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苏丹发生军事政变。人们对这样的事似乎已见怪不怪，因为仅近些年，尼日尔、加蓬、津巴布韦等非洲国都发生过政变或疑似政变。
　　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以2010年南非世界杯足球赛为标志，非洲大陆上曾掀起一股“新非洲”的热潮，似乎希望就在眼前。但是，在全球化曲折发展、经济形势持续波动、社会治理水平停滞不前等现实面前，非洲的梦想很快跌落凡尘。目前对非洲发展影响最大的，就是安全问题，主要包括政治不稳定造成的冲突、国家间的争端或相互敌视、地方或部族武装团体造成的安全威胁、极端思想渗透导致的暴恐事件以及卫生安全和自然灾害问题等。
　　从内部看，经济落后造成的大面积贫穷和社会动荡，严重限制了非洲国家的政府治理效果，一些国家的军事强人统治模式加重了专制独裁，扼杀了社会创新动力。从外部看，全球化加速了思想和人员流动，而非洲国家的边界管控原本就很薄弱，更难抵御恐怖主义、武装团体的渗透。国际社会对非洲安全治理问题的关注度虽在提升，但缺乏有效和统一的行动，也没有在资金和政策上给予更多支持。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战略思考中，非洲长期处于视野焦点之外，它们对非洲的有限关注也多集中在资源开采、反恐、打击海盗和跨国传染病防控上，具有明显的私利性和战略局限性。只是近年，因要与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展开竞争，这些国家才有动力在官方文件中提升非洲的“战略地位”。
　　非洲依然是全球安全治理中的薄弱环节。非洲的安全问题绝不是可以能放在某种“隔离区”内置之不理的，非洲人面临的安全挑战随时可能延展成为其它国家不得不应对的直接威胁。以地区冲突为例，刚果（金）东部地区长期受到各类宗教、族群武装团体的滋扰，这里同时又是矿产资源富集地区，东西方大国在此都有投资项目和资源需求。类似的还有塞拉利昂、利比里亚等国，安全形势恶化严重影响了投资安全。再比如，与“基地”组织、“伊斯兰国”有联系的“索马里青年党”“博科圣地”等势力，不是不可能针对西方发动恐袭。
　　中国倡导的 “一带一路”正在向非洲延伸。由此，中国更加成为非洲地区安全的“利益相关者”。仅2017年，中国在非投资存量就已达到1000亿美元，企业近4000家。非洲地区频发的政权更迭、暴力冲突等也给中国造成损失。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参与国际维和行动出兵出警总数最多的国家，绝大部分派出人员都在非洲执行任务。中国的和平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于引导非洲和国际社会加强安全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要将发展作为解决贫穷落后的根本路径。非洲不仅物产丰富，也有巨大的人力资源，只要能找准方向，在外部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支持下，一些国家很快就能实现经济提升。相比一些西方国家渴望操控非洲国家内部政治军事权力，中国更真心实意帮助非洲跳出发展陷阱。例如，中方在肯尼亚修建的蒙内铁路，将重要经济港口蒙巴萨与内罗毕等内陆城市连接起来，加快了物流速度，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当地就业。
　　其次，支持非洲加强自身安全治理能力建设。非盟已组建了五个次地区级的维和常备军队（也称“非洲快速反应部队”），多次为处理地区安全危机发挥了作用。1996年更名為“伊加特”（政府间发展管理局）的地区安全治理机构也在不断拓展功能，建立起安全治理战略设定、冲突预警与响应、冲突调解三大支柱。国际社会应尊重非洲国家的自主愿望，在平等基础上向其提供技术、装备、培训、后勤等方面的支持，帮助非洲增强维持可持续和平的能力。
　　再者，坚持以和平协商为解决冲突的主要手段。这里既包括缓解国家间矛盾，也包括调解国内政治对立和武装冲突，外部国家则应主要发挥调停作用。
　　最后，发挥好国际或地区国际组织的主导作用，通过情报信息共享、行动支援、资金援助等方式，提高非洲国家维护安全的能力，为其他国家在非投资和人员的安全提供保障。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前些年猖狂的索马里海盗，在联合国主导的护航行动下明显收敛。
　　今天的非洲要想走出安全困境，需要的不仅是智慧，还有国际社会的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