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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战略》一书中，皮尔森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是“‘文化’这个术语与其说是名词，不如说是动词”。(第2页)它是一幅持续舒展开来的人类心智图景，又是一曲绵延不绝的跋涉者之歌。
人类是文化的缔造者，而文化又因其涵容时空的恢宏气韵得以超然独立于某一个人或某一时空领域内的人之外，成为他们反省自身的一面巨镜。“如果我们要考察人的真正本体，那么我们就必须不再把他看作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并开始分析人是怎样在他的世界中，也就是他的文化中发挥功能的”(第104页)。这样，文化就成了人们认识自己、体认自身价值的一个参照系。要获取这一参照系，我们必须通过学习。“文化是人的伟大的动态性的学习过程”(第161页)，“在文化的学习过程中，自然界和情境被引入了人能够控制它们的轨道”(第161页)。学习使人得以观照自我，同时也提高了认识主体的创造能力。整个人类的学习过程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文化，一种不断冲破自身局限的活动。因此，作者把文化作为一种战略，一种使人的潜在价值现实化的战略，一种不断超越“固有性”的战略。为了实现这种战略，他创制了“三阶段发展过程的模式”。
“三阶段发展过程的模式可以这样来说明：它指示着三种可能的战略乃至文化，是赋予人意识到自己位于其中的基本状况以多样化形式的一种手段”(第19页)，这个宗旨决定了这种划分必定是新颖而独特的。果然，作者提出了“神话思维—本体论思维—功能思维”这样的三阶段模式。这种模式本身就是动态的、开放型的、具有发展潜力的。作这样的划分，“不仅意味着要刻划出一定的认识方式，同时也意味着要刻划出行动和经验的方式”(第202页)，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思想上的启迪以及行动上的帮助。
在神话思维的阶段，人们的认识还无法达到自觉的状态。人们把万物都当作一种异己的力量(that)，对存在本身产生敬畏。人对周围世界的积极参与基于一种主、客体“互渗”的意识，人们不证自明地相信自己与大自然之间存在某种神秘的联系，大自然的“喜怒哀乐”取决于人类的行为与思想。而巫术则切断了这种联系，它把人天交通的权利变为了巫师的权力，扼杀了神话的超越性。斗转星移，随着控制和改造自然之能力的不断提高，人们逐渐在存在中发现了某种规律，或者说是“逻各斯”。与此同时，也将自己从自然的襁褓中挣脱出来，作为独立的主体来审视自然。人们开始不断地问“是什么”(Whatis)，并且不断地将自身的功能外化为工具。这些工具帮助人实现了对自然的征服，但自然也借助它们实现了对人的惩罚：工具成了一种异化物，将个人与超验价值、自然以及他人隔绝开来，从而导致了“实体主义”。“在实体主义的影响下，任何事物都趋向于僵化。”(第76页)人类文化的潜在生命力一刻也不能容忍禁锢自己的东西，功能思维又开始萌生了。“人类思维始终存在着功能方面，当它同行为和生活方式紧密联系时尤其如此”(第81页)，但自觉地运用功能模式来进行思维却是最近的事儿。这种思维方式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将事实(to be)同价值判断(onght to be)结合起来，而探究人类怎样(how)行为。“……我们的生命必须是有用的，但也必须是美好的……”(《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乔治·萨顿著，陈恒六等译，华夏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一版)，真、善、美必须在人类文化中得以统一。人类不再只关心个人的存在，整体意识得以增强。自然也不再是完全外在的客体，它被纳入人的生存意识之中。意义的探究不断给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且慢，我们不宜对这种思维模式进行过分的恭维。它虽然还远远未能占据人类思维模式的主导地位，一种潜在的危险却已在其体内滋生。人们在探索“怎样”(how)问题时往往会编制一些操作系统，并且使它们指向一定的价值目标。操作系统本身的复杂性往往使人们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迷失了自己的预设目的。一旦这种现象具有了普遍性，功能思维这种文化范式就会再一次被“固有化”，陷入自我封闭的泥潭。
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人类文化的发展历程是蜿蜒曲折的。每一种文化形式在其产生的初期都是生气勃勃的，表现为一个趋向于超越性目标的开放系统。它反馈着来自目标的信息，适时地调整自己的内部结构。而一旦它失去了自己的超越性目标，转而维护自己既有的功能模式，它便渐趋于僵化，陷入“固有性”而不能自拔。开放性与超越性是文化“热能”的征兆，而封闭性和固有性则是文化“熵值”的显示。实际上，“每一种文化当然都各有其特征；然而这是因为在特定的文化中，人类文化所蕴含的全部潜能只有一个有限的数量得到了实现”(第27页)，文化要发展，要进步，就永远不能固步自封，不能陷入“自我中心”主义。“我们的文化愈是变得丰富和多样化，它就愈少显得是一样完成了的作品，更确切地说，它面临着这样一种全新的形势，这种形势需要更广泛的人类解放”(第222页)，随着我们对“必然性”的越来越深刻的认识，我们就愈来愈能顺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使人类文化趋向完善，实现本体意义的自由。
“一切伟大的文明，一切事实的文明，都是兼收并蓄其他文明成果的产物”〔(塞内加尔)桑戈尔：《埃塞俄比亚诗歌后记》〕，文化作为一种战略，就是要自觉地吸收其他文明中的“超越性因素”，从而完善自身；并以此为基础，积极地参与到整个人类文化的进展中去，为她的进步作为自己的一份贡献。
(《文化战略》，C·A·冯·皮尔森著，刘利圭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二月版，9.35元)
人类是文化的缔造者，而文化又因其涵容时空的恢宏气韵得以超然独立于某一个人或某一时空领域内的人之外，成为他们反省自身的一面巨镜。“如果我们要考察人的真正本体，那么我们就必须不再把他看作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并开始分析人是怎样在他的世界中，也就是他的文化中发挥功能的”(第104页)。这样，文化就成了人们认识自己、体认自身价值的一个参照系。要获取这一参照系，我们必须通过学习。“文化是人的伟大的动态性的学习过程”(第161页)，“在文化的学习过程中，自然界和情境被引入了人能够控制它们的轨道”(第161页)。学习使人得以观照自我，同时也提高了认识主体的创造能力。整个人类的学习过程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文化，一种不断冲破自身局限的活动。因此，作者把文化作为一种战略，一种使人的潜在价值现实化的战略，一种不断超越“固有性”的战略。为了实现这种战略，他创制了“三阶段发展过程的模式”。
“三阶段发展过程的模式可以这样来说明：它指示着三种可能的战略乃至文化，是赋予人意识到自己位于其中的基本状况以多样化形式的一种手段”(第19页)，这个宗旨决定了这种划分必定是新颖而独特的。果然，作者提出了“神话思维—本体论思维—功能思维”这样的三阶段模式。这种模式本身就是动态的、开放型的、具有发展潜力的。作这样的划分，“不仅意味着要刻划出一定的认识方式，同时也意味着要刻划出行动和经验的方式”(第202页)，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思想上的启迪以及行动上的帮助。
在神话思维的阶段，人们的认识还无法达到自觉的状态。人们把万物都当作一种异己的力量(that)，对存在本身产生敬畏。人对周围世界的积极参与基于一种主、客体“互渗”的意识，人们不证自明地相信自己与大自然之间存在某种神秘的联系，大自然的“喜怒哀乐”取决于人类的行为与思想。而巫术则切断了这种联系，它把人天交通的权利变为了巫师的权力，扼杀了神话的超越性。斗转星移，随着控制和改造自然之能力的不断提高，人们逐渐在存在中发现了某种规律，或者说是“逻各斯”。与此同时，也将自己从自然的襁褓中挣脱出来，作为独立的主体来审视自然。人们开始不断地问“是什么”(Whatis)，并且不断地将自身的功能外化为工具。这些工具帮助人实现了对自然的征服，但自然也借助它们实现了对人的惩罚：工具成了一种异化物，将个人与超验价值、自然以及他人隔绝开来，从而导致了“实体主义”。“在实体主义的影响下，任何事物都趋向于僵化。”(第76页)人类文化的潜在生命力一刻也不能容忍禁锢自己的东西，功能思维又开始萌生了。“人类思维始终存在着功能方面，当它同行为和生活方式紧密联系时尤其如此”(第81页)，但自觉地运用功能模式来进行思维却是最近的事儿。这种思维方式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将事实(to be)同价值判断(onght to be)结合起来，而探究人类怎样(how)行为。“……我们的生命必须是有用的，但也必须是美好的……”(《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乔治·萨顿著，陈恒六等译，华夏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一版)，真、善、美必须在人类文化中得以统一。人类不再只关心个人的存在，整体意识得以增强。自然也不再是完全外在的客体，它被纳入人的生存意识之中。意义的探究不断给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且慢，我们不宜对这种思维模式进行过分的恭维。它虽然还远远未能占据人类思维模式的主导地位，一种潜在的危险却已在其体内滋生。人们在探索“怎样”(how)问题时往往会编制一些操作系统，并且使它们指向一定的价值目标。操作系统本身的复杂性往往使人们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迷失了自己的预设目的。一旦这种现象具有了普遍性，功能思维这种文化范式就会再一次被“固有化”，陷入自我封闭的泥潭。
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人类文化的发展历程是蜿蜒曲折的。每一种文化形式在其产生的初期都是生气勃勃的，表现为一个趋向于超越性目标的开放系统。它反馈着来自目标的信息，适时地调整自己的内部结构。而一旦它失去了自己的超越性目标，转而维护自己既有的功能模式，它便渐趋于僵化，陷入“固有性”而不能自拔。开放性与超越性是文化“热能”的征兆，而封闭性和固有性则是文化“熵值”的显示。实际上，“每一种文化当然都各有其特征；然而这是因为在特定的文化中，人类文化所蕴含的全部潜能只有一个有限的数量得到了实现”(第27页)，文化要发展，要进步，就永远不能固步自封，不能陷入“自我中心”主义。“我们的文化愈是变得丰富和多样化，它就愈少显得是一样完成了的作品，更确切地说，它面临着这样一种全新的形势，这种形势需要更广泛的人类解放”(第222页)，随着我们对“必然性”的越来越深刻的认识，我们就愈来愈能顺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使人类文化趋向完善，实现本体意义的自由。
“一切伟大的文明，一切事实的文明，都是兼收并蓄其他文明成果的产物”〔(塞内加尔)桑戈尔：《埃塞俄比亚诗歌后记》〕，文化作为一种战略，就是要自觉地吸收其他文明中的“超越性因素”，从而完善自身；并以此为基础，积极地参与到整个人类文化的进展中去，为她的进步作为自己的一份贡献。
(《文化战略》，C·A·冯·皮尔森著，刘利圭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二月版，9.3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