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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沿海地区的贸易活跃、经济繁荣得益于当时当地的从商之风，并形或了商业传统，而这样的地域传统对于当时中国乃至今天社会影响很大。
中国古代传统社会有两个通行思维，一是学而优则仕，二是安土重迁，而这两点与商业精神和要求是相矛盾的。在封建各要素相当成熟，而且有资本主义商业萌芽出现的明代，商人这个群体构成较复杂。其中，明代沿海地区除了世代经商牟利之家外，也有一些商人以及商业势力是被“逼”出来的。
首先，明朝沿海地区地少人多“逼”出很多商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注重农业，尤其是要农民安心务农。众所周知，农业的根本是得有足够的土地，尽管在明朝初年积极提倡垦田屯田，实际上在一些沿海省份，依然没有改变人多地少的情况，如福建、浙江、广东等省份，而福建地区最为典型。
早在宋代、元代，福建商人就开始了由南而北，驾海船经山东，到朝鲜，再赴日本的经商路线；南方商业航线，则是到南洋各岛。到了明代，福建商人这样的商业活动更加活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可耕种的土地少。明代一位官员对此有描述：“闽中有可耕之人，无可耕之地……尝观漳郡力农者，散处七闽，深山穷谷，无处无之。”（《虔台倭纂》）土地如此紧张，致使福建地区的百姓不得不到处寻找可耕之地，甚至还带着农具跨省打工。如此，明代福建出现很多经商之人也就顺理成章了，否则的话，在中国传统的安土重遷的农耕文明思维下，百姓是不会轻易离开乡土的。鉴于福建沿海的地域状况，福建商人不仅在内陆经商，还积极参与海外贸易。自明朝永乐、宣德年以后，福建沿海各地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逐渐增多，到了明朝中后期的隆庆、万历年间，福建商人从事海上贸易已成习俗，政府也无力禁止，不得不在事实上给以承认。
其次，家境贫寒也“逼”出来不少沿海地区商人，这种从商情况所占比例颇多。著名社会经济史学家傅衣凌先生认为，明代福建海商的重要构成之一，是“被传统的封建关系所排斥出来的地方贫民，尤其在人多地少的沿海地区，他们迫于衣食，因而下海通番”，明代福建漳州、泉州很多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都是因贫寒被“逼”在外经商的。“于是饶心计者，视波涛为阡陌，视帆樯为耒耜……贫人以驱”，意思是说，在贫困的压力下，“穷则思变”，沿海一带稍有头脑的百姓即把在海上从商谋生看成同在陆地耕种一样正常。
福建晋江的儒生黄继宗，因为父亲早早去世后，家道没落，不得不挑起养家的重担，“父没，家贫，稍治生”（《泉州府志》），因为他勤奋聪明能吃苦，最后从商致富。这样的例子很多。
明代冯梦龙的市井小说《徐老仆义愤成家》中，就写了一个浙江的例子。明代嘉靖年问，淳安县一户徐姓人家，兄弟三人，本是个较殷实的农户，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仆叫阿寄，后来徐老三去世后，老大、老二急着分家，两人将牛马分给了自己，将阿寄分给了徐老三家。徐老三的遗孀颜氏，带着五个孩子，还有老仆夫妇要养活，老仆就为她谋划了经商做生意养家的对策。无奈之下，颜氏变卖了衣服首饰，凑了12两银子给老仆作为生意本钱。阿寄经商有方，贩漆、贩米，“一连做了几帐，长有二千余金”。实际上，这时的老仆阿寄如同一个商业职业经理人了。十年后，“家私巨万”，阿寄又建议颜氏置办了田宅庄园。文学来源于生活，可见，在明代民间，因贫被迫而跑四方从商、由从商而致富的例子不在少数。
再次，有些儒生放弃科举入仕的人生规划而经商。这类人原先是打算考科举，走仕途的，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弃而从商。如福建安平人杨乔，原先家境还可以，他早早入私塾，“十岁通经史大义”，闻名乡里，如果坚持考科举的话，金榜题名入仕途的可能性很大，然而在他十多岁时，父亲和大哥相继去世，二哥又患病，家里只有他一个男丁了，于是他只好“辍儒之贾”，经商养家。
也有考试不顺而弃儒从商的。万历年间的宁波人孙春阳，原来在私塾苦读，但是连科举初级考试童生试也没有过，于是转而做生意。他在苏州开了杂货铺，经营极为成功，连官府进贡给皇宫的贡品很多都在他的店里采购。孙春阳杂货铺从万历年间开始，一直延续了200多年，成为历史上有名的老字号。
文献显示，明代福清一带的商人很多是“学不遂，则行贾四方”的儒生，他们在打理繁杂商务的同时，“多属儒贾兼业”，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儒商。这些经过儒家文化熏陶的人踏入商界，也给当时的商业注入了清新之风。
第四，还有一种带有鲜明烙印的“海商”，他们多数是被官府的打压给逼出来的。明朝开国，为了政治目的，厉行锁国政策，禁止制造适合海上航行的双桅大船，“片板不许下海”，在倭乱时期，甚至还将海边的居民强行迁徙到内地。一切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试图达到禁止百姓与海上势力来往的目的，效果不能说没有，尤其是政治上的。但是，沿海居民为了生存，有势力、胆子大的商人为了获利，铤而走险，偷偷地与海上外来商人贸易，以获取暴利。如福建地区，
“15世纪上半期，漳州的海商们已然无视政府的禁令，与海外进行交易活动”。（《明清时代：海洋与帝国》）
当明帝国高层发现自己疆域内有商人胆敢违抗国家指令与外人“勾结”时，派出了帝国军队清剿，扫除了沿海的几个贸易繁荣的“窝点”。从几次明帝国清剿中逃出来的沿海商人，索性建立起了自己的海上武装势力，并且为了壮大声势，还与日本等海上国家的流浪势力勾结，形成了扰乱明帝国版图、影响了明代历史的“倭寇”集团。从目前可以得到的史料中，显然能看出“倭寇”中的很多明朝商人的真正目的还是做生意赚钱，并没有什么政治目的，因此，当明朝廷对中国海盗“招安”时，他们都屡屡“中招”，如汪直、徐海等。
总而言之，且不论明代沿海众多百姓是在什么样的境况之下，改本业而从商的，就历史客观而言，明代沿海地区的贸易活跃、经济繁荣得益于当时当地的从商之风，并形成了商业传统，而这样的地域传统对于当时中国乃至今天社会影响很大。
中国古代传统社会有两个通行思维，一是学而优则仕，二是安土重迁，而这两点与商业精神和要求是相矛盾的。在封建各要素相当成熟，而且有资本主义商业萌芽出现的明代，商人这个群体构成较复杂。其中，明代沿海地区除了世代经商牟利之家外，也有一些商人以及商业势力是被“逼”出来的。
首先，明朝沿海地区地少人多“逼”出很多商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注重农业，尤其是要农民安心务农。众所周知，农业的根本是得有足够的土地，尽管在明朝初年积极提倡垦田屯田，实际上在一些沿海省份，依然没有改变人多地少的情况，如福建、浙江、广东等省份，而福建地区最为典型。
早在宋代、元代，福建商人就开始了由南而北，驾海船经山东，到朝鲜，再赴日本的经商路线；南方商业航线，则是到南洋各岛。到了明代，福建商人这样的商业活动更加活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可耕种的土地少。明代一位官员对此有描述：“闽中有可耕之人，无可耕之地……尝观漳郡力农者，散处七闽，深山穷谷，无处无之。”（《虔台倭纂》）土地如此紧张，致使福建地区的百姓不得不到处寻找可耕之地，甚至还带着农具跨省打工。如此，明代福建出现很多经商之人也就顺理成章了，否则的话，在中国传统的安土重遷的农耕文明思维下，百姓是不会轻易离开乡土的。鉴于福建沿海的地域状况，福建商人不仅在内陆经商，还积极参与海外贸易。自明朝永乐、宣德年以后，福建沿海各地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逐渐增多，到了明朝中后期的隆庆、万历年间，福建商人从事海上贸易已成习俗，政府也无力禁止，不得不在事实上给以承认。
其次，家境贫寒也“逼”出来不少沿海地区商人，这种从商情况所占比例颇多。著名社会经济史学家傅衣凌先生认为，明代福建海商的重要构成之一，是“被传统的封建关系所排斥出来的地方贫民，尤其在人多地少的沿海地区，他们迫于衣食，因而下海通番”，明代福建漳州、泉州很多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都是因贫寒被“逼”在外经商的。“于是饶心计者，视波涛为阡陌，视帆樯为耒耜……贫人以驱”，意思是说，在贫困的压力下，“穷则思变”，沿海一带稍有头脑的百姓即把在海上从商谋生看成同在陆地耕种一样正常。
福建晋江的儒生黄继宗，因为父亲早早去世后，家道没落，不得不挑起养家的重担，“父没，家贫，稍治生”（《泉州府志》），因为他勤奋聪明能吃苦，最后从商致富。这样的例子很多。
明代冯梦龙的市井小说《徐老仆义愤成家》中，就写了一个浙江的例子。明代嘉靖年问，淳安县一户徐姓人家，兄弟三人，本是个较殷实的农户，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仆叫阿寄，后来徐老三去世后，老大、老二急着分家，两人将牛马分给了自己，将阿寄分给了徐老三家。徐老三的遗孀颜氏，带着五个孩子，还有老仆夫妇要养活，老仆就为她谋划了经商做生意养家的对策。无奈之下，颜氏变卖了衣服首饰，凑了12两银子给老仆作为生意本钱。阿寄经商有方，贩漆、贩米，“一连做了几帐，长有二千余金”。实际上，这时的老仆阿寄如同一个商业职业经理人了。十年后，“家私巨万”，阿寄又建议颜氏置办了田宅庄园。文学来源于生活，可见，在明代民间，因贫被迫而跑四方从商、由从商而致富的例子不在少数。
再次，有些儒生放弃科举入仕的人生规划而经商。这类人原先是打算考科举，走仕途的，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弃而从商。如福建安平人杨乔，原先家境还可以，他早早入私塾，“十岁通经史大义”，闻名乡里，如果坚持考科举的话，金榜题名入仕途的可能性很大，然而在他十多岁时，父亲和大哥相继去世，二哥又患病，家里只有他一个男丁了，于是他只好“辍儒之贾”，经商养家。
也有考试不顺而弃儒从商的。万历年间的宁波人孙春阳，原来在私塾苦读，但是连科举初级考试童生试也没有过，于是转而做生意。他在苏州开了杂货铺，经营极为成功，连官府进贡给皇宫的贡品很多都在他的店里采购。孙春阳杂货铺从万历年间开始，一直延续了200多年，成为历史上有名的老字号。
文献显示，明代福清一带的商人很多是“学不遂，则行贾四方”的儒生，他们在打理繁杂商务的同时，“多属儒贾兼业”，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儒商。这些经过儒家文化熏陶的人踏入商界，也给当时的商业注入了清新之风。
第四，还有一种带有鲜明烙印的“海商”，他们多数是被官府的打压给逼出来的。明朝开国，为了政治目的，厉行锁国政策，禁止制造适合海上航行的双桅大船，“片板不许下海”，在倭乱时期，甚至还将海边的居民强行迁徙到内地。一切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试图达到禁止百姓与海上势力来往的目的，效果不能说没有，尤其是政治上的。但是，沿海居民为了生存，有势力、胆子大的商人为了获利，铤而走险，偷偷地与海上外来商人贸易，以获取暴利。如福建地区，
“15世纪上半期，漳州的海商们已然无视政府的禁令，与海外进行交易活动”。（《明清时代：海洋与帝国》）
当明帝国高层发现自己疆域内有商人胆敢违抗国家指令与外人“勾结”时，派出了帝国军队清剿，扫除了沿海的几个贸易繁荣的“窝点”。从几次明帝国清剿中逃出来的沿海商人，索性建立起了自己的海上武装势力，并且为了壮大声势，还与日本等海上国家的流浪势力勾结，形成了扰乱明帝国版图、影响了明代历史的“倭寇”集团。从目前可以得到的史料中，显然能看出“倭寇”中的很多明朝商人的真正目的还是做生意赚钱，并没有什么政治目的，因此，当明朝廷对中国海盗“招安”时，他们都屡屡“中招”，如汪直、徐海等。
总而言之，且不论明代沿海众多百姓是在什么样的境况之下，改本业而从商的，就历史客观而言，明代沿海地区的贸易活跃、经济繁荣得益于当时当地的从商之风，并形成了商业传统，而这样的地域传统对于当时中国乃至今天社会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