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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好的文学都愿意讲真话，然而，有很多方式可以做到。
在中国的拉什迪
记者:你在中国的知名度与西方相比毫不逊色，区别只是至今为止中国读者还没能读到你中文版本的著作。你对此有何感想呢？
拉什迪:我的作品终于能介绍给中国读者，我感到非常高兴和宽慰。我一直对中华文化非常着迷，我也希望中国读者对我的作品感兴趣。
记者:这次在中国出版的长篇小说《羞耻》，处理的是家庭与巴基斯坦的历史，通过这个故事你想要表达什么？
拉什迪:《羞耻》是像在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关于羞耻和荣誉关系的一部小说，以及这个道德轴如何在某一特定时间影响伟大事件的。我感觉比起25年前我写作时现在更加具有同时代性。
记者:《哈伦与故事海》是之前能见到的唯一一部你的中文版图书，这是在1992年出版的(当时出版这部小说可能是没有获得版权)，这在你的创作里是部非常特别的小说，当时为什么会创作这样一部童话题材的小说？
拉什迪:这是为我儿子扎法尔写的小说，那时他才11岁。我一直着迷于神话和民间故事，这部为成人和儿童写的寓言就来源于此。这是一些故事里的故事，其中一些故事的目的就是冲破禁锢。
《午夜的孩子》
记者:1981年你靠《午夜的孩子》获得布克奖的时候，才33岁，布克奖好像对移民作家情有独钟，你怎样看待这个奖？
拉什迪:直到1981年颁奖仪式上宣布我的名字，我对《午夜的孩子》是否能获得布克奖一无所知。当然，我非常激动。布克奖给我的职业生涯带来了很多不同，我非常珍惜它。我很高兴通过这个奖项，用英文写作的非英文文学取得了如此多的曝光和威望。至于有时没有得到奖项，对我而言也无妨。
记者:《午夜的孩子》三获布克奖(还有两次是布克25周年和40周年最佳小说)，给你带来了名声，也带来了麻烦，当时你面对印度政府的强硬措施，是否感受到恐惧？
拉什迪:《午夜的孩子》给我带来的麻烦真的是极少的，在印度以及其他地区有那么多的读者珍惜这本书，它给我的最主要的感受就是自豪。现在回头看它，我还是很喜欢的，虽然它是一个更年轻自我的作品。唯一的问题就是甘地夫人的不幸去世，无疑，这本书对她很重要。但是，印度政府并没有采取“强硬措施”——这本书从来没有被禁过。
记者:1996年出版的《摩尔人的最后叹息》，写的是当代印度，在这10多年间，你觉得印度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拉什迪:写《摩尔人的最后叹息》正是使印度开始转变的巨大经济变革开始的时候。印度仍然和以前是基本相同的，但显然，以全新的文化和经济的方式，它已成为世界的一个中心。
我是“历史混血儿”
记者:你大学读的是历史，对你后来的文学创作有影响吗？
拉什迪:历史学习对我而言非常重要。
记者:你曾说自己是“历史的混血儿”，也在不同宗教信仰的国家生活，这些不同的文化之间是否存在着沟通的可能？作为一个纯粹的西方教育环境下长大的人，你为什么说自己是“3/4的克什米尔人”？
拉什迪:我确实是一个在各种文化之间迁移的产物，这也塑造了我的作品。当然，文化是能够沟通的，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因为我本身就和不同的文化进行沟通。而且事实上，我远不止“3/4的克什米尔人”，我母亲的家庭是100％克什米尔人，而我父亲是75％。
记者:你的小说既有魔幻色彩，又包含着许多闹剧、戏谑的成分，通过这样一种写作手法，你希望达到的效果是什么呢？你的好多小说都会引起争论甚至激烈的社会对抗，这是你想营造的阅读效果吗？还是意外？
拉什迪:我成长的(印度)文化背景就包含美妙的梦幻故事，以及现实故事，这是我一贯使用的两个要素。至于争端，激烈的社会对抗——我的书成为一段时间内冲突的标志，但绝不是引起冲突的原因。
记者:爱德华·萨伊德说你是后现代混合文化的典型代表，对于这样的身份你怎样认为，给你的写作带来影响吗？
拉什迪:我不会花很多的时间在思考我的身份上。我会听从内心的声音，看它们下一步带我去哪儿。
好的文学都讲真话
记者:一些评论认为魔幻和印度是你最擅长的题材，一旦脱离印度的土壤，就会失去你作品的深度。你在纽约生活时创作了《她脚下的大地》，《愤怒》，但还是有很多人认为你早期的作品更有价值，你是否同意这个观点？
拉什迪:尝试阅读不同的评论。更好的是，尝试阅读书籍本身。
记者:一大批印度或者印度裔作家近年来获得世界文坛的瞩目，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拉什迪:没必要为此事作出解释，但我乐见其成。
记者:你怎样看待同时代的其他印度英语作家，如奈保尔，以及其他最新一代呢？
拉什迪:我真的很佩服许多同时代人:安妮塔·德赛，基兰·德赛，苏克图·梅赫塔，以及许多其他人。至于奈保尔先生，没有特别感觉。
记者:你认为这个伟大的群體正在重塑英语语言吗？
拉什迪:是的。
记者:你是否同意，英国和印度文学有所不同，前者反映现实，而后者是讲故事？
拉什迪:不同意。所有好的文学都愿意讲真话，然而，有很多方式可以做到。
政治是我生活里的组成部分
记者:多年前，你就说自己是一个政治小说家，你认为一个作家应该积极参与政治和社会现实吗？
拉什迪:我的观点是，现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距离已缩小，比起以前，政治更深刻地影响着私人生活，所以它是人们生活中一个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但它也只是一个部分。
记者:怎么看待政治给你和帕慕克带来的麻烦？
拉什迪:对作家而言时间往往很残酷，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公正的时代。艺术创作首当其冲遭受一些压迫，我对此并不感到惊讶。
记者:因为追杀令的不被执行，你开始回到正常的生活，你的恋情、婚姻也渐为人知，现实生活中的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拉什迪:对我的威胁已经撤销了，不再是我生活中的一个因素。我非常喜欢交际，我认为，我也是个浪漫的人。
记者:9年的逃亡生涯改变了你什么？
拉什迪:没有改变。追杀令让我思考生与死，人都会死的，在我避难的日子里，也有一些人去世了，他们和我年纪相仿，因为肺癌、艾滋病、心脏病等，它告诉我，即使没有追杀令，这一切也会发生。
记者:为什么你称逃亡是“拉什迪最糟糕的一部作品”？
拉什迪:因为它确实如此。只有当你经历这一切，人被置入其中是多么的讨厌，我的日常生活因此出轨了，现在才刚刚回到轨道上，远远没有恢复正常。
记者:你有计划将这20年的经历写成小说吗？
拉什迪:也许有一天会，但不是现在。这些经历不会像小说那样有趣，它是真实发生的，我必须为我的安全着想，如果我写了这样一部小说，那我的秘密就不再是秘密了。
我相信世界是圆的
记者:这些年，你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纽约，有人批评你“背叛”了曾经保护你的伦敦，你怎么看这种言论呢？
拉什迪:无稽之谈。在伦敦我一直有一个家，至少，“背叛”与一个人的家庭住址无关。
记者:托马斯·品钦曾经出现在电视节目《辛普森一家》中，从你参与的社会活动可以看出，你很喜欢电影和流行文化。看到像你和品钦这样严肃的作家过着“不怎么严肃”的生活，确实令人吃惊。
拉什迪:这取决于你认为的严肃性是什么。你知道，有些事情可能是严肃的，但也有一些乐趣。
记者:互联网的普及使得作家发表言论的途径更多，比如博客，你对互联网持如何评价？弗里德曼撰写了《世界是平的》，在文学家的眼中，科技的发展真的能让世界变平么？
拉什迪:我对互联网很感兴趣，和每个人使用得一样多，但是，我不写博客。我依然相信世界是圆的。
记者:对于一个作家而言，像你这样的年龄，正是创作最为成熟的阶段，你对未来的写作有怎样的构想？
拉什迪:我仍然喜欢写作，但我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在中国的拉什迪
记者:你在中国的知名度与西方相比毫不逊色，区别只是至今为止中国读者还没能读到你中文版本的著作。你对此有何感想呢？
拉什迪:我的作品终于能介绍给中国读者，我感到非常高兴和宽慰。我一直对中华文化非常着迷，我也希望中国读者对我的作品感兴趣。
记者:这次在中国出版的长篇小说《羞耻》，处理的是家庭与巴基斯坦的历史，通过这个故事你想要表达什么？
拉什迪:《羞耻》是像在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关于羞耻和荣誉关系的一部小说，以及这个道德轴如何在某一特定时间影响伟大事件的。我感觉比起25年前我写作时现在更加具有同时代性。
记者:《哈伦与故事海》是之前能见到的唯一一部你的中文版图书，这是在1992年出版的(当时出版这部小说可能是没有获得版权)，这在你的创作里是部非常特别的小说，当时为什么会创作这样一部童话题材的小说？
拉什迪:这是为我儿子扎法尔写的小说，那时他才11岁。我一直着迷于神话和民间故事，这部为成人和儿童写的寓言就来源于此。这是一些故事里的故事，其中一些故事的目的就是冲破禁锢。
《午夜的孩子》
记者:1981年你靠《午夜的孩子》获得布克奖的时候，才33岁，布克奖好像对移民作家情有独钟，你怎样看待这个奖？
拉什迪:直到1981年颁奖仪式上宣布我的名字，我对《午夜的孩子》是否能获得布克奖一无所知。当然，我非常激动。布克奖给我的职业生涯带来了很多不同，我非常珍惜它。我很高兴通过这个奖项，用英文写作的非英文文学取得了如此多的曝光和威望。至于有时没有得到奖项，对我而言也无妨。
记者:《午夜的孩子》三获布克奖(还有两次是布克25周年和40周年最佳小说)，给你带来了名声，也带来了麻烦，当时你面对印度政府的强硬措施，是否感受到恐惧？
拉什迪:《午夜的孩子》给我带来的麻烦真的是极少的，在印度以及其他地区有那么多的读者珍惜这本书，它给我的最主要的感受就是自豪。现在回头看它，我还是很喜欢的，虽然它是一个更年轻自我的作品。唯一的问题就是甘地夫人的不幸去世，无疑，这本书对她很重要。但是，印度政府并没有采取“强硬措施”——这本书从来没有被禁过。
记者:1996年出版的《摩尔人的最后叹息》，写的是当代印度，在这10多年间，你觉得印度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拉什迪:写《摩尔人的最后叹息》正是使印度开始转变的巨大经济变革开始的时候。印度仍然和以前是基本相同的，但显然，以全新的文化和经济的方式，它已成为世界的一个中心。
我是“历史混血儿”
记者:你大学读的是历史，对你后来的文学创作有影响吗？
拉什迪:历史学习对我而言非常重要。
记者:你曾说自己是“历史的混血儿”，也在不同宗教信仰的国家生活，这些不同的文化之间是否存在着沟通的可能？作为一个纯粹的西方教育环境下长大的人，你为什么说自己是“3/4的克什米尔人”？
拉什迪:我确实是一个在各种文化之间迁移的产物，这也塑造了我的作品。当然，文化是能够沟通的，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因为我本身就和不同的文化进行沟通。而且事实上，我远不止“3/4的克什米尔人”，我母亲的家庭是100％克什米尔人，而我父亲是75％。
记者:你的小说既有魔幻色彩，又包含着许多闹剧、戏谑的成分，通过这样一种写作手法，你希望达到的效果是什么呢？你的好多小说都会引起争论甚至激烈的社会对抗，这是你想营造的阅读效果吗？还是意外？
拉什迪:我成长的(印度)文化背景就包含美妙的梦幻故事，以及现实故事，这是我一贯使用的两个要素。至于争端，激烈的社会对抗——我的书成为一段时间内冲突的标志，但绝不是引起冲突的原因。
记者:爱德华·萨伊德说你是后现代混合文化的典型代表，对于这样的身份你怎样认为，给你的写作带来影响吗？
拉什迪:我不会花很多的时间在思考我的身份上。我会听从内心的声音，看它们下一步带我去哪儿。
好的文学都讲真话
记者:一些评论认为魔幻和印度是你最擅长的题材，一旦脱离印度的土壤，就会失去你作品的深度。你在纽约生活时创作了《她脚下的大地》，《愤怒》，但还是有很多人认为你早期的作品更有价值，你是否同意这个观点？
拉什迪:尝试阅读不同的评论。更好的是，尝试阅读书籍本身。
记者:一大批印度或者印度裔作家近年来获得世界文坛的瞩目，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拉什迪:没必要为此事作出解释，但我乐见其成。
记者:你怎样看待同时代的其他印度英语作家，如奈保尔，以及其他最新一代呢？
拉什迪:我真的很佩服许多同时代人:安妮塔·德赛，基兰·德赛，苏克图·梅赫塔，以及许多其他人。至于奈保尔先生，没有特别感觉。
记者:你认为这个伟大的群體正在重塑英语语言吗？
拉什迪:是的。
记者:你是否同意，英国和印度文学有所不同，前者反映现实，而后者是讲故事？
拉什迪:不同意。所有好的文学都愿意讲真话，然而，有很多方式可以做到。
政治是我生活里的组成部分
记者:多年前，你就说自己是一个政治小说家，你认为一个作家应该积极参与政治和社会现实吗？
拉什迪:我的观点是，现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距离已缩小，比起以前，政治更深刻地影响着私人生活，所以它是人们生活中一个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但它也只是一个部分。
记者:怎么看待政治给你和帕慕克带来的麻烦？
拉什迪:对作家而言时间往往很残酷，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公正的时代。艺术创作首当其冲遭受一些压迫，我对此并不感到惊讶。
记者:因为追杀令的不被执行，你开始回到正常的生活，你的恋情、婚姻也渐为人知，现实生活中的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拉什迪:对我的威胁已经撤销了，不再是我生活中的一个因素。我非常喜欢交际，我认为，我也是个浪漫的人。
记者:9年的逃亡生涯改变了你什么？
拉什迪:没有改变。追杀令让我思考生与死，人都会死的，在我避难的日子里，也有一些人去世了，他们和我年纪相仿，因为肺癌、艾滋病、心脏病等，它告诉我，即使没有追杀令，这一切也会发生。
记者:为什么你称逃亡是“拉什迪最糟糕的一部作品”？
拉什迪:因为它确实如此。只有当你经历这一切，人被置入其中是多么的讨厌，我的日常生活因此出轨了，现在才刚刚回到轨道上，远远没有恢复正常。
记者:你有计划将这20年的经历写成小说吗？
拉什迪:也许有一天会，但不是现在。这些经历不会像小说那样有趣，它是真实发生的，我必须为我的安全着想，如果我写了这样一部小说，那我的秘密就不再是秘密了。
我相信世界是圆的
记者:这些年，你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纽约，有人批评你“背叛”了曾经保护你的伦敦，你怎么看这种言论呢？
拉什迪:无稽之谈。在伦敦我一直有一个家，至少，“背叛”与一个人的家庭住址无关。
记者:托马斯·品钦曾经出现在电视节目《辛普森一家》中，从你参与的社会活动可以看出，你很喜欢电影和流行文化。看到像你和品钦这样严肃的作家过着“不怎么严肃”的生活，确实令人吃惊。
拉什迪:这取决于你认为的严肃性是什么。你知道，有些事情可能是严肃的，但也有一些乐趣。
记者:互联网的普及使得作家发表言论的途径更多，比如博客，你对互联网持如何评价？弗里德曼撰写了《世界是平的》，在文学家的眼中，科技的发展真的能让世界变平么？
拉什迪:我对互联网很感兴趣，和每个人使用得一样多，但是，我不写博客。我依然相信世界是圆的。
记者:对于一个作家而言，像你这样的年龄，正是创作最为成熟的阶段，你对未来的写作有怎样的构想？
拉什迪:我仍然喜欢写作，但我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