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阳无疑是国内新左派的一面旗帜，尽管他本人并不喜欢“新左”这个名称。1991年，他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被看成是中国新左派的代表作。1999年，甘阳从美国到香港大学任教后，撰文演讲经常引发国内思想界的新话题。文如其人，甘阳的文章充满铿锵有力的词句，有一种指点江山的气势。甘阳这个人也有气势，有大格局，有大家风范。不过，也有人不以为然，说那只是一种霸气。其实，说他有霸气也是不错的。一堆朋友聚在一起喝酒，从头到尾，只许他一个人讲话，别人很难有插嘴的机会。甘阳爱骂人，有时提到某个名人，他往往冲口而出就是“狗屁”两字。熟人间有时开玩笑说，没有被甘阳骂过的人不多，却从来没见他骂过你老魏。此时，我往往会笑笑说，你们和甘阳的交情也许比我深，但绝对不会比我久。
　　1982年初，大四下学期刚开学，隔壁宿舍来了一位投宿者，个子不高，身材清瘦，戴着深度近视眼镜。他是同学徐洪兴在黑龙江的“插友”，名叫甘阳，说是途经上海，去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读研究生。宿舍里的人围着他在聊天，我正好去串门也就坐了下来。甘阳十分健谈，有点自命不凡，但思想很活跃，和同样是自命不凡的我颇为投契。我们几乎一直聊到凌晨才意犹未尽地各自散去。3年半后，我在市委宣传部负责制定文化发展战略，去北京讨教学者。此时，甘阳已从北大毕业，在社科院哲学所工作，因创办象征中国学术新生代崛起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主编《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而声名鹊起。因此，他便成为我首先拜访的京城青年学者。尽管当时已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都有一种意气风发的感觉。我邀请他参加上海文化发展讨论会。第二年5月，甘阳如约赴会，在会上的精彩发言还刊登在《文汇报》上，气势不凡，文采飞揚。
　　之后，我们先后出国留学。甘阳去了芝加哥大学的社会思想委员会攻读博士。听说能被这个机构录取的华人屈指可数。他先后师从社会理论家爱德华·希尔斯，政治哲学家爱兰·布鲁姆，法国史学家孚雷和华裔政治学家邹谠等名师，广泛研究社会理论、政治哲学和西方文明史。他的运气不好，因指导教授先后去世而一换再换，读了十来年就再没耐心读下去了。有人背地里嘲笑他没有博士学位。我总是为其辩护：陈寅恪留学欧洲十来年，也没拿到博士学位，能说他没有学问吗？在美国期间，我们通过几次电话。我打算到香港前还征求了他的意见。我到《明报》主编言论版后，邀甘阳写专栏文章，每周一篇。1997年，当时的集团编务总裁高信疆在物色《明报月刊》总编辑，我向他推荐甘阳。最初他也觉得是合适人选。不料有甘阳的旧友半途阻击，性格优柔寡断的信疆遂改初衷。不过，两年后，甘阳还是来了香港，我们的来往更密切起来。

　　2009年以来，甘阳担任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博雅学院院长和通识教育总监，被教务和行政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这些年，他还越来越入世，热衷于对各种政治和社会现象发表意见。我心里很为他可惜，有时旁敲侧击地劝他把时间集中到学术研究上，也许贡献会更大。我对他的许多见解并不认同，但喜欢他的孩子气。甘阳嗜酒，朋友聚会，他是无酒不欢，且必定一醉方休。喝醉了无非是两种情形。一是动感情，搂着在场的某个朋友倾诉衷肠。更多的时候是骂人。让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从内地回来说：“操！现在的学者都不会喝酒。不喝酒怎么做学问啊？”另一次是我们喝得正欢，有个常在亚洲电视上做秀的城中名人走过来，主动自我介绍，向甘阳打招呼，说是他的崇拜者，还偷偷为我们付了酒钱。谁知甘阳已喝得半醉，大声说道：“你也算名人，什么东西，不过是个小混混。”
　　甘阳不脱孩子气，可见他的真诚。其实，被他骂的大多是那些不学无术却喜欢沽名钓誉的人。如今的学界充彻着这样的人，难怪甘阳不得不常开骂。对有真学问的人，即使是不同营垒里的，如丁学良、周其仁等，他都很看重，并无门户之见，还常在一起喝酒聊天。我始终相信，意见不同没关系，只要真诚就能做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