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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4月，国家确定陕西为西部唯一的农村电影综合改革试点省份，此项工作得到陕西省政府的高度重视，遂确定咸阳、延安两市为省内试点。截至今年10月底，两个试点市的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场次突破10万场，实现了两市26个县区100％的电影覆盖率，构筑了完善的数字电影网络。
2007年1月，全国电影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陕西经验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称赞。
3月25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道了陕西农村数字电影改革暨数字化放映工作成就。
5月底在延安召开的全国农村电影工作会议上，陕西省的经验总结被国家广电总局称赞为“陕西模式”。
那么，农民将从数字电影中得到哪些实惠？陕西经验为什么会被称作“陕西模式”？陕西省文化厅副厅长乐可锡日前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国内邮发代号2-977)的专访。
“一村一月一场电影”
《中国经济周刊》(国内邮发代号2-977)：数字电影跟一般的胶片电影有什么不同？“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乐可锡：与传统电影相比，数字电影最大的区别是不再以胶片为载体，使用拷贝发行，而换之以数字文件形式传送到放映终端用户，并使用数字投影仪放映，这是电影技术的一项创新，也是当今世界电影技术发展的主流方向。
“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是国家广电总局、文化部等部委于1998年提出的跨世纪农村文化建设项目，即在21世纪初，实现“一村一月一场电影”的目标，这是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的重点建设工程。
长期以来，电影一直是农村的重要文化阵地，但进入上世纪90年代，由于电视、网络等现代媒体的冲击，加之放映体制方面的一些问题，这个阵地逐渐趋向“机器锈了、队伍散了、银幕黑了”，在很多偏远的村落，农民们甚至很多年都看不上一场电影。
2003年，我带厅里同志去延安的安塞送电影下乡，当开始放映时，一群10来岁的孩子就在银幕前后到处跑动，让我惊讶的是，他们竟然不知道在银幕的另一端也能看到图像，后来我了解到，这个村子已经10年看不到电影了。还有一次，是在陕北的甘泉县下乡，有个老农每场都到，打听后才知道，原来他是为了学习影片中的大棚蔬菜种植技术，为了能多掌握一些种植知识，他已经跟着我们跑了6个村子了……
这两件事对我的触动比较大，我回来后思考了很长时间，电影还是要放的，尤其要多给农民放。但一方面，买进片子需要资金，另一方面，放映员也要工资。这是最实际的矛盾，解决不好的话，农民看电影的机会就越来越少。
《中国经济周刊》(国内邮发代号2-977)：后来出现了什么契机？现在陕西农村电影发展到什么局面？
乐可锡：去年4月底，国家广电总局确定陕西为全国农村电影改革综合试点省份之一，给陕西农村电影发展带来了一次历史机遇。从那时候起，厅里把试点工作当作全省文化工作的一个重点项目来抓，成立院线公司有效整合各市县区电影公司的资源，吸纳民营资本进入农村电影市场。充分利用国家拨付的试点启动资金和设备，建立较为完善的放映布点网、节目传输网、设备保障网，落实了放映员的工资费用。现在，两个试点市都实现了所有行政村100％电影覆盖率，“一村一月一场电影”的目标基本实现。
《中国经济周刊》(国内邮发代号2-977)：能否具体介绍一下目标是如何实现的？
乐可锡：例如，我们组建了以“院线制、股份制、公司制”为标志的农村数字电影股份制院线公司，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并设监事会。管理人员面向社会招聘，各县区服务站站长由所在县区文化局推荐、院线公司考核后签约聘任。服务站一般有2—3名职员，放映队为一机2名放映员，均公开招聘、统一培训、持证上岗。现在延安、咸阳两试点市院线公司共有服务站26个、放映队386支、放映员772名，两市服务站平均分别管理14.7支服务队、30名放映员和15支放映队、30名放映员，每台放映机年平均承担公益放映分别为213场和229场。
体制的转变激发了公司的内在活力，市场竞争力大大提升。截至今年10月底统计显示，两条院线经营额均突破800万，红白喜事等各种经营性电影收入和广告收入也节节攀升。而作为放映员，在其完成每月的放映场次后，基本的收入都达到了千元左右。
《中国经济周刊》：如何保证农民观看数字电影的权益？
乐可锡：推行院线制，使电影放映更能满足农民的需要。现在农民观看的数字电影，都是由各院线公司向国家数字节目中心订购的，比如放映村的群众喜欢看农业种植技术方面的，为其服务的院线公司就会订购这样的节目。
而在数字电影推广过程中，政府除了在财政上给予大力支持外，还提供技术支持，培训人员，培育院线公司，通过市场竞争，让农村的电影市场日趋完善，切实保障农民免费观看的权益。
“陕西模式”走在全国前列
《中国经济周刊》(国内邮发代号2-977)：我们了解到，在今年5月的延安会议上，陕西工作得到国家广电总局赵实副局长的称赞，目前“陕西模式”比较叫响，请介绍一下这方面情况。
乐可锡：陕西工作包含三个意思，一是陕西省委、省政府大力推动，富有创造性地实践了中央提出的农村电影发展改革新思路，重塑政府、企业和市场三者间新的构架关系，核心是建立了市数字电影院线公司、县数字电影服务站、乡放映队的农村电影市场新实体；二是地方政府补贴机制的建立，这也是一大创新。具体是每放映一场电影，除了国家补贴的100元外，省、市、县三级还有补贴，这就保证了放映员的收入和运营基本成本。此外，现在有的单位还做起了片头广告，使得院线公司也能分享广告利润；三是管理上对数字电影放映网络制定了“定机（每部放映机都编号管理）、定人（每部机子两个人）、定点（放映点可为行政村或自然村流动，也可为乡村固定影院）、定场（设定必须完成的公益场次）”四定制度。又对放映员的上岗和放映活动制定了放映员上岗证、数字放映机记录本、公益场次回执单、爱国教育片放映日志四项制度，其中回执单不但要求填明片名、放映时间、放映地点、观众数量、服务质量评议，而且还要求双签制（村负责人和一名观众代表签名）。还研制了GPS定位系统，用技术手段有效地监控了电影放映实时状态。
另外，我们还成立了数字电影服务有限公司和农村数字电影技术培训中心，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
《中国经济周刊》：这些举措都是陕西的独创吗？
乐可锡：可以这么说。举个例子，在延安会议之后，其他兄弟省份的代表团纷至沓来，都学习“陕西模式”来了。
《中国经济周刊》(国内邮发代号2-977)：未来还有什么计划？
乐可锡：从今年下半年，陕西农村数字电影新增西安、宝鸡等6个市逐步推开普及工作，已有越来越多的农民享受到这一惠民服务。以后的农村电影工作要不断加大社会化的程度，加大社会资金的参与，特别是民营资本的参与，引入国内不同运作方式的院线公司，让社会资本和多种机制加入到公益事业的市场中来，才会褪去计划经济的色彩。也只有这样，“企业经营，市场运作，政府买服务”才能走得更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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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月，全国电影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陕西经验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称赞。
3月25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道了陕西农村数字电影改革暨数字化放映工作成就。
5月底在延安召开的全国农村电影工作会议上，陕西省的经验总结被国家广电总局称赞为“陕西模式”。
那么，农民将从数字电影中得到哪些实惠？陕西经验为什么会被称作“陕西模式”？陕西省文化厅副厅长乐可锡日前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国内邮发代号2-977)的专访。
“一村一月一场电影”
《中国经济周刊》(国内邮发代号2-977)：数字电影跟一般的胶片电影有什么不同？“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乐可锡：与传统电影相比，数字电影最大的区别是不再以胶片为载体，使用拷贝发行，而换之以数字文件形式传送到放映终端用户，并使用数字投影仪放映，这是电影技术的一项创新，也是当今世界电影技术发展的主流方向。
“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是国家广电总局、文化部等部委于1998年提出的跨世纪农村文化建设项目，即在21世纪初，实现“一村一月一场电影”的目标，这是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的重点建设工程。
长期以来，电影一直是农村的重要文化阵地，但进入上世纪90年代，由于电视、网络等现代媒体的冲击，加之放映体制方面的一些问题，这个阵地逐渐趋向“机器锈了、队伍散了、银幕黑了”，在很多偏远的村落，农民们甚至很多年都看不上一场电影。
2003年，我带厅里同志去延安的安塞送电影下乡，当开始放映时，一群10来岁的孩子就在银幕前后到处跑动，让我惊讶的是，他们竟然不知道在银幕的另一端也能看到图像，后来我了解到，这个村子已经10年看不到电影了。还有一次，是在陕北的甘泉县下乡，有个老农每场都到，打听后才知道，原来他是为了学习影片中的大棚蔬菜种植技术，为了能多掌握一些种植知识，他已经跟着我们跑了6个村子了……
这两件事对我的触动比较大，我回来后思考了很长时间，电影还是要放的，尤其要多给农民放。但一方面，买进片子需要资金，另一方面，放映员也要工资。这是最实际的矛盾，解决不好的话，农民看电影的机会就越来越少。
《中国经济周刊》(国内邮发代号2-977)：后来出现了什么契机？现在陕西农村电影发展到什么局面？
乐可锡：去年4月底，国家广电总局确定陕西为全国农村电影改革综合试点省份之一，给陕西农村电影发展带来了一次历史机遇。从那时候起，厅里把试点工作当作全省文化工作的一个重点项目来抓，成立院线公司有效整合各市县区电影公司的资源，吸纳民营资本进入农村电影市场。充分利用国家拨付的试点启动资金和设备，建立较为完善的放映布点网、节目传输网、设备保障网，落实了放映员的工资费用。现在，两个试点市都实现了所有行政村100％电影覆盖率，“一村一月一场电影”的目标基本实现。
《中国经济周刊》(国内邮发代号2-977)：能否具体介绍一下目标是如何实现的？
乐可锡：例如，我们组建了以“院线制、股份制、公司制”为标志的农村数字电影股份制院线公司，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并设监事会。管理人员面向社会招聘，各县区服务站站长由所在县区文化局推荐、院线公司考核后签约聘任。服务站一般有2—3名职员，放映队为一机2名放映员，均公开招聘、统一培训、持证上岗。现在延安、咸阳两试点市院线公司共有服务站26个、放映队386支、放映员772名，两市服务站平均分别管理14.7支服务队、30名放映员和15支放映队、30名放映员，每台放映机年平均承担公益放映分别为213场和229场。
体制的转变激发了公司的内在活力，市场竞争力大大提升。截至今年10月底统计显示，两条院线经营额均突破800万，红白喜事等各种经营性电影收入和广告收入也节节攀升。而作为放映员，在其完成每月的放映场次后，基本的收入都达到了千元左右。
《中国经济周刊》：如何保证农民观看数字电影的权益？
乐可锡：推行院线制，使电影放映更能满足农民的需要。现在农民观看的数字电影，都是由各院线公司向国家数字节目中心订购的，比如放映村的群众喜欢看农业种植技术方面的，为其服务的院线公司就会订购这样的节目。
而在数字电影推广过程中，政府除了在财政上给予大力支持外，还提供技术支持，培训人员，培育院线公司，通过市场竞争，让农村的电影市场日趋完善，切实保障农民免费观看的权益。
“陕西模式”走在全国前列
《中国经济周刊》(国内邮发代号2-977)：我们了解到，在今年5月的延安会议上，陕西工作得到国家广电总局赵实副局长的称赞，目前“陕西模式”比较叫响，请介绍一下这方面情况。
乐可锡：陕西工作包含三个意思，一是陕西省委、省政府大力推动，富有创造性地实践了中央提出的农村电影发展改革新思路，重塑政府、企业和市场三者间新的构架关系，核心是建立了市数字电影院线公司、县数字电影服务站、乡放映队的农村电影市场新实体；二是地方政府补贴机制的建立，这也是一大创新。具体是每放映一场电影，除了国家补贴的100元外，省、市、县三级还有补贴，这就保证了放映员的收入和运营基本成本。此外，现在有的单位还做起了片头广告，使得院线公司也能分享广告利润；三是管理上对数字电影放映网络制定了“定机（每部放映机都编号管理）、定人（每部机子两个人）、定点（放映点可为行政村或自然村流动，也可为乡村固定影院）、定场（设定必须完成的公益场次）”四定制度。又对放映员的上岗和放映活动制定了放映员上岗证、数字放映机记录本、公益场次回执单、爱国教育片放映日志四项制度，其中回执单不但要求填明片名、放映时间、放映地点、观众数量、服务质量评议，而且还要求双签制（村负责人和一名观众代表签名）。还研制了GPS定位系统，用技术手段有效地监控了电影放映实时状态。
另外，我们还成立了数字电影服务有限公司和农村数字电影技术培训中心，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
《中国经济周刊》：这些举措都是陕西的独创吗？
乐可锡：可以这么说。举个例子，在延安会议之后，其他兄弟省份的代表团纷至沓来，都学习“陕西模式”来了。
《中国经济周刊》(国内邮发代号2-977)：未来还有什么计划？
乐可锡：从今年下半年，陕西农村数字电影新增西安、宝鸡等6个市逐步推开普及工作，已有越来越多的农民享受到这一惠民服务。以后的农村电影工作要不断加大社会化的程度，加大社会资金的参与，特别是民营资本的参与，引入国内不同运作方式的院线公司，让社会资本和多种机制加入到公益事业的市场中来，才会褪去计划经济的色彩。也只有这样，“企业经营，市场运作，政府买服务”才能走得更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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