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许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1938年投身革命，194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后从事根据地财经工作。先后担任苏北联抗司令部粮秣处主任，紫石县财政局副局长。抗战胜利后，任苏中行政公署财政厅军粮特派员、苏皖地区一分区专员公署财经处粮库主任。解放战争期间，先后担任华中支前司令部财粮部副部长、财经分处主任、粮秣总站站长和裕丰实业公司总经理。1949年渡江战役期间，担任苏北支前司令部财粮部副部长，负责组织苏北片的财粮支前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许毅开始从事城市经济工作。先后任华东财政部计划处处长、税务管理局副局长，1955年调任中央财政部经建司重工处处长，1956年转任工业财务司副司长，1958年任基建财务司副司长、建设银行行长。1963年，许毅开始担任财政部党组成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79年-1989年，兼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顾问；全国人大财经委咨询顾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金融学会、税务学会、投资学会副会长、顾问。
　　1978年8月，国家恢复学位制后，许毅成为第一批研究员兼研究生导师。1981年，许毅又成为第一批经济学博士生导师，成为首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财政部科研所原所长许毅（1917-2010），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财经理论家和思想家，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他的学术贡献是巨大的，研究范围又很广泛，一篇一篇的论文刊登于报刊杂志上，引人注目。他追求真理、追求正义、推动社会进步的理念和治学精神，指导和影响了年轻一代学人的成长。
　　我是先认识财政部科研所副所长星光，后认识许毅的。说来很偶然，1979年2月，厦门大学孔永松在才溪县召开中央根据地历史讨论会，北方与会者先到永安县集中，我和星光住在一起，谈话很投机。星光讲，他们正组织编辑各抗日根据地的财经史料和财经史稿，问我愿不愿意参加，我欣然应允。6月10日，我们一行40多人，由永安出发，下午5时到达才溪。6月11日至16日，讨论会举行。会上星光、冯田夫、孔永松、金普森讲了他们在许毅领导下到江西进行社会调查的情况，其中讲到查田运动一说，当年领导这一运动的对查田都是肯定的，而老百姓都摇头否定。他们的讲话对我启发很大，对事物得认真分析，不能唯书，后来看到了许毅主编的《中央根据地财政经济史资料长编》，引起我极大的兴趣。财经史更可以记录社会的发展。
　　在许、星两位革命先辈的领导下，我组织两个团队，开始了华北两块大的根据地财经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先是着力于晋察冀，后集中精力于晋冀鲁豫。这两块根据地的研究奠定了我的学术生涯，我因此组织召开了两次抗日根据地国际学术讨论会。每次与会的外宾有英法德美日奥等国学者30多人，还组织他们到延安和太行山根据地参观，宣传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我和财政部科研所的关系，因此密切起来。许、星成为我的良师益友，莫逆之交，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我深感荣幸。
　　20世纪80年代，许毅被聘为国务院财政学科组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组成员，我也应聘为这两个组织的成员。许老与我，一在财政组，一在历史组，开会期间，经常碰面谈天，这就加深了我们之间的关系。许毅的两届博士生学位答辩都邀我参加。他在天津财经大学讲学时，特别邀我和内子王黎去见面。一是叙旧，一是给他演讲的《两个炮声》提点意见。许毅90华诞，我们赴京祝贺。在祝寿会上，先后担任财政部部长的如王丙乾、刘仲黎等，对许毅的诸多贡献，表示赞扬和敬意。几位直接授业的博士生记述了许多许毅言传身教的动人故事。只要年轻的学人请教学问，许毅从不吝惜时间，不知疲倦地长谈。我感到这次会，讲出了许毅的理念、思想和贡献，讲出了许多做人做学问的风范，每个人都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影响深远。
　　在和许毅的交往中，我认识到他的确是一位思想家，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对任何人和事，都有自己的见解，从不人云亦云。他非常关心现实生活和当前的政治，注重调查研究，现举几个例证。
　　他认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化三改”，太快，一刀切，许多条件并不成熟，冒进了，结果产生了许多问题；批邓子恢是“小脚女人”走路，显然是极大的错误。
　　1958年5月31日《人民日报》社论《为贯彻执行总路线而努力》，各省市委书记相继发表文章。于是全国一切都“大跃进”，设想钢的产量十年赶上英国，粮食作物要翻一番，形成了以钢的翻番为主要标志的高速度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那时天真地认为人民公社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最好形式”，共产主义指日可待。县县、乡乡、社社、队队、各机关各学校、各行业，都在大办土法炼钢、炼焦炭。我还记得那一年暑假不放假，南开校园日夜都在沸腾，热火朝天地在炼钢。有的学生干部还异想天开地召集全年级开会，宣布成立人民公社。公社的特点是全民所有，有的班就将书籍集中在一起，以表示公有。他们敲锣打鼓，在校园中游行，向校党委表示庆贺。党委书记高仰云认为这样做不妥当，劝阻，这一闹剧才没有演下去，我曾问该年级一同学，她说：毛泽东说人民公社好，又是党支部发动的，所以就拥护赞成。
　　“大跃进”严重破坏了国民经济平衡发展，财政和银行资金失去控制，作为国民经济总核算的财政部已感觉到前进道路上出现了危机，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决定成立一个团队，由许毅带队到湖南考察，获得第一手资料，向中央提出纠正办法，因为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将其比喻为“关门捉鬼”。调查的结果和彭德怀的意见书是相同的，发现都去炼钢修水利，丰收的农作物烂在地里，没人去收拾。大办食堂，各家的铁器如锅、盆等，都拿去炼钢，人民吃饭诸多不便，甚至吃不饱，于是怨声载道。“一平二调三共产”，使老百姓一无所有。有的地方领导玩弄数字游戏，将好多亩土地的稻子移植在一块土地上，声称卫星产量，如此等等。浮夸风、瞎指挥，“共产风”盛行，这就破坏了生产秩序，丢掉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李先念计划将调查所得，提到庐山会议上，未曾料到彭德怀意见书受到批判。李先念当机立断，让许毅等立即离开庐山到青岛去，调查材料自然不敢提出。 　　庐山会议另一令人痛心之事，是定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为“反党集团”。许毅说，这是站不住脚的，他们没有在一起开过会，没有任何非组织活动，没有为个人谋私利，怎么就是反党集团了，只是写了一些情况简报，提出了对“大跃进”的一些看法。四人因此身心受到极大摧残，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彭德怀、张闻天被绑架，背上插着牌子，在王府井游街示众。这是旧社会对罪人施刑时惯用的做法，真是太残忍了！我们不能抓住庐山会议的错误不放，但必须以史为鉴，铭记这一教训。
　　许毅以自己独立思考的研究精神，总是思考着国家的现实和前景，他深有体会地感到制定政策，必须符合国情和客观实际。1998年撰写了《论两声炮响与我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关系》（“两声炮响”，一是指1840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对中国发动的侵略，一是指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前者使中国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后者引导中国创建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进入到新民主主义，并进入到社会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不仅仅是从新民主主义发展而来，主要是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国民政府垄断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物质基础作了准备。这样的阐述，使我们正确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

　　一位从13岁到海门大生第三棉纺厂当学徒的孩子，怎么后来成为有独立思想的理论家，这是怎样铸成的？这是不少人常提出的问题。
　　我们可以从许毅自强不息和酷爱读书的精神中得到答案。
　　在长期的探索中，许毅不断从经典书籍中汲取精神食粮。从读艾思奇《大众哲学》、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大纲》、鲁迅《狂人日记》《阿Q正传》到《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资本论》等，这提高了他的视野和认识水平，他认为以书为友是最大的快乐。他还经常向著名经济学家请教，他说他参加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骆耕漠、宋涛、秦柳方等人组成的“经济问题双周座谈会”获益良多。丁文江曾讲，一个人的成功，必须有良师益友，许毅的经历，说明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
　　许毅已走入另一个世界，他的思想之树则是常青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许毅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