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度
　　用他则治，舍他则乱——裴度，字中立（765—839），绎州闻喜人（今山西闻喜）。历事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而其实，他自德宗贞元五年（789，二十四岁）中进士，即授河阴（今属河南）县尉，旋升监察御史。他秘密上疏论权幸，语言直切，激怒德宗，将他外派为河南府功曹（主管人事）。德宗后，尚有一顺宗在位八月，合计他一共经历了六个皇帝，史称他事四朝，以全始终，只是说他负主要责任的四朝而已。
　　宪宗元和九年（814），淮西节度使（今淮河上游安徽、湖北部分地区的军政长官）吴少阳病死，其子吴元济匿丧不报，举兵屠焚舞阳四县（今属河南）。朝廷讨伐，不能取胜。主和派乘机要求罢兵，而裴度则力主平乱。次年六月，对抗朝廷的两个藩镇（王承宗与李师道）为了支持淮西的叛乱，暗派刺客，潜至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裴度身中三剑，幸得随从舍身相救，得免于难。同日，主战的宰相武元衡亦被刺客暗杀身亡。宪宗授予裴度相位，以示朝廷平乱的决心。元和十二年（817），淮西之役历时四年，国力渐已感到疲惫，裴度自请亲临前线，临行前上奏曰：“主忧臣辱，义在必死，贼灭则朝天有日，贼在则归阙无期！”词情慷慨，宪宗流泪。裴度到达前线之后严肃军法，统一号令，奏请撤除了监阵的宦官，使用兵权专属于将，于是出战皆为捷报。是年十月十一日，裴度采纳李愬的建议，派其雪夜奇袭蔡州（今河南汝南），一举生擒吴元济，结束了淮西十年的割据。淮西既平，其余藩镇甚为恐惧，争送人质，归顺朝廷，唐朝行政再度威行，贞观、开元的盛世局面，几乎可以说是再现，史称此段为“唐室中兴”。
　　淮西之乱平定之后，宪宗开始贪图享乐，进取志衰，偏信谗言，贬裴度为河东节度使。穆宗继位，他又遭到宦官排挤。敬宗时，则受李逢吉等构陷。文宗朝，又遇牛僧儒等嫉恨。他三起三落，几度入相，几度出藩，虽然屡遭诬陷迫害，却从不与奸恶同流。他状貌不过中人，而风采俊爽，论对雄辩，观者听者皆肃然起敬。时有奉使绝域的，四夷君长必问他的年龄多少，状貌如何，天子用他没有。他威名远播，华夷畏服，“以身系国家之安危，时势之轻重者二十年”。晚年隐居洛阳，时常与白居易、刘禹锡等吟诗作赋，高歌放言，自娱自乐。每有人从东都洛阳回到京师长安时，文宗必问他的情况。开成二年（837），再令他以本官兼太原尹、北都（山西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他接诏后累表固辞，不愿再典兵权。文宗不允，并派人到洛阳宣旨：“卿虽多病，年未甚老，为朕卧镇北门也。”并即促令上路。三年（838）冬，病重，请许还东都（河南洛阳）养病。四年（839）正月，诏许还京师，拜中书令（宰相）。文宗赐诗赐札，刚送到他家门口，他已卒。文宗震惊而悲悼，乃令重新缮写御札，置于他灵前，并册赠太傅。文宗怪他无遗表，家人进陈遗表草稿，表中以太子未定为忧，言不及家事。
　　颜师古
　　唐朝将相，裴度之后，似无什么好说的了。不过，其他方面的人物，可以说的倒是很多，而且想说都说不完。这里且就儒学重镇，先说一说颜师古。
　　颜师古（581—645），祖籍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其祖颜之推徙居关中，遂为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父颜思鲁以学艺著称，唐高祖李渊时任秦王府记室参军（处理各种文书）。师古少承家学，博览群书，尤精训诂，亦善诗文。初仕隋，任尚书左丞（宰相的助手）、安养尉（安养即今湖北谷城）。尚书杨素见其年幼尚且体弱，问：“安养是个难管的地方，你能胜任吗？”师古回答：“割鸡焉用牛刀。”到任之后，果然以治著闻。不久，却因坐事免职，回长安，十年不得调任。家贫，以教授为业。及唐高祖李渊起兵，任朝散大夫，随从平定京师，拜敦煌公府文学（陪皇帝读书），转起居舍人（掌侍皇帝的起居，记述皇帝的言行），再迁中书舍人，专掌机密。“于时军国多务，凡有制诰，皆成其手。师古达于政理，册奏之工，时无及者”。太宗即位，升为中书侍郎（相当于副宰相），封琅邪县（今属山东）男爵。
　　太宗叹惜经籍去圣人已远，文字讹谬，诏师古于秘书省考证诸经。他多所厘正，考证完后具奏太宗，太宗即召儒生评议。当时，由于以讹传讹，传习已久，各人均以自己所学质疑师古。于是，他引晋、宋旧文，随口解答，根据详明，而且皆出大家意表，结果自然人人叹服。于是，他又兼通直郎、散骑常侍，“颁其所定之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
　　贞观七年（633），拜秘书少监（秘书省的副长官），专掌刊正天下奇书难字，众人疑惑的地方，他都适当地进行分析，把源流说得清清楚楚。他还多引后进之士协助校勘，却又往往压抑平民，而先录用富家子弟，因此舆论说他受贿。太宗无奈，只好外放，派他去任彬州（又名邠州，今陕西彬县）刺史。太宗爱其才，亲自面谕他：“卿之学识，良有可称，但事亲居长，未为清论所许……以不忍遐弃，宜深自诫励也！”于是，再以他为秘书少监。
　　师古既负其才，且累被任用，亦因数次被罪谴责而郁郁寡欢，意气消沉。自是闭门守静，杜绝宾客，葛巾野服，恣意于园亭，以访求古迹、搜集古器为乐事。不久，又奉太宗之诏，与博士们撰定《五礼》，进升子爵。太宗又命他为太子注解班固所著《汉书》。他“解释详明，深为学者所重”。太子奏明太宗，太宗颁给赏赐，又升他为秘书监，并授弘文馆学士（唐朝最高学府的负责人）。贞观十九年（645），他随驾东巡，病卒于路途，享年六十五。
　　师古一生著述宏富，可以说是著作等身，除协助孔颖达撰定《五经正义》外，还有《急就章（汉元帝时史游所著）注》、《匡谬正俗》等。尤其是他注释的《汉书》，不但当时大行于世，而且一直流传至今，现在我们翻阅的《汉书》，虽然增加了很多注解，但那底本仍是颜注。
　　孔颖达
　　说了颜师古，就不能不说孔颖达，就像我们若说李白，就不能不提杜甫一样。这之间有什么道理？你可说出很多道理，也可说是没有道理，世间人事就是这样。
　　孔颖达，字仲达，一作仲远或冲远（574—648），冀州衡水（今河北衡水）人。祖及父均仕于当时。颖达八岁就学，日诵千余言。长大后，尤其明于《左传》及郑玄所注的《尚书》、王弼所注的《周易》，还有《毛诗》和《礼记》，而且精于算术历数，论辩作文也很好，在家便以教授为业。隋炀帝大业初年（605）举明经，名列前茅，即任河内郡博士。当时，隋炀帝征召诸郡儒官到东郊集合，令国子、秘书、学士与他们讨论经典，颖达成绩最好，年纪也最少，先辈宿儒耻在其下，暗中筹划派人杀他，幸亏杨玄感（礼部尚书，掌国家典章法度、祭祀、学校、科举和接待四方宾客等事务）爱才心切，招他住在自己家中，他才脱险得免于难，并被补为太学（受教者为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助教。隋末乱起，他避祸武牢（今河南荥阳汜水镇），李世民讨平王世充时，引用他为文学学士。唐高祖李渊武德九年（626），又升他为国子博士，掌管国子馆的教学。 　　贞观初（627），太宗即位不久，留心政事，颖达数进忠言，益见亲待。太宗曾以《论语》“有若无，实若虚”问他作何解，颖达解答说：“圣人设教，欲人谦光……若其位居尊极，炫耀聪明，以才凌人，饰非拒谏，则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灭亡，莫不由此。”太宗深为赞许，升他为国子司业（国子监副职），让他协管一国的教育。一年多之后，在他兼国子司业的同时，又升他为太子右庶子，将储君的教育也委托于他。当时，他与诸儒议定历书以及明堂（古代帝王颁布政令，接受朝觐和祭祀天地诸神以及祖先的场所）之事，诸儒均遵他的建议。后来，他又与魏征共同主撰而成《隋书》，加位散骑常侍一职。十一年（637）他又与诸儒修定了《五礼》，所有问题由他解决，书成，晋升为子爵。太子令撰《孝经义疏》，他因文见意，由此及彼，更广规讽之道，学者都很称赞。接着，又升国子祭酒，仍如先前侍讲东宫。无奈太子爱好声色，而太宗又偏爱魏王，太子终被废为庶人，好在太宗心里明白，知他已经尽力尽心。
　　贞观十四年（640）太宗亲自光临国学，举行祭祀孔子大礼。会上，群儒执经宣义，颖达负责主讲《孝经》，他声若洪钟，口若悬河，义理分明。太宗令众发难辩驳，他“金汤易固，楼雉难攻”，排难解纷，使诸儒师大为折服。太宗手诏褒之曰：“洪钟待扣，扣无不应；幽谷发响，声无不答……思涌珠泉，情抽蕙兰。关西孔子，更起乎方今；济南伏生，重兴于兹时！”称赞他为关西孔子、西汉伏生，与先圣先师并辉齐明。
　　颖达治学的最大成就是编纂《五经正义》，一共一百八十卷，是对中国经学的统一以及汉学的最好总结。太宗为此再诏褒奖：“卿等博综古今，义礼该恰，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付国子监施行。”太学博士马嘉运驳论颖达所撰《正义》，于是，诏令颖达更加详定，功竟未成而病卒。颖达所具的“风格高爽”以及他的“探颐明敏”，可以媲美于颜师古，而德行则有过之，所以旧史称其“异人”。
　　褚遂良
　　褚遂良是政治家，也是史学家，更是书法家，或者说，他首先是书法家、史学家，其次才是政治家。中国现在的二十六史，成于大唐时期的有《晋书》、《南史》、《北史》、《周书》、《梁书》、《陈书》和《隋书》，此外还有研究史学或者保存史料的著作，比如刘知几的《史通》，吴兢的《贞观政要》与《则天宝录》，杜佑的《通典》以及他褚遂良所记的《太宗起居注》。
　　他是杭州钱塘人，字登善（596—658），其父褚亮在隋时已经算得是个名人，入唐进入秦王府，成为十八学士之一。褚遂良在隋朝随父居陇右（今甘肃、新疆大部地区和青海湖的以东地区），薛举（？—618年，隋河东汾阴今山西万荣西边人）称帝后，任命他为通事舍人（掌管传达之事），举失败后，转归唐室，任秦州（今属甘肃天水市）都督府铠曹参军（掌管铠甲等军备事务）。贞观十年（636）自秘书郎（处理文书）转任起居郎（记录皇帝的日常活动以及相关的国家大事）。他博涉经史，尤工隶书。虞世南死后，太宗叹惜：“无人可与论书矣！”魏征即荐曰：“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王羲之字逸少）。”太宗即日召见了他，令他为侍书。太宗喜爱羲之书法，不惜拨出内府金帛，全国各地悬赏征购，天下自然争送至京，却又无人能辨真伪，只有他能品评鉴别，而且没有一点差错，由此可见他的慧眼及其书法渊源了。《唐人书评》论其字：“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可谓的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有关书法方面的论说，他无一字留传下来，只有这么一个故事，多多少少可以透露他受哪些人的影响。某日，他问虞世南：“我的书法比智永大师如何？”答曰：“听说大师一个字值五万，你如何能比？”又问：“比欧阳询如何？”又曰：“听说欧阳询不择纸笔皆能如志，你怎能比？”遂良生气：“既然如此，我还学什么书法？”虞世南说：“若使手和笔调，勤于习作，亦深可贵也。”遂良大喜。
　　贞观十五年（641）迁谏议大夫，依旧兼任起居事。太宗曾问：“卿知起居，记录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遂良对曰：“今日之起居，古左右史，书人君言事，且记善恶，以为鉴戒，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这就是说他所记的（即太宗的所言所行），拒绝太宗自己索阅。太宗又曰：“朕有不善，卿必记之邪？”遂良曰：“……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时，黄门侍郎刘洎在旁，插言道：“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人亦必记之矣！”意谓天下人如不记在简册里，也必记在心目中（后来的《剑桥中国隋唐史》在写到唐太宗一节时，亦曾这样分析道：“太宗的许多公开的举止，与其说是出自本心，倒不如说是想得到朝官——尤其是起居注官——赞许的愿望”）。
　　遂良在官，时有匡益，太宗以晋王为太子，即是听从他的建议。他前后谏奏、上书数十，多见采纳。贞观二十一年（647）以本官检校大理卿，接着又拜为中书令（宰相）。太宗病重，召他和长孙无忌入宫，嘱咐他们辅佐太子。高宗李治即位，赐他河南县（今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位于青海省东南部，处青、甘、川三省之津要）公爵。永徽元年（650），进封郡公。后坐事出为同州（今陕西渭南大荔）刺史。后又拜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加光禄大夫，又兼太子宾客。再后来是出任尚书右仆射（宰相），依旧知政事。高宗欲立武则天为皇后，褚遂良坚决反对，高宗无奈，打算放弃，最后却又借着李绩一句“此乃陛下家事”，下定决心而立了。武氏既为皇后，即贬遂良为潭州（今湖南长沙）都督，接着再转桂州（今广西桂林）都督，不久，又贬爱州（今属越南）刺史，最后终于卒于爱州，享年六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