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围绕国有企业改革发生了两次意义深远的争论:其一是有关“国退民进”的争论,其二是有关“国进民退”的争论。这两次争论,对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或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共同进步、以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这两次争论之所以意义深远,在于它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与西方的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比,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个本质特征。“国退民进”与“国进民退”的争论,表面上看是国有企业数量少一些或多一些、范围宽一些或窄一些、民营企业数量多一些或少一些、范围宽一些或窄一些的问题,而其实质是要不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如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问题。
　　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使中国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了年均9.7%的增长速度,并在席卷全球的百年难遇的金融危机中率先复苏,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奇迹。尽管期间也有这样那样的失误、挫折、矛盾或种种不足,但其成就仍然举世无双。由此,才彰显出“中国发展模式”的强大生命力。而“中国发展模式”,从经济上来说,其独特之处在于:与计划经济体制相比,它是开放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与西方市场经济相比,它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与前苏联的完全“私有化”或“民营化”导致国力大幅度衰退相比,它在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同时,坚持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动摇。事实胜于雄辩,用西方市场经济的所谓“经典理论”来衡量或剪裁“中国发展模式”,或者用计划经济体制的旧船票搭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航船,都是错误的、有害无益的。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要发挥“中国发展模式”的强大生命力和竞争力,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坚持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战略方针不动摇。“国退民进”不能损害和削弱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而要通过改革而优化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通过做强做大国有企业增强国有经济的影响力、带动力、控制力,进而优化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增强整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和综合国力;“国进民退”不能重“国”轻“民”、厚“国”薄“民”、损害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不能损害和削弱民营经济的健康成长和竞争活力。因此,片面强调“国退民进”或“国进民退”都是错误的。
　　经济政策的摩菲定理认为:凡经济学家观点一致的理论往往对经济政策的影响最小,对经济政策影响最大的理论往往是经济学家们争论不休的理论。“国退民进”与“国进民退”的争论也许就是这样的理论。为了避免因这种争论动摇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正确战略方针,这就要求,“国”“民”之退,都要做到有序、有度;“国”“民”之进,都要做到有为、有效。这样,所有制结构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结构才能达到系统最优和整体最优的均衡状态,“中国发展模式”才能焕发出持久的旺盛生命力和强大的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