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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士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历史学家和长期在中国海关任职的税务司，其学术生涯和职业生涯在学术界已有一定的研究，本文尝试揭示马士在华期间作为通商口岸外国人领袖的社会生涯。1907年，马士在上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署造册处税务司期间，广泛参与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和美商中华协会的各项活动，并在这些团体中担任重要职务，同时，马士还主持迎接了访问上海的美国陆军部长塔夫脱。本文试图说明，海关官员的身份有助于马士成为通商口岸外人群体的领袖，他身为清政府官员，也同时服务于外人在华的外交、司法、学术、宗教和商业事务，这些经历为马士成为中国问题专家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马士，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美商中华协会，塔夫脱访华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20-0005-05
马士(Hosea Ballou Morse，1855—1934)，以其著作《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和《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成为欧美学术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开创性学者。这得益于他本人在晚清中国海关担任税务司的30年职业生涯。学术界对马士的职业生涯和学术生涯已有较多的研究，但是，在担任中国政府官职的同时，作为一个外国人，马士不可避免会与通商口岸外国人有交往，过去囿于资料的限制，对于马士的这部分社会交往经历的探求还无法展开。本文尝试以马士在上海担任海关职务的最后一年至1907年的各项活动为基础，探讨马士在上海外国人社区中的地位及其在美国对华外交中的影响力。
马士与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
1907年，是马士在海关工作的最后一年，虽然只有52岁，但他退休的申请已得到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的批准。这一年，也是马士在上海主持海关造册处工作的第4年。造册处(statistical Department)是海关总税务司署最重要的直属机构，负责编制和出版华洋贸易统计报告，造册处税务司因此成为清政府三品衔的重权职务。马士担任这个职务期间，撰写了论文《国际贸易中中国商业负债与资产情况调查》(An Inquiry into Commercial Lia-bilities and Assets 0f China in International Trade)，对清政府的国际收支情况进行了第一次较为全面的考察，这篇极具开创性的学术论文与马士长期参与在租界学术圈的活动有密切关系。
这里的租界學术圈，是指“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North China Branch 0f Royal Asiatic Soci-etv，简作NCBRAS，本文简称“上海亚洲文会”)，它1857年成立于上海，是当时外国人研究中国的重要学术机构。马士与这个机构有密切的联系，1888年加入该会，1906—1907年，担任这个有近千名会员的机构的副会长(Vice President)。
马士1888年加入上海亚洲文会后，很快就因为积极参与活动成为文会的秘书。基于海关工作对中国商业贸易的关注，他倡议文会建立一个“贸易和商业博物馆”(A Museum 0f Trade and Com-merce)，展示中国农业、手工业和制造业的各种产品及器械，但是，由于经费困难，这个计划最终取消了。
1893年，马士在该会会报第24卷上发表论文——《中国的钱币和度量衡》(Currency and Mea-sures in China)，这是马士在会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以此为基础，马士对这一课题进行了长时期的研究。1907年，在会刊38卷上发表了长篇论文《中国钱币》(Currency in China)，这篇论文引起文会成员和整个外国人社区的广泛关注，文会不但安排马士宣讲论文，还为这篇论文出版了独立的单行本，单行本也迅速销售一空。1908年的会报第39卷，以书评的方式介绍了马士的著作《中朝制度考》(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1921年，已从海关退休的马士从英国寄来稿件，在会报第52卷发表论文《浪白澳，远东的神秘地》(Lampaqao，a mystery of the Far East)。
由此可见，虽然马士的代表性学术著作都是在自海关退休后的时间里完成，但其学术活动的发端，与上海亚洲文会有密切的关系。因着这些学术成果，马士在1906—1907年成为该会的副会长。在海关的工作之余，管理着文会的各项常规工作。从1906年文会年度会议上马士的发言可以看到，这些工作包括图书馆、博物馆、学术演讲、会报印刷、文会财务、发展新会员和会员会议等，当然，这些事务有秘书专司其职。马士在发言中强调了图书馆和博物馆在为社区服务方面的重要作用，并对图书馆实现向会员以外的学生提供阅览和外借服务表示欣慰。另外，为了增强文会在会员中的影响力，马士根据秘书的建议对一些细节问题进行调整。他将文会聚会的时间从晚上改为下午5点左右，方便会员安排时间，使更多的会员能够出席会议。
因为对学会的贡献和在中国研究中取得的成果，马士成为“人数非常有限”、等级最高的文会名誉会员。在文会存在的近一百年(1857—1951)时间里，在总数3000多人的会员中，总共只有67名名誉会员。
马士与美商中华协会、美国在华法院
美商中华协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hina，本文简称AAC)，是不同职业的在华美国人广泛参与的一个民间组织，成立时间不详。除了商人，李佳白(Gilbert Reid)和卜舫济(F.L.Hawks Pott)等知名的美国传教士也是它的成员。1907年，马士担任着AAC的主席，这是马士在上海亚洲文会之外的第二个业余职务。1907年前后，AAC有两项重要的活动，一是促成设立美国在华法院(TheUnited States Courts for China)，一是迎接美国陆军部长塔夫脱(W.H.Taft)访华。以下分而述之。
美国在华法院，又称大美国按察使衙门，1906年设立于上海，是美国在中国设立的享有治外法权的法院，与美国国内地方法院地位相等，设有一名法官，受理美国人为被告的诉讼。设立该法院的目的是逐步取代原来的领事法庭，但成立初期，它与领事法院同时存在。美国在华法院是巡回法院，常驻上海，每年在广州、汉口、天津等地开庭一次。美国是第二个在领事法庭之外在中国设立专门法院的国家，第一个是英国(1865年英国高等法院)。美国在华法院的设立，与领事法庭一样，是美国对中国司法主权的公然侵犯，而AAC，正是它的积极支持者。马士作为AAC的主 席，在协会1907年年会上宣布：“法庭是协会的创造物。”
对AAC来说，1906年美国在华法院的设立，是先斩后奏。在1907年AAC年會上，马士回顾了美国在华法院的建立背景。他指出，美国人在上海的租界里地位不高，原因是工部局中只有一个美国人，要努力让更多的美国人进入这个机构。此外，这里的美国人对美国国内的公共事务也没有积极参与，“只有美国人多参与公共事务，协会(AAC)才能达到它应有的地位”。意思是说，在华美国人和AAC应积极活动，引起华盛顿方面的关注和支持，从而提高美国人在租界的地位。促使美国政府设立美国在华法院，就是一个有力的活动。1906年，AAC在上海先建立了一个法院，聘请了法官威尔佛莱(L.R.Wilfley)。威尔佛莱到达后，AAC的常务委员会却对法院的具体运作产生疑问，主要是该法院的上诉法院问题。委员会不希望将刑事案件上诉到旧金山的法院，理由是：旧金山的法院不了解中国情况，他们在复审时很可能受国内反华潮流的影响而摇摆；其次，它可能引起中国人对上诉的怀疑，认为在上海被判决的罪犯很可能在旧金山被宣判无罪——马士承认事实的确如此——中国人会因此质疑美国的司法体系。为了避免上述情况，AAC常务委员会认为应该想办法提高和强化在华法院的力量，一是为在华法院建立陪审团，“(案件)事实一旦得到了解中国情况的陪审团认定，就不应该再由不了解情况的法院来评议”。但是马士指出，实现这个办法的困难在于上海的美国人社区是否够大，有足够的人数支撑一个陪审团。另一个办法是为在华法院取得更多的法律条文的保障，促使美国政府同意将加州甚至哥伦比亚特区的法律适用于在华法院。最后的结果是，在华法院没有实行陪审团制度，仍将旧金山高等法院作为其上诉法院。在华法院判处的轻犯在上海的美国监狱执行，三个月以上徒刑的，送往菲律宾马尼拉及美国本土执行。
为了得到美国政府对法院的支持，AAC曾给华盛顿方面写信和拍电报。就在这时，1907年10月，美国陆军部长塔夫脱访问上海，给在华法院很大的支持。在AAC举行的欢迎晚宴上，塔夫脱在发言中完全不谈法院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反而冠冕堂皇地宣称，在华法院惩治那些“在中国城市里损坏美国名声的害群之马，必将得到关心美国声誉的中国人和在华外国人的欢迎”，他希望“这个法院有助于在中美贸易的纠纷中实现切实的公正”，使中国人相信“中国人的权利在这个法庭中像美国人的权利一样能得到保证，而不会受到歧视，商业利益也不会被忽视。这将极大地促进中美两国良好关系的发展”。塔夫脱还讨好地向AAC宣布：“这个巡回法院已经通过了试用期，无论中国人还是在华美国人，都对这项政策感到满意，而华盛顿还不知道这一切，他们以为这个法院才刚刚建立。”
在塔夫脱授意下，AAC将在华法院问题写成一个16页的题为《在中国的司法和领事机构的需要》(The Needs of the Judiciary and Consular Service in China)的小册子递交给国会，讨论这个新法庭的规则，以及如何以此将领事从所有的司法职责中解脱出来。为了这个法院，也为了提高美国人在租界的地位，AAC建议美国政府为上海的法院和领事馆新建一座大楼。塔夫脱承诺会积极考虑此事。
从美国在华法院的设立，我们看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和执行过程。AAC这样的在华美国人团体对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马士虽然在清政府的海关里任职，但长期的在华经历使他比经常轮换的驻华外交官更容易成为在华美国人的领袖，并从美国人的立场对美国政府制定在华政策产生影响。
马士与美国陆军部长塔夫脱访问上海
1907年10月塔夫脱访问上海有几重目标。一是继续显示美国参与东亚殖民争夺的决心。从门户开放到美西战争，再到调解日俄战争，美国积极介入帝国主义国家在太平洋西岸地区的角逐。塔夫脱此次访问上海的前一站是日本，说明在东亚问题上美日有需要协调的地方。二是修补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之后处于低潮的中美关系。虽不是正式访问，但也可以借着刚刚通过的退还庚款决议示好于中国。三是为共和党继续掌握美国政府进行宣传活动。1908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塔夫脱是代表共和党竞选总统的强有力人选。在华美国人希望美国政府更积极地介入中国和东亚事务，塔夫脱用访华来表明对在华美国人的重视，而且，塔夫脱曾经担任美国驻菲律宾总督的东方背景使他更容易赢得在华美国人的好感。
塔夫脱访问上海名义上是应AAC的邀请，马士作为AAC的主席，成为整个访问活动中的重要人物。马士和美国驻沪总领事田夏礼(charles Denby，公使田贝之子)等人一起在吴淞港迎接塔夫脱一行乘坐的军舰到达上海，在港口欢迎仪式和美国总领事馆的稍事休息后，马士陪同塔夫脱出席的第一个公开活动是上海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YM-CA，the Chines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会所的落成启用仪式。
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向会议发来贺电并各自派代表出席仪式，两江总督端方还向YMCA捐赠了100两白银，说明清政府对这个中外合作宗教组织的承认与支持。仪式由青年会中国总干事王阁臣主持。马士作为上海青年会的理事会主席(Chair-mall of Board 0fDirectors，这是马士的第三个社会团体头衔)用中文做主要发言。他回顾并赞扬了YMCA在世界各地在教育青年人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希望中国的青年会也能取得同样的成果，然后代表理事会和YMCA纽约总部的理事会，将一片钥匙交给上海YMCA的外籍总干事(Chief Sec-retary)——美国人路义思(R.E.Lewis)，象征各方捐资建成的会所的正式移交。由上海青年会的华人总干事曹雪赓翻译，塔夫脱也在仪式上发言，他陈述了YMCA的目标和工作方法，对路义思的工作表示高度赞扬，希望上海的青年会能为培养中国青年作出贡献，并成为美中两国之间交往的一个纽带。
青年会活动之后，塔夫脱的第二个公开活动是出席中国人的欢迎活动，因为不是官方访问，中国方面的欢迎仪式由上海绅商总会等30多个华人团体联合主办，地点设在著名的“愚园”。宾主就中美关系的友好发表讲话，因为马士没有陪同出席，在此不加赘述。
塔夫脱的第三个公开活动，也是最重要的活动，是AAC举办的欢迎晚宴。既然邀请了各国驻上海领事参加，还有美国驻菲律宾官员的出席，这个宴会理所当然地成为向租界里所有外国人展示美国政府关注在华美人、关注中国事务、关注东亚事务的最好机会。清政府出席宴会的代表是坐在塔夫脱左边的水师提督萨镇冰。马士作为AAC主席，晚宴的主人，坐在塔夫脱的右边。
马士在宴会上发表长篇讲话。首先简要回顾了 20世纪最初几年两国公使的主要工作。伍廷芳“在1900年夏天的风暴中使美国人的愤怒情绪没有升格为狂热”，梁诚为解决“1905的麻烦”做了很多工作。田贝(Charles Denby)为美国外交官在华工作开创了一个传统，康格(Edwin Conger)在1900年使馆被包围期间表现出冷静和坚强，柔克义(W.W.Rockhill)则“将本国政府的要求与派驻国政府的合法要求结合起来”。
接着，马士追述了美国人在中国活动的历史。最早来到中国的是美国商人，旗昌、同孚等美国洋行开创了美国商人在华奋斗的精神，商业利益是美国在中国的第一个利益。美国在中国的第二个利益是“史无前例”的，即由裨治文(E.C. Bridgeman)开始的美国在华传教事业，与此相连的是美国对中国青年人的教育事业，其中包括著名的传教士林乐知(Y.J.Alien)。马士为当时14个教会大学中有12个与美国人连在一起感到自豪。
虽然马士在中国海关任职已经长达31年，但他始终没有忘记美国政府的在华利益。他在发言一开始就不加掩饰地说：“作为上海居民中的一分子，你们應该知道，在所从事的工作之外，我们都属于自己的国家。我的另外一个工作是向中国政府尽义务……可能有人会问这两项工作如何调和，很显然，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已经改变，使我今晚可以站在这里(以AAC主席的身份讲话)。”关于美国政府要保护美国在华利益，马士用了一个比喻：“树木在中国的阳光下生长时，它的根仍扎在祖国的土壤”。政府要想制定正确的在华政策，必须对我们这些在华美国人生活的环境有充分的认识，而AAC的责任就是向国内人民提供相关知识。(政府人士)直接来到东方也是了解东方的最好办法，这方面的第一个代表是顾盛(Cables Cushing)，他第一个把治外法权的原则运用到中国；然后是美国总统格兰特，他给中国人留下深刻印象。接下来，马士恭维到访的塔夫脱是第三个这样的人物。
难得有这样一段完整的讲话使我们看清马士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在马士看来，美国人在华的商业和传教利益，就是美国政府不遗余力要维护的美国在华利益，而包括AAC在内的在华美国人，要不断促使美国政府重视这个利益并采取实际行动。
马士讲话之后，塔夫脱用长篇发言宣讲美国政府在东亚的政策。首先，塔夫脱阐述了美国政府继续控制菲律宾的决心，保留这个殖民地，直到当地人能够建立起与美国殖民政府“同样性质”的政府。因为菲律宾的存在，中国对于美国而言，就不仅仅是一个贸易伙伴国，而是一个与美国直接相邻的国家。
其次，塔夫脱再次完整叙述了美国政府的门户开放政策，强调美国在华利益过去被低估，应该进行更全面的评价。塔夫脱指出，美国对华贸易虽然仍无法超越第一位的英国，但美国对华贸易还是被低估了，因为中国的贸易统计方式将自香港进口的货物都看作自英国进口，实际上有许多美国船只的货物在香港卸货后转运中国。这是1902年中美新商约谈判以来美国人一直坚持的观点，马士在撰写海关贸易统计报告时也附和这个观点。表明美国政府要采取更主动的方式维护和增加美国的在华权益。
第三，塔夫脱表示美国政府欢迎1905年以来中国政府的各项改革，尤其希望中国早日将银本位制的货币体系改为金本位制。美国并不担心“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这个口号，中国在工业和政治领域的近代化“完全不会引起美国的担心和猜忌”。塔夫脱玩弄着外交辞令表示，中美关系正在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一是庚款留学的计划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二是罗斯福政府“对有关中国移民的法律进行了深思熟虑”，过去的排华政策是一柄双刃剑，不仅伤害了中国人，也伤害了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希望它能够成为一段“已经关上门”的插曲。
最后，塔夫脱投其所好地讨论了美国在华领事制度的改革和在华法院的设立，前文已经述及。
塔夫脱讲话后，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田夏礼和美国在华法院法官威尔佛莱做了简短发言，晚宴即告结束。
综观塔夫脱访问上海一天之内的紧密行程，预期的目标基本实现。如前所述，塔夫脱访问上海的目的之一是为第二年的总统选举造势，从塔夫脱晚宴上的讲话不时被掌声和欢呼声打断的情况来看，这次针对海外美国人团体的拉票活动进行得十分成功。塔夫脱也绝对不会错过利用中国绅商的欢迎茶会向清政府传达必要的信息。当然，上海的美国人及AAC通过这个机会大大加强了自身在华盛顿的影响力。当时上海一份重要的英文报纸这样评论塔夫脱访华：“(塔夫脱的)整个旅行主要致力于提升美国在海外的利益”，“上海美国社区的利益非常重要，不应被华盛顿政府忽视”，“为了加强帝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力量，美国政府已开始关注提升(海外)单个团体的利益的必要性”。
塔夫脱此行也使他认识到马士这样的人物在美国对华外交中的作用。1908年4月下旬，退休后在美国短暂休假的马士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接见，并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1909年1月，住在英国的马士接到了新任总统塔夫脱的邀请，请他担任政府的驻华公使。马士认为这个职位“有诱惑力”，但他仍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了邀请。曾有学者指出，税务司马士作为中国政府“在外交和顾问方面的角色”，是“身处边缘”的，但是，从美国对华外交的角度来看，马士并不是身处边缘。他担任主席的美商中华协会，积极致力于提高美国政府对远东和中国利益的关注。他主持欢迎晚宴并坐在塔夫脱身边的时候，就是他与美国政府关系最紧密的时候。
1907年，不但是马士海关职业生涯顶峰，也是马士在通商口岸外人社区中地位的最高点。在位高权重的造册处税务司之外，他兼任着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的副会长，上海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理事会主席和美商中华协会(AAC)的主席，与外国人在华学术界、宗教界、商业界和外交界有广泛的交往，并处于领导地位。同时，作为一个美国人，马士也时刻关注着美国在华利益。马士的社会生涯和职业生涯一样，最终融入中国历史学家这个角色中。
作者简介 李爱丽，女，中山大学历史系讲师，主要从事中美关系史研究。
责任编辑 王公悫
[关键词]马士，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美商中华协会，塔夫脱访华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20-0005-05
马士(Hosea Ballou Morse，1855—1934)，以其著作《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和《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成为欧美学术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开创性学者。这得益于他本人在晚清中国海关担任税务司的30年职业生涯。学术界对马士的职业生涯和学术生涯已有较多的研究，但是，在担任中国政府官职的同时，作为一个外国人，马士不可避免会与通商口岸外国人有交往，过去囿于资料的限制，对于马士的这部分社会交往经历的探求还无法展开。本文尝试以马士在上海担任海关职务的最后一年至1907年的各项活动为基础，探讨马士在上海外国人社区中的地位及其在美国对华外交中的影响力。
马士与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
1907年，是马士在海关工作的最后一年，虽然只有52岁，但他退休的申请已得到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的批准。这一年，也是马士在上海主持海关造册处工作的第4年。造册处(statistical Department)是海关总税务司署最重要的直属机构，负责编制和出版华洋贸易统计报告，造册处税务司因此成为清政府三品衔的重权职务。马士担任这个职务期间，撰写了论文《国际贸易中中国商业负债与资产情况调查》(An Inquiry into Commercial Lia-bilities and Assets 0f China in International Trade)，对清政府的国际收支情况进行了第一次较为全面的考察，这篇极具开创性的学术论文与马士长期参与在租界学术圈的活动有密切关系。
这里的租界學术圈，是指“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North China Branch 0f Royal Asiatic Soci-etv，简作NCBRAS，本文简称“上海亚洲文会”)，它1857年成立于上海，是当时外国人研究中国的重要学术机构。马士与这个机构有密切的联系，1888年加入该会，1906—1907年，担任这个有近千名会员的机构的副会长(Vice President)。
马士1888年加入上海亚洲文会后，很快就因为积极参与活动成为文会的秘书。基于海关工作对中国商业贸易的关注，他倡议文会建立一个“贸易和商业博物馆”(A Museum 0f Trade and Com-merce)，展示中国农业、手工业和制造业的各种产品及器械，但是，由于经费困难，这个计划最终取消了。
1893年，马士在该会会报第24卷上发表论文——《中国的钱币和度量衡》(Currency and Mea-sures in China)，这是马士在会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以此为基础，马士对这一课题进行了长时期的研究。1907年，在会刊38卷上发表了长篇论文《中国钱币》(Currency in China)，这篇论文引起文会成员和整个外国人社区的广泛关注，文会不但安排马士宣讲论文，还为这篇论文出版了独立的单行本，单行本也迅速销售一空。1908年的会报第39卷，以书评的方式介绍了马士的著作《中朝制度考》(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1921年，已从海关退休的马士从英国寄来稿件，在会报第52卷发表论文《浪白澳，远东的神秘地》(Lampaqao，a mystery of the Far East)。
由此可见，虽然马士的代表性学术著作都是在自海关退休后的时间里完成，但其学术活动的发端，与上海亚洲文会有密切的关系。因着这些学术成果，马士在1906—1907年成为该会的副会长。在海关的工作之余，管理着文会的各项常规工作。从1906年文会年度会议上马士的发言可以看到，这些工作包括图书馆、博物馆、学术演讲、会报印刷、文会财务、发展新会员和会员会议等，当然，这些事务有秘书专司其职。马士在发言中强调了图书馆和博物馆在为社区服务方面的重要作用，并对图书馆实现向会员以外的学生提供阅览和外借服务表示欣慰。另外，为了增强文会在会员中的影响力，马士根据秘书的建议对一些细节问题进行调整。他将文会聚会的时间从晚上改为下午5点左右，方便会员安排时间，使更多的会员能够出席会议。
因为对学会的贡献和在中国研究中取得的成果，马士成为“人数非常有限”、等级最高的文会名誉会员。在文会存在的近一百年(1857—1951)时间里，在总数3000多人的会员中，总共只有67名名誉会员。
马士与美商中华协会、美国在华法院
美商中华协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hina，本文简称AAC)，是不同职业的在华美国人广泛参与的一个民间组织，成立时间不详。除了商人，李佳白(Gilbert Reid)和卜舫济(F.L.Hawks Pott)等知名的美国传教士也是它的成员。1907年，马士担任着AAC的主席，这是马士在上海亚洲文会之外的第二个业余职务。1907年前后，AAC有两项重要的活动，一是促成设立美国在华法院(TheUnited States Courts for China)，一是迎接美国陆军部长塔夫脱(W.H.Taft)访华。以下分而述之。
美国在华法院，又称大美国按察使衙门，1906年设立于上海，是美国在中国设立的享有治外法权的法院，与美国国内地方法院地位相等，设有一名法官，受理美国人为被告的诉讼。设立该法院的目的是逐步取代原来的领事法庭，但成立初期，它与领事法院同时存在。美国在华法院是巡回法院，常驻上海，每年在广州、汉口、天津等地开庭一次。美国是第二个在领事法庭之外在中国设立专门法院的国家，第一个是英国(1865年英国高等法院)。美国在华法院的设立，与领事法庭一样，是美国对中国司法主权的公然侵犯，而AAC，正是它的积极支持者。马士作为AAC的主 席，在协会1907年年会上宣布：“法庭是协会的创造物。”
对AAC来说，1906年美国在华法院的设立，是先斩后奏。在1907年AAC年會上，马士回顾了美国在华法院的建立背景。他指出，美国人在上海的租界里地位不高，原因是工部局中只有一个美国人，要努力让更多的美国人进入这个机构。此外，这里的美国人对美国国内的公共事务也没有积极参与，“只有美国人多参与公共事务，协会(AAC)才能达到它应有的地位”。意思是说，在华美国人和AAC应积极活动，引起华盛顿方面的关注和支持，从而提高美国人在租界的地位。促使美国政府设立美国在华法院，就是一个有力的活动。1906年，AAC在上海先建立了一个法院，聘请了法官威尔佛莱(L.R.Wilfley)。威尔佛莱到达后，AAC的常务委员会却对法院的具体运作产生疑问，主要是该法院的上诉法院问题。委员会不希望将刑事案件上诉到旧金山的法院，理由是：旧金山的法院不了解中国情况，他们在复审时很可能受国内反华潮流的影响而摇摆；其次，它可能引起中国人对上诉的怀疑，认为在上海被判决的罪犯很可能在旧金山被宣判无罪——马士承认事实的确如此——中国人会因此质疑美国的司法体系。为了避免上述情况，AAC常务委员会认为应该想办法提高和强化在华法院的力量，一是为在华法院建立陪审团，“(案件)事实一旦得到了解中国情况的陪审团认定，就不应该再由不了解情况的法院来评议”。但是马士指出，实现这个办法的困难在于上海的美国人社区是否够大，有足够的人数支撑一个陪审团。另一个办法是为在华法院取得更多的法律条文的保障，促使美国政府同意将加州甚至哥伦比亚特区的法律适用于在华法院。最后的结果是，在华法院没有实行陪审团制度，仍将旧金山高等法院作为其上诉法院。在华法院判处的轻犯在上海的美国监狱执行，三个月以上徒刑的，送往菲律宾马尼拉及美国本土执行。
为了得到美国政府对法院的支持，AAC曾给华盛顿方面写信和拍电报。就在这时，1907年10月，美国陆军部长塔夫脱访问上海，给在华法院很大的支持。在AAC举行的欢迎晚宴上，塔夫脱在发言中完全不谈法院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反而冠冕堂皇地宣称，在华法院惩治那些“在中国城市里损坏美国名声的害群之马，必将得到关心美国声誉的中国人和在华外国人的欢迎”，他希望“这个法院有助于在中美贸易的纠纷中实现切实的公正”，使中国人相信“中国人的权利在这个法庭中像美国人的权利一样能得到保证，而不会受到歧视，商业利益也不会被忽视。这将极大地促进中美两国良好关系的发展”。塔夫脱还讨好地向AAC宣布：“这个巡回法院已经通过了试用期，无论中国人还是在华美国人，都对这项政策感到满意，而华盛顿还不知道这一切，他们以为这个法院才刚刚建立。”
在塔夫脱授意下，AAC将在华法院问题写成一个16页的题为《在中国的司法和领事机构的需要》(The Needs of the Judiciary and Consular Service in China)的小册子递交给国会，讨论这个新法庭的规则，以及如何以此将领事从所有的司法职责中解脱出来。为了这个法院，也为了提高美国人在租界的地位，AAC建议美国政府为上海的法院和领事馆新建一座大楼。塔夫脱承诺会积极考虑此事。
从美国在华法院的设立，我们看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和执行过程。AAC这样的在华美国人团体对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马士虽然在清政府的海关里任职，但长期的在华经历使他比经常轮换的驻华外交官更容易成为在华美国人的领袖，并从美国人的立场对美国政府制定在华政策产生影响。
马士与美国陆军部长塔夫脱访问上海
1907年10月塔夫脱访问上海有几重目标。一是继续显示美国参与东亚殖民争夺的决心。从门户开放到美西战争，再到调解日俄战争，美国积极介入帝国主义国家在太平洋西岸地区的角逐。塔夫脱此次访问上海的前一站是日本，说明在东亚问题上美日有需要协调的地方。二是修补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之后处于低潮的中美关系。虽不是正式访问，但也可以借着刚刚通过的退还庚款决议示好于中国。三是为共和党继续掌握美国政府进行宣传活动。1908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塔夫脱是代表共和党竞选总统的强有力人选。在华美国人希望美国政府更积极地介入中国和东亚事务，塔夫脱用访华来表明对在华美国人的重视，而且，塔夫脱曾经担任美国驻菲律宾总督的东方背景使他更容易赢得在华美国人的好感。
塔夫脱访问上海名义上是应AAC的邀请，马士作为AAC的主席，成为整个访问活动中的重要人物。马士和美国驻沪总领事田夏礼(charles Denby，公使田贝之子)等人一起在吴淞港迎接塔夫脱一行乘坐的军舰到达上海，在港口欢迎仪式和美国总领事馆的稍事休息后，马士陪同塔夫脱出席的第一个公开活动是上海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YM-CA，the Chines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会所的落成启用仪式。
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向会议发来贺电并各自派代表出席仪式，两江总督端方还向YMCA捐赠了100两白银，说明清政府对这个中外合作宗教组织的承认与支持。仪式由青年会中国总干事王阁臣主持。马士作为上海青年会的理事会主席(Chair-mall of Board 0fDirectors，这是马士的第三个社会团体头衔)用中文做主要发言。他回顾并赞扬了YMCA在世界各地在教育青年人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希望中国的青年会也能取得同样的成果，然后代表理事会和YMCA纽约总部的理事会，将一片钥匙交给上海YMCA的外籍总干事(Chief Sec-retary)——美国人路义思(R.E.Lewis)，象征各方捐资建成的会所的正式移交。由上海青年会的华人总干事曹雪赓翻译，塔夫脱也在仪式上发言，他陈述了YMCA的目标和工作方法，对路义思的工作表示高度赞扬，希望上海的青年会能为培养中国青年作出贡献，并成为美中两国之间交往的一个纽带。
青年会活动之后，塔夫脱的第二个公开活动是出席中国人的欢迎活动，因为不是官方访问，中国方面的欢迎仪式由上海绅商总会等30多个华人团体联合主办，地点设在著名的“愚园”。宾主就中美关系的友好发表讲话，因为马士没有陪同出席，在此不加赘述。
塔夫脱的第三个公开活动，也是最重要的活动，是AAC举办的欢迎晚宴。既然邀请了各国驻上海领事参加，还有美国驻菲律宾官员的出席，这个宴会理所当然地成为向租界里所有外国人展示美国政府关注在华美人、关注中国事务、关注东亚事务的最好机会。清政府出席宴会的代表是坐在塔夫脱左边的水师提督萨镇冰。马士作为AAC主席，晚宴的主人，坐在塔夫脱的右边。
马士在宴会上发表长篇讲话。首先简要回顾了 20世纪最初几年两国公使的主要工作。伍廷芳“在1900年夏天的风暴中使美国人的愤怒情绪没有升格为狂热”，梁诚为解决“1905的麻烦”做了很多工作。田贝(Charles Denby)为美国外交官在华工作开创了一个传统，康格(Edwin Conger)在1900年使馆被包围期间表现出冷静和坚强，柔克义(W.W.Rockhill)则“将本国政府的要求与派驻国政府的合法要求结合起来”。
接着，马士追述了美国人在中国活动的历史。最早来到中国的是美国商人，旗昌、同孚等美国洋行开创了美国商人在华奋斗的精神，商业利益是美国在中国的第一个利益。美国在中国的第二个利益是“史无前例”的，即由裨治文(E.C. Bridgeman)开始的美国在华传教事业，与此相连的是美国对中国青年人的教育事业，其中包括著名的传教士林乐知(Y.J.Alien)。马士为当时14个教会大学中有12个与美国人连在一起感到自豪。
虽然马士在中国海关任职已经长达31年，但他始终没有忘记美国政府的在华利益。他在发言一开始就不加掩饰地说：“作为上海居民中的一分子，你们應该知道，在所从事的工作之外，我们都属于自己的国家。我的另外一个工作是向中国政府尽义务……可能有人会问这两项工作如何调和，很显然，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已经改变，使我今晚可以站在这里(以AAC主席的身份讲话)。”关于美国政府要保护美国在华利益，马士用了一个比喻：“树木在中国的阳光下生长时，它的根仍扎在祖国的土壤”。政府要想制定正确的在华政策，必须对我们这些在华美国人生活的环境有充分的认识，而AAC的责任就是向国内人民提供相关知识。(政府人士)直接来到东方也是了解东方的最好办法，这方面的第一个代表是顾盛(Cables Cushing)，他第一个把治外法权的原则运用到中国；然后是美国总统格兰特，他给中国人留下深刻印象。接下来，马士恭维到访的塔夫脱是第三个这样的人物。
难得有这样一段完整的讲话使我们看清马士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在马士看来，美国人在华的商业和传教利益，就是美国政府不遗余力要维护的美国在华利益，而包括AAC在内的在华美国人，要不断促使美国政府重视这个利益并采取实际行动。
马士讲话之后，塔夫脱用长篇发言宣讲美国政府在东亚的政策。首先，塔夫脱阐述了美国政府继续控制菲律宾的决心，保留这个殖民地，直到当地人能够建立起与美国殖民政府“同样性质”的政府。因为菲律宾的存在，中国对于美国而言，就不仅仅是一个贸易伙伴国，而是一个与美国直接相邻的国家。
其次，塔夫脱再次完整叙述了美国政府的门户开放政策，强调美国在华利益过去被低估，应该进行更全面的评价。塔夫脱指出，美国对华贸易虽然仍无法超越第一位的英国，但美国对华贸易还是被低估了，因为中国的贸易统计方式将自香港进口的货物都看作自英国进口，实际上有许多美国船只的货物在香港卸货后转运中国。这是1902年中美新商约谈判以来美国人一直坚持的观点，马士在撰写海关贸易统计报告时也附和这个观点。表明美国政府要采取更主动的方式维护和增加美国的在华权益。
第三，塔夫脱表示美国政府欢迎1905年以来中国政府的各项改革，尤其希望中国早日将银本位制的货币体系改为金本位制。美国并不担心“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这个口号，中国在工业和政治领域的近代化“完全不会引起美国的担心和猜忌”。塔夫脱玩弄着外交辞令表示，中美关系正在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一是庚款留学的计划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二是罗斯福政府“对有关中国移民的法律进行了深思熟虑”，过去的排华政策是一柄双刃剑，不仅伤害了中国人，也伤害了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希望它能够成为一段“已经关上门”的插曲。
最后，塔夫脱投其所好地讨论了美国在华领事制度的改革和在华法院的设立，前文已经述及。
塔夫脱讲话后，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田夏礼和美国在华法院法官威尔佛莱做了简短发言，晚宴即告结束。
综观塔夫脱访问上海一天之内的紧密行程，预期的目标基本实现。如前所述，塔夫脱访问上海的目的之一是为第二年的总统选举造势，从塔夫脱晚宴上的讲话不时被掌声和欢呼声打断的情况来看，这次针对海外美国人团体的拉票活动进行得十分成功。塔夫脱也绝对不会错过利用中国绅商的欢迎茶会向清政府传达必要的信息。当然，上海的美国人及AAC通过这个机会大大加强了自身在华盛顿的影响力。当时上海一份重要的英文报纸这样评论塔夫脱访华：“(塔夫脱的)整个旅行主要致力于提升美国在海外的利益”，“上海美国社区的利益非常重要，不应被华盛顿政府忽视”，“为了加强帝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力量，美国政府已开始关注提升(海外)单个团体的利益的必要性”。
塔夫脱此行也使他认识到马士这样的人物在美国对华外交中的作用。1908年4月下旬，退休后在美国短暂休假的马士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接见，并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1909年1月，住在英国的马士接到了新任总统塔夫脱的邀请，请他担任政府的驻华公使。马士认为这个职位“有诱惑力”，但他仍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了邀请。曾有学者指出，税务司马士作为中国政府“在外交和顾问方面的角色”，是“身处边缘”的，但是，从美国对华外交的角度来看，马士并不是身处边缘。他担任主席的美商中华协会，积极致力于提高美国政府对远东和中国利益的关注。他主持欢迎晚宴并坐在塔夫脱身边的时候，就是他与美国政府关系最紧密的时候。
1907年，不但是马士海关职业生涯顶峰，也是马士在通商口岸外人社区中地位的最高点。在位高权重的造册处税务司之外，他兼任着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的副会长，上海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理事会主席和美商中华协会(AAC)的主席，与外国人在华学术界、宗教界、商业界和外交界有广泛的交往，并处于领导地位。同时，作为一个美国人，马士也时刻关注着美国在华利益。马士的社会生涯和职业生涯一样，最终融入中国历史学家这个角色中。
作者简介 李爱丽，女，中山大学历史系讲师，主要从事中美关系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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