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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教授发表于《南方农村报》的“经济快速发展不是新农村的方向”(《南方农村报》，2007．9．15)一文，描述了其心目中的“新农村”，认为理想当中的新农村虽然经济没有快速发展，但人们过着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并拥有主体体验的文化生活和文化趣味的生活。贺的观点，引来不少争论，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赞成者认为，贺的观点在单一强调农村经济发展的主流话语之下，能够有这种冷静的另类思路，无疑为当前的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路径；反对者认为，贺的观点，无疑切中了当前农村社会文化生活凋敝的要害，但是，这种社会文化生活的凋敝，归根到底是经济不发展带来的结果，换言之，在生产没有发展的情况下，贺的“新农村”图景无疑是一个“乌托邦”。
联系贺刚刚出版的《乡村的前途——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山东人民出版2007年版)中的主要观点，这种争论，多少有点误解的成分在里面。反对者认为，贺仅仅强调文化建设而忽视经济建设，无论如何都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没有“生产发展”就不可能有“新农村”。但是，很显然，贺并没有排斥“生产发展”的意思，只是认为，当前的“新农村”建设的一系列政策，诸如粮食直补、现代农业建设，其导向都在于单纯地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水平，而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以及作为其基础的农村社区组织包括乡村组织建设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换言之，新农村建设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二十字方针，只是片面地在执行。在这种情况下，强调与经济建设不同的文化建设的思路，无疑对新农村建设的在主流思路之外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在《乡村的前途》之开篇“新农村建设：打造中国现代化的基础”一文中，作者梳理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三种主要代表性观点，即以林毅夫为代表的“拉动内需”说、以温铁军为代表的“农民合作”说以及政策部门的较为务实的观点。在“拉动内需”说看来，国家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从短期看来可以增加农民就业和收入，拉动内需，从长期来看，可以解决进城农民就业问题，发挥中国劳动力廉价的比较优势，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在“农民合作”说看来，新农村建设的重点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农民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有效应对市场和国家；而政策部门的代表性观点主要有陈锡文和郑新立的观点，前者注重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后者注重村庄基础设施建设。无庸置疑，“拉动内需”说之经济理路占据了当前新农村建设的主导地位，而作者的文化建设的主张较为接近“农民合作”说，其区别在于农民合作之现实性的判断上：通过经济合作组织并不能有效达成农民合作，反而是文化建设可以取得较好的效果。如果说文化建设也算一“说”的话，国内学界关于新农村建设的意见就有四种，其中，较为系统的理论主张有三种，即“拉动内需”说、“农民合作”说和“文化建设”说，外加政策部门较为零散但务实的主张。
表述“文化建设”说的关键词应该是“低消费、高福利”。在“农民福利问题”这一小节中，大部分关于农民福利问题以及农民增收问题的文章都成文于2002年和2003年之间，表明作者对于新农村建设之文化建设路径的“低消费、高福利”之说早就有了较为深入的思考。在这些思考当中，作者通过其政策观察以及乡村建设试验的实际经验，破除了农民增收的神话并提出了农民福利的另类计算。而这种思考，显然建立于作者对中国宏观的农村发展战略的理论思考以及多年农村调查的经验感受基础之上。“新农村建设：打造中国现代化的基础”以及“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两篇长文，表明作者对新农村建设的理解放在了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战略转折的历史性地位。在作者看来，新农村建设的现实目标是让农村成为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其远景目标则在于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道路的实现现代化的中国道路，而这条道路的实现，不仅仅在于经济的高速发展，而还在于如何让广大农民分享现代化的好处。“低消费、高福利”的战略意义在于，在城乡二元结构将长期存在，农民增收水平有限的情况下，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提高农民的福利，不仅有可能抵消因为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而带来的农民对于现代化好处的感受力较差的现实问题，而且，还可以避免物质主义对于中国农民的完整的价值观的解构。作者对于现代化建设的西方道路对于中国农村的解构，以及由此带来的当前农村的严重问题，深有感触，特别表现在老年人问题和私人生活领域上。该书的“调查随笔”中的“农村文化建设”部分的四篇调查随笔，都是讨论当前农村老年人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处境的。而如果把视野进一步拓宽，“村级治理”涉及的诸多问题，实际上都在力图理解社会急剧转型对农村社会的冲击，“从熟人社会到半熟人社会”、“村庄自主生产价值的能力”、“私人生活与乡村治理研究的深化”等多篇文章讨论了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基础的变化对乡村治理的影响，而“农民行动单位”的议题，则基于现代化对乡村社会结构的冲击的假设，尝试从乡村社会的基本结构方面的差异来理解当前的中国农村。理解转型期的中国乡村社会性质，一直是作者多年来的努力，从《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性质调查笔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始，作者力图诉说新乡土中国的真实世界，而作为这种诉说的延续，《乡村的前途》显然在理解真实上获得了不少进展。以“中国农村发展的中长期前景及目前的对策——兼论乡村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为代表，表达了作者在理解农村真实基础上的对农村发展前景的关怀。如果说“低消费、高福利”是作者对新农村建设本身的核心问题的解读的话，那么，在这篇长文当中，作者已经开始回答为什么文化建设是今后农村发展的关键；如果说“新农村建设：打造中国现代化的基础”以及“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把新农村建设放在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转折的高度，那么，这篇长文则表明作者已经开始了对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而“乡村建设”是这种探索的关键词。
“乡村建设”在作者的眼中，具有多重意义，在“乡村建设的三重意义”一文中，作者指出，乡村建设的第一重意义在于乡村建设需要把农村建设成为国家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基础，第二重意义则在于建设人的内心和谐、人际关系、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的乡村文化，关心的核心问题是中国未来的出路，而第三重意义则在于要将现代文明和中国传统文明结合起来，让中华文明有腾飞的希望。在这篇文章成文(2002)几年以后的2005年，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为“乡村建设”的三重意义提供了新的重新诠释的机会，这也就是作者在新农村建设“文化建设”说上所主张的“低消费、高福利”所内含的中国现代化的现实基础和远期目标的结合。然而，作者并不讳言“新乡村建设理论”的“乌托邦式”的建构。在“后记”里面，作者谈到其1987年上大学不久就对乡村建设产生了兴趣，并写了不少相关文章，而且，大学毕业以后，还组织农村青年进行了实践，1990年代初还与志同道合者组织了现代化与乡村建设促进会。如果说之前的这些试验更多的是一种乌托邦理想的话，那么，1990年代中后期以后的农村调查研究，则使得作者的这些理想有了更现实的基础，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便是这种努力。也就是说，这种研究努力，使得“文化建设”说的“乌托邦”意象被消解。
然而，作为对未来的一种期盼，作者始终未掩饰其对“乡村建设”中的“新乡村”的追求，以致于在《乡村的前途》中仍然用与全书语言似乎不太相配的修辞描写了其对“新农村”的想象：“我希望重建田园牧歌的生活，希望温饱有余的农民可以继续享受青山绿水和蓝天白云，可以继续享受家庭和谐和邻里友爱，可以继续享受陶渊明式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休闲与情趣”。这种想象，既延续了传统的理想和文人的情结，又包含了作者对实现新农村理想的信心和中华文明腾飞的希望。然而，在“文化建设”说的理路中，这种“乌托邦”不是空想，而是“理想”。
(《乡村的前途——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贺雪峰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版，32．00元)
联系贺刚刚出版的《乡村的前途——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山东人民出版2007年版)中的主要观点，这种争论，多少有点误解的成分在里面。反对者认为，贺仅仅强调文化建设而忽视经济建设，无论如何都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没有“生产发展”就不可能有“新农村”。但是，很显然，贺并没有排斥“生产发展”的意思，只是认为，当前的“新农村”建设的一系列政策，诸如粮食直补、现代农业建设，其导向都在于单纯地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水平，而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以及作为其基础的农村社区组织包括乡村组织建设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换言之，新农村建设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二十字方针，只是片面地在执行。在这种情况下，强调与经济建设不同的文化建设的思路，无疑对新农村建设的在主流思路之外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在《乡村的前途》之开篇“新农村建设：打造中国现代化的基础”一文中，作者梳理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三种主要代表性观点，即以林毅夫为代表的“拉动内需”说、以温铁军为代表的“农民合作”说以及政策部门的较为务实的观点。在“拉动内需”说看来，国家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从短期看来可以增加农民就业和收入，拉动内需，从长期来看，可以解决进城农民就业问题，发挥中国劳动力廉价的比较优势，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在“农民合作”说看来，新农村建设的重点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农民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有效应对市场和国家；而政策部门的代表性观点主要有陈锡文和郑新立的观点，前者注重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后者注重村庄基础设施建设。无庸置疑，“拉动内需”说之经济理路占据了当前新农村建设的主导地位，而作者的文化建设的主张较为接近“农民合作”说，其区别在于农民合作之现实性的判断上：通过经济合作组织并不能有效达成农民合作，反而是文化建设可以取得较好的效果。如果说文化建设也算一“说”的话，国内学界关于新农村建设的意见就有四种，其中，较为系统的理论主张有三种，即“拉动内需”说、“农民合作”说和“文化建设”说，外加政策部门较为零散但务实的主张。
表述“文化建设”说的关键词应该是“低消费、高福利”。在“农民福利问题”这一小节中，大部分关于农民福利问题以及农民增收问题的文章都成文于2002年和2003年之间，表明作者对于新农村建设之文化建设路径的“低消费、高福利”之说早就有了较为深入的思考。在这些思考当中，作者通过其政策观察以及乡村建设试验的实际经验，破除了农民增收的神话并提出了农民福利的另类计算。而这种思考，显然建立于作者对中国宏观的农村发展战略的理论思考以及多年农村调查的经验感受基础之上。“新农村建设：打造中国现代化的基础”以及“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两篇长文，表明作者对新农村建设的理解放在了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战略转折的历史性地位。在作者看来，新农村建设的现实目标是让农村成为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其远景目标则在于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道路的实现现代化的中国道路，而这条道路的实现，不仅仅在于经济的高速发展，而还在于如何让广大农民分享现代化的好处。“低消费、高福利”的战略意义在于，在城乡二元结构将长期存在，农民增收水平有限的情况下，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提高农民的福利，不仅有可能抵消因为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而带来的农民对于现代化好处的感受力较差的现实问题，而且，还可以避免物质主义对于中国农民的完整的价值观的解构。作者对于现代化建设的西方道路对于中国农村的解构，以及由此带来的当前农村的严重问题，深有感触，特别表现在老年人问题和私人生活领域上。该书的“调查随笔”中的“农村文化建设”部分的四篇调查随笔，都是讨论当前农村老年人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处境的。而如果把视野进一步拓宽，“村级治理”涉及的诸多问题，实际上都在力图理解社会急剧转型对农村社会的冲击，“从熟人社会到半熟人社会”、“村庄自主生产价值的能力”、“私人生活与乡村治理研究的深化”等多篇文章讨论了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基础的变化对乡村治理的影响，而“农民行动单位”的议题，则基于现代化对乡村社会结构的冲击的假设，尝试从乡村社会的基本结构方面的差异来理解当前的中国农村。理解转型期的中国乡村社会性质，一直是作者多年来的努力，从《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性质调查笔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始，作者力图诉说新乡土中国的真实世界，而作为这种诉说的延续，《乡村的前途》显然在理解真实上获得了不少进展。以“中国农村发展的中长期前景及目前的对策——兼论乡村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为代表，表达了作者在理解农村真实基础上的对农村发展前景的关怀。如果说“低消费、高福利”是作者对新农村建设本身的核心问题的解读的话，那么，在这篇长文当中，作者已经开始回答为什么文化建设是今后农村发展的关键；如果说“新农村建设：打造中国现代化的基础”以及“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把新农村建设放在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转折的高度，那么，这篇长文则表明作者已经开始了对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而“乡村建设”是这种探索的关键词。
“乡村建设”在作者的眼中，具有多重意义，在“乡村建设的三重意义”一文中，作者指出，乡村建设的第一重意义在于乡村建设需要把农村建设成为国家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基础，第二重意义则在于建设人的内心和谐、人际关系、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的乡村文化，关心的核心问题是中国未来的出路，而第三重意义则在于要将现代文明和中国传统文明结合起来，让中华文明有腾飞的希望。在这篇文章成文(2002)几年以后的2005年，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为“乡村建设”的三重意义提供了新的重新诠释的机会，这也就是作者在新农村建设“文化建设”说上所主张的“低消费、高福利”所内含的中国现代化的现实基础和远期目标的结合。然而，作者并不讳言“新乡村建设理论”的“乌托邦式”的建构。在“后记”里面，作者谈到其1987年上大学不久就对乡村建设产生了兴趣，并写了不少相关文章，而且，大学毕业以后，还组织农村青年进行了实践，1990年代初还与志同道合者组织了现代化与乡村建设促进会。如果说之前的这些试验更多的是一种乌托邦理想的话，那么，1990年代中后期以后的农村调查研究，则使得作者的这些理想有了更现实的基础，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便是这种努力。也就是说，这种研究努力，使得“文化建设”说的“乌托邦”意象被消解。
然而，作为对未来的一种期盼，作者始终未掩饰其对“乡村建设”中的“新乡村”的追求，以致于在《乡村的前途》中仍然用与全书语言似乎不太相配的修辞描写了其对“新农村”的想象：“我希望重建田园牧歌的生活，希望温饱有余的农民可以继续享受青山绿水和蓝天白云，可以继续享受家庭和谐和邻里友爱，可以继续享受陶渊明式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休闲与情趣”。这种想象，既延续了传统的理想和文人的情结，又包含了作者对实现新农村理想的信心和中华文明腾飞的希望。然而，在“文化建设”说的理路中，这种“乌托邦”不是空想，而是“理想”。
(《乡村的前途——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贺雪峰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版，32．00元)