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所刊文字，是日中关系学会副会长、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竹内实先生寄给本刊的。文章直接用中文写成，本刊仅在个别地方略作调整。另外，应竹 内实先生之请，亦将本刊主编与他的书信往来一并刊出。
　　
　　今天收到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也是《博览群书》主编常大林先生惠寄的《博览群书》三册。《博览群书》是老早听到大名的。但我没有机会拜读；我大概地浏览一下，觉得缺了什么：应该有主编的来信。所以查了送杂志来的袋子，就发现了常大林先生的翰劄。他要我寄稿。却没有指定究竟要什么样的文章。
　　日本福冈市位于日本西北端，离韩国釜山、中国大连、青岛、天津、上海很近，所以要跟这些地方建立密切合作关系。最近，又有在福冈建设二十一世纪新中华街的策划。不久前，在北京开了相关的说明会和研讨会，我和常先生是在这次研讨会上认识的。
　　我受福冈市的委托，在研讨会上发表了我个人的看法。因为时间有限，我直接用中文发言，意外的受到许多朋友的赞许，对于中国朋友的鼓励，我非常感谢。
　　既然常大林主编要稿，那么，干脆我把那天的发言的题目改为“日中关系之我观”，作为稿子，寄奉给《博览群书》吧！
　　不过，这里要附带说明：如果按照新的题目，文章应讲的内容很多。我的这篇稿子内容不多，水平也很浅，不过，我既然讲了，那么尽量地保存当时的内容发表，如果能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教，那就是求之不得的事了。
　　还有一点，我恳求常大林先生同时发表先生给我寄来的大翰。这样使读者容易了解当天的气氛，也可以理解我想说而没有说的心思，常先生所说的话，也就是我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
　　我的拙稿原来的题目是《二十一世纪中华街的构思——从日中文化交流史来看的一个考察》。这是我在２００５年１１月二十九日，于北京友谊宾馆贵宾楼大会厅举行的关于中华街构思的研讨会上的发言。
　　现在，我把常大林先生的大翰也复印一并寄上。对于杂志上如何安排，完全委托编辑部。对于拙文的分章、小题目也希望编辑部加工。
　　拙文如下：
　　亲爱的参加今天这个研讨会的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能在这里发言，觉得光荣。
　　为了节省时间，我用中文来讲。
　　我要讲的是文化的问题，但，也许牵涉到热门、敏感的问题，如果引起大家不愉快，这首先要请大家原谅。
　　
　　日本文化的底层有中国文化
　　
　　中日关系，现在有这样那样的现象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是，我想：这现象下面有根底、有底层。而这底层是一贯不变的，我们需要留意这个底层。
　　这底层就是中国文化。日本文化是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文化的根源、源泉在于中国。
　　记得四十年以前，我到过北京，去八达岭观光。那个时候，外国游客比较稀罕，我们被一群小孩子包围了，把我们叫“老外”，要我们签字。于是，我们在他们的日记本上签了字。他们可就惊讶地叫起来，说：“哦！这个老外写中国字！”
　　他们的惊讶引起我的惊讶。我写的不是中国字，是汉字！真是少见多怪！可是后来，我慢慢地明白了，还是孩子们说得对！我们的所谓汉字是中国字，是从中国传来的。
　　我们把中国来的文字叫作汉字，文章叫作汉文，汉文的内容是中国古典，因此当作学问，学科叫作汉学，专门读汉学的老师叫汉学者或儒者。
　　
　　日中两国的文化交流是老早开始的
　　
　　日中两国的交流是很早很早开始的，在太古时期，日本列岛跟大陆联结在一起，所以我猜想，几十万年以前，在北京郊区周口店生活的北京人可能到过日本列岛。这不过是一种猜想，没有根据，但，也没有根据否定这个猜想。
　　历史上能考证的交流，就中国来说，起于东汉时期。东汉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就是今天的日本）派使者来奉贡朝贺，东汉光武帝对使者授与金印。这个史实，《后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