乡亲们是不是觉得你是个“大人物”了。
田：好多人还以为我在外面挣了大钱，有人嫉妒，有人误会。其实我是不喜欢当什么村官的，但是在我们乡下，如果你不是村上的干部，却还要出头帮助别人，人家会觉得你怎么怎么样。我想只要能多为留守儿童做一些事情，当这个妇女主任做这些事情就没有人说闲话了，做这些事情都是份内的事情。所以我也愿意去当。
虽然田金珍来北京的机会极少，但是，她几乎没有心思到去逛京城，她在北京的两天中，她一直呆在宾馆里，我说你在北京有什么心愿么？她说，如果你能帮我找到农业大学的叶敬忠教授，上次来北京她见过他，他是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她有一些问题想请教他……
她告诉我来北京最的大的感触是：北京的老人生活得真幸福。“我看到他们在公园里锻炼身体、唱歌跳舞。在我们那里，70多岁的老人还要下田干活，身上还背着孙子或孙女，直到他们干不动的时候……”
我说其实北京人的工作压力也很大，年轻人也有失业的危险。“聪明的人不会失业，愚蠢的人也不会失业，失业的人是狡猾的人”她很坚定地对我说，“工作不是别人给的，工作就是自己的选择。”她的话再次显示出她的智慧、她的大爱和她的坚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