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四川成都果了几天，主要目的是看三星堆出土的文物，顺便也去了都江堰、武侯祠……24日刚回到西安，就接到摄影家柏雨果的电话，要我去他那里商量赴俄罗斯旅游的事儿。于是第二天跑到沣峪口，和一帮子朋友聊天、吃农家乐，回到家已经是晚上9点多。刚刚坐到沙发上伸伸腿儿，电话铃就响了，是书法家马治权打来的，张口便問：这几天去哪儿了?紧接着就告诉我：党治国老师去世了……
　　和党老师相识，该有15年以上了吧!但回忆起来，和这位我一直十分敬仰的老师竟从来没有单独相处过。接触的机会倒是隔三差五便有，大都是在“荞麦园”的饭桌上。吃羊肉，喝米酒，海阔天空地闲扯，纵情忘怀地大笑……总觉得这样的欢聚会地久天长地延续下去，但万万没想到，迈过“古稀”之年没多久，党老师就和我们阴阳两隔了。
　　党老师这几年出的书，是都曾馈赠与我的，由于他的研究内容和我的阅读范围有一些距离，所以并非全都认真阅读，因此也就未能全面体会他的博大精深。但尽管如此，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文化人、有深度的思想家、有修养的治学者，党老师的许多谈吐还是常常会让我肃然起敬。比如，党老师曾印制有一种特别的名片，把自己的姓名分别嵌入一副对联，其中下联是为“史从秦后无治国”。在当代中国，对秦始皇其人的评价，应该能看出一个人对民主制度的认知程度。有人常奢谈秦始皇的统一大功，但“书同文，车同轨”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自由思想的时代。那时的诸子百家，创造了丰富灿烂的古代文化。从那以后的两千多年里，中国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在搞“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遵旨文化、奉命文化。秦朝统治时间不长，却有“天下苦秦久矣”之谓，仅此6字，即可令汗牛充栋的颂秦诗文(包括电影巨制《英雄》)黯然失色矣!党老师站在现代民主的高度，旗帜鲜明地指出秦始皇对中国社会的千年祸害，发人深省，催人深思。
　　党老师一生坎坷，饱受磨难。听朋友介绍，早年他在清华大学师从黄万里先生(黄炎培之子，1957年因非议三门峡工程被打成右派)时，便因为有识有胆，喜欢发表和“时言”大相径庭之论而被定为“反动学生”，后来又被关进大牢受难、送往矿井劳改，几十载青春年华被磨损殆尽。不过，我从来不曾当面问起他的受难情况——一是不忍心揭开党老师心灵深处的伤疤；二是作为一名党员，面对这样一位良善之辈，我却无法向他表达歉意。
　　改革开放以后，党老师的境遇有了改变。灾难扼杀了一位可能的自然科学家，却成就了一位目光锐利的思想家。上世纪80年代，党老师呼吁进行所有制改革；10年前，面对中国改革有可能陷入贫富悬殊危境的现实，他又大声疾呼和谐改革，撰写出10多万字的《中国改革的和谐道路》；两年前，他撰文呼吁“公民维权之前景在于土地权的明朗化”……对党老师，我有一个未必十分恰当的比喻：他是一只“早鸣的公鸡”，比起理论界的众多常人、庸人，他早早就发出了正确的声音，却不被理睬甚至被目为异端，可一旦这些成为社会共识，又会有掌握绝对话语权的“主流理论家”出来津津乐道。近年来，五花八门的高端论坛层出不穷，但从来不见党老师的高谈阔论。他可真是“远离庙堂，心忧天下”啊!半个世纪的岁月，虽然老了党老师的容颜，却丝毫没能改变他那颗“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赤子之心。
　　还有一件“小事”，至今忆起仍不胜慨叹。2006年秋，我到广州参加一个学术活动，顺便去同舟共进杂志社造访，刚刚出版的一期上有党老师的文章，末尾的简介中，他的职称是“副研究员”。我对杂志社的朋友说：“党老师怎么会才是副研究员呢?这里肯定是搞错了。”回到西安，向他提及此事，不料他却回答：“我就是副研究员。”“为什么”?“报研究员，评审的人没通过”——党老师一脸平静，缓缓地对我说：“你觉得那个正高职称特别重要吗?一介文人，没追求、不思考、缺文章，职称再高，也只能从纳税人那儿多骗几文钱。我一生坎坷，别说去为一个正高职称折腰，就连再申报一次都嫌麻烦……”我依旧无语，但心中已倒海翻江……
　　党老师身材高大，两眼炯炯有神，一口陕西话说得铿锵有力，是我心目中典型的陕西美男子形象。党老师走了，他从有限走进无限，以另外一种方式活着，活在朋友们的心中。不胜悲伤之际，唯愿他所经受的灾难，不要在我们以及后人身上重现。
　　写于2008年4月25日晚
　　(作者系西安市文联副主席、西安市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