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继祖《枫窗脞语》引龚定庵《送夏进士序》云：“乾隆中，大吏有不悦其属吏者，上询之，以书生对。上曰：‘是胡害，朕一书生也。’大吏悚服。”读此节文字颇令人动心，亦见弘历之气度，遂随手从书架上抽出《龚定庵全集类编》（中国书店1991年版），此序居“赠序”类第二篇。古人临别赠言，或诗或文，大都有鼓励和劝勉之意。例如韩愈的“送孟东野序”，欧阳修的“送曾巩秀才序”等等，都是千古传诵的名篇。写此类文章多在“平生风谊兼师友”间，或赴官上任，或出行讲学等等，虽或劝人，亦自勉也。披览此等佳作，大抵最见书生意气，当然也不难发现书呆子气。
　　紧接上面引文，罗继祖说：“夏进士者，将之京师谒铨，其人书生，非俗吏也。定庵察其声音笑貌似有慊于书生者，故举弘历之言以为规。其言曰：‘且如君者，百人訾之，万人訾之，哓哓然力辨其非为书生，其终能肖俗吏之所为也哉。为之而不肖，愈见其拙，回护其拙，势必书生与俗吏两无所据而后己。’又曰：‘天下事舍书生无可属，真书生又寡，有一于此，而惧人之訾己而讳之耶？’定庵爱夏可谓至矣。”然而“天下事岂书生能办”。“刘邦溺儒冠而成帝业，留侯、曲逆，挟术用诈，相与左右，即弘历君临天下六十载，亦岂真书生哉，其对大吏云云，特以间执其谗慝之口耳。”诚哉，斯言也。
　　近读谷林《淡墨痕》（岳麓书社2005年版），见“书生”二字眼熟，重温此书，原来是说胡适的。书中引季羡林的回忆，说“有一次，在北京图书馆开评议会，会议开始时，适之先生匆匆赶到，首先声明，还有一个重要会议他要出席。会议开着开着就走了题，有人忽然讲到《水经注》。一听到《水经注》，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一直到散会，他也没有退席，大有挑灯夜战之势”。季老因之断然判定：“不管适之先生自己如何定位，他一生毕竟是一个书生，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
　　也许胡适并不乐意接受这个不好听的“书呆子”称号，但“他一生处在一个矛盾中，一个怪圈中：一方面是学术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偬奔波，作为一个‘过河卒子’勇往直前。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身陷怪圈。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认为，这个怪圈确实存在，而且十分严重。”（季羡林语）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胡适“脚踏两只船”，但他毕竟是书生，而“天下事岂书生能办”。
　　书生者，读书人也。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罗继祖说：“予自束发受书，罕涉世故，自分无用世才，惟期作蠹鱼以终老，人或嗤之以‘书痴’，怡然受之。又见世人奋其才智，一旦蹑青云而失足者比比也，益不欲易其素行。”呜呼，此人真乃一书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